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一艘古代沉船，意味着多少历史被发现？

11月21日凌晨，由22根弧形梁组成的巨型半圆柱沉箱装载着“长江口二号”古船露出水面。时隔150余年，这艘同治时期的商船重新回到世人眼前。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物丰富的古代木质沉船之一。古船残长约38.5米、残宽约7.8米。船体位于崇明横沙水域8-10米深处，5.5米深的淤泥覆盖其上。

2015年，“长江口二号”首次被声呐探测发现。经过七年的水下勘探，已探明有31个舱室，并在小范围的清理中发现有景德镇窑瓷器、紫砂器、越南产水烟罐以及木桶残件等大量珍贵文物。经初步鉴定与推测，古船的木材部分来自东南亚，船上或有越南籍船员，反映出当时的上海已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长江口二号”古船，还有许多古船的发掘同样引起重视。一艘艘在水底沉没多年的船只，到底有怎样的考古价值和意义？从古船身上，我们能看到怎样的历史？

16世纪左右，东西方的文献已出现有关船舶失事与沉船事件的记录。崔溥《漂海录》中记载，他曾在1488年从朝鲜济州岛返回全罗道罗州奔丧时不幸遭遇风暴，经过十三天时间，最后漂流至中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的牛头山前海域。1597年，巴普蒂斯塔·拉万纳所出版的小册子中描述了印度商船 Santo Alberto 号的沉没事件。这艘满载胡椒和香料的船只在马达加斯加南部遭遇逆风，最终在陆地附近解体沉没。

然而，真正意义上现代水下考古的开端要一直等到自携式水下呼吸器(SCUBA)发明之后。1960年，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利用这一技术，在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开展对拜占庭时期沉船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标志着水下考古的正式诞生。

与其他各国一样，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也是以沉船考古为核心与重要驱动力的。截至2014年，我国共开展过60余项各类水下考古项目，大多以沉船考古为主实施，如南海I号沉船、定海白礁一号沉船、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和福建碗礁I号沉船等。自2015年以来，我国水下考古开拓了以重点区域（如西沙海域、长江口海域等）和重点事件（如甲午海战）为主线的新工作导向，这些调查的着力点仍然落脚于沉船遗址及其周边遗存物的发掘上。

沉船考古为什么如此重要？

当具有能动性的船舶设施逐渐沉没在海底后，它就转变为一种静止的、杂乱无章的，并且长期处于稳定状态的遗存物。这既指沉船本身，也包括残存在船上的各类物品。中国海域所发现的沉船遗址中，以陶瓷器等船货为大宗，另有多种形制的铁器、铜器、金银器、石质器以及中外钱币等，还有少量有机质如漆木竹器、绳索、象牙等。

而这些遗存物就是打开通往它们所处时代之门的钥匙。通过发掘和研究，我们可以借此一窥当时手工业的繁盛、近海漕运与海上贸易的兴旺，以及政治格局与战争形势的变动。

“南海I号”是一条“福船”类型的南宋商船，于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2007年，“南海I号”整体打捞出水；截至2019年，所清理出的船载文物已达14万余件。作为迄今为止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南海I号”是复原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物佐证。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宋高宗在绍兴七年（1137）称：“市舶之利最厚， 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在这一政策影响下，宋代官民皆以牟利的观念看待海洋，把海洋当作财富的源泉。同时，水密舱壁、硬帆、平衡帆、平衡舵、升降舵等先进的造船工艺，以及罗盘导航、天文定位、航迹推算、海图绘制等航海技术的出现，为远洋贸易提供了技术支持。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在宋代进入了新阶段。

从“南海I号”的船体结构、船货中瓷器与船只沉态来分析推断，它所走的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从南宋最大的港口泉州港始发，经由上下川岛、阳江海域，绕过海南岛东北端，再过西沙群岛到达东南亚诸岛。或许由于遭遇了猛烈的东北季风， “南海I号”不幸在航行途中沉没。

“南海I号”所载货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满”。为充分利用舱内每一份空间，船货均进行了合理的分类和空间规划。不仅采用了纵向和水平隔板来分隔货物，还普遍利用大容量器物套装多件小型器物。这体现了最大可能提高装载量与保持货物稳定相结合的原则，也反映了宋代海外对中国货物需求量之大、贸易之繁盛，以及利润之高。

在出水船货中，工作人员发现了不少具有异域风格纹饰的物品。这说明“来样加工”这一贸易形式最晚在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我们知道，中国的瓷器之所以能远销海外，一个原因是国外没有上乘的陶土和精湛的技术，无法仿造。然而，中国风格的瓷器尽管十分精美，却不一定符合外国人的审美。因此，一些境外的收购商会提供纹饰样例，要求中国的瓷窑按照要求定制加工，也就是“来样加工”，如德化窑所制的青白釉印牡丹纹六棱带盖执壶，就带有明显的阿拉伯风格。不同于中国轮制拉坯的圆形瓷器，这一六棱执壶应是由手工专门制成。

“南海I号”考古队提供的德化窑所制的青白釉印牡丹纹六棱带盖执壶

“南海I号”中也发现有“来样加工”的金银器首饰。这些首饰制作精细，但镶嵌宝石的位置往往都被空了出来，原因在于中国并不产宝石。它们在中国被初加工后，跟随航线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斯里兰卡，完成最后的宝石镶嵌工作，可以有效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

“南澳I号”是明代隆庆开海至万历前期的一艘外贸商船，在广东汕头南澳岛东南三点金海域沉没。它发现于2007年，经过2010-2012年的考古工作，基本完成了对船载文物的发掘，并对船体以覆盖金属框架的方式进行原址保护。

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各地由分散逐步走向联系，大航海贸易成为新的经济趋势。与此同时，嘉靖以来，东南沿海倭寇、海盗侵扰不断，商民私人贸易不止，晚明面临着必须调整修改外交与贸易政策的局面。

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许民间贩洋，政府设馆督饷、公私并赖，开启了私人贸易取代朝贡贸易而成为主体的海外贸易新格局。

“南澳I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出海贸易的商船，其出水文物以瓷器为主，反映了以贸易盈利为目的的船货往往占大宗的特点。这些瓷器主要来自漳州窑和景德镇窑，在外销瓷器分层供给与营销的模式之下，前者产出的瓷器多用于亚洲内部贸易，而更为精致的景德镇窑陶瓷则多销往西方殖民者国内。

“南澳I号”平剖面图 来源/《孤帆遗珍》，科学出版社2014年 

经学者对船载文物的研究与推测，“南澳I号”应从漳州月港始发，经由南澳，最终到达目的地吕宋地区，即今菲律宾一带。始发地漳州是当时吕宋、交趾、爪哇公认的贸易中心。沉没地南澳位于中国南海、台湾海峡的入口，是整个东亚海域上关键的国际航道。它依托韩江流域这一广阔的经济腹地，在当时成为重要的私人海上贸易港，是过往海舶商船的必经之地。“凡闽船入广，广船入闽皆不能外南澳”。随着殖民者与传教士的东来，“南澳”也多次出现在西方的文献与海图中，彰显出它在东亚航路中的要冲地位。

尽管隆庆开海后私人海外贸易合法化，但与日本的直接贸易仍然是被禁止的。考古人员在“南澳I号”当中发现有大量“宋钱”，应为明代漳州地区民间仿照宋代形制私铸的货币。由于明朝铜钱发行量少，因此铸造与贩卖私钱有利可图。加之嘉靖时期我国东南沿海与西日本走私贸易往来密切，伪造的宋钱大量流入日本。

从“南澳I号”的航线来看，它的目的地并不是日本，这也与隆庆开海政策的规定相吻合。那么“南澳I号”为什么会携有大量“宋钱”呢？据学者推测，这些私铸铜钱应是作为夹带的走私货物将被运送至马尼拉，并通过转运最后抵达日本。然而，这样的铜钱走私并未持续多久。隆庆四年（1570）左右起，由波托西银山产的西班牙银币开始流入漳州，并日益取代铜钱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作为晚明私人海外贸易在合法背景下兴起的产物，可以说，“南澳I号”的探明与发掘对我们认识明代海外贸易整体形势，尤其是隆庆开海后新格局的形成与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南澳I号”出水“宋钱” 来源/《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

1888年，中国第一支近代意义的海军——北洋海军在威海刘公岛宣告正式建军。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建立不过数年便遭严重失利，由邓世昌率领的“致远”舰等四艘战舰沉没在交战海区，旗舰“定远”舰也于一年后自爆沉没于刘公岛海底。

在水中沉睡百余年后，两艘战舰分别于2015年和2019年被确认身份，为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海战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致远”舰是清政府向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订购建造的一艘穹甲防护巡洋舰，长76.2米，宽11.58米，造价共84.5万两白银，是北洋水师中航速最快的战舰。其炮塔和舰身主要部位采用装甲防护，剩余部分仅用铁板覆盖，也被称为“半铁甲船”。

“致远”号防护巡洋舰（1894年） 来源/维基百科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中国向英德订造的四艘巡洋舰，其中就包括“致远”舰。因接舰有功，邓世昌升副将，任“致远”舰管带。自此，他的余生便与这艘战舰绑定在了一起。

1894年9月17日，甲午海战在黄海大东沟海域爆发，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由于硬件水平的悬殊，仍不敌日舰的猛烈围攻。在船身大范围起火、倾斜欲翻之际，邓世昌高喊着“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 ，毅然决然驾驶着“致远”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意图以同归于尽之法重创日军。不幸的是，“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被敌军炮火命中。随着管内鱼雷的爆炸，“致远”舰没入水中，誓与军舰共存亡的邓世昌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与“致远”舰不同，“定远”舰则是一艘真正的铁甲舰。它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建造，长94.5米，宽18米，船身采用铁甲堡式设计，整个军舰的要害部门均在铁甲堡防护中，并配有大炮、鱼雷、碰嘴、连珠快炮等先进装备，先进程度可谓当时“亚洲第一巨舰”。

伏尔铿造船厂舾装的“定远”舰 来源/《大众考古》2020年第10期

1885年，“定远”舰与姊妹舰“镇远”舰起航归国，由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会同津海关道周馥于大沽港接收。投入使用之初，进行东部沿海巡弋工作的“定远”舰风光无限，后却也难逃盛极而衰的厄运，因经费问题无法改造升级，日益落后于日本海军。

黄海海战中，“定远”舰作为旗舰坚持正面迎战、多次命中敌舰，的确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仍无法挽回失利局面。此时的它正如北洋海军一般，已不过是落日余晖。1895年，“定远”舰在刘公岛保卫战中被日军“第九号”鱼雷艇击中。由于舰体进水过多，已无法再出海作战。为防止军舰落入日军之手，管带刘步蟾下令在“定远”舰炸药点燃自爆，并于当日夜里自杀，实现与“定远”舰荣辱与共的誓言。

作为北洋海军的战舰，它们身上寄托着百年前国人对新式海军的憧憬和对加强海防的渴望。中法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惨败后，清政府将海军与海防建设的重心转向了北洋水师，尤其在军舰购置方面投入了大量财力。

将出水的实物与舰船档案相印证，我们也确实可以发现，北洋舰队的军事装备并不算薄弱，在甲午海战当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尽管日方战舰一艘未沉，但大多损毁严重，并被迫在海战中主动退却。然而，从国外购入的强力军舰并不能改变晚清海防与海权意识淡漠、海军保障体系薄弱与海战战略战术欠缺的局面。刘公岛一战后，北洋海军便随着主力舰的相继沉没而化成泡影，晚清的海军之梦也幻灭为泡影。

沉船考古的重要之处，在于沉船遗址对“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的巨大价值。一如“长江口二号”的发现，填补了我国清代晚期大型木帆船研究的空白，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造船史、航运史、陶瓷史等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目前，“长江口二号”已被运往杨浦滨江的上海船厂旧址，等待考古人员的进一步探索。随着数件文物的身世之谜解开，我们也许能够在将来得到更为详细的答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