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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玥，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
本文重点探析了美国对华发动舆论战的运作机制及可能的应对策略。美国对华舆论战是大国竞争背后的隐蔽作战方式，呈现信息武器化的突出特征。舆论战的运作机制发轫于冷战时期美国对原苏东地区惯用的组织架构，并在互联网时代进行了新的路径调整。美国当前已形成以国务院为主导，由国防部与国家情报体系进行部门间左右协同，由媒体、对华强硬派带头人及非政府组织上下联动的全方位对华舆论作战体系。面对虚实交互的信息对抗新局面，我国亟需探寻必要的应对策略，迎战大国博弈变局。
［关键词］ 美国对华舆论战 运作机制 信息武器化 应对策略
［作者简介］ 原玥，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引言
近段时间，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日渐增强，多国民众的对华好感度下降明显。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局面的出现离不开美国政府发动的对华舆论攻势。骤然上升的对华负面舆情，并非只是为美国的抗疫不力转移矛盾，也不仅仅是为政党政治造势助选，而是美国各方共同敲定的打压中国的战略之一，具有长期性、联动性和隐蔽性等鲜明特点。近年来，美国对华发动舆论战的意图早已通过混合战、公共外交政策、对抗外国政府虚假信息、战略传播政策等形式出现于官方的指导性政策文件之中。如何深刻认识这种不易察觉的整体舆论战运作机制? 如何应对高频次、高强度和高技术手段的舆论渗透与打压? 这些都值得我们的关注与深思。本文将从美国对外舆论战的演进过程、对华舆论战的运作机制、对华舆论战的新特点、 未来舆论战的可能走向及我国的应对策略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
一、美国开展对外舆论战的总体历史演进
美国开展对外舆论战的思想渊源可溯至公元前 480 年的塞莫皮莱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波斯统治者薛西斯凭借非暴力手段逆转了希腊城邦内部的民意归属。① 这一作战理念鼓舞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尝试对纳粹德国使用舆论战。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也是美国重点研究的战略典范。“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仅被协助规划对苏作战手段的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奉为圭臬，也被里根总统用于对苏冷战动员的军事演说之中。② 在冷战期间，美国运用舆论战取得了大国博弈的主动权，致使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对苏舆论包围战略移植到对华战略中，并做出了新的结构调整。
( 一) 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对外舆论战作战机构
自1917年威尔逊总统成立公共信息委员会以来，美国便开始了向国内外受众传播既定信息的尝试。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成立了战争新闻办公室及战略情报局，两者分别是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的前身。④ 一方面，美国利用其新闻机构，通过多重传播媒介向美国国民及海外对手传播美国的作战新闻、国家政策及政府的行为目标，确保自己在道义上占据高点。另一方面， 美国通过情报体系下属的心理活动部门对敌方进行虚假消息散播与电台干扰， 打垮对手的作战士气。同时，美国之音无线电广播也应运而生，并被逐渐锻造成为美国政府输出意识形态与舆论信息的尖刀。
( 二) 冷战前期的整体舆论战思路雏形
自铁幕落下，美国紧锣密鼓地制定了对苏开展全面舆论战的作战方案。1948 年，杜鲁门总统推动出台了标志着美国公共外交政策重大转变的《史密 斯—蒙德法案》。他还签署了第59 号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外国信息宣传项目与心理战计划》，宣告组建国家心理战略委员会，并在海外展开公开的心理战行动。此时，美国以国家为单位发动大规模对外宣传动员的思路已现雏形，这也对构建对华舆论作战体系埋下伏笔。
此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3 年成立了美国新闻署，通过不间断地渗透与影响海外受众，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美国的对外影响力。在由表及里的缜密筹划之下，其全球舆论战自此全面铺开。真理运动( Campaign of Truth) 、特洛伊计划 ( Project Troy) 、流浪者计划( Project Vagabond) 、脑电波计划( Project Brain Wave) 等秘密行动相继启动。①这些计划致力于操纵目标国的政治事态发展，诱导受众产生反政府情绪，并鼓励其心理意识向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方向偏转。
( 三) 冷战后期的整体舆论战成熟机制
在里根总统执政时期，美苏舆论战已呈现白热化。1983 年，里根签署了第 77 号国家安全决策总统指令，正式确定美国开展公共舆论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这一关键机制需要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新闻署、公共事务委员会、信息局、国际开发署和国际广播委员会等机构联合参与。② 同时，该指令亦表明美国未来的公共外交活动应与媒体、高校、工业界及其他非政府机构紧密结合。此外，为了防止美国政府展开的对苏舆论攻势影响到本国意志，《佐林斯基修正法 案》于1985年正式问世。这些举措标志着，美国对外发动整体舆论攻势的国家机 制在冷战后期趋近成熟。可以说，美国当前的对华舆论战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借鉴和继承了里根政府时期的布局架构，并基于互联网技术进行延伸与调适。
二、美国对华舆论战的运作机制
美国对华舆论战沿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冷战时期的运作架构，同时对资源和人力进行了优化整合。冷战结束后，部分战时舆论宣传机构的名字及所属单位发生了变更，但其主要职能和运行机制却被保留至今，并在大国竞争冲突加剧的当下被重启。自此，美国呈现出左右协同、上下联动的全方位对华舆论作战格局。
( 一) 美国对华舆论战的部门间左右协同机制
从过去几十年的舆论战历史可以看出，美国的安全部门和决策机构从不单独行动，其舆论外交依托于政府组织的跨部门协作。美国政府是负责对华舆论造势的主要推手，组织体系呈现以国务院为核心主导部门、由国防部和国家情报体系进行支援配合的典型特征。三者在时间、空间与地域上形成了多维互补、交叉协作和三位一体的运作模式，共同完成“对外行动策划”———“信息、情报与分析支援”———“舆论作战传播”的全链路舆论战行动。
1． 美国国务院的“境内”与“域外”行动
当前，美国国务院发挥对华舆论战的主导作用。对华舆论战主要由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次卿办公室统筹，公共外交指导委员会提供指导建议，各分管行政部门协同执行。分管部门主要包括: 国务院下属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教育与文化事务局、全球接触中心—中国行动小组、国际信息项目局、国际组织公共外交办公室、全球事务局、南亚和中亚事务办公室、西半球事务局、非洲事务局、公共事务局等。在此机制中，各部门分工明确且各司其职，共同完成动摇中国国内舆情及破坏中国国际声誉的总体目标。
一方面，在内舆软性接触中，以全球公共事务局、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国际信息项目局和全球接触中心—中国行动小组为首的政府部门负责外宣材料的起草制定，捕捉、收集并推送当前在华敏感与热点话题，展开数据调研和民众访谈， 监测和分析社交媒体舆情，引导并改变中国受众的信息接纳习惯、对热点事件的心理预期及承压能力。其最终目的是令中美关系朝向符合美国及盟友民主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方向转变。①
另一方面，在域外战略对垒中，西半球事务局、非洲事务局、南亚和中亚事务办公室、国际组织公共外交办公室等部门负责在世界范围内培植各国对中国的警惕性。通过曲解中国的长期国策及发起的全球倡议，向各国受众渲染中国对国际安全及价值观的“威胁”，固化其他国家有关“中国不可信”、“中国是地区威胁”以及“中国的对外援助有特殊政治目的”等舆情认知。②
2． 美国国防部的“战时”与“和平”行动
美国国防部是执行舆论传播战略的支柱机构之一。如《联合作战公共事务条令》所述，美国国防部公共事务部致力于“传播美方的行动、政策与战略叙事， 反驳敌方的欺骗信息与虚假宣传，实现威慑对手、维护国家安全及巩固军事成果等目的。”①该原则同时适用于战时与和平时期的对外行动。
一方面，国防部的战时舆论宣传行动以《联合战略能力规划》为纲，②由联合心理战特遣部队牵头，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联合军事讯息支援司令部、陆军现役部队心理作战小组、空军机动司令部和诺福克海军基地海军信息战司令部等部门相互配合，共同执行全天候的非武力民事舆论宣传行动，通过军事信息支援行动、关键领袖接触行动和心理战，对国务院的宣传战略予以国防支援。
在过去 20 年中，舆论战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尼加拉瓜、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等多地局部战争中得到了充分实践。今后，伴随混合战、信息战与灰色区域作战概念的普及，一旦中美竞争加剧，美国将可能分批次派遣由高级军事人员、心理学专家、行为科学家、语言学家混编而成的“民事”舆论宣传小组前往台海地区、南海、中国边境地带及太平洋周边展开行动，这将对当地的民意归属与心理认知构成极大挑战。
另一方面，国防部的和平行动由国防媒体局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等部门承担。除了通过美国军中广播网及旗下媒体机构在世界范围塑造美军的正面形象外，国防部亦在寻求将传媒信息转化为战术武器之道。例如，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信息创新办公室日前推出了“甄别地缘影响力运动与构建感知”计划，③意在推动基于运算能力的新技术被应用于大规模的甄别、追踪和预测行为，分析以中俄为主的外国地缘政治影响力在新兴社交媒体上的扩张趋势。
3． 美国国家情报体系的“明线”与“暗线”支援
美国国家情报体系对舆论战的支援行动已持续超过半个世纪。在诸多情报部门中，直接或间接参与对外心理与舆论宣传活动的部门为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厅下属的公共事务办公室、中央情报局、情报与研究局、美国海军情报局及国防情报局。
一方面，美国国家情报体系负责完成情报、舆情和公众感知的收集与分析等明线任务。以情报与研究局为例，其主要职责是为国务卿、国务院、国防部和各部门决策者收集和分析外国公众意见，帮助形成能有效影响预期受众的策划。① 当前该局正为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办公室提供分析支援，通过成立观察小组与方法专家组、采样民意调查问卷、定期会见和培训外国研究员等方式，量化东亚地区公众对中国的整体感知，为研判和制定对华宣传政策提供情报与数据支持。②
另一方面，中央情报局下属的特别行动中心及其政治行动小组和特殊任务小组承担了开展秘密海外政治行动、执行隐蔽行动( covert actions) 、逆转外国受众情绪与认知及制作虚假情报等暗线工作。通过这样明暗双线的交替行动，国家情报体系为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对外舆论宣传行动提供可靠支援，避影敛迹地推动局势朝向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二) 美国对华舆论战的多组织上下联动机制
美国发起舆论战的另一关键机制在于多组织的上下联动。为了更有效地对分散的全球受众传输信息，美国采取了自上而下的五大联合宣传路径。
第一，行政部门实施对华“有罪推定”，拟定舆论宣传的主要议题、大致方向与行动目标。
第二，国际媒体署各下属单位按照既定叙事主题完成新闻内容的策划、统编和制作。
第三，相关西方媒体配合转发、引用、再加工和全球推送。
第四，对华强硬派带头人以国会提案、国际演说及重磅文章等形式令舆论快速发酵。
第五，学术研究机构、智库和民主基金会网站刊载对华负面新闻的专业性分析。通过将负面 舆论上升到学术与政治高度的办法达到自圆其说的目的，形成自洽的逻辑闭环。
1． 承上启下的美国国际媒体署
作为统筹美国民间国际媒体的政府下属机构，美国国际媒体署是负责承上启下的关键枢纽。当前，国际媒体署旗下负责开展对华舆论攻势的单位是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多语种部门，①其宣传内容呈现广谱性、任务性和煽动性等显著特征。由《2020年国际媒体署绩效与责任年报》可知，国际媒体署重新制定了对华舆论宣传规划，其中包括: 突破审查制度与内容监管、制作和策划具有特定任务要求的新闻、接触并吸引关键战略领域和封闭领域的受众、对抗国家层级的“虚假”信息与卫星和无线电干扰、研发开源反审查工具以规避互联网封锁、 扩大与受众的社交媒体及数字互动、增进观众对美国政策与社会的权威性理解及充任当地新闻代理人等目标。②
2． 对华强硬派带头人推波助澜
在美国当前的政治生态中，媒体喉舌与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知名人士存在相互协作的共栖关系。一方面，强硬派人士通过发表煽动性的反华言论吸引媒体的关注与报道，使其观点和主张在更广范围传播，达到助选和推动反华法案通过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报道强硬派带头人的反华观点与立法活动，相关媒体机构可进一步佐证其有关中国负面新闻的“真实性”。当前，美国各界逐渐出现了趋同性的反华新共识。越来越多的对华强硬派政府成员、国会议员代表及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凭借自身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力，从经贸、军事、金融、高新技术、 人文交流、医疗卫生和环境等多领域推波助澜地引导各方对华舆论走势发生消极调转，并重新塑造美国国内、盟友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态势的感知，使之朝向对华不利的方向演化。
三、对华舆论战的演变特征与综合评析
如前文所述，美国对华舆论战发轫于冷战时期其对苏联发动舆论战时惯用的组织架构。通过各部门的紧密配合，利用苏联国内舆论的不满情绪和外部困境，诱引苏联内部的决策行为与意识形态发生改变。① 而今，伴随数十年的经验总结与手段演进，加之传播途径和技术的更新，美国对华舆论战思路发生了重要转变。
（一) 对华舆论战的特征
当前，美国对华舆论战的运作模式呈现如下新特征:
第一，诱发中国“和平演变”不再是美国对华发动舆论战的唯一动机。尤其自中国被认定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以来，美国已不把寻求政权更替作为当务之急。除了按照传统运作模式，以动摇中国民众政治信念和制造不稳定因素为基本目标进行舆论宣传以外，美国日益重视在全球范围内向其他国家及在国际组织层面大范围传播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抵消中国在地区层级的正面影响，通过不断削弱和打压中国提升国际地位的努力，遏制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壮 大，维持美国现有霸权地位与国际影响力。
第二，中国未来将长期成为美国动用舆论外交手段的首要目标国。从白宫发布的《2021 财年国家安全情况说明: 确保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报告可以看出，“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已被单独列为重点讨论事项，且相关专项财政拨款已创下历史新高。这些资金将被用于“支持民主计划，加强安全合作，并在全球范围内协助一系列用于抵消中国影响力以保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计划”。②
第三，美国对华舆论战的议题设置出现因地制宜的新变化。通过大量调研分析中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敏感问题、文化特点和民族个性，美国确立了适用中国国情和未来国际形势的舆论话题。例如，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小组出台的《2020中国工作组报告》列出了“宗教、少数民族与种族”、“领土主权”、“人权与宪政民主”、“隐私与数据安全”、“供应链与高新通信技术”、“一带一路”和“新冠疫情”等多项重点涉华议题，意图分层级精准打击中国当前的弱点与要害。③
第四，衍生出基于网络与高新技术的新兴职能部门。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应用的日益普及，美国开始专注全局性的信息能力建设，强调提升信息云一体化、大数据集成化和人工智能化的对外宣传能力，并为此增设了多个用于新媒体传播和情报与舆情分析的新职能部门，意在抵消和屏蔽外国政府信息，并尝试渗透封闭的外国互联网信息生态系统。①
( 二) 对舆论战的综合评析
自先后实行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以来，美国的舆论战重点日益东移。这不仅使中国港台地区和边境地带益发暗流涌动，也令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日趋严峻。舆论战在运作过程中呈现的实际特点与成效可从以下方面综合探析。
1． 舆论战的目标
在《战略传播联合一体化概念》手册中，美国国防部界定了对外战略传播希望达成的基本目标———提高国家可信度与合法性、削弱对手的信誉与合法性、说服受众采取对美国的支持行动和引导对手采取或放弃特定行动。② 总体而言，美国对华舆论作战一直遵循上述原则行事。其宣传行动的两大方向性目标分别为:
其一，从中国视域出发，诱变民众对本国国情的基本认知，促成中国境内和海外华语受众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发生转变;
其二，从美国视角出发，树立中立群体对美国国家形象的良性看法，打压中国在当地群众心中的正面形象。例如，在举办重要会议期间，美国国际组织事务局日内瓦办公室会通过举办展览和筹划媒体宣传报道，向其他国家广泛散播中国的“人道主义危机”问题。为了形成巨大的认知反差，该部门亦在同一时间反复强调美国对人权、性别平等、人道援助及对联合国改革的承诺。③ 凭借类似手法，美国不断在中亚、非洲和拉美等地以对比的形式，固化当地受众的美国视角认知，贬损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做出的承诺与努力，以此实现两国软实力的此消彼长。
2． 舆论战的手法
在对华进行政治宣传时，美国相关职能部门采用了如下传播手法。
首先，呈现视觉效果上的“客观性”与误导性。一般而言，受众对于权威平台的消息来源具有更高接受度。无论内容的真实程度如何，呈现在专业新闻网站或官方媒介的报道在信息格式与视觉效果上都显得更为客观。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美国对外宣传机构依托强有力的西方话语传播体系，以伪中立视角在世界范围内建设了大批传播平台。例如，美国国际媒体署旗下新闻网站以 62 种语言覆盖了全球 3．54 亿观众，①内容涵盖大量对华误导性报道与不实信息。此外，美国国务院建立了专门面向华语读者的中文版网站———《连线美国》( Share America) ，长期推送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和长篇分析。从视觉效果看，这些网站貌似是客观的新闻节目，实则是隶属政府部门的外宣机构。
其次，利用传播平台的多样性与重复性。美方擅长从多渠道和多角度对同一信息进行重复性地阐述与投送，以更好地操控并加深受众对某一特定事件的固有认知与印象。例如，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的职责之一便是协助驻华大使起草宣传信息，反复编写和循环放送有关人权、少数民族和审查机制等含敏感话题的内容材料，以大使馆官网、微博账号和微信公众号等多途径散播。②这些信息还被打包成每日社交媒体摘要，在西方用户习惯使用的新媒体应用上滚动推送，以此帮助海外读者形成既定美式看法。
最后，制造情感认知上的冲击性与冲突性。情感操控是发动舆论战的核心要素之一。在人类的心理认知中，情感反应大多先于理性分析和事实推理。由于大众普遍对带有特定极向情感的信息具有更高的认可度，因此在近年来，美国对外战略传播部门时常利用这一点，选择在特定时间节点传播极具冲击性的图像、视频及被片面截取的事件真相，以此加大说服力，助推社会群体产生非理智情绪，加剧各方情绪冲突与情感对立。
3． 舆论战的特征优势
在路径层面，舆论攻势具有高强度的信息扩散与渗透能力。随着移动设备与网络能力的普及，美国可迅速将其政策、意志与希望达成的对华影响广泛传达，并实时收集和分析社会群体的情绪反应。这种广域高效的信息扩散能力和互动式战略传播模式，不仅可以在宣传行动的前期对目标施加强制影响力，而且随着被渗透的参与者及讨论范围不断扩大，更能令冲突变得内在化，令原本不起眼的话题发酵成为国家内部的重大认知分歧，加速社会群体的分裂与极化。
在过程层面，舆论战迅速缩短了大国博弈的对抗周期。如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文献所述，舆论战是行动迅速、快速响应和终端对接的循环性任务。从情报支援、受众分析及对反馈信息的快速回应到舆论信息的二次投送，任意步骤出现延迟都会导致宣传失效。① 实质上，美国对华舆论战一直遵循构建信息场域博伊德循环的原则，通过多职能部门密切联动，辅以交互式的计算机能力与人工智能算法，利用开源情报和新兴的社交媒体平台，完成快速机动的观察、定向、决策和行动流程。这种程式化行动意味着一方可在最短时间内剥夺留给对手的响应时间，令其政治态势瞬时失控，使负面舆情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快速发酵和扩散，最终形成难以挽回或补救的局面。
在战术层面，舆论战高效地发挥了倍增器的作用。在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态势中，单一的舆论攻势已不能改变整体局势走向。但是，舆论战与其他战略竞争手段可实现相互配合，产生深远的联动效应。尤其在中美竞争中，舆论攻势穿插在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和生物战，甚至局部热战中的任意环节都会形成有效合力，在意识形态和信息空间领域给对手造成多维度政治压力，同时为己方想要采取的经济制裁、政府审查、司法调查、人员抓捕、军事干预和政权颠覆铺平道路，在道德高点上获得最大化的公众认同。
4． 舆论战造成的后果与影响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舆论战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随着国家安全战略侧重点的转变，其隐蔽行动也随之在全球席卷过境。从中东和北非的黎巴嫩“雪松革命”、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和对叙利亚巴拉达电视台的“秘密拨款”，①到中亚地区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和白俄罗斯“拖鞋革命”，再到拉美地区的委内瑞拉“总统危机”，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 都能找中央情报局、民主基金会和国际媒体署等组织直接或间接参与策划的证据。
美国发起的舆论战行动同样对中国造成了很大压力。
首先，中国在部分发达国家的形象受损。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英、德、荷、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国的对华负面看法已显著飙升，达到十几年来最高点。②
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受到了一定影响。近年来，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不断地在乌兹别克斯坦、老挝、缅甸、越南及周边地区以当地语言制作网络、电台与电视节目，宣传中国在东南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负面影响，渲染中国建设者与当地人民的冲突。③这些宣传行动在无形中埋下了极大的心理隐患，不仅降低当地民众的对华认同，也对中国开展周边外交实践及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努力带来了阻碍。
最后，对国内局势而言，舆论攻势造成的更大威胁在于其后发性。一旦经济压力达到峰值或社会矛盾变得不可调和时，社会群体便极易产生严重的政治焦虑，同时丧失独立思考和判断问题的能力，陷入沃尔特·李普曼形容的集体无意识状态，进入无法辨识谎言的后真相时代。那时，便是舆论宣传趁虚而入，诱导群体情绪走向极端同质化的最好时机。
四、特朗普政府对华舆论战的特点总结
以国家为单位的跨部门舆论战机制既庞大又成熟，且不以两党政治主张为转移，但在具体执行风格上存在不同侧重。特朗普政府开展的舆论战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自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战略逐步成型以来，中国成为了重点针对对象，其对华投入的宣传活动资金与拨款在2017 ～ 2020年间呈逐年激增态势。在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的带领下，美国对外宣传机制自2018 年起进行了改革重组，确立了重塑公共外交体系以对抗以中国为首的外国政府“不实信息”为核心目标的组织原则。①
第二，斗争走向明面化。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后期，伴随中美竞争走向白热化，对华舆论战几乎变成了一张明牌。在总统本人、国务卿及多位强硬派人士的公开引导下，全美掀起了社会性反华浪潮，应对“中国挑战”亦被国务院官网单独列出，成为一项政府层级的重要事宜。此外，美国国际媒体署近两年推出的工作年报甚至摒弃了对竞争对手隐晦的指代及一贯秘密的行事手法，直接公开发布了自己在华伪造报道事实并推广规避技术的详细过程。
第三，追求立竿见影的宣传效果。与建制派崇尚伏脉千里，追求在潜移默化中扭转中国的意识形态不同，特朗普政府几乎放弃了对华接触政策，偏好通过紧跟时事，炒热并升级当前国际舆论热点，抓住一切机会对华实施即时舆论打压。这种宣传手段的短期效果显著，且对中国所处的舆论环境造成了极大压力。不过，该做法亦将中国推向了对立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中国民众的警觉与免疫，致使美国政府对外传播战略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五、拜登政府对华舆论战的未来走向展望
随着民主党再次上台，拜登政府势必重新调整舆论传播战略的路径、策略与主张，其未来走向可能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对华舆论传播战略重归假性隐蔽化。随着外交建制派的整体回归，拜登政府可能倾向于增加部分对华接触信号。在抹去特朗普政府留下的过于明显的舆论带动痕迹的同时，和缓部分过于激烈的战略传播措辞，追求有重点地改变中国内部社会情绪与全球对华舆情认知。但是，在中国被视为美国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的政治大背景下，增加对华接触，意味着美国对华进 行高强度舆论渗透的实质不会改变，其手法与形式将更加潜形谲迹。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瑞恩·哈斯认为，奥巴马的策略过于具有妥协性， 特朗普的政策又过于具有对抗性，拜登的政策会倾向于在两者之间找到舒适的平衡。① 今后，拜登政府可能采取假性隐蔽化的传播策略，一方面试图在中国内部争取有限领域的情感认同，另一方面则不断暗中加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分歧与情绪对立。
第二，以政府为主导的跨部门舆论战行动将进一步加强。这与拜登本人曾任外交委员会主席并长期规划推动整体对外宣传战略的政治经历有关。拜登坚信在政府层级开展公共外交与舆论宣传时，必须保持跨部门的信息共享与行动同步。他在2010年《政府公共外交与战略沟通跨机构综合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公共外交与对外宣传计划的策划、开发与执行需由调研、信息与情报之间更好地协同、整合与驱动来完成。② 由此可见，拜登曾对公共传播机制建设有完整的战略构想。因此在未来，美国整体舆论战的规模、协调机制和人员设置等将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以发挥更优效的作用。
第三，强调以普世价值重塑美国的世界领导力，并削弱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做文章，人为制造政治话语分歧，历来是民主党的传统策略。从奥巴马总统时期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到拜登的内阁团队安排都能看出，民主党在人文认知领域具有强调多元主义、盟友关系与西方民主价值观，提倡重铸美国的软实力与道德领导力。从拜登政府的布局看，其已下定决心在未来延续上述战略，并将重点放在中国身上。除了“重振美国在全世界促进人权与民主的承诺”之外，美国各职能部门可能继续在中国的宗教、知识产权、人权现 状、港台、涉藏和涉疆等敏感议题上不断挑起风波，给中国的外交举动贴上意识形态标签，将中国与美国标榜的普世价值划界，刻意造成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对立。
第四，大幅增加网络与信息领域的数字话语对抗。鉴于舆论信息的快速生 产、分析与分发能力是对外传播领域制胜的关键，美国对华舆论战将可能持续朝信息化方向演进，通过控制信息的流量与走向、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算法政治传播等方式操纵公众舆论。从立法层面看，拜登政府可能继续贯彻《反外国宣传与造谣法案》，联合国务院、国防部、广播理事会和情报机构等部门，共同反制和对抗外国竞争对手的宣传，推广并传播符合美国及盟友利益的政治言论。
从人员组成看，对华强硬的劳拉·罗森博格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一职。作为对抗外国干预与虚假信息运动的全球专家，她长期呼吁抵消来自中国的“错误信息”，提出“民主国家应务必参与至关重要的数据与信息竞争，以确保信息空间保持在民主轨道上”。① 此外，新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高新技术与国家安全主任塔伦·查布拉指出，“美国要应对数字威权主义，预防中国通过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操纵”。② 这一系列任命安排，实际上已经剑指中国，将遏制中国的信息和科技影响力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挂钩。从机构设置看，美国国务院于2021年新成立了网络空间安全和新兴技术局，以应对“中国及其他 网络与新兴技术竞争对手对国家安全的挑战。”③这也是美国首次将中国列为网络与新兴技术领域的头号竞争对手。此外，美国国防部用于对外舆论信息作战行动的联合人工智能中心也即将成立。④ 自此，国防部特种作战人员可在全球实时信息环境下，将人工智能手段应用于对外传播实践，开发、研究并部署新型舆论心理战作战方式。这也意味着，中美大国博弈将迈入虚实交互的信息对抗新阶段。
六、中国可能的应对策略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日益减小和中美竞争加剧，客观因素决定了美国各方势必更加坚定以竞争为导向的对华战略共识。同时，面对竞争益发激烈的全球信息环境，大国博弈必将越来越多地呈现战场媒介化与信息武器化的特征。针对美国对华舆论战的新态势和中国今后可能面对的严峻国际舆论形势，本文尝试分别从国内与国际层面出发，提出以下应对建议。
从国内层面看，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分层级构建多方协作机制。中国应尝试构建完备的跨部门宣传联动机制及信息沟通交流机制，考虑构筑意识形态防御指挥联合调度中心，将应对海外舆论战提升到战略高度。与此同时，还可促成政府部门与大众传媒、报业协会、各事业单位、高校研究院和国有企业海外部等建立多渠道的交流机制，定期举办吹风会，最终形成统、采、编、发平台的跨部门运作流程，确保各级单位在第一时间获悉最新动态，明确自身职责。
第二，构建海外涉华舆情监测机制与风险评估机制。为有效应对基于信息能力的计算机政治宣传和舆论操控，中国应鼓励各方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追踪技术和数据库在意识形态防御领域的运用，全面分析他国利用高新技术开展舆论 行动的现状及对中国构成的风险等级，构建全方位的舆情实时监测、信息搜集、走向研判与引导机制。同时，运用采集技术对搜索引擎的对华实时关键词、海外社交媒体上的重大消极言论、各方最新发布的中国报告进行数据挖掘、关联量化和汇聚整合，在第一时间完成溯源工作，对引发巨大负面国际舆情的言论快速响应，利用时间差阻隔任何对华首轮舆论攻势以外的后续联动反应。
第三，建立多维报道奖励机制，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在美国政府有意设置的审查机制限制下，中国官方媒体在海外发布的新闻报道时常受到流量限制，甚至被恶意标记为广告信息或“受外国政府赞助”的信息。针对舆论包围与传播渠道受阻等问题，中国应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广大民众的创作智慧。鼓励大众积极创作并上传百姓喜闻乐见的内容，支持各级媒体单位将大众作品翻译成多国语言，以非官方形式上传至海外社交门户。如此，可以将群众的优秀作品作为专业媒体报道的有力补充，实现报道内容的多元化和宣传途径的广泛化，共同增进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此外还应建立多维报道奖励机制， 充分嘉奖新闻工作者、研究人员与文艺工作者，鼓励其从中国视角出发，在世界各地的电视台、刊物、学术网站、广播电台及社交媒体上发表多语种国际题材报 道、深度分析报告、学术论文、艺术作品和公益性广告。
第四，重视复合型传播人才的培养与招揽，充分发挥高校智库的调研作用。各单位可以通过扩编其多语种新媒体岗位，组建一支既熟悉全球各大主流社交媒体账户，又能撰写多语种评论文章的高水平复合型传播人才生力军。同时，应充分发挥高校、智库、研究院和非政府组织的调研作用，由各研究机构推出具有高水准的多语种调研报告，详细阐述海外对华舆论战操作的组织架构和引导过程，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培养民众的警觉意识、风险意识与安全意识，令广大群众认识到自己思想意识的转变实际是外国政府有意识引导的结果，提升其对海外政治宣传行动的判断力、甄别力与自我保护能力。
从国际层面看，
第一，掌握议题设置与舆论导向的主动权。面对来势汹汹的负面舆情攻势，中国目前尚处于被动响应阶段。除了被动回应质疑外，中国应主动设置并提及有关反恐、人权保护、抗击疫情、妇女儿童及残疾人权益保护、精准扶贫、污染治理与环境防治、义务教育、维和行动、重大科技突破和大国责任担当等重点议题，以多语种和多平台形式在全球广泛宣传中国在上述领域的突出贡献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进程，引领国际舆论的正向发展。
第二，在国际组织层面牵头制定国际话语守则。面对舆情攻击网络化和信息武器化的全球趋势，中国应在国际组织中发挥带头引领作用，主动掌握网络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树立信息时代的国际话语行为规范。具体建议如下:
其一，号召各国共同签署有关不触犯网络意识形态底线与禁止滥用信息技术的法律约束性文书，对将信息武器化的违约国家予以联名谴责与国际制裁。号召禁止任何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滥用高新通信技术干涉他国内政事务，诱导政权颠覆，造成社会重大舆情变动或破坏他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稳定。
其二，带头成立联合国网络话语守则专项行动政府专家组，就话语规则红线和禁止使用的网络技术进行细节性讨论并拿出可行方案。
其三，加强信任建立措施，协助建立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核查机制与网络侦测机制。
第三，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宣传合作，弘扬和振兴中华传统文化。面对多国对华好感度下降的客观态势，中国应积极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理念的全方位了解， 使之在认知实践中消弭对华固有偏见。为此，应充分利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下设的公共宣传平台，加强与联合国宣传小组、联合国影院( UN cinema Cine- ONU) 和国际组织展览办公室的紧密合作，力争以赞助方、重要成员国及友好合作方等身份，发布有关中国治理理念、地域特色、动植人文及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展览、英法双语字幕纪录片与宣传手册，供各成员国代表在参会期间阅览，争取 增进国际人士对中国的深入了解，树立国家的积极正面形象，在潜移默化中改善外部舆论环境。
当前，中国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舆论环境。这种态势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正是美国通过对华整体舆论战推波助澜造成的结果。面对嬗变已逾百年的舆论战，中国需要努力提高自身应对海外舆论战风险的能力，增强全民危机意识与辨别能力，在国内层面强其自身，保持战略定力，在国际层面，拓宽发声渠道，树立国家的正面形象，力争循序渐进地突破舆论包围。在未来，面对话语传播能力与数据追踪能力、人工智能技术及虚拟技术的日益紧密结合，如何应对大国之间的数字化信息战与智能化舆论较量，同样值得我们多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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