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酷玩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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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严峻的这几年，民企的日子不太好过，防疫压力、社保赋税、融资难题、外部冲击……种种难处，不一而足。
这个时候，每逢国企有大动作，比如国有资本参股的民营上市公司，“国进民退”的言论就会时不时会就冒出来。
这类言论一方面表现为对于民营经济处境与未来的担忧，另一方面也有“民营经济应逐渐离场”的激进说法，特别是统一大市场政策出台与供销社热点出现后，又出现了很多针尖对麦芒的尖锐争论。
自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阶段路线，中国经济走上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高速发展三十年。
多年后，形势变了，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转型，很多人对未来方向产生了迷茫，但从最近一连串政策大动作来看，实际上我们的方向并没有变，非但没有变，反而更坚定更稳健了。
比如最近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意见》。
从6个方面提出了21条具体措施，涵盖了从融资支持到项目落地的一整套流程，全方位鼓励民间投资发展。在全社会总投资中，除国有投资与外国投资之外的部分统统都是民间投资，不但包括大企业融资建厂房买设备搞研发，也包括小两口夫妻店贷款创业买房。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中，投资是主要动力，其中又以驱动庞大基础设施建设与前沿重大科技项目的国有投资为主导，外资提供新鲜血液，但大头正是民间投资。从2012年有民间投资统计口径以来，中国民间投资占整体投资比重始终保持在55%以上，今年依旧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力量。问题是，中国民间投资以及背后民间金融状态，一直是乱象丛生，没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协调，发挥不了民间资本规模相适应的驱动作用。就好像，一艘军舰有几台发动机，长期只靠一个核心发动机，既要高速推进又要给船上各种设备供电，其他几台有的漏油，有的拉缸，甚至干脆熄火了，浪费了很多的燃料，也影响了全舰的战斗力，还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
首先是初步统计，10月社会融资规模为9079亿元，机构预估13800亿元，比九月份骤降2.62万亿元，较去年10月的1.62万亿元同比少增7097亿元。
本来，9月是季末，银行要冲业务量，统计数据会冲高，10月季度性回落是常态，但回落得如此猛烈就有问题了。
特别是政府债券融资新增2701亿元，同比少增3376亿元，成为第一大拖累因素。这些年地方债一直支撑着地方政府开支，连这都不行了，说明实在是借不动也投不动了。
而过去八个月的数据也显示，今年社会融资增速也已经下降到了2018年的水平，相当于从2020年开始的“新基建”等等一系列经济刺激已经退潮，需要新的增长点了。
因为与融资下滑相比，2022年前三季度，我国居民部门存款比2021年底却增加了13.28万亿元，其中短期存款增加了1.84万亿元，定期和其他存款增加了11.44万亿元，比过去两年多了3.7万亿。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疫情防控和对外来的不确定，居民消费下降了近一万亿，其中除去实在没钱消费的，剩下的就反映在了存款里。更重要的是，2022年1~9月，我国商品房住宅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少了3.5万亿元，那些本来会交首付的钱自然也反映在了存款款里。
随之而来，9月份全国多家大行因为存款太多而放贷增长有限，而且房地产抵押贷款还面临坏账危险，只能集体下调了定期存款利率，不然利润空间就要没了。
最要命的是，房地产已经到了需要各地出手防止烂尾楼的谷底，土地财政成了无源之水，外加疫情因素税收下降，地方连利息都还不起了，进一步拉着社会融资暴跌。
一系列问题环环相扣，怎么办？难道重新鼓励大家一起去买房？
的确，似乎只有老百姓去买房，银行付息压力小了，土地财政可持续了，政府债务也没问题了，又可以继续搞信贷扩张了，但后果就是已经不可承受的房价继续上涨，贫富差距继续扩大。
更严重的问题是，疫情对经济影响这么大，很多打工人个体户实体经济断了收入的同时，银行里总体大幅新增的存款本身就是贫富差距、脱实就虚的危险信号。
国民经济是一个水池子，实体经济就是池子里的大大小小彼此竞争的鱼群。
央行作为水龙头，需要长期向池子注入活水，让不断繁育壮大的鱼群有一个适宜的水体环境。
如果水一下子涌入太多，鱼群数量膨胀超出了整个水体生态的承受能力，央行就要拧紧水龙头，给鱼群增长踩刹车；而当池子水逐渐干涸，水体污染养分减少，鱼群陷入内卷，央行就多松开水龙头，带来新的增长空间。
过去十年，中国为走出美国带头挑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与美元大泡沫，发力铁公基建设，大规模投资，释放了太多货币，引发了股市震荡、P2P乱象、房价暴涨、贫富差距等等问题，进入了必须调整的阶段。
所以哪怕托底房地产，也只是缓一缓，续一波，终究不能靠饮鸩来止渴。
2018年开始，央妈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不搞大水漫灌”，宁可牺牲GDP也要从下重手管住影子银行与地方城投债，掐住了房地产泡沫的根子，为的就是防止中国经济“吸毒”上瘾，彻底丧失经济活力。
这一系列连锁且左右为难的问题，中央文件中有个词来专门形容，叫“三期叠加”：
1、增长速度换档期。过去我们是走学习引进之路，快速实现赶超，当前经济体量已经大到受到了各方面因素限制，很多路径都要自己探索，速度必须控制，否则跟南美国家一样容易从高速发展直接跌入深渊。
2、结构调整阵痛期。为了持续赶超与发展，速度降下来的同时质量必须提升去，所以要对经济结构进行转变，必然要舍弃很多当下利益，同时也面临产能过剩与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加剧了转型的阵痛。
3、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前期政策是指2008年之后中国出台一系列全面经济刺激政策，造成了今天的通胀压力、产能过剩、结构失衡，所以我们不能继续走过去的老路，“大水漫灌”只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三期叠加，决定央行不能再走土地财政、基建投资大水漫灌的老路，但中国经济依旧需要投资拉动持续增长，需要投资创造新的就业、需要投资来冲破卡脖子的关键领域。
所以光拧紧水龙头也不行，毕竟中美竞争压力下，中国还需追赶，还有太多短板被卡脖子的地方。要彻底转变对大水漫灌的依赖，实现精准滴灌，就需要激活躺平已久，一直没能发挥应有主体功能的民间投资。
具体来说就是，民间投资发展得好，不一定转型成功，但要是发展不好，肯定失败。
改革开放初，比起刚刚拆掉小渔村的深圳，民营经济的活力首先在温州爆开，形成最早资本积累。
八九十年代是温州的黄金年代，从服装、皮鞋、皮革到打火机、眼镜、纽扣、拉链，温州品牌近乎家喻户晓，一车车小商品卖到全国，一摞摞钞票进了温州人的口袋，风头甚至压过广州，一度比深圳还要风光。
2003年温州人口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五，个人居民存款总额却占了全国的十分之一，民间资本厚度是全国水平的20倍。
但充沛的民间资金带给温州的，除了财富，还有一波波的投机狂热。
80年代，银行贷款门槛抬高，为了做生意，当地人就通过传统融资平台——抬会，众筹本金，后来挣钱了，就不断抬高本金与利息，变成庞氏骗局式的抬会大量吸受会员资金，到1985年，乐清县一共有抬会1246家，涉及13万人，最高峰时资金12亿多，然后资金链断裂，会主跑路，会员闹事，绑架、杀人、停工、停课最终，始作俑者被枪决。此后，抬会现象虽然被按下去了，但却一直在当地悄悄发展，直到今天。
1999年温州人冲入省城杭州炒房开始，炒房军团沿着交通干线，一路杀到上海滩，又分兵南下深圳，然后于2004年挥师北上进军首都，南征北战，足迹遍布青岛、济南、哈尔滨、大连、沈阳、重庆、成都、武汉、长沙、厦门、海口、三亚，一个人买五十套、一百套甚至包下半个小区的新闻层出不穷。
随着炒房团的一路凯歌，温州炒房队伍也越来越庞大，从最初的清一色小老板到一般的工薪阶层，都加入了这波财富浪潮中。后来房价抬高不好炒了，温州人又组织起了炒煤团、炒矿团，最后在2008年的危机中一地鸡毛…
2008年，四万亿一开始，温州的银行对企业敞开了放贷，满足条件的放，不满足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放，就是人担保，千方百计地给撮合互保，甚至帮企业撮合借高利贷，促成了大量的好的坏的企业相互担保，变成了一张网上的蚂蚱。
2011年，后来以家喻户晓的江南皮革厂为代表的四家温州企业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开始，如同多米诺骨牌，一大批企业陷入倒闭潮，没倒的有订单都不敢接，生怕第二天自己资金链就被牵连断了，结果是越不敢接基本面越差，银行不良率百分之三成以上，直接选择抽贷，基本面彻底崩盘，老板纷纷卷款跑路。
最后当地求援电话打到了央妈，输血600亿勉强稳住局势。
所谓互保，就是银行将自己作为金融中间人的风险管理责任甩给企业，本质上就是企业间自己相互借贷，门槛超低、利息很高、风险很大，而银行自认为既可以赚高额手续费又能置身事外。
此情此景，是不是有点熟悉呢？没错，就是几年后由银行存管资金的个人对个人网络借贷，席卷全国，影响数百万人、涉及上万亿资金，然后一地鸡毛。
这次p2p事件中，尽管温州老板依旧冲在最前面，但已经不再是温州一地的狂欢，结果却是一样的，整个行业硬着陆，被连根拔起，扔进了历史垃圾堆。
几轮泡沫动荡下来，如今，隔壁的义乌已经走向全世界、坐稳了小商品之都的宝座，而如雷贯耳的温州，尽管底子依旧雄厚也在探索经济转型，但对于全国老百姓而言，似乎只剩下发廊和江南皮革厂那讽刺的叫卖声了。
成也民间投资，败也民间投资，民间投资以及背后的民间金融左右了温州地区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层出不穷的乱象中也有一定成绩，比如温州虽然炒房一地鸡毛，但炒矿却搞出了一个“世界镍王”青山控股。
在俄乌战争爆发中，由于镍价暴涨，青山控股一度被逼到破产边缘，靠国储出手才稳住阵脚，保住了新能源产业的供应链命脉。
说到底，民间投资能不能与国有经济协调配合才是关键。
2016年5月4日，国务院曾派出了9个督查组，赴18个省区市，开展为期十天的实地督查。
“我们发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民营企业反映最集中的一个问题。”
“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无论是资产规模以及抵押、担保能力都相对比较弱。特别是一些传统行业，不少中小企业在贷款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存在所谓的银行惜贷、抽贷、压贷、断贷等问题。”
而在此前建设统一大市场政策则瞄准了长期困扰民间投资的另一个痛点:
财政包干和各种地方税设置后，财政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地方的经济利益，因此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在相当多的方面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因而也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
显然，这种情况下，民间投资，尤其是没有任何地方政府关系的民间投资就成了“四等人”，别说吃肉了，喝汤都可能赶不上热的。
所以在《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内容中，先是提纲挈领地要求，“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然后又点出了各种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细致到了连借“内循环”搞封锁、限制企业注册地、收中介服务费这些地方小算盘都提到了，为的就是打破制度型歧视。
几个月后，由发改委出台的《促进民间投资意见》更进一步，要求直接解决民间投资在资金与项目上的两大痛点：
主要是打破市场准入门槛，在招标投标中一视同仁，支持民间投资参与“十四五”规划的102项重大工程、国家重大战略等项目建设，而且是具备一定收益水平、条件相对成熟的项目，呼应了四月份关于建立统一大市场中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一系列规定，也彻底打消了所谓重回计划经济的风言风语。
一方面要求在项目落地前，各地不能过头承诺，开“空头支票”，提前打预防针，严禁独山县水司楼那种脑袋一拍的假大空项目。二是在项目落地后要积极化解账款拖欠问题。最狠的是，《意见》明令要把地方政府拖欠账款且拒不履行司法裁判等失信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向社会公开，等于上了征信黑名单了。
很多人都应该记得上半年的丰县事件，事件发酵后当地治理水平被群嘲，很多投资圈人士基于职业习惯，就把丰县地方欠债123亿，债务率373%底裤给扒了出来，还呼吁抵制当地城投债，开创了一种社会监督地方的新现象。
而这一次，为了解决民间投资堵点难点，国家出手扒底裤，这对财政捉襟见肘的很多地方而言，属实是没留半点情面。
但话说回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歧视。
如果仅仅是单方面解开民间投资的重重禁锢，敞开投资大门，供应优质项目，而无法引导和约束完全靠利润驱动的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当年的资本乱象与无序扩张势必还将卷土重来。
其实就是发挥中国经济多重所有制的优势，用国有资金与优质项目撬动大量闲置、内卷、没出路的民间资本、民间力量参与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科技创新的项目中，彼此取长补短，最大化激活躺在定期账户上的社会存量资金，真正把“大水漫灌”转为“精准滴灌”。
这几年这方面进展很多，比如国企混改的三年行动计划收官，8000亿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工具，还有各类在资本市场引导资金流向的国有大基金项目，最终为的是替代土地财政这个弊端重重的金融引擎。
甚至连曾经作为“计划经济”符号的供销社也在土地流转中，负责引导农业资本实现经济效益、农民利益、国家粮食安全的平衡。
除了各个领域市场监督机制完善外，一个关键工具就是今年年底完工的金税四期。
我国税收信息化建设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初，历经金税一期、金税二期、金税三期建设，现在只能说是基本赶上了欧美国家，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信息化税收系统，但税收之外各种打着避税名义实际进行无需扩张的民间资本依旧很难管控。
它并不神秘，只是一次对目前金税三期系统的升级，以实现对“非税业务”的全面监控，从底层逻辑上堵住资本无序流动扩张。
另一方面，金税四期也为中央约束监管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提供了精准的依据，从制度上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内的多种所有制在的共同、协同发展。
人民日报侠客岛曾写文表示，无论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过去四十年，已起伏出现多次，尤其是当经济出现波动、发展提换档位的时候尤其如此，无非是不同所有制在不同时期发挥不同的作用，共同推动经济发展。
今年，随着各项重大系统性、全局性、甚至颠覆性改革在相继落地，拉开了未来五年处于改革深水区的中国经济脱胎换骨完全转型的艰难蜕变。
同时间，中美之间的史无前例的博弈也进入了更加白热化的决定性十年。
利益冲突会更加尖锐，问题矛盾会密集爆发，各路妖魔鬼怪都会进入最后的癫狂。
很多人也许会迷茫，甚至会动摇，但请相信我们脚下这条历经考验的坚实道路，会一直延伸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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