作者：星社内参组
本文转载自：恒星通讯社（ID:FTPLab）
撰写 | 守常
“九州欢乐靠懂王”，特朗普今天正式宣布参选下一届美国总统，全球媒体顿时一片沸腾。
因为这位前美利坚的全境守护者、海湖庄园的合法继承人携流量降生，只要他重新进军铁王座，今后至少两年就又可以有说不完的话题。
但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暂时不是特朗普，而是催生他的时代政治背景。
这次美国中选所造成的后果，远不是特朗普怒而兴师这么简单，而在于它加剧了一个未来将深刻改变美国的政治矛盾——
宪政危机。
我们结合这次中选来讲起。
这次中选共和党没有如愿掀起红色浪潮，其内在多种原因我们已经看到不少文章作出不同分析，大家梳理得都挺好。
我想提供一个我们较少关注的观察角度作为补充，为同志们研究舆论战规律做参考，这就是：
我们知道，中选开打之前，民主党面临的形势是极其被动的。
首先是有【执政党中选不利】这条历史规律高悬在头上，从1934年起到这次之前22次中期选举，执政党平均要丢掉28个众议院席位和4个参议院席位。
平均的意思就是，哪怕总统做得再好，最多也只能祈求上帝让他的党派丢少一点席位。
比如罗斯福，算是美国现代总统中最牛的一位，1938年中选却兵败如山倒丢了众议院72席；而冷战后顺风顺水的克林顿，1994年在众议院也是一口气丢了54席。
至于总统所在党派要增加席位，那纯靠天意，非人力所能强求，我算了一下，八十多年来这种情况在参众两院总共只发生10次，还都是个位数的增加，几乎属于偶然误差。
这还是强势总统的情况，如果遇到弱势总统，则选情更不容乐观。
所以战前民主党人看着这两年的“成绩”，心情比热锅上的蚂蚁还急。
两年来，在党争恶化的背景下，美国的经济问题如通胀等、社会问题如种族、控枪等、民权问题如堕胎权等，都没有取得能拿得出手的成绩，几个成行的内政法案还都是大幅妥协下靠微弱优势强行通过的。
在这种大背景下，民主党要避免溃败就必须构思新的打法，不能在常规议题和共和党做深度缠斗。
把共和党和特朗普进行深度绑定，全力塑造共和党候选人是一群“选举否认者（Election Deniers）”的形象，在舆论而非议题上取胜。
这个策略之所以老辣，就在于它敏锐捕捉到一个重大选情变化：
人数众多的中间选民虽然对特朗普态度不一，但多数反感其否认总统选举结果的行为。
历史上否认选举结果的情况极为罕见，所以民主党的策略制定者大胆决定利用好这个政治机会，果断抛弃以往以政见辩论、巩固阵营为主的常规路线，改防守为进攻。
其核心思想，就是集中火力主攻共和党的特朗普问题，以达到迫使共和党进入不利战场进行决战的目的。
这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激进打法，要想成功就必须全党一致、严格执行，而民主党人确实也做到了。
举个例子，在战况最激烈的阶段，奥巴马就打破前总统不评论前总统的政治惯例，在宾夕法尼亚等关键战场亲自下场助阵。
就奥巴马辅选这个事情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新闻对比，大家就能知道什么叫绑定策略。
正常的媒体报道应该是客观阐述事实，不带任何色彩，比如我们这种：
标题：《奥巴马在宾夕法尼亚州为费特曼助选，矛头直指选举否认者》
就好在它看起来也是在阐述事实，但实际上暗中已经完成了意识输出：
一方面它完成了捧的使命，既点出了民主党候选人的名字，加深了选民印象，又把这个候选人和在中间选民中具有号召力的辅选人联系在一起，增加了目标受众的好感；
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它又完成了踩的使命，它既没有提到共和党候选人的名字，避免了帮助对手增加曝光，同时又借助“客观引述奥巴马的演讲”而直接把对方统统都归入“选举否认者”一类，强化了民主党所希望的选民认知。
而在另外一个自由派的主阵地《纽约时报》，对这个事情的报道则直接给特朗普定性：
标题：《三位总统为一场超越2022年的分歧鏖战宾州》
摘要：随着中期选举接近尾声，最近两位民主党总统的建制派政治遭遇了最后一位共和党总统的破坏性力量，国会控制权岌岌可危。
“民主党-建制派力量”、“共和党-破坏性力量”，《纽约时报》这是在做什么绑定？
在“客观”的包装下兜售“主观” ，这就是它们的惯用招数。
和更加直来直往的保守派比起来，这些号称“新闻良心”的自由派隐藏起双标的手法真的是熟练很多。
我们常说美国的选举是一场烧钱大战，这些钱主要就烧在宣传广告上，因为媒体对选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间选民每天被这些“没有倾向性”的主流媒体轮番植入意识，很难不形成对共和党的抗拒心理。
而亲共和党的保守派媒体由于势弱，且共和党内部出现分裂，因此无法形成有力反击，只能在传统议题上做最后抵抗。
就这样，民主党人通过把【共和党部分候选人获得特朗普支持】、【特朗普始终否认总统大选结果】两个事实嫁接起来，最终完成了【共和党就是选举否认者】这个片面结论的“正确化”和“共识化”，撬动起庞大的中间群体。
实践表明，对于民主党来说这个策略是极其成功的，借助中间选民被点燃的熊熊怒火，他们不仅逆势守住了参议院，还惊险保住了多个关键众议院席位，几乎可以说是巨大胜利。
也因此，拜登几觉睡醒就成为自己口中“四十年来丢掉国会最少的总统”，笑逐颜开。
民主党人究竟是凭借政绩还是靠盘外招数筑起的“蓝色堤坝”，他们心里没点数吗？
但是，在以胜选论英雄的美国政坛，他们不管用什么手段，当下赢了就是赢了，至于眼前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怎么办、撕裂的国家如何弥合，我们目前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论述。
但是，我们仅停留在这一层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个层面的事物价值还不够大。
我们还要往纵深发展，去探究其深层次的问题，得出更具有意义的观察结果。
我认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没有利用好这种“中途纠偏”的制度设计，解决撕裂美国的诸多问题，也没有给出有说服力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极化的政治现状迫使两党进一步沦为利益型、选举型政党；
一方面则是因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已经超出了两党的能力范围，哪怕它们有纠正国家方向的意愿，也没有这个能力。
举个例子，它们首先无法解决的，就是关于美国政治论述的内在矛盾。
为什么民主党给共和党候选人贴上“选举否认者”标签，杀伤力就会这么巨大呢？
因为这个标签击中了美国社会最敏感的政治信条。
众所周知，“民主”和“自由”是美国宣传中的两大神主牌，号称“美国与生俱来的信仰”。
二战后美国最负盛名的政治学家之一、已故的美国政治学会前主席罗伯特·达尔在其1977年发表的《论消除美国民主障碍》中，曾总结美国的五大“历史承诺（Historical Commitments）”，分别是：“宪政秩序、民主政治、公司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福利国家和世界角色”。所谓“历史承诺”，就是近乎教条般扎根于美国社会的精神思想。在数十年的强化宣传下，现在多数美国人对于“民主政治”已经不再持有辩证的批判思维，而是无条件接受。因此，“选举否认者”一词在他们看来，几乎就等同于“政治叛国者”，必须坚决予以铲除。
这种僵化思维的对外表现，就是美国政府把美国的利益需求打包成美式“民主”和美式“自由”满世界推广，不容别人质疑。
一套能成立的理论，其底层逻辑一旦是自洽的，我们只需问一个问题，就能知道美国的论述能不能自圆其说：
当“民主”和“自由”两个神主牌迎头相撞，美国该何去何从？
当民主规范中的【多数原则】和自由规范中的【少数权利】之间发生矛盾，应该由谁以及怎样来调和这两者？能不能调和？
此前我们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其反映的是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和其他族群围绕“美国究竟是谁的美国”的争端，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属性定位危机。
而如果是从政治层面着眼，则这个问题就会变成更难解答的“民主”和“自由”争端，即：
- 如果多数人反对堕胎权，那能否强迫少数人不得依照自身意愿选择堕胎？
如果按照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那上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自然都是“能”。
而如果按照自由的权利不可侵犯原则，则上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又必须都是“否”。无论是哪个答案，都意味着美国必须亲手推翻其“民主”和“自由”两大神主牌中的一个。这就说明，美国关于“民主”和“自由”的论述是不能自洽的。根据皮尤研究中心今年六月份的调查，美国成年国民中支持堕胎权和反对堕胎权的比例为61%：37%；也就是说，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即便是少数群体的体量占总体足足三分之一以上，它还是只能接受另外不到三分之二的人的规定；或者是更坏的情况，当这个少数群体中的精英恰好占据了某些关键岗位，它甚至可以强迫多数人接受它的规则。“No Justice No Peace”，无正义则无和平
这还仅仅是堕胎权一个问题，美国还有诸如控枪、种族、移民等重大争议问题呢？
- 控枪：根据政治网站POLITICO今年五月份的民调，59%美国选民认为中选之后通过更严格的控枪法令重要，32%则认为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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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根据美国民调机构Civiqs今年十一月份的民调，43%美国选民反对“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黑命贵）”运动，41%支持，15%不支持也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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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今年五月份拜登宣布终止第42条驱逐令时，哈佛大学做的民调显示55%的美国成年人认为该条款有助于阻止移民，因此反对终止，而45%的人认为该条款对移民不利，就应该终止。
在这些问题上，美国究竟是“民主”压倒“自由”，还是“自由”压倒“民主”？
还是最终只能分裂为一个“民主”的美国和一个“自由”的美国？
这种立国根基级重大难题的求解，对一个年轻的国家而言，无疑将是个极其痛苦的过程。
更痛苦的是，这个问题的根源是自美国制宪时就埋下的。
换句话说，美国现在遭遇的，很可能是无法解决的宪政危机。
因为“自由”是其基因，但“民主”却不是其立国思想，而是后来经过历代不断包装神化的结果。
这并非民粹式的夸张说法，而是学术界的一种批判认识。
用罗伯特·达尔的话说，美国的制宪会议并非真的如神话般的“半神大会”，而是“55个像我们一样的凡夫俗子所通过，而实际签署这一文件的却只有39人，其中大部分是一些奴隶主”。
美国学者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批判？
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过度的包装神化，反而不利于事物的自我修正。
相比于美国学界的冷静和负责，美国的政界显然没有自觉意识。
美国政府现在喜欢到处讲民主，但却始终不提一个问题，那就是它的宪法并非依据民主理论而制定，而是根据共和理论而制定。
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强调人民主权，而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民主侧重的是权力平等和程序规范，而共和侧重的是权力协商和权力制衡。
一个农庄有100个社员，现在开会讨论要不要买一头牛，如果是民主原则，那投票时只需51个人觉得可以买，这头牛就买下了，另外49个人再怎么反对也没用。
而如果是共和原则，那这51个人就要和另外49个人协商，看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不想买牛，最终协商的结果很可能是买成两头小牛和两头小猪，交给双方各自养大，从而实现最大公约数。
事实上，西方的共和概念和民主概念一样起源于古希腊（是的，希腊奴隶制共和时代比罗马还早），甚至共和比民主的出现还早，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共和普遍被视为与民主相抗衡的概念。
因为民主在近代以前一直被认为是“暴民政治”，是一种必然失败的政体。
在西方民主的诞生地雅典，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大思想家一致认为民主差不多是所有制度中最坏的制度，只会让未经训练的、不适合参政的人获得足以胡作非为的权力，最终导致一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崩溃。
- 苏格拉底自不必说，向来主张精英治国，最后被雅典公民大会以不虔诚和腐蚀青年思想的罪名审判，服毒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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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亲历上述悲剧的全过程，认为民主制度是导致苏格拉底之死和城邦文明衰落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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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则是亲眼见证希腊古典时代结束，他对以雅典为代表民主城邦的兴衰有着深刻的见解，因此将民主归类为“离经叛道的宪法”。
当然，雅典的民主制度和我们如今说的民主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们不能也不应以此否定现代民主的价值。
举上述事例仅仅是为了说明，在西方历史中民主的政治含义是趋于负面的。
而发生在民主故地希腊的这些历史，最终穿透两千年的岁月，直接影响到美国制宪者们为这个新生国家寻找政治样本时的选择。
因此，和后世对制宪精神的不断神化不同，二百多年前美国的缔造者们在制定1787年宪法时，首先放弃的就是民主主义，转而采用共和主义。
1787年宪法虽然以“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开头，却没有赋予人民这个词汇明确的法律定义，只确定了主权在民的大致思路，至于人民该如何行使这个权力就交回给各州自己看着办，于是各州不约而同采用了以财产划分权力的规定。
- 比如弗吉尼亚就规定只有拥有50英亩空地+25英亩耕地+一座12英尺乘12英尺房子的成年白人男子才有投票权，而马萨诸塞州的标准则是拥有每年产值40先令的庄园或40英镑个人财产，等等。
这种将权力实物化的做法，就把广大曾为独立战争做出重要贡献的底层白人、黑人等群体统统排除在人民之外。
直到1856年，也就是建国八十年之后，美国各州才陆续废除了对白人选民的财产规定，至于种族和性别限制，还要分别等到1870年和1920年才由宪法予以解除。
而最终美国确立强制性的一人一票原则是在1964年，至今也就短短五十多年，可见美国宪法中的“民主”基因并不是宣传中那样强。
如果按照民主原则，那美国的总统、国会议员选举就应该按照选民票数来确定，可现实是，如今美国总统是按照选举人团票数来定、参议院席位按照每州2票来定。
1、总统并非普选票多就能当，而是选举人团票多才能当。历史上美国发生过5次总统候选人获得更多普选票却丢掉总统位置的情况，分别是1824年的杰克逊、1876年的蒂尔顿、1888年的克利夫兰、2000年的戈尔、2016年的希拉里，这显然违反了民主原则。
2、参议院议员所代表的选民数量有天壤之别。比如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3900万多人有2个参议院席位，而人口最少的怀俄明州50多万人也是两席，相差将近80倍。事实上，加利福尼亚1个州的人口比人口数量较少的21个州总和还多，但这并不能阻止这些州获得42个参议院席位，这显然也违反了民主原则。
那么，这两个这么明显的漏洞，为什么会长期存在于美国的政治当中呢？
就因为制宪时各州代表谁也不服谁，大州和小州互相否决方案，最终拖到没办法，才达成了康涅狄格妥协和五分之三妥协两个总体方案。
而这几年我们看到的美国社会撕裂加剧，实际上就是在经济不平等恶化、身份政治兴起等大背景下，美国宪法内在的“不民主”缺陷与民众日益增加的“被民主”担忧之间的矛盾被不断放大的结果。
这就预示着，如果不及时修正这个重大缺陷、探索一条与时俱进的政治协商道路，那美国社会的内部矛盾只会日益加深。
很明显，在这种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才是美国政界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
而作为美国政治的垄断者和受益者，民主党和共和党最应该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由两党把控的美国国会也应当成为履行这个政治使命的机构。
可惜的是，我们如今只看到两党日常在具体问题甚至是人身攻击上无谓缠斗，没有看到他们在竞选这么重要的场合就这个重大问题进行认真阐述和广泛动员，而原因我们上面讲了，一则无心，二则无力。
换句话说，两大政党这种失职，既是宪政问题无解的催化剂，也是这个问题难解造成的结果。
这就预示这美国大概率要迎来更加撕裂、动荡的时代，甚至不排除因此而出现分裂，而这正是宪政危机之所以被称为最根本性危机的原因。
既然建制派已经无力，就不能怪那部分深感“被代表”的美国民众选择相信特朗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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