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动荡的推特与混乱的监管；世界杯背后的资本链条

作者：澎湃思想市场

推特的新老板马斯克被推特的logo包围

由于担心马斯克可能放松推特平台的内容审核规定，包括通用汽车、通用磨坊等大型广告商已经从推特平台上撤下了相关的广告。面对外界的质疑，马斯克在推特的空间（Spaces）音频直播上举办了近一小时的问答活动，他提出将上线“推特蓝”（Twitter Blue）的付费订阅功能来阻止虚假账户，用户只有在支付7.99美元后才可以获得“蓝V”认证。在马斯克看来，虚假账户们并不愿为这项服务付费，因此该功能能有效地减少虚假账户的存在，并希望以此来安抚观望中的广告商。然而，有反对声音指出，任何愿意付费的虚假账户也能借此机会获得认证，导致错误信息的传播。在该项功能正式上线后，推特平台上的账户数量激增，最终该功能于11月11日被叫停。

推特平台的争议核心围绕着平台监管、言论自由以及对有害信息的筛查。马斯克曾表示，推特将会允许言论自由，但不会放大仇恨言论；在此前发布的公开信中，这位企业家指出：“我们当下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那就是社交媒体成了极右翼和极左翼阵营的回音室，让人们产生了更多的仇恨，撕裂着我们的社会……在追求流量的过程中，许多传统媒体助长并迎合了这些两极化的极端主义，因为他们认为流量就是金钱。但这种做法让人们失去了对话的机会。”

但推特平台的反应似乎并未像马斯克承诺的那样理性与平和。《华盛顿邮报》报道称，马斯克将自己描述为“绝对的言论自由主义者”，并猛烈批评该公司的前领导层过于僵化和压制，这似乎鼓励了大量匿名推特账户采取行动，他的上任仿佛意味着此前反对种族主义的旧规则不再适用。种族主义、反跨性别的言论在马斯克完成收购后迎来了大幅上涨；而马斯克解封曾发布煽动性言论特朗普推特账户的行为也引发了不少争议。马斯克时代的推特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为似乎没有明确的问责或支持机制，所谓的新措施：“推特蓝”的付费认证也并不完善。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推特上写道:“一个亿万富翁认真地试图向人们推销的‘言论自由’，实际上是每月8美元的订阅计划，真好笑。”对于马斯克的举措，推特前法国首席说客奥黛丽·赫布林-斯托普（Audrey Herblin-Stoop）在该平台上写道:“当你声称要做‘真正的言论自由’时，却解雇了公共政策人员，这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举动。”

另一方面，马斯克期望在推特公司实现工作制改革，此举引发了员工一轮又一轮的离职潮。据新浪财经报道，此前马斯克向员工发送电子邮件，称计划取消远程办公机制，每位员工每周需至少坐班40小时；马斯克更是对推特员工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其在美东时间17日下午5时前签署承诺书，承诺衷心服务“全新面貌”的推特，否则就领遣散费走人。据报道，推特员工的离职率恐超50%；推特员工的大规模离职使得外界担心，该公司目前可能没有能力处理任何错误信息或煽动性内容。该公司机器学习、道德、透明度和问责团队的高级工程师琼·戴奇曼（Joan Deitchman）在推特上写道，该部门（其工作包括研究如何提高自动化算法的透明度）已经完全解散；负责处理错误信息的策划团队成员也遭到裁员。

尽管推特正在经历如此剧烈的“震荡”，但在最近的美国中期选举中，推特依然扮演了重要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两党的政治家也选择在该平台上持续发声。据FT中文网报道，“推特官方认证的总统拜登POTUS账号上，一改往日的温和低调风格，每隔一到两小时就更新一次推文，从倡导大家出来投票，到任期内创造的就业人数对比，从投资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再到如何向大型石油公司征税降低油价等通胀问题，观点鲜明，言辞犀利。拜登还把自己推特账号的背景改成了studentaid.gov，用来凸显自己任期内豁免学生贷款的义举，从而希望讨得年轻选民的欢心。”和以往一样，在推特上，政客们对公众发表讲话，选举官员报告结果，新闻媒体对一切进行跟踪；推特是选举日的一个主要新闻来源，因为记者们会追踪选举结果。

然而，考虑到目前推特平台上对虚假信息监管力度的下降，广大推特用户面临着被试图冒充政客和当选官员的账户欺骗的风险。科技记者戴维·阿尔巴表示，推特是2020年反应最快的平台，推特努力做到快速平息疫情相关的错误信息。但现在，该公司的通讯部门陷入了混乱，甚至不清楚该部门还剩下哪些员工。联想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表过的煽动性言论，他的言论进一步引发了两党对立，甚至刺激了国会山暴动事件，这足以让人们对推特平台上错误信息的传播速度、广度和煽动性感到后怕。

推特平台的影响力不仅限于美国，该平台的改革也引起了海外的担忧。此前联合国官员福尔克尔·蒂尔克（Volker Türk）曾在马斯克接管推特后发表公开信，敦促后者保持平台“前沿和中心”的六条原则，包括保护言论自由，防止仇恨和暴力，以及有效地审核非英语语言的内容。欧洲也向马斯克表示：他将面临世界上最严格的一些网络监管规定，欧盟将不会让步。在10月，欧盟的官方规则手册增加了《数字服务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允许当局根据欧盟和本国法律命令数字公司删除非法内容，并要求平台审查用户标记的内容。虽然马斯克承诺推特平台的审核机制将“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但在致欧盟委员会、理事会和议会主席的一封信中，12个非政府组织要求对马斯克收购推特进行“紧急安全和监管审查”。这些非政府组织写道:“宣布大规模裁员、取消账户禁令和拒绝内容审核，这些行为直接违背了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欧盟新立法的文字和精神，该立法旨在让大型科技公司对其平台上的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承担更大责任。”

截至目前，马斯克的重点一直是让用户为获得推特服务付费，以弥补广告收入的减少，为推特增加数字支付功能，让员工重返办公室。大量的用户正聚焦于该平台将如何处理有关虚假信息、选举安全、政府镇压和仇恨言论等更棘手的问题，但致力于为推特定下新基调的马斯克尚未提供任何明确的答案。

卡塔尔世界杯刚刚揭开序幕。开幕式及首场比赛吸引了全球观众。这场准备许久、花费高昂的新冠之后的首场世界杯，也同时引来了全球对卡塔尔这个中东国家的关注：一个富国，也是人口上的小国，却不断追求全球影响力。这其中又涉及哪些紧迫的全球问题？

2022年11月19日，卡塔尔多哈，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前，球迷们聚集在卢塞尔大道球迷区。

最新一期的《伦敦书评》就借机刊载了一篇体育研究学者哥布拉特（David Goldblatt）撰写的文章，讨论了卡塔尔在世界杯舞台上盛装亮相背后的历史脉络与现实批评。

文章以卡塔尔的今昔对比开头。哥布拉特提议说，去卡塔尔观赛的世界杯球迷应该在比赛间隙去看看多哈的本·杰姆德博物馆（Bin Jelmood House），那里有1940年代的多哈的照片。在当时，整个多哈城只有差不多一万五千居民，大多数以渔业为生。而那时城里最高的建筑是一座两层楼高的奥斯曼帝国修建的堡垒。经济上，多哈当时最大的收益来源，则是珍珠养殖业。

如今，80年过去，卡塔尔的总人口达到了290万，其中多哈的城市人口就有230万人。但在这些人中，只有30万是卡塔尔公民，其他的基本都是外籍劳工。这是大多数国家所罕见的一种颠倒感。在这些如汪洋大海一般的外籍劳工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属于比较有钱的、定居了好几代的居民。他们能获得卡塔尔居留权，其他人则只能拿着短期的劳务签证，定期续签——无论是全球北方来的专业技能人士，还是全球南方来的菲律宾家政工和南亚建筑工，都是如此。

人类学家John McManus曾将卡塔尔今天的种族分工视作帝国主义的延续——英帝国的种族分工的现代版本。而在世界杯之前的这些年中，对卡塔尔最多的批评集中在外籍劳工的生存状况和工作权益上。

在卡塔尔，包括世界杯场馆在内的大多数的建筑项目都由外籍劳工承担。这些来自南亚和其他地方的外籍工人在卡塔尔被以一种叫做“卡法拉制”的劳务制度所管理。这一制度下，任何外籍劳工都需要在本地有一名所谓的“监护人”。“监护人”决定了工人能否转换工作，能否获得居留权。很多人的护照和来往自由都被限制在了“监护人”手中。在之前，外籍劳工要离开卡塔尔甚至需要申请“离境签证”。

近来，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一个数据：有超过六千名外来工人在卡塔尔世界杯的工程中因工死亡。但与此同时，负责主管世界杯工程和开发的官方机构卡塔尔交付和遗产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mmittee for Delivery & Legacy）宣称只有三人在工程中丧生。《伦敦书评》的作者问，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两个数字上的巨大差距？他的回答是，一方面，这些差别可以理解为数字的复杂程度：比如，一些工人未必是在工作中去世；另一些在工作中去世的未必是因为工伤。但与此同时，卡塔尔官方的数据只统计他们统计到的因为工程中受伤而丧生的工人，没有将因为苛刻的工作环境、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糟糕的工人待遇而离世的部分计算在内。

如今，我们的确很难知道到底有多少工人在世界杯的建设期间严重受伤。未来也许也很难知晓。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卡法拉制度是一种对外籍工人加以严重剥削来便利本地少数人的福利发展模式——卡塔尔近30万的人口可以享受免费医疗、教育和极高的福利待遇，但这种模式背后是无数外籍劳工的血汗。这种模式的问题是巨大的，也必须想办法得到解决。如今，在国际赛事压力下，卡塔尔在2013年和2016年对卡法拉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改进，部分改善了外劳工人的处境，但仍然保留了这一制度的大部分内容。哥布拉特无奈地指出，赛事对世界杯主办国带来的压力虽然能在短期内促使东道国改进自身不足之处，也能吸引外界的关注，但这一切往往在世界杯开赛之后就会因为激烈的赛事而被抛诸一边了。

回到历史，1971年，卡塔尔在绝对君主制下获得独立。独立后卡国主要的收入来自石油，如今因为战争，卡塔尔的石油生意更好了。相比80年前，如今多哈的最高建筑物超过了300米高。这只是卡塔尔为了世界杯投入的大手笔建设的一个缩影：据保守估计，赛事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至今为止已经超过了2500亿美元，比之前许多届世界杯赛事的成本加起来还要多，更是超过了卡塔尔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这其中，主要的花费并不是在一座又一座的国际一流水平的体育场上，而是投入了几百家新酒店、全国道路的现代化建设、地铁和巨大而豪华的多哈新机场等建设。这些建设带来的债务，加上整个卡塔尔社会基于高福利的消费主义，也使得卡塔尔模式的可持续性更受怀疑。

卡塔尔的世界杯更多是一种对世界的展示。哥布拉特指出，世界杯在历史上也一直被用于展示政治能力。比如1930年乌拉圭用世界杯展示自己因农业腾飞而快速发展的经济水平；1978年阿根廷政府用世界杯转移人们对各方面的不满情绪。但和历史上不一样的是，卡塔尔把世界杯放到了这几年的内政外交的核心地位。作为一个不大的国家，卡塔尔近年来的最大目标就是办成本届世界杯——倾全国之力而上。

这种气氛来自于卡塔尔将足球当做近年来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心。卡塔尔的国际环境并不安全，旁边是中东大国——沙特和伊拉克。数年前，卡塔尔还因穆兄会问题被沙特、巴林等国集体孤立并暂时切断了水陆交通。

所以，对卡塔尔来说，选择合适的国际地缘政治站位就尤为重要。1996年，卡塔尔成为美国在中东的空军基地选址。而多年来卡塔尔也致力于建设某种“软实力”。比如在阿富汗局势上，卡塔尔一直扮演着是美国和塔利班谈判的中间人角色。总部位于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1990年建立）也是中东最成功的国际新闻媒体之一——尽管半岛电视台在评论卡塔尔内部新闻上常年保持着相对的沉默。

近年来，卡塔尔将许多精力和国家资源集中在体育活动上。在本世纪初，多哈已经成为了国际网球公开赛和国际自行车赛事的举办地，之后还举办了亚运会和许多其他赛事。而在确定了世界杯主办权前后，卡塔尔将足球当做了对外影响力的重点：2010年，卡塔尔的主权基金和西班牙足球俱乐部巴塞罗那签订了合同，用每年3000万美元赞助巴萨的球衣。之后，卡塔尔企业还赞助了阿根廷的博卡俱乐部、德国的拜仁慕尼黑，以及意大利的罗马体育俱乐部。2020年的欧冠联赛。卡塔尔国家银行和卡塔尔旅游局则赞助了巴黎圣日耳曼球队。

作者指出，如上的现象并非卡塔尔独有。事实上，包括1998年法国世界杯在内，世界杯举办一直和商业利益、政商往来乃至腐败有所关联。作为一门生意，足球在近年来吸引了许多国家的争议企业和资本入主。在中东，从阿联酋到卡塔尔到沙特的资本也都在投资欧洲的足球联赛。卡塔尔世界杯暂时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而这一链条在未来还会继续延伸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