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了一下日历。2020年的春节来得比较早，1月25日；2023年的春节来得也比较早，1月22日。两个春节几乎刚好隔三年。

今天是2022年12月3日。据《柳叶刀》杂志研究披露，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是在2019年12月1日出现病症的。2020年1月23日凌晨，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1号通告，宣布“封城”。

从COVID-19初爆发、中国实施全面疫情管控到现在，前后刚好三年时间。

SARS-COV-2由毒性较强的初代版本，演变至毒性减弱的Omicron。

在三年之际，中国人民终于看到了穿越疫情周期的曙光了。

这是一个没有“大疫”的“大疫三年”。在这三年之际，中国应当宣布防疫抗疫取得的阶段性胜利。

但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与这一神秘、未知、狡猾病毒的斗争其实刚刚才拉开序幕。

今天，回看以前写过的一些大历史、大社会维度的文字，倒也很有意思。

摘录如下。

1.病毒的“社会存在”其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

2.病毒主动接近人类，快速与人类实现“共生”

3.“高维”的公共卫生及抗疫体系

4.善于撕裂人类的魔幻病毒

5.中国社会的“下水”

6.群众认知及“主要矛盾”之渐进转变

7.论与病毒的“持久战”及“战略反攻”

1.病毒的“社会存在”其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

“从公元前1万年直到1820年左右，人类的平均寿命一直大约在20~30岁左右。

1820年是西欧工业革命大发展时期，到这段时期，人口平均寿命快速延长。

而由于30岁以下对COVID-19是无感的，所以，如果放到1820年之前，SARS-COV-2进入人类社会，并不会引起大规模的烈性传染病。所有人都是‘无症状者’，患病但毫无感觉，然后康复，很快实现群体免疫。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病根本就不‘存在’（socially non-existent）。

只有当大量的老龄群体出现后，SARS-COV-2才成为一个致命病毒。

其实这和现代社会的各种老年病一样，包括癌症、冠心病、高血压，区别只是它是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还有艾尔兹海默症。古代可能也有关于健忘症的说法，但长者太少，艾尔兹海默症在临床医学、社会学、医疗伦理上都不成为一个‘病’直到1901年，它才被德国精神病学家艾尔兹海默‘发现’。伴随人类社会不断老龄化，也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日益受到关注。

病毒之被发现与受到重视，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

——《COVID-19：抗疫的回顾与未来》（2022年1月20日）

2.病毒主动接近人类，快速与人类实现“共生”

“如果发生在几千年前，大多数人一定都是COVID-19的‘无症状感染者’，被传染后，逐渐建立抗体。病毒会进入一个漫长的变种与演化期——不断试图突破人类的免疫系统，也许最终找到与人类的‘共生’方式。

要用几千年的时间。

今天的人类社会与几千年前有什么不同？

即，传染病也是全球化的：密集的人口居住（工业化、城市化）、频繁的国际人口流动，使病毒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大量的人群被感染，弱者死去，留下来的人建立一定的免疫能力。在这样广泛的人群和宿主样本里，病毒也在快速的适应与进化。

人类（和SARS-COV-2一起）可以‘用两年的时间完成几千年的事情’。

在人类高频互动，病毒高速流动的21世纪，SARS-COV-2病毒加速变种，寻找与人类共生的方式。这就是Omicron变种。

一群古代人类坐在篝火旁。这时，一只温顺的狼过来了。这只狼，族人们都认识。它经常在旁边觅食，捡吃的，并栖息在人类栖息地附近。晚上，遇有野兽过来，它还会喊两声，提醒人类。为了给予奖励，人类会给它点剩骨头吃。这支温顺的狼就和人类建立了联系。人类把这样的狼收养起来，养在身边。遇有不温顺、不能驯服的狼崽子，就杀掉。久而久之，狼就‘进化’成了‘狗’，与人类共生——或说，‘寄生’在人类社会里。

这就是人类驯化狼的故事。

病毒其实也在‘进化’，在接近宿主，寻找与宿主更好的共生方式。

人类真正‘消灭’的病毒就一种——天花。其他都是‘共存’的。流感用了几千年、上万年与人类共存，也许聪明的SARS-COV-2只需要用几年。

人类（和SARS-COV-2一起）可能可以‘用两年的时间完成几千年的事情’。”

——《COVID-19：抗疫的回顾与未来》（2022年1月20日）

3.“高维”的公共卫生及抗疫体系

“针对流行病，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最核心的理念是‘预防’。中国这套防疫体系，是一套比较纯粹的、真正的公共卫生预防体系。纯粹到什么地步？纯粹到，即便我们的医疗救护资源非常匮乏（除了口罩、防疫服、检测设备等最基础的物资和设备）、极易破防，甚至我们连疫苗都没有，全民疫苗接种率为0——即使这样，这套体系仍然可以帮助我们遏制COVID-19。‘翻译’一下，中国这套预防体系不仅可以补位，甚至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里‘取代’个人医疗。

——人类社会1.0版的抗疫：没有任何的医院和疫苗，人类最终也是可以战胜COVID-19，无非就是死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共生’。这就是黑死病时的欧洲；

——人类社会2.0版的抗疫，只有医院（个人卫生体系），但是没有任何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与顶层制度，最终也可以战胜COVID-19，无非死的人多点，但比1.0版死的人要少；

——人类社会3.0版的抗疫，有医院，同时还有了疫苗。疫苗就是公共卫生的一部分，可以通过疫苗，加速群体免疫。有了医院 + 疫苗，比2.0版死的人也要少。发达国家和地区现在处在3.0版；

——人类社会4.0版的抗疫，依靠数字化治理，可以一定程度摆脱对医院和疫苗等基础设施的依赖，依然可以遏制COVID-19（注：只考虑一个社会，不考虑其他社会输入）。这是高维的人类社会。

我们设想，自然世界在未来不断发展，人类开始面临高维病毒，例如抗生素都不再管用的超级细菌，能够传播可怕的传染病，这时能靠什么？医院、疫苗、药品都是不足够的，还得依靠4.0版的抗疫。”

——《香港抗疫的目标、决策树，及deep-state和黄营思维》2022年2月13日

4.善于撕裂人类的魔幻病毒

“面外部性、道德风险到搭便车……引用社科概念，我们发现了COVID-19带来的许多经典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导致所谓的‘市场失灵’，使得疫情这一公共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因为大多数的人类个体都是短视、小我/利己、考虑现时的。他们关注的是眼前、看得到、可预测的收益与成本。他们的行为也被称为是‘合乎理性’的（rational）。

很多人也会考虑道德/伦理因素，但问题是，每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水平都不同的，与家庭/社区/社会的关系也不同，要让所有人都从道德出发，对自己的行为严加约束，时刻关注公共利益，成为利他主义的‘圣人’，这是脱离现实的。在世俗且信息繁杂、观念多元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很难形成整齐划一的道德判断。退一万步，即便大家的观点相同，也未必都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做不到时刻按道德行事。

此外，还要看到，每个人所掌握的信息与知识都是有限的，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信息，结合切身的需要行事。他们往往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做全局判断。

也因为如此，使得人类的‘理性’‘有局限性’（bounded rationality）。最终，每个人都是利己、短视的考虑；我们把个人的决定加总，依然会得出短视的决定。

COVID-19-Omicron对人类社会是‘分而治之’，把大部分人群（都是低风险人群）变成了自己的‘传播工具’。老弱病等高风险人群最终就变成了保护低风险人群自由所带来的‘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与牺牲。

得此真理，COVID-19的进化逻辑就是不断自我调整，无限地‘靠近’人类：极大增加传播能力，使人类防不胜防；尽量弱化对低风险人群的伤害，使大部分人对病毒的态度趋向中性或无感。只不过，现阶段Omicron对老弱病的危害依然很大，并有可能使得医疗资源因此被挤兑。所以，一些社会集体价值观念很强、对长者非常尊重的社会（例如中国）还在设法对抗Omicron。但无论如何，COVID-19的进化结果，确实更进一步加大了人类个人健康风险与公共卫生风险不对等的问题，使得病毒从内部撕裂人类社会的能力更强了。

表面上看，一方面却是COVID-19在‘适应’人类；但一方面，COVID-19病毒也在‘驯化’（domesticate）人类——这是一个双向的构成，和人类从狼群后代里驯化出狗其实是一样的：把最凶猛、最难以驯服的消灭，把温顺的留下来，一代一代的改变其基因。最后，狼就以狗的形式与人共生了。这就是COVID-19在做的事情。”

——《撕裂人类的魔幻病毒》2022年4月20日

5.中国社会的“下水”

“对抗病毒，可以以“下水”做比较。好比来了一场洪水，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类都被淹没了，被赶到水里，而只有游到“对岸”才能活下来。在水里，那是老弱病残淹死无数，费了好大劲力，游到了“对岸”。而这个“对岸”其实也不咋地，只能说是个沼泽，常态化的还要淹死一些人。这时，陷入沼泽，甚至死亡，也是新生活的一部分。

今天的人类社会，大多数成员都是被迫下水的，没有选择。而只有中国（大陆）的人能够留在原来的岸上。之所以还在岸上，是因为有能力留在岸上，只是浪涛汹涌，时不时会被湿一下鞋。

但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人类社会都在对岸集结了，离我们渐行渐远了，而且已经习惯了沼泽。有朝一日，他们要穿过沼泽湿地，前行到更远的远方。

我们总不能和人类社会脱节吧？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我们确实需要下水，但现在一切还没准备好，要做更多的观望和准备。比方说，看看水势会不会下去一些？没有那么的湍急汹涌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游泳技能练得更好？我们的游泳装备如何了？是不是还可以配上氧气瓶？我们坐上木筏出发，照顾好所有的老弱病残？我们是一起出发还是分部分头出发？出发后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补救措施，比如如果势头不对就先撤回来？到了对岸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把对付沼泽的东西也准备好?等等……

但是，终归我们是要下水的，我们只希望能够不受干扰、从容选择；我们的目标是：一个不落下，一个不能少，最好是不死一人，游到对岸。这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前面其他的人类社会成员国，淹死了不少人，还有在对岸沼泽里不幸淹死的，很是惋惜。我们希望所有付出终极代价的人类成员们都能为后面还要下水的人提供宝贵经验。我们不希望再扩大人类的痛苦和死难。”

——《防疫、“下水”、定力》

（2022年6月18日）

6.群众认知及“主要矛盾”之渐进转变

“COVID-19出现已经三年了，今日，主要以弱化变种‘Omicron’形式存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结合自己的国情、政府能力、社会条件、民众基础、价值观等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进入了不同的状态。同一套政策，放在中国合理，放在美国就不合理，或放在美国合理，放在中国就不合理。归根结底，我们不能把政策化简为政府的‘选择’，甚至政府或体制的能力——因为历史的主体终归是人民。从大历史角度看，不同形态人类社会的选择，归根结底是人民的选择，是不同社会各自做出的回答疫情‘历史之问’的历史选择，在各自的社会语境里，都有其合理性。基于此，可以看到，人民作为主体的认知非常重要。在2022年末的中国，围绕COVID-19-Omicron的认知，普通国人可能有几个方面的渐进转向。这个转向是逐渐发生的，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越来越能看到Omicron‘毒性’减弱

——越来越看到，Omicron主要在威胁特定高危人群——老人和基础病患者

——越来越认为针对Omicron防护的主体责任落在个人，而不是政府：每个人最终都需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做好相应的准备（包括必要的居家隔离、购置相应的药品、接种疫苗，同时照顾家人及避免挤兑医疗体系等）

——对政府角色和职能的预期也在逐渐调整降低：人们越来越接受COVID-19-Omicron最后更多由个人‘托底’，而非政府‘托底’，并愿意为此承担更多的风险代价

——更加关注疫情防控本身的代价及疫情防控带来的潜在损失。譬如，‘未出生的人口’、三年来对青少年学校教育环境质量的影响、经济影响等等

以上现象非一日而成，而是渐进演变的。得益于疫苗接种基础以及及时、有力的应对，目前Omicron尽管在各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反复与爆发，但各地的确诊病历背后很少有重症和死亡，这些无疑都在加强人们的信心。

马克思主义讲量变到质变、对立统一、否定的否定、矛盾向对立面转化。中国古代也有大量这样的‘辩证’哲学。世间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社会关注点、矛盾点也一样，会逐渐发生转化。”

——《疫情防控：“战略反攻”与决胜》

2022年11月27日

7.论与病毒的“持久战”及“战略反攻”

“与COVID-19的斗争是一场由多个阶段组成的持久战。人类社会与COVID-19的对抗注定是一场‘持久战’。每个社会都在找寻自己符合自己国情的应对方法。中国也不例外，坚定地走着中国式道路。中国对COVID-19的斗争尽管非常复杂，但站在历史的未来回头看，也许可将其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与阶段：

第一阶段：‘战略防御’（2020~2021）。此时，COVID-19的病毒刚刚进入人类社会，早期变种危害性强，在各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危害。中国发挥制度优势，构建了一整套独一无二、极具中国特色的防疫基础设施与体系与对抗COVID-19，很好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美国是中国人口的约四分之一，医疗条件远较中国发达，但前后病死上百万人。简单匡算，如果没有战略防御阶段的话，中国很可能也会病死数百万人，并造成巨大的次生伤害。中国在疫情‘战略防御’阶段的成就应大书特书，也注定会为历史铭记。

第二阶段：‘战略相持’（2022~）。这段时期，COVID-19的病毒不断向人类‘接近’，快速变异演化为危害性降低但传播面更广的Omicron。而Omicron的特征是大多人可能不会有强烈症状，但对少数高危人群来说却又是灾难，同时还可能挤兑医疗资源。这就把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的“不对称”推到了极致。Omicron所造成的这种健康风险和责任的‘非对称性’造成了人类社会的撕裂，也使得大多国家与地区社会放弃先前的对抗模式。在‘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坚持沿用过往的防疫基础设施对抗疫情，在过程中不断动态优化，一是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二是不遗余力开发及优化疫苗及特效药、提升全社会疫苗接种率，强化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居民的公共卫生认识及自我防护能力，并构建了一整套用以对抗疫情的网格化社区支持体系，三是也等到了病毒危害性的逐渐弱化——这其实也是符合我们对病毒变异规律的科学预判的。

第三阶段：‘战略反攻’。所谓的‘战略反攻’，是指我们有信心以崭新的面貌、胜利的姿态、全新的策略、不同的方式应对Omicron。我们同时实现数个目标，一是绝不能再让Omicron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及；二是不能让Omicron妨碍我们与全球人类社会的交汇融通；三是始终要依赖我们强有力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及社会组织，正面对抗Omicron，最大程度地减少人民的生命健康损失及次生危害；四是不要忘记，对Omicron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不能让它影响我们社会前进的步伐；不能让它影响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能让它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时间推演到2022年末，我们也应看到，人类社会最终无法消灭COVID-19的——诚然，如果全球各地都按中国大陆模式抗疫，是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可惜全球只有一个中国，中国是一个少数‘例外’。也要看到，今天人类所要对抗的COVID-19，早已不是初代版本的SARS-COV-2，而是一个弱化变种Omicron。我们绝不接受与COVID-19初代病毒的‘共存’，但可以自信已经为应对Omicron找到了理想的解决方案。此时的病毒已经为我们充分了解，我们已经了解如何与它相处，如何将它我们置入‘囚牢’，设立保护我们的‘安全边界’，不致让它对我们产生巨大的伤害，不致让它从根本上妨碍我们的生活。

世间万物均有其客观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基于上述分析，如果我们要根据病毒变异的特征动态调整、优化我们的疫情防控目标，则根据对Omicron的理解，我们的终极目标不是‘根除’病毒，而是以最小的相对代价（如死亡人数、后遗症人数、次生伤害等等）去‘驯服’（domesticate）这一病毒，并确立我们的健康安全及美好生活。新的阶段总要到来。新的斗争总要面对。长期看，只有打赢这场终极的决胜战，才能说我们最终‘打败’了Omicron之战。而中国最终要在世界民族之林里体现制度优势，就要在全球人类社会里就这一命题交出一份最出色、最有分量、最有借鉴意义、最能经受历史考验的答卷。

——《疫情防控：“战略反攻”与决胜》

2022年11月27日

Omicron出现以来，还有许多有趣的文章（譬如《科幻小品四则：中国vs美国、大筛子、元宇宙》等），就不一一回顾了。

三年之际，中国应当宣布防疫抗疫的重大胜利。但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有许多的不确定性。眼下，每个人还是立足当下，系好安全带，做好充分的准备。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