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版画《不让敌人抢走粮食》，1943，彦涵
“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iki Rin刺杀，刺客就擒。”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的一天早晨，日本东京的一间学生公寓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刚起床看报，这是大家一日之始的集体生活，比吃饭都重要。刚收到的一份国内新闻电报，成为了同学们的中心话题。
即便是再贪睡的，此时也容光焕发起来，南腔北调地热烈议论起来，这刺客是谁，JoShikiRin三个汉字的正确写法是什么，是秋后处斩，还是会立即行刑，处以何等极刑，事后会被株连到几族……
只有一位来自绍兴，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同学，心脏收紧，顿时无语。他很清楚，这位刺杀恩铭的刺客，就是去年初冬（一1906年1月），曾在横滨见过的那位绍兴同乡徐锡麟。
徐锡麟三烈士都牺牲在安庆起义中，徐锡麟之子徐学舜后来成了蒋孝文的老丈人
这位同学对徐锡麟的印象颇为不佳，那次徐锡麟携夫人王振汉来日到横滨，自己去接，发现此公竟然箱子里还带了绣花弓鞋，又在头上戴个小顶子，留条细辫子，有点遗老遗少和纨绔子弟的样子。可万没想到的却是他，领导安徽巡警学堂起义，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
没多久，秋瑾遇害的消息传来，徐锡麟则被恩铭的家属和亲兵，把心肝挖出来，炒菜下酒，吃得干净！
这位同学就是鲁迅，不过当时26岁的他，还不叫“鲁迅”，而叫“周树人”。在不久召开的绍兴同乡会追悼会上，周树人主张给清政府打电报，痛骂他们一顿！
突然有人站出来反对，冷冰冰地说：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竟然是徐锡麟的学生范爱农，在横滨接徐锡麟的时候也在场，这可是你的老师，你最熟悉的人，你竟然如此超然冷漠，文人交情一张纸，你是不是人，是不是文人？
在日本读书时期的鲁迅（周树人）
后来当周树人变成了鲁迅，鲁迅才真正理解了范爱农，反动派屠杀革命者是疯狂维护旧秩序的阶级本能，革命者要除旧布新，反动派自然要拨“乱”反“正”。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敢于面对任何凶恶的敌人，和它进行坚决、顽强、彻底的斗争。单纯打嘴炮是毫无作用的，关键是唤醒群众的自觉，去争得解放，这便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使命担当。
正是有了这种使命担当，徐锡麟面对清廷安徽司道诸衙门（按察使毓朗和安庆知县劳之琦主张先挖心后斩首），要对他剖腹挖心、生祭恩铭的“判决”，毫无畏惧，哈哈大笑：
“我为重建中国，早置生死于度外，区区心肝，何屑顾得？要杀，要剁，请便！”
拿人心肝做下酒菜，这项“国粹”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从清廷那里继承下来，更发扬光大。
1952年10月，窃据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派出军队，突袭我福建沿海莆田的南日岛，侥幸打了胜仗，自吹抓了八百多解放军俘虏回去。
南日岛烈士纪念碑
干部被甄别出来，在新店军人监狱统统遭到杀害。这所监狱的反动派，有人还把我们牺牲烈士的肝挖出来，拿到外面的面馆，让厨房给他煮了，当下酒菜。做菜的时候，店主很奇怪，这也不是猪的，也不是狗的，是什么“动物”的肝啊？后来才知道是人的，把锅都扔了！
台共党员陈明忠同志，当时也被关押在这座监狱中，在记下这件事的同时，还记下了一位叫陈品官的福州籍解放军战士，谈对国共两党两军的看法。
“我是佃农，家里很穷，跟地主借贷，还不起，妈妈自杀了，妹妹卖掉了。后来共产党来了，分了土地，我当然支持共产党。如果国民党又来了，我们就完了！所以一要打仗，我就参加了部队。”
共产党、人民军队解放人民，要让人民有出头之日；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奴役人民，要让人民永无出头之日，所以共产党带给人民的是希望，国民党带给人民的是绝望，为了希望，就必须支持共产党，就必须与国民党，与国民党身后的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斗争到底。
为此，无数共产党员、革命群众，付出了惨烈代价。
湖北红安“秦绍勤烈士就义处”
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长胜街北端出口处，有一块“秦绍勤烈士就义处” 纪念碑。原碑为1974年由红安县革命委员会修建，现碑为1992年由县文物事业管理局重修。碑文记载：
“秦绍勤生于1903年，是黄安县七里坪福德院墙村人，1925年，在姨父邹香山教育下，接受革命思想，是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七里坪工会和七里坪区委领导的职务。1927年底不幸被捕，在敌人的审讯室内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敌为得到共产党员名单，对他施以酷刑，在鞭抽、铁烙、脚被钉在门板上重刑之下，秦仍回答：‘打死我，老子也不投降。’腊月初三，他被绑在电线杆上开膛剖肚，挖出内脏，并作成下酒菜吃，将其头悬在七里坪西门城楼上示众。解放后，党和人民怀念他，作诗称颂道：‘英雄秦绍勤，开膛剖肚在北门，宁愿自己死，不连累别人。’”
出身贫寒的秦绍勤烈士，读了三年私塾就辍学，帮助父亲租种佃田养家度日，15岁到药店当学徒，饱尝土豪劣绅的欺辱虐待，参加革命后，对敌坚决。大革命失败后，秦绍勤积极参加“黄麻起义”，面对卷土重来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军队，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
大别山农民起义，1957，严敦勋、翁元章
国民党十二军教导师师长文清林气急败坏，将烧红的烙铁狠狠烙在秦绍勤的身上，直到他一次次昏死过去。这还只是开胃菜，为摧毁秦绍勤的革命意志，敌人将他的老母亲和新婚不久的妻子抓来陪审，你再不招，就弄死你娘、你老婆！
这可不是吓唬人，敌人杀害了秦绍勤同志的母亲和妻子后，将秦绍勤拖到七里坪北门外的河沙滩上，用两寸多长的铁钉，成“十”字形，将他的手脚钉在门板上，然后用机枪扫射，并惨无人道地开膛剖肚挖心，还不忘趁热做爆炒的下酒菜。
这就是反动派，虽然清廷和国民党曾是对手，但国民党蜕变为反动派后，在反对人民解放，他们的阶级属性空前一样，所以挖心肝炒菜下酒的做法，传承得得心应手。
无独有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巴中柳林乡（今巴中市恩阳区柳林镇）罐子沟村苏维埃主席王星信烈士，也曾遭受如此“待遇”。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里的无名烈士墓碑群
红军离开川陕苏区后，反动派回来后，对翻身的农民进行野蛮报复。王星信被敌人抓捕后，关在关帝庙的乡公所里，保长王月秋要他交出各级干部名册，以便照单捕杀，遭到拒绝后，王月秋恼羞成怒，命保丁用刀割开王星信的胸膛，挖出心肝，用油煎炒吃了，并把王星信的下身割下来喂了狗，小肠也被掏出来，抛在地上……
同在巴中，恶霸地主罗俊体虐杀新庙乡苏维埃主席杨三元后，还不忘挖出心肝，割去舌头，炒来吃掉。
在广东五华，赤卫队中队长万大来同志，受伤后隐蔽在群众家，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敌人施以种种毒刑，用锥子刺进他的胸膛，用烧红的火钳灼他的胳臂和脚，割下他的肉挂在墙上，抽他的脚筋……
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的万大来同志，至死都没有泄露党的秘密。最终，敌人用斧头砍下英雄的头颅，高挂示众，又把他的心肝五脏取出，煎炒后送给万大来同志的亲友，强迫他们吃。
山东淄博南沙井村的村史中，也记载了一位本村籍的革命烈士苏词铭同志，被反动派虐杀的经过。抗战初期，爱国青年苏词铭，为抗日救国，加入了我党领导的游击队，由于杀敌英勇，很快就入了党，并作为培养苗子，被送到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在抗校，小苏认真学习，时刻准备毕业后，回到博山，成为优秀的基层干部，带领乡亲们，跟日本鬼子和汉奸斗争到底，光复家国。可刚毕业，拿着组织介绍信，走到路上，就被吴化文的国民党苏鲁战区新编第四师抓住。
淄博高青县田镇中心小学学生在革命烈士陵园擦拭烈士墓碑
顽固派逼迫小苏投降，遭到痛骂，敌人一怒之下，把小苏大卸八块，煮着吃了！
安徽霍山也有个食人心肝的反动派，叫何静峰，这家伙是本地新一代的“体面人”，崛起时间相对较晚，抗战胜利前后，才子承父业，慢慢做大，传统势力范围在漫良乡，盘根错节几代人，都是大地主，家里有土围子，养着近百人枪。何静峰长期担任漫良乡乡长兼保警队长，霍山解放前夕，凭借其拥有的小保队武装，强行攫取行将就木的伪组织中的军政大权，当上了伪霍山县政府自卫团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实际上成为挟天子（国民党县长郑荥波）以令诸侯（各乡土豪劣绅）的僭主。这个团有七百多小保队，仅何静峰手下就有三百多匪徒，
有轻机枪4挺，60炮1门，步枪220支，短枪7支，子弹2500发，炮弹60枚。
有了这样资本，为了守住几代人的产业，何静峰对于解放军、南下干部和翻身农民，当然要痛下狠手，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江山。这家伙多次袭击我军的运粮队、工作队和农会，一次就活埋过7个人，最喜欢活活地把人的心肝掏出来，生食就酒，还大言不惭地品评一番，竟然说：
“北边老侉（解放军、南下干部）的心肝，没有南边蛮子（本地翻身农民）的心肝味道好！”
阜平平阳镇白家峪小学师生清明节到平阳千人墓扫墓
不但国民党反动派好这口儿，日本侵略者也是食人恶魔。
1942年6月8日，被日军抓捕的我澄西县（今属江苏江阴）抗日民主政府第三区区长张泉涌同志，由于两个月问不出口供，敌人将其活活剖腹，挖出心肝，下油锅煎炒，当作下酒佳肴，吞入腹中，其妻受不了丧夫之痛，当即发疯。
同样是鬼子，1943年9月，日军“荒井部队（110师团163联队第2大队）”在秋季大“扫荡”中，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平阳（今属河北阜平）惨案”。除大规模屠杀无辜平民之外，他们还残忍虐杀中国孩子。
在山咀头，小羊倌韩小更遇到了日军，日军把他的心肝挖出来，带回据点烹食。在上平阳村，日军捉住三十多名妇女，从中拉出一位叫王金亭的孕妇，把她按倒在一口红漆柳木棺材里，先从胸口一层层剥开，然后剖开肚子，把胎儿挑出来，最后挖出心脏用油煎炒，还逼着其他妇女挨个吃。
版画《日寇暴行》，1938，张漾兮
1944年5月，河南孟津沦陷，驻长华镇的日军中队长公原，是个性情残暴的法西斯，常以集体杀害中国人为乐。每次杀人，先逐个观察被害者面色，审视哪个胆大、哪个胆小。待枪杀后，再挖出心肝，观察胆囊大小，验其勇怯，取胆大者的心肝烹食，以壮其杀人胆量。还丧尽人性地炫耀说：
“相比中国人的心肝，他更爱吃中国活人的脑浆，至少吃了有1300多个！”
清廷、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偏爱吃人心肝呢？
老鬼子公原，其实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靠谱的答案。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也有相似的说法，映射的就是徐锡麟之死。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
《狂人日记》插图，1980，张怀江
反动派强大时，他们瞧不起人民群众，认为革命力量弱小，岂能撼动他们的铁桶江山？当人民群众觉悟了，被组织起来，几个回合打来打去，他们乞灵的神秘武器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了，反而人民在斗争中强大起来了，甚至我们一声唤也能把它吓一大跳，反动派的铁桶江山摇摇欲坠了，他们就幻想通过自己的暴行来恐吓人民，以此给自己壮胆。
问题是他们乞灵的神秘武器，都不管用了，他们的暴行就能吓住人民吗？吓住革命，吓住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奋斗吗？
王星信烈士，被反动派生取心肝前，曾义正言辞告诉伪保长王月秋：
“你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日子不会长了，今天你们杀了我王星信的头，还有千千万万的革命者的头是杀不完的，你们这伙坏东西的狗头，总有一天会落地的！”
除旧布新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但旧势力必然不甘于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要抓住一切机会反扑，来吓退新势力，所以敌进我退也是可能出现的，可这并不意味着旧势力最终不会被历史所淘汰。
版画《不屈的人们》，1942，彦涵
因此作为新势力的一员，革命者和人民，不应被旧势力的恐吓所吓倒，乃至吓倒魂飞魄散，自此扔掉武器，举手投降。
有矛盾就要斗争，有斗争才有胜利，有胜利才能发展，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奋起斗争才能生存，只有斗争到底才有出路。
斗争残酷，敌人残暴，反动派要吃我们的心肝，我们就不斗争了吗？
相反，我们更要斗争，只有与内外反动派斗争到底，赢得最后的胜利，那些幻想重新来吃我们心肝的敌人，才能没有这种权力，而我们的子子孙孙，才能拥有不被反动派的子子孙孙，肆意而随便地吃掉心肝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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