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如今实现了多少？

1919年6月，由美国人乔治·布朗森·瑞阿（George·Bronson·Rea）主编、于菲律宾马尼拉创刊的《远东时报》上全文发表了孙中山先生以英文撰写的《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一文，这篇直译为“中国的国际化发展方案”的文章，后被翻译为《实业计划》收入了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之中。

《建国方略》三册书影。来源/纪录片《孙中山先生》截图

客观来讲，作为一篇中国经济远景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实业计划》的内容本可以进行理性的讨论，但当时却有人斥责孙中山好高骛远，“孙大炮”的诨号便由此而来。那么这份《建国方略》到底有多少可行性？百年之后的今天又有多少已经实现了呢？

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由规划北方的大型海港开始，对此先生的看法是“北方大港之筑，用为国际发展实业计划之策源地；中国与世界交通运输之关键，亦系夫此”。不过，对于晚清政府于秦皇岛和葫芦岛修建港口的计划，先生却并不苟同，认为两地者“距深水线过远而淡水过近，隆冬即行结冰，不堪作深水不冻商港用”，因此提出于天津和秦皇岛之间修筑新港的计划。

孙中山所规划的港口与铁路。来源/纪录片《孙中山先生》截图

孙中山先生认为背靠着中国主要产盐区和最大煤矿（开滦矿务公司）以及整个华北平原的上亿人口，不仅“此港筑成，立可获利”。并大胆提出如果在这个可与美国纽约、费城等量齐观的大港发展房地产，那么“地值所涨，已足偿所投建筑资金矣”。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孙中山的设想一定程度在重大国家战略的能源原材料主枢纽——唐山港、辐射冀中六市的黄骅港以及承担全国北煤南运职能的秦皇岛港的发展中得到实现。而当年孙中山先生在地图上特意标出的“Sha－lui－tien banks”沙垒甸岛，在今天也建成了年货物吞吐量近7亿吨的曹妃甸港。

凭借着“前有深槽，后有浅滩”的优势，曹妃甸港近年来吞吐量稳居全国前十。孙中山先生以大型港口为起点打造亚欧陆上交通线的理念，被历史证明是具有极高的前瞻性。

除了“北方大港”之外，孙中山还设想了在上海、广州及其周边建设“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的蓝图。虽然孙中山计划在乍浦（今属浙江省嘉兴市）兴建大港的设想，由于其周边上海港、洋山港、舟山港、宁波港的高速发展而未能实现，但其强化广州及其周边地区对外开放职能，促进珠三角共同繁荣的战略规划，与今天“港珠澳大湾区”建设可谓不谋而合。

为了实现欧洲、亚洲“两大陆于以连为一气”的宏伟构想，仅有几个以为起点的大型海港，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是以，孙中山早在百年之前便设想了一个宏伟的铁路、公路网络。可惜，很多人只看到《建国方略》中规划的10万英里（约16万公里）的铁路、100万英里（约160万公里）的公路，便开始嗤之以鼻，毕竟直至今日我国的铁路运营里程也刚突破15万公里。

2021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15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突破了4万公里。来源/微博@中国铁路

除了预定的目标太高之外，很多人还诟病孙中山在规划铁路网络时，将交通枢纽直线连接，没有考虑实际的地形地貌和人口分布。但孙中山先生终究不是专业人士，掌握的资料更谈不上不全面，也没有卫星遥感技术，他再怎么考察也不可能把全国的细微地形了如指掌。更何况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借助桥梁和隧道技术，铁路变得越来越平直，相对于计划中纵横交错的西部铁路线，如今西部铁路仍然较为稀疏，这并非技术问题，而是西部人口稀疏，需求有限。

2021年中国铁路营业线路图。来源/中国铁道出版社

仔细翻阅孙中山的计划不难发现，他所规划的10万英里的铁路网络，不仅仅包含了在国内新建的铁路干线，还将其延伸至境外，如由新疆伊犁出境的中国铁路，未来将与印度、欧洲的铁路网络所联通，实现“将来由吾人所计划之港， 可以直达好望角城”的目标，这一设想与今天的“中欧铁路干线”可以说颇为契合。

孙中山所规划的铁路线。来源/纪录片《孙中山先生》截图

当然，很多人在非议孙中山的路网规划时，常常会忽视其所设定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便是“他方联接大逾中国本部之饶富未开之地。世界他处， 欲求似此广漠腴沃之地，而邻近于四万万人口之中心者，真不可得矣”，也就是说中国广袤的版图、丰富的物产和众多的人口必将催生出如此宏伟的路网系统，并非是单纯要完成一个虚无的目标，便要在短时间内强行要上马如此之多铁路的网络。在规划了海港及路网之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还详尽阐述了其疏浚京杭大运河及治理长江的相关理念。

当然，在孙中山看来，无论是大型海港和路网的建设，还是京杭大运河、长江的治理，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促进经济的繁荣。而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实现富强，工业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更何况《建国方略》撰写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欧美列强皆忙于舔舐伤口，抛售物资，孙中山提出应该抓住这一有利契机，提振中国本土工业的全盘计划。

孙中山指出：“今者战事告终诚可为人道庆……且此千数百万军人，向从事于消费者，今又一转而事生产，则其结果必致生产过多。不特此也，各国自推行工业统一与国有后，其生产力大增，与前此易手工用机器之工业革命相较，其影响更深。”是以，孙中山认为，与其被动的接受欧美的产品倾销，不如大量购买其剩余设备。

因为“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可惜，忙于彼此攻讦的北洋军阀无法理解孙中山的用心，反倒是新生的苏联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陷入“大萧条”的有利契机，购买了大量机械设备，从而成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率先实现了工业化。

除了振臂高呼之外，孙中山竭尽所能为中国工业规划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孙中山看来，中国首先应该发展的是冶金和当时称为“士敏土”的水泥工业，因为“钢铁与士敏土为现代建筑之基，且为今兹物质文明之最重要分子”，并提议“建一大炼钢厂于煤铁最富之山西、直隶（即今天的河北）”，同时“沿扬子江（指长江）岸建无数士敏土厂”。

有趣的是，孙中山利用山西、河北煤、铁资源建设炼钢基地的设想，在此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一一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山西都稳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拥有鞍钢的辽宁省。直至2021年，山西省钢产量仍然是全国第五位，仅次于河北、江苏、山东、辽宁。而河北省在新中国初的煤产量就是全国前三位，同时，铁矿石储量丰富，虽然储量低于辽宁和四川，但更容易开采，河北省后来在1997年跃居我国铁矿石产量第一大省，直接带动了钢铁产量跃居全国第一位。

当然，孙中山始终秉承着工业发展应该造福于民的想法，因此除了重工业之外，他为中国工业设计的发展框架，也基本遵循了“食、衣、住、行及印刷”的生活所需。其中，孙中山认为中国的粮食工业具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其中除了“中国农人颇长于深耕农业，能使土地生产至最多量”，更在于“中国工价甚廉，煤铁亦富，故须自制造一切农器，不必由外国输入”。

至于“衣服工业”，中国的优势则更为明显：“蚕丝为中国所发明，西历纪元前数千年已用为制衣原料，为中国重要工业之一。直至近日，中国为以蚕丝供给全世界之唯一国家”“惟中国所产苎麻，与欧美所产之亚麻异。若以新法及机器制之，其细滑与蚕丝无异”。

但是要与大量输入欧、美、日等国的纺织品相竞争，中国需要引进更多的纺织设备，如此之大的需求缺口，全盘依赖进口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孙中山认为中国应该尽早实现纺织设备的自产自销，“若依予计划发展中国，则所需机器当较多于现在数倍，欧美且不足供给之。故设立制造制衣机器为必要，且有利之事”。

在“居室工业”领域，孙中山提倡全面改造中国人的居住环境，改变“贫者仍居茅屋陋室，北方有居土穴者”的落后环境，实现与现代社会的全面接轨。毕竟“居室为文明一因子，人类由是所得之快乐，较之衣食更多”。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似乎非常了解房地产的高额利润，但仍强调“吾所定发展居室计划，乃为群众预备廉价居室”，并拟定了中国最早的“廉租房计划”——“其私人居室，为国际发展计划所建筑者，乃以低廉居室供给人民”。

在当时被称为“行动工业”的交通领域，《建国方略》中大力提倡发展当时称之为“自动车”的汽车工业。有趣的是，孙中山似乎预见到了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认为未来的中国“所造之车当合于各种用途为农用车、工用车、商用车、旅行用车、运输用车等。此一切车以大规模制造，实可较今更廉，欲用者皆可得之”。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还特意提到了工业发展之后的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他说：“那种少数人的富，是假富，多数人的富，才是真富。”而孙中山所说的“大多数人”主要指的便是农民和工人这两类劳苦大众。他指出：“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穷苦之工人，所在皆是。”

也正是为了改变广大劳苦大众的生活境遇，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工业发展必须关心人民生活所需，即：“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 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 建筑大计划各式屋舍，以乐民居; 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

除了宏大的《实业计划》之外，孙中山还在《建国方略》中说：“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 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以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比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孙文学说》书影。来源/纪录片《孙中山先生》截图

为了令中华民族重拾自信，孙中山先生在《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 》中分别从饮食、 用钱、作文、建房、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论十个方面为例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知易行难的传统观念，树立了“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理念。而撰写《建国方略》更是孙中山践行“行易知难”理念的具体表现。

孙中山曾邀请胡适为“行易知难”的观点撰写评论。来源/纪录片《孙中山先生》截图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贫困落后、被动挨打的悲惨境地。孙中山先生痛心疾首之余，很清楚的看到中国落后的本质是生产力的落后。因此辛亥革命刚刚胜利，孙中山先生便向革命同志们强调：“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经济问题。迫切的问题是‘患贫’，不是‘患不均’。”

1912年，孙中山在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的演说中更指出：“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 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表达了他对开发生产力的重视，同时更进一步指出只有振兴实业，发展生产力，才能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他说：“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

1918年 ，孙中山在上海。来源/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1912年下半年，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总统后，便曾对继任总统袁世凯说：“国家建设首在交通，兄弟打算在十年内造筑铁路廿万里，望君能练成百万精兵。如此，中国可达到富强境地了。”但此后的六年里，中国先后经历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孙中山并没有太多时间来实现他修铁路的计划。直到1918年6月，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寓居中国上海，开始制定规模庞大的建国计划，最终形成体现其中国梦的《建国方略》。 

之所以选择在此时动笔，或许是因为他看到了各大列强相互撕咬所释放出的巨大破坏力、看到了日本凭借武力抢占中国山东的强权、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才怀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急切地为中华规划着未来的发展方向。

当然，也有很多工程因太过理想而未实现。对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也说明了“此书为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而已，至于实施之详细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实验之审定，乃可从事”。如此宏大超前的计划，需要稳定的政局，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当时不被理解，变成空谈，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如今，中国高铁飞驰领先世界，公路纵横遍布城乡，世界大港十之有七，已远远超出孙中山当初的设想。如今，中国人民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迈上了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这不正是梁启超在兵荒马乱中畅想的“雄飞时代”？不正是孙中山所期盼的“富强中国、安乐中国”？不正是李大钊在沉沉黑夜中向往的“青春之国家”吗？此时此刻，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正像孙中山所说：“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四万万同胞行哉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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