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野象一路向北｜古代大象南下史

今天我们想在国内看大象

除了各地的动物园外

只能去云南的西双版纳等边境区域了

那里还生活着一些野生的亚洲象

但事实上，

在古代大象在中国的分布范围极其广泛。

让我们来一起回顾

徐六符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撰写的文章：

 我国古代大象的踪迹

（曾发表于《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5年出土于湖南醴陵狮形山

湖南省博物馆藏

现在世界上只有亚洲和非洲出产大象，而大象的数量及其生存地域目前还日呈急剧缩减之势。在亚洲，至今还出产大象的仅越南、缅甸和印度等几个东南亚国家。在我国，近几十年来，人们曾经认为大象已经绝迹，近年来偶尔在西南边境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密林中发现了残存的少量野生象群。在全国各地，人们要想见到大象，只能进动物园参观了。于是，许多人都不知道，在漫长的古代，我国广大地区曾经是大象之乡呢。

本世纪以来，随着地质学、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我国从南到北的广大地区都不断发现远古时代的象类化石，如生活在距今约一百万年以前的陕西省兰田猿人遗址和距今约五、六十万年以前的北京猿人遗址，就有象类化石与人类化石一同出土。这说明在远古时代，象类动物曾遍布于现在的华北以至西北，并成为我们先民的狩猎对象。

当我国古代社会从野蛮时代跨进了文明的门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开始了以后，黄河中下游一带还仍然盛产大象。我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300一前1027年）的都城遗址“殷墟”（今河南省安阳市郊）出土的商代遗物中，就有不少象骨、象牙和镂刻象牙礼器以及玉雕象、象纹青铜器等精美的工艺品。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还有大象的象形字“”，并屡见“隻象”“來象”的记载。所谓“隻象”，即捕获的大象，而“來象”，则大约是各地奴隶主贵族向商王进献的大象。

今河南省简称“豫”，相当于古代的豫州之地。《说文解字》说：“豫，象之大者，从象，予声。”郭沫若同志认为：“古豫州之野必有国名豫者，故周末儒者造拟九州，即因豫以为之名。”（见郭沫若著：《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鼎》。由此可知，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境，在古代曾经以产象而闻名一时。

现在我们常用的“为”字繁体写作“爲”，甲骨文刻作“”，似人以手牵着大象的长鼻以供役使，是“为”字的造字初意。据此，可见三千多年前生活在中原的人们不仅能够经常猎获野生大象，而且还驯化、役使大象。传说中的尧舜时代，舜的后母弟就名“象”，据说象由于品行不端，想害舜霸嫂，后来就变为真象，舜死后葬于苍梧之野，而“象为之耕”。舜和后母弟象的故事在战国时期的《孟子》等书中始见记载，而把这个故事加以神化则在其后才载于古籍。我们从中可以推测，上古时代，先民们大概曾用过大象进行生产劳动。

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图源：《中国青铜器全集》卷 4

历史文献告诉我们，商代人还曾把大象用于战争。殷墟卜辞有一条记载：“貞，象，令从侯，歸。”（《殷墟文字乙编》，七三四二）虽然卜辞所记具体史实如何，尚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卜辞提到了象随同征战。《吕氏春秋·古乐》的记载说得更明确：“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说的是商纣王使用了象军征伐东夷（商周时代的一个民族，地域大约在黄河与淮河之间），周族乘虚灭商立国。“三象”，据汉人高诱注，是周公姬旦为纪念这个盛大武功所作的乐名，共三章。与象乐相配合的还有象舞。

周王朝开国以后，象乐、象舞就成了周朝统治阶级在进行军事活动的隆重场合所表演的军乐和舞蹈。这个说法是可信的。《礼记·内则》亦云：“成童，舞象，学射御。”而出土的西周懿王时期的“匡卣”铭文则更可以为实证。其铭文载：“懿王在射盧，作象舞，匡甫（撫）象乐二，王曰休！”大意是说懿王来到练武场，让人们表演了象舞，而匡（记载此事的卣的主人）演奏了二章象乐，王赞赏说美啊！

自西周起，大象的活动范围已经从中原（包括黄河中下游一带）往南迁徙到了江、淮流域。《孟子·滕文公下》说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西周时，大象已被赶出了中原。《韩非子·解老》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孟子、韩非都是战国时期的中原人，从他们的著作中可知当时生活在中原的人对大象已经相当陌生了。中原的大象踪迹，自西周以后史已无载。这种变化在出土的商、周铜器中也有所反映：商器常以象纹为器表纹饰，西周早期也还常见象纹，但是西周中期恭王、懿王以后象纹绝迹了。商代甲骨文字“为”字中的大象形状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已经开始譌变，前人役象的往事渐为人们所淡忘，以至到了汉代许慎著《说文解字》，据字的譌变形状误释“为”为“母猴”了。

▲ 殷墟博物馆藏 象形三足青铜器

春秋、战国时期，大象虽已匿迹于黄河流域，却活跃在江、淮流域。这在先秦的多种典籍中屡可披及，试举例如下：

《诗经·鲁颂·泮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

《左传·定公四牟》：“（楚）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

《国语·楚语》：“巴浦之犀、牦、兕、象，其可尽乎？”

《山海经·中山经》：“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其兽多犀、象，多夔牛。”

《战国策·楚策》：“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

《竹书纪年》：“魏襄王七年（公元前312年），秦王来见于蒲坂关。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焉。”（引自《水经·河水注》）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南部的楚、吴、越等国立国与争夺的重地正是江、淮流域，这几个国家当时都产有不少大象和象牙。上引《诗经·鲁颂·泮水》记载的是春秋时期生活在淮水流域的夷人向鲁国进贡土特产，其中的一大桩就是象牙。而写成于战国期间的《禹贡》为当时走向统一的中国所拟的政治蓝图中，以中原的豫州为政治中心，把中国分为九州，其中规划九州中的扬州和荆州，向中原王朝进贡的土特产中都有“齿（象牙）、革（犀皮）、羽（鸟羽）、毛（旄牛尾）”。当时的扬、荆二州，指的也主要是今天的江淮流域到五岭以北的广阔地带。

图源：《新乡市博物馆馆藏文物图录》

有趣的是春秋时期的楚国，犹承商代遗风，以大象作战。如上引《左传·定公四年》条，讲的就是公元前506年，吴王阖庐率军攻入楚国，楚昭王弃郢都逃跑时，摆了“火象阵”，烧火燧系象尾，把象群赶入敌阵，把敌军吓退，临急抵挡了一阵。这使我们联想到公元前278年战国后期齐国的田单，凭借一座即墨孤城，摆起“火牛阵”，出其不意大败燕国的围城之师，救齐于危亡之际，而被后人视为军事史上驱兽作战的创举。殊不知比这更早二百多年的春秋时期，楚王就已运用了这种战术。可能由于楚王只是逃师之主，而没有田单的复国之功，他首创的驱兽作战的战术也就没有被后人所承认了。

到了汉代，大象活动的主要地域又急剧地从江、淮流域向南转移到了五岭以南，即今天的广东、广西和云南以及更南的越南、缅甸等国。从汉初以来，史籍就常有岭南的小邦向中原的朝廷进献大象、象牙的记载。东汉人许慎的《说文解字》给“象”字作注释时，已经认为象是“南越之大兽”了。所谓“南越”，即秦末人赵佗乘秦朝危亡之机，兼并秦之桂林、南海、象郡（跟原先的“豫”一样以产象闻名）三郡而建立的南越国。到了汉代，汉武帝灭南越国，在其地置九个郡，但其南越旧名仍为后人所沿称。其地域相当于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的北半部。

但是汉代以后，也还有一些大象残留于江淮故地，为谋其生存和繁衍而挣扎，直至北宋时期。三国时期，割据江东的吴国主孙权，曾向割据中原的魏国赠送驯象。《三国志·魏书》“曹冲传”对此有这样的描述：

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至巨象，太祖（曹操）欲知其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

曹操的小儿子曹冲幼年早慧，这个刻船称象的故事至今仍传为美谈。在南北朝，大象还出没于江、淮。《南史·梁元帝纪》载：“承圣元年（公元522年）吴郡、淮南有野象数百，坏人室庐。”有野象多达数百头，数目还相当可观。在唐代，唐人刘恂《岭表录异》载：“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脆，……楚、越之间象皆青黑，唯西方佛林、大食多白象。又，云南豪族家多畜象负重致远，若中国之牛焉。”这里除了描述岭南大象的情况之外，还讲到了在唐代“楚、越之间”有大象。直至北宋，五岭以北大象的行踪还是史不绝书，甚至到了“活动猖獗”的地步。《宋史·五行志四》有如下记述：

建隆三年（公元962年），有象至黄陂县，匿林中，食民苗稼。又至安、复、襄、唐州，践民田。遣使捕之，明年十二月于南阳县获之，献其齿革。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五月，有象至澧阳、安阳等县。又有象涉江入华容县，直过闤阓门。又有象至澧州澧阳县城北，……（乾德）五年，有象自至京师，……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潮州野象数百食稼，农设穽田间，象不得食，率其群围行道车马，敛谷食之乃去。

以上记载，除“乾道七年，潮州野象数百食稼”地属岭南，时为南末之外，其他诸条均为北宋之事。由此可知，北宋时期大象不仅仍然不时出没于江、淮一带，甚至还出现于黄河边上的北宋京城开封。但可惜北宋以后大象在江、淮一带已经绝迹了，上述的北宋江淮象踪是它们在这个地域彻底消亡时的迴光返照罢了。

法国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图源：《象尊与牺尊》

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其南部、西南部在宋朝为漳州、汀州所辖，南接潮州，有宋一代都有象群活动。北宋人彭乘《墨客挥犀》写道：

漳州漳浦县地连潮阳，素多象，往往十数为群，然不为害。惟独象遇之，逐人蹂践至骨肉糜碎乃去。盖独象乃众象中最犷悍者，不为群象所容，故遇之则蹂而害人。

这种有关大象的记载，也见于残存的南宋时期修纂的福建地方志资料。如赵绸修、李纶纂的《临漳志》（已佚）之《序》载：

（漳州境内）岩棲谷饮之民，耕植多蹂哺于象，有能以机穽弓毙矢之者，方喜害去，而官责输蹄齿，则又甚焉，故民宁忍于象毒而不敢杀。近有献象齿者，公以还之民，且令自今毙象之家，得自有其齿。民知毙象之有获无祸也，深林巨麓，将见其变而禾黍矣。（清康熙《漳州府志》旧序）

《临漳志》修纂于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由此可知南宋时期福建南部还有过甚炽的“象患”。又如胡太初修、赵与沐纂的《临汀志·土产》载：

（汀州）地接潮、梅，率多旷野，故有虎、豹、熊、象之属。（见现存《永乐·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

《临汀志》修纂于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时届南宋末年，该书把大象列为汀州的“土产”，可见南宋末年大象还是该地的常见兽类。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大象在福建省境内的绝踪迟在元代以后。

大象行踪在岭南我国境内的消失，大概只是本世纪初的事了。明末清初爱国志士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载道：

癸巳（公元1653年）夏，西师至肇庆，久攻不下。使群象往，皆缩栗，独一象牯跳跃而前，蹴死番兵数百，以鼻卷起人马，掷于半空，既坠复糜烂之。

此中“西师”暗指明王朝覆亡后退踞西南的明皇族和明末农民起义军李定国部的联合抗清义军，“番兵”则影射清军。抗清义军在跟清军作战时使用了战象，其中壮烈赴国难的大象被屈大均誉为“义象”。此后二十年，曾经引清兵入关，被清朝封在云南为平西王的汉奸吴三桂又起兵反清，吴在北进湖南时也使用了象军。清人刘献廷《广阳杂记》里云：“吴三桂之来湖南，有象军焉，有四十五只。”而据一个现尚健在的老先生告诉笔者，他们的前一辈中有人在清末时，在广西某地目睹过大象拔毁竹林的情景。

综上所述，大象在我国曾经分布很广。在漫长的原始时代，大象曾遍布于我国的北方。到了商代，中原还曾盛产大象。自西周起，它们的活动范围已经向南转移到了江、淮流域，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到了西汉，它们活动的主要地盘已经缩减到了五岭以南了，但还有大象零散于五岭以北至江淮的广阔地带，直至北宋为止。而它们在岭南的两广、云南等大部分地区的消亡，大概是本世纪初的事了。考其变化的原因，除跟自然气候的变化有关外，还跟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不断开发和对大象的大量捕杀密切相关的，而主要原因应是后者。

1976年宝鸡茹家庄国墓地出土

据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见竺著《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自公元前三千年至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的气候曾比现在温暖。后来大象由于不适应那里变得寒冷起来的气候，无疑要南迁的。但是我国江淮以南广大地区近二、三千年以来的气候，也无疑地还是适合于大象生息的。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自然界的不断开发和经济生活地域的不断扩展，大象必然地不断缩减着它的生存地盘。我国古代大象的繁、衰正是跟我国古代社会经济由北向南的不断发展，呈现出反比例关系的。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我国的社会经济重地在中原，大象就离开了中原。汉代以后，江南的经济发展了，大象就撤离到了岭南。南宋以后，南方的社会经济繁荣了起来，大象的生存地盘就更形狭小了。尤其成为大象灭顶之灾的乃是历代人为的大量捕杀。正如《左传》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的：“象有齿以焚其身，赂也。”（象由于长有象牙而招致杀身之祸，因为象牙是财宝）随着历代统治阶级对象牙工艺品的奢求，大象终于难逃濒于灭亡的厄运。

这里附带提及，古代文献常犀、象并称，与大象同遭厄运以至于已经在我国绝灭的还有大象的世代近邻犀牛。从大象和犀牛的历史遭遇，应该引起我们对保护我国现有野生动植物资源的重视。

山西博物院藏

它的尾部是一个象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