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蒋校长（ID:jiangxiaozhang666）
撰文：垂直冷弹射
1940年早春，从重庆通往宝鸡的公路上颠簸着一辆敞篷车。
驾驶室里坐着的穿西装戴礼帽的先生，是车子的主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陕西褒城酒精厂的老板。
实际上，他不为人知的身份是边区的统战对象。
01.
除了他，车厢里还有十数人，都坐在行李上，操东北话的壮汉是知名作家萧军，而总是叫他“三郎”的是另一位东北作家苏群。
重庆青年运动的风云人物冯兰瑞和南渝中学的地下党员尹锡康则穿上了旗袍和高跟鞋扮作了两位“银行小姐”。
▲冯兰瑞
这辆老爷车不时抛锚，一行人走走停停，从重庆到宝鸡800公里的路程用了近一个月。
“银行小姐”们从宝鸡转乘火车到西安后，匆匆上了一辆黄包车，直奔位于七贤庄一号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在七贤庄，她们惊讶地陆续碰到跟她们坐同一辆敞篷车的人，一个也不少。
原来这一车人，都是去延安的。
1943年12月22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抗战初期到延安的（包括到抗大学习的）知识分子共四万余人，这还不包括西北局系统。
抗战初期数万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去”成为最为时髦与自豪的时代口号。
他们排除万难，甚至冒着巨大生命危险奔赴延安。
▲奔赴延安的青年
画家王式廓离开条件优厚的武汉，在一路发生严重疟疾和高烧的情况下，从西安步行前往延安。
著名画家华君武，瞒着母亲，在朋友帮助下，从上海出发，经过香港、广州、汉口、重庆、成都、西安，最后到达延安。
有的青年到西安后，徒步八百里，在风沙弥漫、雨雪交加、骄阳酷暑中艰难前行。
有的青年沿路遇到国民党设立的封锁线，不少人遭到扣押。
有的青年患上痢疾等疾病，带病前行……
尽管各有各的困难，但却无法阻挡这些青年奔赴延安的决心和抵达时的喜悦。
漫画先锋张仃在1938年到达延安时激动地在地上翻滚，亲吻着延安的土地。
这些青年为何放弃优渥的生活，前往延安这座偏僻的小城呢？
这里到底有什么魔力？
02.
1940年5月31日，爱国华侨领袖、工商业巨子陈嘉庚先生一行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1940年，陈嘉庚（左二）
率团访问延安
他这次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并不单纯是慰劳抗日军民、了解抗战实情。
从他内心来说，还想借此机会了解国内政局真相，为中国的前途寻找答案。
在欢迎大会上陈嘉庚用闽南话发表讲演说：“我早就希望到延安访问，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我感到很高兴！我代表南洋1100万华侨向大家致意！南洋广大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支持祖国抗战。”
陈嘉庚一行在延安停留了8天。
在延安，陈嘉庚遇见了许多“稀罕事”，让他大开眼界。
一是与重庆满街乞丐的景象不同，在延安没见到一个乞丐。
民众的吃穿不是很好，但人人有活干，精神好，治安好。
二是与重庆到处是兵的情况不一样，在延安几天见不到军队。
他问毛主席:“来延安前，我听说延安有数以十万计军队为什么看不见?”
毛主席告诉他：“八路军是人民子弟兵，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军队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因战备和生产需要，平时很少出来。有的战士所穿衣服与老百姓一样，一时也认不出来。如果你需要去看看军队可以请朱老总陪你去看看。”
在朱德总司令陪同检阅部队时，陈嘉庚看到人民子弟兵列队整齐、精神饱满，他激动得夜不能寐。
三是与重庆当官的高高在上耀武扬威不同，延安是干群一致、官兵一致。
陈嘉庚亲眼看到毛主席生活十分俭朴，办公室设在一孔窑洞里，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和一条长板凳，墙壁上挂着一幅地图，仅此而已。
毛主席单独请陈嘉庚先生吃饭，除咸饭、白菜外加一味鸡汤。他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有一次陈嘉庚与毛主席在窑洞里座谈南洋华侨问题，一个勤务兵晚到没有座位，见毛主席身边略有空隙就塞身过去，毛主席连忙把身躯挪了一下让战士坐下。
这些“稀罕事”，未到延安前陈嘉庚先生是想也想不到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为博陈嘉庚欢心，特批8万元专项接待费，在富丽堂皇的官邸中大摆宴席。
两相对照，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陈嘉庚不禁叹道：“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回到南洋，他在第二届南洋华侨大会上还激情洋溢地欢呼：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03.
1938年9月，正在和武汉第六小学任音乐教员的钱韵玲热恋的冼星海接到了两封聘书。
一封是来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聘书，另一封来自当时中国最大的百代唱片公司，他们以每月200元的高薪，聘请冼星海写流行歌曲。
冼星海想起了半年前偶然读到《抗战中的陕北》时“读过一次就感到很兴奋”的心情。
他向朋友问在延安是否有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和自由出入的权利，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决心迈向“新中国的发扬地”——延安。
在写给钱韵玲的信中，他迫切地表达出这一愿望：
“我们到陕北去吧，那里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勇气，那里可以使我们了解真正的爱，再去创立我们的事业和将来。”
钱韵玲欣然赞同，他们决定离开武汉，一起奔向风云际会、气象万千的中国西北角，途中，他们结了婚。
11月，冼星海与钱韵玲辗转来到延安，这座千年古城的景色似乎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美好。
但满街身着灰军装的八路军，和他们朴素从容的面貌，却让冼星海感到新奇和振奋。
在鲁迅艺术学院，冼星海惊讶地发现，这样条件艰苦、而又学习热情高涨的大学，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冼星海在延安
在这偏远的西北，冼星海在这些和自己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中，找到了真正的归属感。
1939年1月，冼星海出任延安鲁艺音乐系主任兼教授，负责音乐理论、作曲的主要课程，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等。
尽管他在工作上充满激情，但在生活上，毕竟是留法六年的洋学生出身，一时难以适应如此简单粗糙的生活。
入住窑洞倒还没什么，吃小米却“没有味道，粗糙，还杂着壳，我吃一碗就吃不下了。以后吃了很久才吃惯”。
▲创作时的冼星海
同时，他的思维定势与生活习惯，亦与周边环境不时发生冲突，尤其对开会不甚习惯，认为白耽误时间，影响写作。
而且，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只有“轻武器”——提琴、手风琴及一些中式乐器。
有时因无处发泄，竟将隔壁人家飞来的小鸡打得满屋乱飞，他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旋律也写不出。”
但在延安高涨的革命热情的包围下，冼星海很快被“改造”过来，不仅吃出了小米的香，还慢慢习惯了开会、听报告，而且还爱上政治学习。
▲冼星海一家1940年摄于
延安“鲁艺”窑洞前
他写信和田汉说：“已彻底摈弃了‘为艺术而艺术’。”
1940年3月21日，他给一位友人写了长信，信中他说在当时受到优待，每月津贴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其他艺术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
当时延安生活艰难，1938年的津贴标准为：士兵（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毛泽东、朱德也是5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4元，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5—10元。
这就是延安当时党组织对特殊人才的诚意。
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演出。
担任乐队指挥的冼星海一改往常的西装打扮，身穿八路军灰布军装和草鞋，打着绑腿，扎着宽皮带，以革命战士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
▲冼星海在延安指挥《黄河大合唱》
随着《黄河大合唱》乐声响起，在场观众无不精神振奋、热血奔涌。
演出结束时，台下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起立并报以热烈掌声。
《黄河大合唱》诞生不久，就作为爱国救亡的精神号角，被广大中华儿女广为传唱，并于1939年下半年传遍中国，飞向世界。
更有许多人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
冼星海的名字也因这首歌曲而家喻户晓。
04.
1941年12月的一天，一声枪响，被执行死刑的肖玉璧一头栽倒在地上。
随后，边区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对肖玉璧被执行死刑的评论：
“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成长。如果有，发现一棵拔掉一棵！”
1933年就参加陕甘红军的肖玉璧出身于陕北的贫苦家庭，个头不太高，因为家穷，给地主家放马糊口。
他作战非常勇敢，几年下来，身上就留下了八十多处的刀伤和枪伤，甚至有一次肠子都流出来了，是红军中有名的勇士。
到了延安时期，肖玉璧出任陕甘宁边区清涧县张家畔税局分局的局长。
1940年，正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肖玉璧因为身体不太好，饿的住在医院里，瘦的不成样了。
毛主席问医生，肖玉璧得的什么病，医生说没病，就是饿的，毛主席便把有关部门特批给自己的取奶证让给了肖玉璧。
但正因为如此，肖玉璧觉得自己有大功于革命，又有毛主席“做自己的靠山”，便开始放松人生追求，开始追求物质利益了。
肖玉璧掌握财税大权，非常方便捞钱。
仅在1938年，他就贪污了二百八十块大洋的公款，当年年底，肖玉璧又以各种名目暗中扣了一千五百二十块大洋的公款，挪作他用，实际上成了自己的私房钱。
1939年初，他又从公款中私扣了一千块大洋，前后加一起共三千多块大洋。
1941年开始，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残酷的“扫荡”、“蚕食”，国民党政府也对八路军断绝粮饷，并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饿死八路军。
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极端困难时期，“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极度困难时期的八路军自力更生
而肖玉璧竟然利欲熏心，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克扣公款，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偷偷倒卖给国民党军队，从中牟利。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肖玉璧贪污腐败，私通国民党，最终还是被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发现了。
肖玉璧发现事情败露，欲携赃款出逃到国统区，不过，由于边区人员的进出盘查非常严，肖玉璧一时没能出去，在民间藏匿了几个月后，最终还是被抓住。
根据边区人民政府1938年8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规定，贪污在一千元以上判死刑。
肖玉璧的贪污金额，显然早就够了死刑标准。
边区人民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决定判处肖玉璧死刑，没收一切非法所得。
肖玉璧尽管知道自己将会受到惩罚，但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判处死刑。
肖玉璧大叫着说，我要找毛主席！我不相信毛主席会判处我死刑，我是老红军，我有功劳，你们没有权力判我死刑。
肖玉璧的不服，被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反应到了毛主席那里，并把肖玉璧写的自辩信交给了毛主席，说肖玉璧希望毛主席念在他对红军有功的份上饶他一死。
毛主席非常生气，没有看信，直接把信放在一边。
毛主席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此案之后，陕甘宁边区的贪污腐化率猛然下跌。
05.
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往往会被历史的细节所打动。
不少人一定记得这张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1937年6月在延安拍摄的照片。
在列宁室中的三个年轻人神态自若，其中一人背后的挂图赫然有一艘美国列克星敦级装甲航空母舰的图片，同时还有各种飞机的资料，或许其中就有舰载机的介绍。
在这些教育挂图中，有很多是当时绝大多数红军见所未见的新式武器。
如今无法确知，当时远离海洋的陕北红军是如何对航母这些尖端武器进行介绍和研究的，但这却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当时延安红军对于新知的渴望。
▲1939年，延安抗大的学生在吃午餐
美国人约翰・科林曾访问过延安，他说：
“在延安，我被共产党为目标而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人们在空气中可以嗅到这种气息，他们衣服破烂不堪，他们装备缺枪少弹，但他们有为目标奋斗的精神。”
抗战中的延安像一座灯塔，吸引了全国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十几个国家百余位国际友人来到宝塔山下。
因为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艰苦朴素、公平民主、纪律严明的进步之光，还能找到代表着当时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正确方向，更能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坚定力量！
此时的延安，顺应了历史与时代潮流，站到了时代的最前列。
数万青年奔赴延安，除少部分进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理论、文化艺术外，大多数进入主要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标的抗日军政大学。
这批文武兼备的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下沉部队基层，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中坚分子，对实现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贡献。
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曾这么写道：
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无一人切磋长寿、研究保养。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
那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朝气蓬勃、共同谱写英雄史诗的年代！
到延安去，就是那个年代最鲜明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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