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没有统一的“国语”

这个国家，没有统一的“国语”

自印度现任总理莫迪上台后，印度政府的较多政策都带有相对明显的“印地语优先倾向”。这逐步引起了印度南方各邦的不满与恐惧，印度南部邦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M.K.斯大林就印度议会官方语言委员会提交的“强化印地语”报告致信莫迪，他在信中强调，强化印地语的行为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会给印度带来分裂的危机。

语言是国家建构和强化认同的重要方式，而印度目前语言复杂多样，国内现存的语种约上千种，而使用人数超过一百万人的语言也有三十种之多，印地语、旁遮普语、孟加拉语、古吉拉特语和泰米尔语等各有特点的语言数不胜数，复杂的语言状况导致印度至今仍没有一种全国统一的“国语”。

不同语言背后蕴藏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使得印度语言的复杂程度进一步提升。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分别作为印度的第一、二大宗教，其使用的语言存在差异，而大量分布在旁遮普邦的锡克教徒又以旁遮普语进行交流，宗教烙印使得语言问题的处理更为棘手。

从语言角度进行划分的话，印度大致分为北部的印欧语即：印度——雅利安诸语，和南部的达罗毗荼诸语。随着公元前二世纪雅利安部落的入侵，梵语逐渐进入了印度北部，使得印度北部语言发生了变化，当今的印地语即是在梵语入侵后逐步演化而来的；而南方语系受到梵语的影响较小，保留了更多其原有特性，这也就成为了部分南方泰米尔语使用者抨击印地语文学文化传统较浅薄的依据。

公元7世纪，随着阿拉伯人的入侵，阿拉伯语也逐步传入了印度地区，阿拉伯人控制信德和木尔坦地区时期，常用信德语和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而随着波斯——突厥人进入到南亚印度地区，印北的语言系统中又加入了波斯语，中亚穆斯林的不断推动也使得波斯语在印北地区的地位逐步超过了原有的梵语；11到12世纪左右兴起的乌尔都语则包含了大量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和发音，随着伊斯兰世界使用的语言进入印度，伊斯兰文明在印度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诸如乌尔都语等多个语种都带有鲜明的宗教特色。

从印度的制度建设来看，印度作为一个曾有灿烂文明历史的古老大国，其古代主要推行村社制度，每一个小的生产生活单位独立存在，保守自闭使得它们彼此之间交流颇少；且尽管到了封建王朝时期，中央王朝对于各个村社也更多地采取军事上的控制以维持自身对于地方的统治，少有中央官员来到地方进行文化同化，因此印度各个地区的独特语言得以保存，但社会文化上的整体化程度低和统一语言的缺位，也种下了当今印度语言问题的种子。

外部民族的入侵和迁徙，为印度这片区域带来了多种多样的民族语言，而村社制度的框架又使得这些语言之间融合程度相对较低，各个语言之间的独立性得以留存，而此现象造成了共同交际语言的缺位。尽管梵语和波斯语曾经因王朝发展而在南亚次大陆得到广泛应用，但可惜并没有完全取代不同的地方语言而成为“国语”，语言的隔阂依然未被打破。

当前，印度能无障碍使用英语交流的人数在全球非英语国家内排在前列，而此现象之原因，需追忆到英国对印度殖民的上百年历史中去。

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的语言系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是促成英语全面传播的重要推手。在英国殖民初期，为了传播基督教，一些英国传教士开办了初级英语学校，较少数的印度人开始学习英语。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活动的扩大，英语的需求激增，这也就促成了英语教育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印度人选择接受英语教育，掌握英语和地方语言的印度人愈发增多，而这些人大多最终成为了英国殖民当局的翻译；普拉西等殖民战争中英国的胜利，也让英语以“征服者语言”的姿态逐步在印度大陆上立足。

殖民初期的英国殖民者内部曾经存在过“西方主义派”和“东方主义派”之争，两派的关注点在于“在教育、语言和文化领域，到底是该以英国和西方的教育思想和体系为基础，还是沿用印度的本土文化；到底是该采用印度本土语言作为教育和交流的媒介，还是以英语作为此媒介。”

西方主义派认为，在当时印度莫卧儿王朝统治下，印度主要使用的梵语和宫廷波斯语，而殖民活动如果想要顺利开展，需要加大对英语的普及力度，以更好地为本国攫取利益；东方主义者则认为，英国应该通过学习和融入印度当地人生活的形式来更好地进行殖民统治，殖民政府应积极促进印度文化的学术研究，殖民当局的人员也应懂得印度当地的语言。

随着英国殖民领域的深入和殖民统治的日趋稳固，西方主义显然占据了英国对印语言政策的上风。《印度教育备忘录》等文件的颁布，促成了印度近代英语教学和应用的进一步发展，印殖民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形式，以英语为媒介向印度输出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制度和价值观念，多个领域的印刷品均以英语出版，而如若当时想要在政府取得职位，英语是一个关键的“加分项”。

印度本土精英兼通本土语言和英语，英语最终取代了波斯语成为官方语言，而西方文化与理念也借语言之便渗入印度社会，促成了印度复合式的社会文化。

英语在印度的广泛传播，为殖民当局培养了一批印度本土“代理人”，为英国在印殖民活动提供了便利与支持；但与此同时，一批接受了西方教育与文化理念影响的印度本土精英也为后来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解放思潮提供了巨大支持，他们摆脱殖民者的意愿愈发强烈，这也为印度取得独立和英国殖民统治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1968年在印度议会正式通过的《国家教育政策》进一步明确了印度政府在语言政策上的态度。按照政策规定，中央政府应加快印地语的传播，在官方领域推广使用印地语。联邦政府和各邦政府应重视印地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共同推动印度本土语言的发展，使之成为现代知识交流的有效工具。

同时，该政策明确了在语言教育政策中实施印地语、英语和当地语言“三语模式”，即所有的印度学校必须教三种语言，在讲印地语的各邦除了学习印地语、英语外，还应学习一门现代印度语言，特别是南部语言；在讲非印地语的各邦则要学习本地语言、英语和印地语。三语模式的理想化情况便是在逐步推动印地语的同时，保留各地区的语言特点和文化特征，逐步促进印地语在整个印度的推广与普及，为未来实现印地语的国语化打好基础；英语作为印度对接世界的关键工具自然必不可少，而多语种的共同学习也有利于抑制极端语言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促进不同语言之间的动态平衡。

但同时客观来看，不得不承认的是三语政策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该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印度的语言问题，尽管显性的冲突和矛盾暂时被隐藏了起来，但矛盾激化的危险仍将长期存在。三语政策实质上是印度政府对地区语言民族主义作出的妥协和退让，但这并不代表着该地区极端语言民族主义和分裂势力的消失；三语政策中对地方语言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诸如泰米尔纳德邦等语言民族主义势力的力量，这些势力以此为借口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抵制印地语的教学与传播，成为可能造成国家分裂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