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师承大家，终成大家

作者：夏明星高桃源

本文转载自：党史博采（ID:dangshibocai）

晚年，粟裕在《战争回忆录》中思绪万千：“我在少年时期，痛恨军阀残害老百姓，就想拿起枪杆子打倒军阀。1927年‘马日事变’，我被湖南反动当局通缉，跑到了武汉，参加了党领导的叶挺部国民革命军24师教导队。我欣喜自己扛起了枪，当了革命战士。教导队军事训练十分严格，但只能算是养成教育。在我以后的战斗生涯中，也没有机会进学校专门学习革命战争的理论，我的学习道路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到1934年7月，他受命参赞北上抗日先遣队戎机（担任参谋长），明知前途凶险，已是满腔自信：“聊以自慰的是，我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学会了带兵打仗。”

的确，粟裕终生“没有机会进学校专门学习革命战争的理论”，他的学习道路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幸运的是，他的老师都是鼎鼎大名的大军事家：毛泽东、朱德、叶挺等。

“叶挺的名字大家是熟悉的，而且对他很崇拜”

1927年5月下旬，由于湖南革命形势恶化，粟裕逃离湖南常德省立第二中学，辗转来到湖北武昌。这时，武汉政府还没有公开反共，中共党组织还在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驻武昌，师长叶挺）成立了教导队，专门收容湖南、湖北地区被反革命迫害的青年学生和工农干部。诚如粟裕所言，“党对这个教导队是非常重视的，对学员寄予很大希望。通过严格的军政训练，党要把我们这些青年培养成为基层军事干部，毕业后去基层掌握武装力量。”粟裕一到武昌就接上了组织关系，中共党组织的安排和粟裕的心愿完全一致。晚年，他回忆起这一幕，仍然豪情满怀：“我毫不犹豫地在五月末赶到平阳门外招生处办好了入学手续，顺利地进入教导队。从此，我坚定地走进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行列，再也没有离开过片刻。”一入教导队，粟裕就当上学员班长，作为骨干来培养。

教导队成立，“不到半个月，就有了一千多名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团员。党组织十分重视这批新生力量，派了坚强的政治、军事干部来领导。”作为一师之长，叶挺自然上心，常常到校指导。

对于叶挺，粟裕非常推崇。在《战争回忆录》中，他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叶挺的名字大家是熟悉的，而且对他很崇拜。”自然，粟裕也是“大家”里面的一员。

有一次，叶挺发表队前讲话，要求教导队学员必须做到“铁腿、马眼、神仙肚”。粟裕不解其意，问了第24师老兵才明白，这是叶挺独立团的流行语，意思是要做到能昼夜兼程长途跋涉，能连续作战不合眼不休息，能忍饥挨饿有饭多吃没饭不吃。

叶挺出身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制订的教导队训练计划可以说是保定军校训练大纲的“速成版”。对此，粟裕体会尤深：“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9年，陈毅、粟裕、傅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叶挺（自左至右）在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合影。

根据叶挺指示，教导队每天不是一般军队的三操两讲，而是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1小时点名训话。每天起床号一响，学员们立即跳下床铺，穿衣、漱洗、整理内务完毕，例行跑步10多公里，有时还得抢占一座100多公尺高的山头。叶挺特别指示，先到者站排头，后到者站排尾。粟裕认为，“这也是一种表扬和批评的意思。”大家列队完毕，只休息5分钟，立即跑回原地，直接带进饭堂。吃罢早饭，就进行军事操练，要求十分严格：

“一个动作做得稍不合乎要求，就要重做十几次，直到完全合乎要求为止。有时一排人、一连人连续重复做一种动作，直到全排、全连完全整齐一致为止。为了培养我们不怕严寒，不畏酷热，以适应以后战争的环境，虽然在武汉的炎热夏天里，也从未间断过军事操练。”（粟裕语）

一开始，有人对如此严格的军事训练不习惯，中共党组织立即进行思想工作，说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问题，要有大批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干部派到部队里去，才能掌握武装，完成中国革命任务。

从1927年5月底受训至7月底开赴南昌准备起义，粟裕在教导队受训整整2个月，耳濡目染之中，粟裕从叶挺身上、在叶挺倾注心血的教导队里学到了掌兵之要：指挥员必须要在官兵中树立起信仰；带兵必须带成“铁腿、马眼、神仙肚”；从事军事斗争不能怕死怕苦。1927年6月，粟裕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成为“叶挺式指挥员”则成为终生追求。

纵观粟裕一生，他后来领导队伍在困境中始终百折不挠，在艰苦转战中始终要求部队做到“铁腿、马眼、神仙肚”，可见当年叶挺的教诲和教导队受训对他军事生涯的影响。

“学习毛泽东建军思想”、“学习建设根据地”

1927年10月起，作为南昌起义部队连长，粟裕追随朱德、陈毅从粤北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北上过程中，朱德、陈毅对起义部队进行过三次整顿，“派党员担任连队的领导干部，以加强党对基层的领导，但支部还是建在团上”，“是对我们那支部队进行改造的重要开端，但还不是全面的改造。”（粟裕语）因为“还不是全面的改造”，所以部队中拖枪逃跑、不辞而别者不绝于途。

◆粟裕

1928年4月底，南昌起义部队、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红4军成立之后，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全面建设和改造开始了，在我军中肃清旧军队习气的残余，与旧军队的旧制度、旧思想、旧作风、旧习惯彻底决裂，把贫苦农民、知识青年、旧军人改造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人，按照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的需要，建设一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粟裕语）

两军会师后，红4军相继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中共红4军第一次代表大会，粟裕有幸都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就一些重要的建军原则作了阐述，还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久，红4军又召开了一次连以上党代表会议，讨论建军问题，并请大家发表意见。粟裕也参加了会议，并且终身难忘：“我在武汉参加的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24师教导队时，上政治课讲过马列主义的道理，但军事教育基本上是用旧式军队的教育方式，讲的是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此时这种民主的做法，本身就体现着一种崭新的精神，给我上了建军教育的重要一课。”

这时，为加强党对红4军的领导，毛泽东重申了党支部建设在连上这一项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措施，使党的工作扎根到了基层。当时，为了加强党的工作、政治工作，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被调到连队担任政工干部，粟裕军政兼优，能者多劳：“我在井冈山时，工作多次调整，时而任连党代表，时而任连长，都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需要。比如连队里新战士和解放过来的战士多了，需要加强政治工作，就调我去任连党代表；某个连长军阀习气太重了，要调动他的工作，又让我去任连长。”

那时，毛泽东亲自拟定红4军宣传口号，就是：“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士兵”。红4军生活虽然苦，但从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起，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样。旧军队常常有闹饷的事，而红4军因为官兵一个样，从来没有闹饷的，也不怨恨谁。当时，红军中流传一副联语：“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井冈山缺粮，朱德、毛泽东就带领红4军官兵，一起从山下往山上挑粮。有一次，朱德军长开会回来，正遇到挑粮的队伍，就下了马，把体弱同志的粮担放到马背上，自己又抢过一副扁担，和大家一起挑上山。“士兵们想方设法不让朱军长同大家一起受累，于是才出现了‘朱德记’扁担的佳话。我就亲眼见过这根扁担。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不能体会到官兵平等、废止肉刑这些基本制度所产生的强大威力，……而当时，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望，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这些新型的制度，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强大武器。”井冈山时期，尽管斗争异常艰苦，逃亡几乎绝迹！

粟裕几乎亲历整个井冈山斗争时期，从而学习领会了毛泽东、朱德的建军思想：一，要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二，人民军队必须听党指挥；三，人民军队要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

◆1948年5月，朱德和聂荣臻等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右起：聂荣臻、陈毅、朱德、彭真、粟裕、李先念、蔡树藩、薄一波。

粟裕坦言，“我确立根据地的思想是在参加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时期。”南昌起义部队兵败潮汕，北上湘南又立足不住，只好北上井冈山。粟裕认为，“毛泽东同志比同时代其他领导同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上了井冈山后，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当我们上井冈山时，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的建设已初具规模。我们上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个感觉是有了‘家’了。按陈毅同志的说法，不再像‘釜底游魂’了。”“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

这些学习、领会，影响了粟裕整个军事生涯。诚如《粟裕传》所言，“后来他独当一面领导革命和战争中，对军队和根据地建设所采取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做法，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实践，都可以从他在井冈山战争时期跟着毛泽东、朱德学习找到源头。”

在晚年撰写《战争回忆录》时，粟裕专门回顾了“学习毛泽东建军思想”“学习建设根据地”两方面情况。

“使我认识到，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

解放战争时期，粟裕以打大歼灭战闻名全军，著名者如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蒙阴战役、豫东战役等，以及他立下“第一功”的淮海战役。追溯历史，他的打歼灭战思想是在红军战争时期向毛泽东、朱德学习来的。

粟裕回忆：“由于红军是在敌人包围之中作战，武器装备一切取之于敌，因此歼灭战一直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战略战术的运用常以能否达到歼灭敌人为标准。当时，朱德同志带领我们打仗，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依据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战法。对于一打就垮的部队，采取穷追；对于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则运用迂回包围。”

1928年4月底，在井冈山第二次反“进剿”时，红4军打赣南刘士毅的部队，它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当时，红4军从黄坳出发，向遂川运动，刚一接触，敌人就逃跑了。这时，朱德军长和粟裕所在连在一起，“他一面领着我们跑，一面不停地督促：‘快追！快追!’我们一口气追了三十五公里，俘虏了敌人营长以下官兵三百人，缴枪二百五十支。”战后，粟裕学到一手：“这种追击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击，而是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一种战术。”

1928年6月，红4军一举粉碎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当时，敌人抽调湘赣两省10个团的兵力，兵分两路进犯井冈山。毛泽东、朱德决定采用避强打弱的方针，即对湘敌采取守势，集中兵力打赣敌。红军主动撤出永新城，退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宁冈，集中主力，在地方赤卫队配合下，坚决控制敌进攻井冈山必经之路新、老七溪岭，寻机歼敌。作战部署，是以红29团附1个营担任正面阻击牵制，以红28团附1个营迂回到白口、龙源口，断敌后路，以求歼灭敌人。这次战役在朱德的亲自指挥下，取得了歼灭敌人一个团，击溃敌人两个团的重大胜利。战后，连长粟裕又学到一手：运用迂回包围而达到歼灭战目的。

◆孟良崮战役后的粟裕（左二）和陈毅（左一）。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这时，粟裕调任红12军第64师师长。对于此战，他有过回顾：“第一次反‘围剿’是一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向根据地中部实施退却。敌人以平均日行三十五公里的速度，分多路向我进犯，每路又分成梯队。我军在多路敌人中选择了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这两个师是此次‘围剿’的主力军，是这次‘围剿’总指挥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消灭这两个师，敌人这次的‘围剿’便可基本打破。……随即得悉张辉瓒师已进抵龙岗，孤军深入，立足未稳。我军迅速定下决心，集中优势兵力，运用迂回包围战术，十二月三十日，一举将该部全部彻底干净地歼灭了，一个也没有跑掉，活捉了张辉瓒。”“接着打谭道源师，我师担任正面攻击。……歼灭谭道源部一个旅，俘敌三千余人，敌人第一次‘围剿’就被粉碎了。”

战后，粟裕既从毛泽东、朱德身上学到排兵布阵，又认识到此战的美中不足：“两仗相比，打张辉瓒迂回得好，四方面重重叠叠，他跑不掉；打谭道源则因没有迂回好，仅歼敌一半，未能达到全歼。这说明要打歼灭战，在兵力运用上，必须把包围、迂回结合起来，没有迂回打不好歼灭战。”诚如《粟裕传》所言，“粟裕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总结得出的经验，以后发展成为他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战法，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地聚歼敌人。”

1931年2月，敌人卷土重来，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是一字长蛇阵，由西向东，从赣江边上的高兴圩，一直摆到福建省的建宁，差不多将近500多公里的战线。敌人两翼兵力强大，中间则是一些杂牌部队。在决定作战方案时，毛泽东很形象地说：现在敌人的阵势是只螃蟹，两边两只大钳子，中间一个软肚皮。打软肚皮当然好打，但搞得不好，两只大钳子就夹过来了。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还是从软肚皮开刀。这软肚皮是上官云相、孔繁祥等北方部队，他们在南方不服水土，又不会爬山，而且蒋介石一贯玩弄借刀杀人扫除杂牌的伎俩。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敌人两翼强大兵团观望不前,红军捅破了敌人的软肚皮一直打到敌人的后面，他的一字长蛇阵就全线崩溃了。

粟裕指挥红64师参加了反“围剿”，他由衷认为，第二次反“围剿”，是一次正确选择打击目标的典范。“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作战，常常是先打弱敌。打弱敌难在选择。判断敌军之强弱，需要对敌人的各种具体情况作全面、周密的调查研究。例如部队沿革、兵员籍贯、装备给养、内外关系、上下关系、军政素质、生活习惯、战术技术及其特点以及占据的地形、工事条件等等。这些仅是基本的情况。但一切的强和弱，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强敌而未展开，虽强犹弱；弱敌作困兽之斗，虽弱亦强等等。所以，还需结合实际作具体的分析，毛泽东、朱德同志对这一原则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我深受他们的教育。”1947年5月中旬，粟裕决策蒙阴战役收拾张灵甫第74师，依稀可见朱、毛当年正确选择打击目标的风范。

◆1972年1月，毛泽东和粟裕在一起。

1931年7月，敌人不甘失败，又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时，粟裕调任红4军第13师师长，率部亲历了反 “围剿”全程。这次，敌军新的攻势来得如此之快，迅速窜入赣南，出乎我军意料。毛泽东、朱德决定，将活动于闽西的红军主力撤回赣南苏区应战。“有天晚上，通过敌方两支部队中间的一个约七公里半的空隙，……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了苏区。敌人竟然不知我们到那去了。”接着，毛泽东、朱德充分利用在苏区内部作战的有利条件，故示假象，以红12军主力扬旗鸣号，大张旗鼓地向东北方向佯动，把一部分敌人引向东北，并以另一部兵力一度攻占乐安县城，紧紧牵住追敌的鼻子，穿行于高山险路，把敌人的一部分主力拖了半个多月。红军主力2万多人，却偃旗息鼓，秘密越过敌人重兵之间的十公里空隙，跳出敌人包围圈，向西转移到兴国东北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息。等蒋介石发觉真相，再度调兵西进，红军主力又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人，继续西移，隐蔽地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山区，休整待机。

这时，敌人像个瞎马似的已乱奔了2个月，3个师遭到了红军的歼灭性打击，其余部队受尽苏区军民不断袭扰和坚壁清野之苦，悲叹“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最终，敌人不得不实行总退却，红军趁势分路出击，又歼灭敌2万多人，赢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第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化被动为主动，共歼敌7个师，17个团，俘15000余人，缴枪20000 支，此战让粟裕受益匪浅：“使我认识到，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开始常处于被动，但只要指挥员善于运筹，可以驰骋的领域仍然是很宽广的。战争指挥艺术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

到这时，粟裕对于指挥打歼灭战已经胸有成竹，苏北抗战的黄桥战役、车桥战役，以及解放战争诸战役，就是他深入学习毛泽东、朱德打歼灭战思想结出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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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师承大家，终成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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