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画受辱，究竟由谁执手？

10月14日中午，两位不明人士于英国国家美术馆，将番茄酱猛地泼向了梵高的《向日葵》。而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并不着急离开，而是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胶水，将自己的左手粘在画下面的墙上，随后跪在地上，面对观众，发表演讲。

在此后一个月内，五幅世界名画接连遇袭。这不是美术馆来了怪盗，而是激进派环保人士的“杰作”。甚至在10月27日，世界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也惨遭毒手。

整个十月，很多国家的民众被不间断的环保抗议搞得精疲力尽。这便是正常环保主义病态化发展的结果——极端环保主义。极端环保主义的确惹人生厌。那么既然如此，它存在的理由、赖以生存的土壤又在何方？

在阐释极端环保主义之前，首先应了解其母概念——环保主义。环保不是一个纯技术性问题。环保指自然环境的保存、恢复和改善，诸如自然资源的保护、污染防治和恰当的土地利用的一切行为。

正常环保主义对生态，可以保护生态多样性、保护现有植被的生存环境质量、延缓土地退化；对经济，可以吸引外资、发展第三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对社会，可以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提高民众幸福感和健康度。

而极端环保主义，则是指一部分人对环保的理念产生了极端化的扭曲。他们往往对环境的要求、评价超出了人类社会所能够承受的标准，往往会表现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偏激和过分的热情。总而言之，便是过分地敬畏自然，强调以环境为本或者以自然为本，忽视以人为本。

最近，国际上关于“敬畏自然”的争论，也是极端环保主义的一种体现。极端环保主义是环保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通过这一系列事件，我们也能以管窥豹，国外极端环保主义正大肆兴起。

在生态中心主义影响下，众多激进环保组织随之成立，如美国的地球优先组织(Earth first!)、加拿大的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英国的地球解放阵线(Earth Liberation Front)和动物解放阵线(Animal Liberation Front)等等。

进入21世纪以来，极端环保主义逐渐转型，在思想传播上，激进环保主义广泛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美化组织形象，不断影响舆论，占领道德高地，夸大生态危机，传播极端环保主义。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

极端环保主义的形成，至少可以向上追溯两百多年。随着17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发起，欧洲各国对于资源的渴求空前提高，开始拓耕非洲、美洲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

而由于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欧洲对这些地区的殖民统治对当地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灾难。土著人心目中理想的伊甸园也最终土崩瓦解，由此便爆发了要求改善环境的抗议。

注意，此时爆发的抗议仅仅是环境保护主义的具体体现。此后，随着以改善环境为目的的抗议逐渐病态化，成为以环境至上为宗旨的示威游行、武装冲突，极端环保主义的种子才真正被埋下。

在20世纪，随着《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激发了人们对于环境恶化的警惕，各个国家也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如，1969年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1972年联合国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

而正在此时，随着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极端环境保护主义势力也逐渐抬头。以上提到的各个极端环境保护主义组织的建立便是对此最好的例证。

近年来，环境保护主义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演变为田园牧歌式的信仰。“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已成为人们的基本常识之一。而倘若在此时缺少正确的引导与相应对等的认知能力，人们保护环境的最终目的便很有可能由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转变为单纯地保护自然。

由此可见，绝大部分的极端环境保护主义者虽秉持着保护环境的基本理念，但由于人们自身对于保护环境的错误认知，才使得原本高尚的环境保护主义异化为极端环境保护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著名学者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生态保护”这一概念首次被正式提出，进入人们的视野，为人们敲响了警钟。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极端民主意识等因素的推动下，欧美社会兴起了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与游行运动，多种极端环保组织随之产生。

另一方面，欧美国家鼓励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这也为极端环保主义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声条件，对于鱼龙混杂的舆论报道政府也未能进行有效管制。进入21世纪，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问题越发凸显，俄乌战争的爆发对欧美国家能源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也使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作用于民众层面，民生问题逐渐成为主要的社会问题。与其说事件单纯反映了极端环保主义，不如说这已经由此上升至一种社会心理，一种民众对现有政府或政策的不满，所以他们才会通过如此极端且“匪夷所思”的行为去表达自己无处安放的情绪。

由于欧洲工业革命时间更早，受环境影响更大，对环境保护的需求更迫切，极端环保主义也就更加有其生存的土壤，即更盛行。极端环保主义常常通过一些偏激的社会行为来吸引大众的目光，同时它也受到了一般公众的关注。由于极端环保主义的煽动性特质，政治便找到了宣扬其政治主张的新工具。

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便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她特殊的成长经历，狂热的环保主义行为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噱头”，通过靠近或者迎合她的极端环保主义，吸引眼球，博取政治流量，她的极端环保主义早已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党组织利用，借此抨击现政府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

另外，她也先后被西方多国政要鼓励支持，比如与加拿大总统特鲁多，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进行会面。政治作秀成分远远大于真心改变全球气候现状成分。

近几十年代来，欧洲出现了大量以环保主义的核心的政党，我们不妨以“绿党”为例——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党如今跃居德国议会的第三大党。德国绿党壮大的背后，正是在当前极端环保主义盛行雄起的时代背景下，借助这一竞选牌或者说“东风”，以小“撬”大，获取更多选票与政治资本。

绿党联合组阁，其党首贝尔伯格作为德国新任外长正偏移德意志前进轨道，欧洲议会德国绿党籍议员包瑞翰也多次借题发挥发表反华言论。不仅仅是绿党，欧洲大多数打着“环保主义”旗帜的政党大抵如此。

然而，事后民众会发现，党派的所谓“环保主义”只是一个幌子，只是一个隐藏工具，只是一个有利的外壳，而后期被摆上台面的只有难以被他们接受的偏激的政治思想。

极端环保主义具有其形成的主观原因，也有其不断传播与发展的基石。当极端环保主义裹挟着民族主义的浪潮时，便会使更多的人们在毫不知情的条件下为其效力。

200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David Chapela和David Quist在Nature上发表文章，声称在墨西哥南部Oaxaca地区采集的6个玉米地方品种样本中，发现有CaMV 35S启动子及Novartis Bt11抗虫玉米种的adh1基因相似序列。

而所谓的环保人士认为其玉米基因库受到污染，便掀起民族主义浪潮，以此为由号召美国人抵制墨西哥玉米。这便是“墨西哥玉米事件”。

当极端环保主义披着民族主义的外衣大行其道，它便会以民族主义为由，剥夺人们自由思考的权利。它亦可以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剥夺真正理性思考者的反驳的权利。极端环保主义具有较强的伪装性与煽动性，找寻甄别极端环保主义的方法并挫败其阴谋是各个政权所面对的困难但必须面对的问题。

极端环保主义背离了环保主义的初心，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反它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和自然的保护放在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对立面上。同时在绿党、自由党、进步党乃至新纳粹主义的暗中支持和推动下，极端环保主义者的活动也并非纯粹从环保角度出发，讽刺地沦为了受政客们唆使的一把剑。

极端环保主义者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我们不难发现不少极端环保主义组织都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当一群狂热分子聚集在一起时往往就是一次噩梦的开始。

近年来首当其冲的，便是许多名画遭到了各种形式的袭击和破坏。虽然所幸大部分名画本身没有遭到不可逆的损毁，然而却造成了艺术界的神经紧张。谁能知道下一幅遭殃的又是哪一幅名画？

除此之外，诸如“灭绝叛乱”这类组织，制造裸体闯入英国下议院抗议、用高压水柱往古建筑上喷假血的行为，则导致了更大的社会恐慌和动荡。

极端环保主义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更大的危害在于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在环保法西斯主义者看来，拯救地球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整体灭亡——“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甚至已经采取了行动，已经有了妇女自愿接受了绝育手术。

我们应该看到，极端环保主义本身的土壤是时代性的，极易被政治扭曲与控制，同时自身本质的劣根性，早就注定无法长久存活。因而，我们应该警惕受政治干扰的极端环保主义，防止其对大众产生错误影响。

目前，这一问题有上升趋势。比如，他们主张完全保护环境，作为限制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人民自由，提高相关税率的借口。同时，环保主义的议题也会成为国家之间相互攻讦的一个因素，不利于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

极端环保主义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所采取的一些行动正在逐步踏上一种恐怖主义的道路。极端作为程度词没有尽头。望政客能够放弃利用极端环保主义这种方式剑走偏锋，为自己的利益集团牟取利益；也望极端环保主义者能够认识到环保的本质是为了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回归正途，而非喊着蛊惑人心的口号，做着人心惶惶的事情。

人类的环保事业是为了保护自然而不是回归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