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疏浚大运河，为什么可以再造北方经济？

在朱棣迁都北京的准备工作中，除了建设北京城外，最为重要的就是疏通经济命脉——大运河。

今天的京杭大运河。来源/纪录片《航拍中国》截图

如果我们梳理自秦代以来中央王朝的都城变迁，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在不断地向东部移动。从汉至唐在长安与洛阳之间来回摇摆，到五代北宋独爱开封，到金、元、明、清定鼎北京，中国大一统王朝的首都从关中平原迁到燕山脚下。促成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经济重心的转移。

当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后，如何保证南方的钱粮输送到首都，是统治者极为关切的问题，通过京杭大运河与江南直线连接的北京，在保证漕粮这点上对关中已经具备绝对优势，而这种变化是在千年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秦国位居关中，兼有巴蜀，这两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天府之国”为秦攻灭六国、统一天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彼时的关中平原，外有关山之险抵御外敌，内有千里沃野生养国民，进可攻取天下，退可据关自守，是定都的最佳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增加，关中平原的环境逐渐恶化，生产力已经无法支撑。在唐代，就有帝王率百官前往洛阳就食的记录。此时，关中平原已经从“天府之国”成为《新唐书》中“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的情况。

这时，隋朝和唐朝仍然能定都长安，大运河起到了重要作用。

纪录片中，隋代大运河开凿的情景。来源/纪录片《大运河》截图

翻开历史地图，我们可以发现，隋代开凿的大运河并不是今天“京杭大运河”的直线形，而是人字形，曲线的设计正是为了用大运河连接首都地区。长久以来，对于隋代开凿大运河的目的，多集中在维系江南统治和对高句丽的用兵这些政治因素，其实大运河的经济作用同样巨大：江南与河北在当时都是重要的产粮区，大量粮食通过大运河到达洛阳，再转运至长安，供给都城，仅河北一地，在开元年间就有三岁输入七百万石租米至关中的记录。当洛阳与长安之间的水运出现问题时，哪怕是帝王之尊，也得去洛阳讨口吃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南方，在河北先为叛军所占、后为藩镇割据的情况下，江南的钱粮成为维系唐朝生命的血液。

那么，为什么不能一直采用这样的输血模式，继续维系关中的首都位置呢？除了政治原因外，疏浚大运河的高昂成本也是重要原因。黄河等河流携带的大量泥沙，人工开凿的大运河极易堵塞，唐代为了疏浚大运河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到了北宋，为了维持开封的漕运，北宋朝廷也是穷极心血。靖康之耻，宋室南渡，大运河荒废，南宋使臣楼钥出使金国时，就感叹原来的大运河已经与陆地平齐，河道上有人盖房，有人种地，已经不复往日情形。元代统一中国后也未能全面疏浚大运河，而是采用了风险更高的海路来运送粮食。

大运河的组成部分。来源/纪录片《大运河》截图

因此，即使朱元璋派遣朱标前往关中考察，最终也未迈出迁都的一步，毕竟，以当时的情况迁都西安，大明君臣的吃饭问题怕都难以解决了。京杭大运河再次焕发生命力，则要等到明成祖朱棣了。

朱棣在取得政权后，立刻开始了新都城——北京的建设，原本的京师应天府改为南京应天府，朱棣的封地北平则改为北京顺天府。之所以要迁都北京，除了北京是朱棣的政治根基所在外，守卫北方边界（尤其是新入版图的辽东）也是重要因素。为了守卫北方，朱元璋就将成年诸子分封至边地。面对蒙古势力的威胁，朱棣本人更是深有体会，而边地驻军的粮饷物资大部都需要从南方运输，因此修筑北京城与疏浚大运河，成为朱棣迁都的头等大事。

明成祖坐像。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朱棣开始营造北京，五年以后，朱棣命工部尚书宋礼疏浚会通河。会通河，是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始凿，由忙速儿、张孔孙、李处巽、董其役，六个月而成，全长二百五十余里，元世祖赐名为会通河。此时的会通河仅仅是须成县至临清的河段，全程都在山东境内。元代开凿会通河的目的是希望南来漕船再不用远涉渤海，可直达大都。但当时因河道浅，不能重载，终元之世，漕粮仍以海运为主。洪武年间，又碰上黄河在河南决口，大量泥沙进入会通河河道，造成会通河的淤废。明初运往辽东的军粮物资也要通过海运才能实现。

永乐九年，工部尚书宋礼开始主持疏通会通河。宋礼是一个德才兼备的能臣，他吸取了元代在修筑会通河时分水枢纽选择失败的教训，听取了汶上老人白英的意见，筑堽城坝及戴村坝，保证会通河的水量。元代会通河的问题在于水量不足，济宁以北的河段因为只依靠水量不稳定的汶水作为水源，只能通行小船，致使无法承担漕运的功能。宋礼则先建戴村坝，截住汶河之水，再从戴村坝至南旺分水口开挖一道八十余里长的小汶河，以汶济运。同时，广引泉源，沿大运河设置水柜，分段置闸，堰水通航，保证了大运河可以发挥漕运作用。

但会通河的疏浚并未完成大运河的全段通航工作，直到永乐十三年，为了解决最后的阻碍，朱棣让平江伯陈瑄开清江浦河道，使得大运河南北全线贯通，再无阻碍，大运河也真正取代海运成为漕运的绝对主力。清江浦，今江苏淮安县城北一段里大运河的前身。在清江浦开凿之前，水运只能到达淮河，然后要转经陆运，再重新进入水道，转输甚劳。因此，朝廷让当时负责督运漕粮的平江伯陈瑄负责开凿清江浦。陈瑄用五个月的时间开凿清江浦河道，由城西管家湖导水，至鸭陈口入淮。从此，江南漕船可以直接到清江浦，既免除陆运过坝之苦，又减少许多风险。至此，大运河航线全面贯通，北京城有了新的生命线，而这条生命线，保障的不仅是北京城，更是整个北方的经济。

长久以来，对于明代大运河对北方沿岸的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学界一直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大运河沟通南北，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对于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有的学者则根据史料分析，一方面大运河走的是官船，民间使用有限，另一方面，为了保障大运河的供水，牺牲了两岸农民的灌溉用水，不应夸大运河的经济作用。大运河的经济作用，是一个极为宏大的命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永乐年间而言，大运河的疏浚，拯救了北方，尤其是华北和辽东的经济。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大运河缓解了北方为京师供粮的经济压力。自五代以来，北京就被少数民族政权所占领。北宋因为一直未能夺回燕云十六州而在战争中处于被动局面。明军好不容易将元军赶回草原，把疆域拓展到辽东，又岂能轻言放弃？坐镇南京虽然靠近经济中心，但在国土防卫上则先天不足。毕竟当年南朝刘宋就是以南京为都城，纵使刘裕气吞万里如虎，攻下长安、洛阳，最终也是守不住北方。定都北京，虽是“天子守国门”，但对于大明王朝的稳定，有着重要作用。

明成祖既然决定迁都北京，那北京的补给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棣首先想到的是在北京周边屯田，保障京师的供给。朱棣为了推广屯田，制定了两个办法：一是令有罪之人在北京卫所屯田，二是从其他地方向北京移民。按照朱棣原本的设想，通过屯田，应该能够解决北京的粮食问题。在《明太宗实录》中记载了永乐元年朱棣对朱高炽谈论移民至北京屯田的目的：“意数年之后可以助给边储，省馈运之劳。”朱棣甚至认为辽东的粮食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但现实往往比理想骨感。为了兴建北京城，北京境内的人民承担着繁重的徭役，哪里有时间精力再去种地纳粮呢？因此，大运河的贯通，使得粮食可以从江南富饶之地运来，北京以及华北、东北的农民暂时不必同时承担徭役与纳粮两个重担，对于恢复北方的农业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明嘉靖 《北京宫殿图》。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根据现代学者考证，在疏浚会通河以及推动大运河取代海路的过程中，山东等处地方官员的态度非常积极，原因正是通过大运河漕运可以大大缓解山东的民生压力。

其次，大运河给了北京城一条相对高效、安全的补给线，保证了北方边界的稳定，对恢复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明成祖全面疏浚大运河之前，为了营造北京城和供应北方地区的军粮，在屯田已经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明廷选择的是海陆联运的策略。明初，海运因其较高的经济性，在南北漕粮运输中有着重要地位。即使在洪武末年下诏取消海运后，在建文至永乐十三年的十七年间，海运仍然是维系江南与北方经济往来的重要方式。在靖难之役中，江阴侯吴高等人屯兵辽东，威胁朱棣后方，此时陆运通道已被朱棣截断，辽东的补给就靠江南的海运补给。到了明成祖即位，也延续了这一做法，后来开凿清江浦的陈瑄，就是海运的主要负责人。与工部尚书宋礼不同，平江伯陈瑄是武将出身。陈瑄早年跟随蓝玉平定西南，在朱棣进攻应天时主动投降，被封为平江伯，深受朱棣信任。朱棣即位后，命其负责海上漕粮的运输。陈瑄在永乐元年便从海上向北京、辽东输运粮食四十九万余石，以供应两地兵饷，后又在直沽建百万仓，修筑天津卫城。因此陈瑄对于海运的风险也十分了解，除了自然因素外，还会遭到海寇的袭扰。例如，在永乐七年，陈瑄就在青州海面遇到倭寇侵掠沙门岛。虽然陈瑄最终击败倭寇，并将倭寇船只全部焚毁，但也说明海路运输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将国家命脉交在一条充满威胁的航路上，并非明智之举。

因此，有了大运河这样一条相对陆路高效、相对海路安全的运粮路线后，明廷在京师和边境的驻军有了粮草的保障，永乐年间朱棣能够率大军御驾亲征漠北，与大运河漕粮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而永乐年间北方边境军事上的胜利为北方人民恢复生产提供了安定的环境，才能有后来的“仁宣之治”，这一点，大运河功不可没，对北方经济堪称再造之功。

最后，尽管大运河的政治性大于经济性，但在客观上仍然促进了大运河沿岸的经济发展。虽然大运河上商船、民船与官船相比数量不高，不过，作为全中国最重要、最繁华的南北水道，其数量仍然是可观的，最好的证据就是大运河沿线大量的商业城市，南方的扬州、杭州自不必提，会通河贯通之后，小县临清，因为大运河的关系，一跃成为江北五大商埠之一。而大运河沿岸的济宁等地，也同样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北方生产的粮食，南方生产的丝绸、茶叶，北方的晋商，南方的徽商，南北双方的人力、物力都通过大运河进行交流。大运河的疏浚，成功盘活了南北经济。

大运河周边城市的兴起。来源/节目《行走大运河》截图

自隋代开凿以来，大运河就是古代中国都城重要的生命线。从隋到明，虽然大运河的河道在千年时间中发生巨大变化，这一特点却未改变。明代永乐年间对大运河的疏浚，不仅保证了北京城的首都功能，更为安定北方边界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也让北方经济得以恢复发展，更是促进了大运河沿岸商业城市的形成。某种程度上讲，明成祖疏浚大运河堪称再造了北方经济。

参考文献：

中研院史语所：《明太宗实录》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

邹逸麟：《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樊铧：《明初南北转运重建的真相：永乐十三年停罢海运考》，《历史地理》第二十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