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首先，我想用英语说几句，时光飞逝，我们首次见面是在1986年，那时我是上海市长，我希望能通过你的节目，转达我对美国人民最良好的祝愿。
麦克-华莱士：您是否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一下中美关系的现状？
江泽民：我认为中美关系总的来讲是好的，当然这中间就像自然界的现象一样：风风雨雨，有的时候多云，有的时候甚至还乌云密布，但是有的时候多云转晴。我认为现在快到下一个世纪了，大家都有一种良好的愿望使得我们两国关系，向一种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前进。
麦克-华莱士：戈尔和小布什必有其一在您还在担任国家主席期间成为美国总统，如果他们正在看这个节目，您想跟他们谈谈您对美中关系会怎样发展的看法吗？
江泽民：对于两党的宣传与竞选纲领，我都看了，但我没有你们自己了解得深。但是有一点，我相信，任何一个候选人当选以后，从整个世界的战略利益考虑，都应该进一步改进中美的友好关系。有人也跟我讲，你不要去相信某某所讲的对华不友好的东西，因为那是在竞选期间讲的，将来真正当选以后对中国都是友好的。我但愿如此。
麦克-华莱士：最近，中国一家报纸把美国描绘成是世界和平的威胁。您真的认为美国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了吗？
江泽民：我今天与你交谈，我很希望给美国人民一个信息，促进我们相互之间的友谊与了解。所以，我不喜欢用太多的很严厉的字眼来进行交谈。刚才我讲得很清楚，你们经济那么发达，你们的科学技术力量那么发达，所以你们有一种比较高的优势地位，往往表现的态度可能不能够对其他的所有的国家采取一种非常平等的地位。我们很坦诚地讲，美国由于经济力量、科技力量比较发达，往往恐怕把自己估计得太高。我的意思是，美国当政的恐怕还是有这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色彩。
麦克-华莱士：你是否指美国看不起中国？我们在亚洲的地位是否太显耀？
江泽民：我也不是单单说你们单纯的对中国，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国家，而且我们有12亿多人口，中国已经通过这20多年的改革开放，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所以恐怕你们还不太敢小看中国。
麦克-华莱士：您到今天是否还认为美国是有意地轰炸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使馆？
江泽民：我只能反过来对你讲，美国是拥有高度技术的国家，所以至今为止，美国的一些解释认为是“误炸”，还是难以令人信服。
麦克-华莱士：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有什么好处呢？
江泽民：那是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技术这么高度发达，你们的军事指挥系统又是那么先进，你们有先进的无线电通讯设备，而我们大使馆的标志又是那么清楚，为什么最后得出这样的结果，这仍是一个疑问。但是我们还是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使得我们中美两国共同进入二十一世纪。
麦克-华莱士：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是会犯错误的，愚蠢的错误。这仅仅是误炸，美国人对此毫不怀疑。我们为何要炸中国使馆呢？
江泽民：克林顿好多次对我表示道歉。但是，我对克林顿讲过多次，当时，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以后，我们12亿多人怒吼起来了。虽然我们人口这么多，但是我们人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还是非常宝贵的，有3个人牺牲了，所以我对他讲，我们把12亿多人怒吼的情绪引导到一个理智的轨道上去，谈何容易。主要是因为你是代表美国人的，我是代表中国人的，恐怕我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要达到完全一样是很不容易的。
麦克-华莱士：如果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是否以研制更多的导弹来作出反应？
江泽民：我们反对你们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反对搞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个态度是很鲜明的。中国考虑的就是我们绝不会使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受到损害。对中国来讲，我们增加我们的国防力量，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对美国一定要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要搞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我们认为，这对整个世界和平是很不利的，因为这在世界上造成了一种气氛，使人们感觉到不是大家都在从事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事业。这非常自然地会使我们感到是一种威胁。
麦克-华莱士：如果美国坚持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中国会增加核力量吗？
江泽民：我们是有核武器的国家，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我们也是有核武器的。但是我们始终把核武器维持在最低的数量，同时我们宣布我们绝对不第一个使用核武器。
麦克-华莱士：您刚才讲，希望能改善美中关系，那么您想怎样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呢？
江泽民：我想在这一点上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希望领导人之间要有一个登高望远的观点。1993年，我与克林顿见面，我就讲了中国的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就是登高望远。戈尔来的时候，我也跟他讲了我们宋朝宰相王安石的一首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麦克-华莱士：邓小平曾对您讲，“我希望您是这个领导班子的核心”，您当时的答复是：我觉得如履薄冰。您当时肯定是在考虑自己是否做好了挑起这副担子的准备？
江泽民：今天我可以给你坦率地讲，我从上海市委书记到北京来的，我丝毫没有这个准备来当全中国的领导人，我是希望能够考虑比我更能干更合适的人。最后，我们的邓小平等老一辈的领导人认为我是合适的，同时我是经过中央委员会的正式选举产生的。最后，我只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麦克-华莱士：您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如人们所说的“绵里藏针”，它是您成功的秘诀吗？
江泽民：在中国，“绵里藏针”是一种非常正面的表扬的话，对我们以前的领导人，对邓小平有过这样的评价，我不敢和他相比。但是我可以讲一句，我这个人的性格还是比较果断的，这是肯定的。我当总书记到现在11年过去了，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始终要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祖国尽力地做好工作。我的辛勤努力可能得到如你所说的这样的评价。
麦克-华莱士：您现在掌握着13亿人的命脉，或者说世界上五分之一人的命脉，那很不得了。
江泽民：我们大概每一天有5万多新的婴儿出生，一年近2000万人，而且这是在严格的计划生育的条件下还有这么大的增长率。所以我确实经常考虑怎么使得我们12亿多人生活得幸福，水平不断地提高，很难呐。
麦克-华莱士：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是怎么产生的呢？
江泽民：美国的选举制度和中国的选举制度不完全相同。因为我们整个的历史传统、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普遍的教育水平不完全一样，所以每个国家的选举制度要根据它自己的情况确定。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从法律上来讲，共产党只是建议，最后由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所有的国务院的领导和所有部长，通通都是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日常事务由国务院负责。共产党内权力最高的是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出政治局。我们政治局常委每个星期都要开会，完全是在民主的气氛当中，而且我们经常与所有的民主党派的领导要协商国家大事。
麦克-华莱士：美国，通过几个党派竞争，代表大多数人利益，为什么这种事在中国就是不可想象的呢？
江泽民：你们的众议院议员以及参议院议员很多次问我这样的问题，我都给他们做了详细的回答。首先，中国不是一个共产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你们的议员就说谁是反对党？我说，没有。我说你为什么说一定要有反对党，说明你没有很好地读中国的历史，你完全用美国的价值观念运用到全世界，想象整个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应该按照美国的这种政治制度去行事，这是非常不够明智的。很坦率地讲，我们双方在价值观念上确实还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人往往用你们的逻辑思维去推断其他国家的政治、其他国家的各种情况。我们的价值观里一直崇尚有一个很好的集体，相互协作。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要取得人民的信任。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也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邓小平确定的开放政策非常成功，我们现在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西方往往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那个世界就太单调了，我认为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我们要学习所有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包括科学技术、经济的经验。当然，这必须跟我国的国情相结合。正是由于遵循这个原则，我们这几十年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
麦克-华莱士：您曾讲过新闻应该是党的喉舌，您和毛泽东都曾讲过新闻报纸应该由政治家来管理。
江泽民：我想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党派，都有它的新闻出版物宣传它们的主张，我们所有的全国的各种电视台大概有两千多家，而且我们的地方报纸有两千多种、我们的杂志有八千多种、我们每年出版的新的书籍十万多种。毛泽东在文化艺术领域，他也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然，我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也有过“左”的错误，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是尊重这个方针的。
麦克-华莱士：四年前，您曾经到中国很重要的一家报纸《人民日报》，您对他们说，即使是一篇文章，哪怕一句话讲错了都可能会造成国内的政治不稳定。新闻就有这么大的力量？
江泽民：四年前我去过人民日报社，但是好像我的原话并不一定是这样讲的。我只是说明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有12亿多人，新闻的导向确实是很重要的，不管对中国的新闻界以及包括西方的新闻界，我都认为有一点很重要，我尊重所有的新闻界他们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但是事实不能扭曲。中国的新闻，特别是我们的《人民日报》，老百姓非常重视。如果它把某一个事实报道错误了，人们会信以为真。不像你们那儿，反正随便报，那就跟我们的情况不一样，你们报道一个新闻就是不符合事实，也无所谓。比如说，我现在还在北戴河与你谈话，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海外的报纸说我已经到了大连了。如果真实的话，我们今天不可能在这里谈话。
麦克-华莱士：您现在肩上担负的很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中央军委主席。您对军队非常严格，是不是这样？
江泽民：我到现在为止，不知不觉地已经干了将近11年的军委。我自己认为我在军队里还是为大家所信任的，因为不需要我去打枪，也不需要我去开飞机，我应该说是作战略的决定。
麦克-华莱士：两年以前，您让军队退出生产经营，为什么要作出这一决定？
江泽民：我认为部队经商是一个腐蚀剂。历史经验，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军队经商以后，没有一个不腐败的，最后必然是涣散了军队的军心。
麦克-华莱士：您提到了腐败这个问题。
江泽民：我到中央工作，当时邓小平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首先是抓反腐败。腐败，它是一个历史的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态度一直是坚决反对它，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还继续在抓这个问题。我认为，腐败对我们来讲，在某些方面非常严重，我非常仇恨它，但是要想一下子一个早晨把它都解决，看来也是很困难。我认为反腐败只能用法治的办法，用舆论的办法、教育的办法逐步地把它解决。
麦克-华莱士：中国为什么要封掉一些网站呢？你们担心人们从网上获悉一点什么情况？
江泽民：这个问题，实际上刚才我对你谈新闻自由时已经谈起过，但现在我想对于因特网，我们也希望通过因特网学到许多有益的知识，但是也要看到因特网上也有许多不健康的东西，特别是“黄赌毒”，这对我们的青年一代是十分有害的。这一点我们要有选择性，正如美国同样有选择性。一句话，是希望从因特网中接收有益于中国发展的信息，不管是文化的、经济的，各方面的。但是我们希望尽可能地限制一些不利于我们的。我想应该承认一条，你们在这方面的技术水平比我们要高得多，我不是指先进的技术设备，我是指你们的媒体在新闻选择方面，你们的要求也很高的，比如你们能不能如实地报道中国的情况。
江泽民：在事实上很难。
麦克-华莱士：四年之前，您曾召集一些学者和历史学家在北戴河开会讨论有关道德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西方所面临的问题。
江泽民：其实这个题目我们经常研究，不管哪一个国家，好几千年以来，特别是在中国，因为历史比较悠久，对于精神的文明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道德的高尚一直是非常重视的，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要人们致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致富光荣”并不是资本主义。我今年在广东给他们讲，你们现在比起中国其他的地方，比西部的省市要富了，但是要“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不能停滞不前。我想物质丰富，道德、精神堕落，这是我们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应该共同对待的问题。
麦克-华莱士：您本人曾要求人们抵制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您说的腐朽的东西到底指的是什么？
江泽民：美国的领导人，包括原来的总统布什、卡特，也包括现在的总统克林顿，我们也都非常担心，青年一代的道德领域受到这种堕落的影响。
麦克-华莱士：你认为美国比中国腐朽吗？我们在向你们出口腐朽吗？
江泽民：应该这么说，由于我们双方国家的历史传统、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许多东西不一样，也可能你们认为不是颓废的，但是到中国来就是颓废了。所以我们必须有一定的选择性，我想很坦诚地给你们讲这一点。
麦克-华莱士：在您接过第一把手职务的时候，您是否会说上帝保佑我能胜任，对于您来说，您的上帝是谁？
江泽民：我并不信任上帝，我是无神论者，所以我也并没有一定要叫“我的上帝！”
附1：
3小时57分钟，88个回合
——迈克·华莱士采访江泽民的故事
附2：
江上青烈士革命历程
1911年4月10日 出生于扬州江都县仙女镇上的一个中医、职员家庭，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父亲江石溪为其取名江世侯。
1915年 南通大达内河轮船公司聘江石溪为协理，举家迁至扬州东关田家巷。
1918年9月 入扬州琼花观小学（即扬州第九小学）读书。
1919年秋 随姑父朱右村学习唐诗、古文，由此奠定了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
1921年9月 转入扬州第一高等小学读书。
1924年9月 考入扬州代用商业学校学习，成绩优良。
1927年7月 偕七弟江世伯到南通长兄江世俊（号冠千）处游玩，参加了南通中学招生考试。
1927年9月 被录入南通中学高中部读书。
1927年11月 在进步同学顾民元等人影响下，积极投身进步学生活动，并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8年9月 转回扬州中学高中部读书，继续从事学运工作。
1928年12月 在江家桥家中被反动当局逮捕，后押解到苏州，关进司前街监狱。开庭后虽经律师有力辩护，仍被拘留半年。
1929年5月 释放出狱，仍豪态不减，不为扬州中学接纳。
1929年7月改名江上青，投考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七弟江世伯同时改名江树峰。
1929年8月 到上海艺大读书。团组织关系转至上艺后直接转党，参加中共上海艺大支部的活动。
1929年10月 上海艺大党支部改组，中共法南区委指定他担任支部书记。
1929年11月 积极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并经常深入工厂开展活动。在此期间，结识了左翼作家郁达夫等，受他们的影响，创作了新诗《新世界的贺仪》、《十月的旗帜》等。
1929年12月 在上海北四川路粤商酒楼参加党的会议时被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化名张玉清。
1930年1月 反动当局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判处江上青一年苦役。后被押到苏州，关在第三监狱。他对前去探望的同志充满信心地说：“坐牢没得关系，放出去再干！”在狱中，先后写下了《赤裸着身体》、《冷漠的世界》、《饿是武器》、《缝衣人》、《我重新来到了这里》、《八个人了》等诗篇，表现了共产党员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1930年12月 押回上海，开庭审讯后获释，即回扬州。
1931年2年 因在狱中备受折磨，身患严重的哮喘病，身体极度虚弱，被父亲接到南通养病。此后，仍革命意志不减，陆续写下了《血底启示》、《饥寒交迫着灾民》等诗。
1931年8月 受党组织派遣，到上海暨南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听了李达、邓初民等人讲授的社会学等课，同时继续秘密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写下了《前进曲》、《旋风》等诗。他先后写下的白话诗，充分表达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不畏艰险、勇猛战斗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1932年2月 回扬州，与陈君冶等志同道合者创办《新世纪周刊》，并在刊物上化名发表文章，鼓动扬州旅外青年学生抗日会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1932年9月 应聘到扬州淮南职业中学担任国文教员。
1933年1月 辞去淮南职中教职，应聘到仪征十二圩中学担任国文教员。积极在学生中宣传进步的革命文艺思想。
1933年9月 父亲病故。其时，由于革命陷入低潮，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加上哮喘病严重，心情郁闷，写下《哭父》一诗，表达满腔愤懑之情。
1934年6月 辞去仪征十二圩中学教职，在朋友邀请下，南游苏、常，到常熟养病。
1934年7月 从常熟归，时久旱无雨，盛夏奇热，病疴未愈，多生烦恼，常“展转无眠更漏迟”。
1934年8月 病体稍复。受友人之邀，到东海民众教育馆做研究辅导工作。其孤身在外，倍感寂寞，面对日非国事，更激发忧国忧民思想。
1934年9月 由母亲头桥范氏孺人作主，与姑丈外甥女王者兰订婚。
1934年10月 到灌云大伊山、赣榆沙河、沭阳吴集等地开展社会调查，进行民众教育工作。在沐阳曾为土匪所掳达半月之久，后被放回，曾以诗记之：“兼旬卧匪窟，忧心且戚戚，官兵换盗魁，凯旋浮大白。……”
1934年11月 经土匪绑架归来，与七弟江树峰及友人到东海富安乡等地访友，几近春节方归。外咸风寒，哮喘病再发。
1935年1月 回扬州度春节，曾作《乙亥新年》一诗：“强浇浊酒换桃符，饥馑声中旧岁除。不厌家贫常觅句，因怀国破乱翻书……”
1935年2月 返回东海，接母亲同行。
1935年3月 母亲生病，常为无钱医治着急。
1935年4月 与友人到鸿门等地进行社会调查。
1935年7月 辞去东海民众教育馆职务，奉母同回扬州。
1935年9月 接受扬州平民中学聘请，担任国文教员。不久，与王者兰举行婚礼。
1936年4月 泛舟瘦西湖，有友人回首往昔，深为功名不就感叹，作《陌上花》一词劝慰。
1936年5月 携王者兰同游扬州梅花岭史阁部祠，面对国破山河，忆往追昔，发出感慨：“忽忽匆匆，朝朝暮暮，登临暗把流年数，徘徊怅触北邙山，空叫俯仰人千古！”
1936年7月 生长女江泽玲。
1936年11月 同于在春、顾民元、王石城、江树峰等人发起创办《写作与阅读》杂志，担任编辑，并以上青、藩臣等笔名先后在杂志上发表《芦沟晓月》等文章，宣传抗日。
1937年3月 《写作与阅读》改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改任杂志发行人。
1937年8月 同陈素、王石城、莫朴等发起组织“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同时创办《抗敌周刊》。
1937年11月 组织“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溯江而上宣传抗日。陈素予以协助联系，接转党的组织关系。
1937年12月 宣传团到达六合，大力开展各项宣传活动，每次演讲，听众均深受感动。
1939年1月 生次女江泽慧。作宣传团《团歌》，由沈风作曲，教大家演唱。
1938年5月 宣传团分赴颍上、固始等地开展工作。在田家庵开展慰问前线将士活动。章汉夫于商城采访宣传团，在武汉《新华日报》发表通讯。
1938年8月 到达浠水，患疟疾，仍坚持工作。不久宣传团大部分同志分赴十一集团军所属各师工作，少数同志赴延安学习。江上青和赵敏等到大别山，在中共安徽省工委的安排下，参加安徽省战时民众动员委员会做青年教育工作。
1938年10月 和赵敏、周邨等同志组成中共特别支部，任支部书记，接受中共安徽省工委宣传部长张劲夫派遣，到盛子瑾部工作，公开身份为安徽省六专署民运科长，后任秘书。
1938年11月 随国民党安徽省第六区专员盛子瑾到达皖东北，初驻泗县郑集。
1938年12月 专署移驻管镇。建议盛子瑾创办皖东北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担任副校长并亲自讲课。军政干校为皖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培训了大批干部。
1939年1月 派遣地下党员吕振球、徐崇富分别到宿县、灵璧等地联系当地抗日青年和抗日武装队伍，为创建我党武装积极进行准备工作。
1939年2月 派吕振球以盛的名义到豫皖苏边区和新四军彭雪枫部联系合作抗日；同时派朱伯庸到中共山东分局汇报请示工作。同吴云邨、廖量之等人一起借盛子瑾名义创办了实际上由我党控制的《皖东北日报》。
1939年3月上旬 组织政治机关等在军政干校操场上召开三千军民同庆春节大会，作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与会者以极大的鼓舞。
1939年3月 正式担任专员秘书。派朱伯庸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特派员杨纯（化名陈光薇）到管镇，随即成立了以杨纯为书记的中共皖东北特委。参加特委工作，担任特委委员。军政干校首批军事大队学员毕业，分赴各部队。主持召开欢送会，并作讲演。
1939年4月 征得盛子瑾同意，先后组建由党员赵汇川、徐崇富分别领导的“六抗”第三支队和特务支队，建立了我党在皖东北地区直接控制的抗日武装力量。
1939年5月上旬 为加强皖东北民众教育工作，在泗县召开的小学校长会议上作演讲，号召要“加紧教育明日的干部”。
1939年5月中旬管镇青抗会改组领导成员，应邀出席会议，在会上作“如何发动青年搞好抗日工作”的讲话。
1939年6月 接待“抗演六队”，并不断派遣“皖动八团”等深入皖东北各县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1939年7月中旬 张爱萍、刘玉柱代表八路军、新四军到达皖东北。促成盛子瑾与张爱萍、刘玉柱会谈，顺利达成合作抗战协议，在皖东北地区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
1939年7月下旬 陪同盛子瑾在灵北张大路与许志远会谈。返回专署路经泗县小湾村时，遭到柏逸荪、王铸九等反动地主武装袭击，壮烈牺牲，时年28岁。
1939年秋青阳、崔集等地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抗演六队”谱写《挽歌》并演唱。
江上青牺牲后，留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妻子王者兰悲痛欲绝。此情此景，长兄江世俊、长嫂吴月卿手足情深，将读初中的次子泽民过继给江上青为子，按传统习俗戴孝祭奠。吴月卿陪伴王者兰由管镇邮差欧晓甫带路到崔集扫墓。
王者兰赋诗明志，誓育遗孤。
再回到文章开头，北戴河就紧邻山海关……
如今我们在地上唯有台湾未解放，而在天上有人也有家，长者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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