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是如何防疫的？

作者：温伯陵

本文转载自：温伯陵（ID:wenboling2020）

最近防疫政策转变很快，专家们出来论证病毒危害降低，各大城市出行也不查核酸了，这说明疫情的拐点真正到来，以后的日子，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这样的变化，意味着后疫情时代到来。

在后疫情时代，要在不损害经济的前提下保护人民健康，国家的任务就是防止医疗挤兑，个人的任务是做好自我防护。

做到这两点，我们才能有把握的进入后疫情时代，并且迎接后续的种种变化。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虽然新冠病毒和血吸虫病的原理不同，但后疫情时代的防疫要求，和教员治理血吸虫病有异曲同工之处。

所以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教员是如何治理血吸虫病的，看看能不能对现代有所借鉴。

1949年，第三野战军某部在水上练兵时，不慎感染血吸虫病，大约三万多名解放军战士，受到这种寄生虫类传染病的伤害，极大削弱了战斗力。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传染病的威力。

血吸虫病的罪魁祸首是血吸虫，其虫生包括虫卵、毛蚴、胞蚴、尾蚴、童虫、成虫等六个阶段。

一般来说，虫卵在水中孵化成毛蚴，毛蚴可以在水中自由活动，于是便会钻入钉螺体内，发育成母胞蚴。母胞蚴在钉螺体内进行无性繁殖，生出大量子胞蚴，子胞蚴再进行一次繁殖，产生大量尾蚴，尾蚴离开钉螺重回水中。

人在水中活动的时候，如果遇到血吸虫尾蚴，尾蚴便会钻进人的皮肤，转变为童虫。

童虫经过一段时间的发育，顺着血管活动，最终寄居在肝脏、肠道附近的血管里，发育为成虫，每天可产卵两三千只。

正因为血吸虫在人体腹部繁殖的特征，从外表来看，感染血吸虫病的人都是大肚子。

而成虫在人体内产卵，随着人的粪便排出体外，如果遇到水，便可以进行新一轮的成长繁殖。

可以说，血吸虫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是尾蚴，导致大面积传染的中介物是钉螺。

但问题是，钉螺在水中分布广泛，人的生活又离不开水，所以江南地区千百年来都不能克服血吸虫病，不幸感染血吸虫病的人也没法妥善治疗。

人们对血吸虫病束手无策，便称之为瘟神。

第三野战军的官兵感染血吸虫病以后，血吸虫病受到中央重视，于是从50年起开始调查血吸虫病的分布范围。

调查结果显示，上海、江苏、江西、安徽等12个省、市、自治区里，共有348个县流行血吸虫病，患病人口1000万，受威胁人口将近1亿。

安徽歙县原本是繁荣富裕的地方，清朝康熙年间有“牌坊林立、街市繁荣”的说法，但是因为血吸虫病，62个村庄的人口死绝，曾经最繁华的牌头村剩下75户，还都是解放前后从外地迁来的。

江西余江县的患病人口达4000，这些人生无可恋，随时准备死去，以至于余江县有首悲惨的民谣——

身无三尺长，脸上干又黄，人在门槛里，肚子出了房。

1950年春夏，江苏高邮爆发血吸虫病感染，短时间内死亡1300人，疫情震惊全国。

在以农业为主的新中国初期，人口和经济是直接挂钩的。

1000万人口感染血吸虫病，那么这些人口就丧失了劳动力，再加上因疫情死亡的人口，直接结果便是田地抛荒、经济衰退，而经济衰退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失败。

于是血吸虫病和国家命运划起等号。

不论是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理论原则，还是新中国命运的宏大叙事，国家整治血吸虫病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1953年9月16日，民盟副主席沈钧儒给教员写信：

“春夏间在无锡太湖滨养病，见农村中血吸虫病传染甚广，危害人民生命。个人意见应请卫生机关加以重视，加强并改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9月27日，教员给沈钧儒回信：

“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某同志负责处理。”

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1955年11月，教员在杭州召集东部地区的省委书记开会，要求中央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政府成立血防委员会，彻底消灭血吸虫病。

11月底，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会议，七个省、市、县的领导干部和100多名专家参会，提出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整体规划：

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

4个月后，教员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有了教员的最高指示，一场史无前例的疫情攻坚战拉开帷幕。

要消灭血吸虫病，最重要的环节是消灭血吸虫寄生的钉螺。

中科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建议，钉螺喜欢藏在水里的阴暗处，普通方法难以消灭，不如发动群众挖钉螺，集中起来用火烧，把钉螺和血吸虫一起烧死。

秉志的建议不错，可以彻底消灭钉螺和血吸虫，但问题是太费钱。

一对钉螺一年可以繁殖25万只，用木柴和煤碳烧的话，那费用可就大了，很多穷困地区根本负担不起。

另一个专家建议，把特效药撒在水里，可以省下木柴和煤炭的费用。

但特效药也要花钱。

江西省委算了一笔账，用特效药灭钉螺，一亩地要花五百块，江西省有三百万亩地，每年买药钱就需要十五亿，比烧钉螺的费用还高。

那怎么办呢？

江西省余江县给出解决的办法。

余江县是血吸虫病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因为血吸虫病对人口的危害，余江县的田地都成为“头年人种田、二年人肥田”的棺材田。

教员号召各省消灭血吸虫病的时候，调查人员发现，江西省水利部门给余江县修建的白塔渠里没有钉螺，而修白塔渠时填埋了旧渠，经过几年时间，旧渠里的钉螺也都死掉了。

这说明用土掩埋可以消灭钉螺。

于是余江县发动3.6万人，用3年时间填平300多条有钉螺的旧渠、500多个旧水塘、开新渠87条，共长334里，搬动土方416万立方米。

这些大工程，基本消灭了余江县的钉螺。

中央血防小组听说余江县的事，便派人到余江县蹲点调查，最终“挖新渠填旧渠”的余江灭螺经验，得到中央认可，并传播到其他血吸虫病流行地区。

在消灭钉螺的三年时间里，余江县的劳动人民吃住都在工地上，如果在新开的水渠里发现钉螺，整个工程都要推倒重来，绝不给钉螺卷土重来的机会。

而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每个开新渠的人都感染过血吸虫病，但他们都不怕，感染了就去治疗，治好再去工地劳动。

那问题就来了，血吸虫病不是治不好么，余江县劳动人民怎么治的？

答案很简单，教员号召中西医结合治疗血吸虫病。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的卫生医疗条件都很差，据当时的统计数据，城市里每千人拥有医护人员1.87人、床位0.63张，农村里每千人拥有医护人员0.73人、床位0.05张。

这么简陋的全民医疗条件，一旦发生传染病，农村人口只能在家等死，城市人口必然发生医疗挤兑。

于是教员提议将西医和中医结合起来，一方面弥补医疗条件的不足，另一方面用中医技术弥补西医技术的不足。

早在1953年，教员便批评卫生部门排斥中医的做法，说今后最重要的是西医学习中医，不是中医学习西医，并且要求抽调医科大学毕业生去学中医，整理中医药方和书籍。

1954年，教员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号召整理中医的学理和临床经验，使中医逐渐和现代医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门。

消灭血吸虫病运动开始以后，教员命令把血吸虫病重灾区的中医都请出来，和医院的医护人员成立中西医联合诊所。

到1957年底，这种中西医联合诊所的数量已经达到56580个。

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只有西医，那么医疗力量肯定不足，面对求治的血吸虫病患者，肯定会发生医疗挤兑。如果只有中医，那么便会面临缺乏器材和杀虫药的困境，也不可能有效治疗血吸虫病。

中西医结合办诊所，正好避免了中西医的不足，发扬了中西医的长处。

这是最好的。

而在治疗血吸虫病的处方上，中西医结合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当时治疗血吸虫病的主打药是锑剂，这种药治疗血吸虫病的效果很好，但副作用也很大，体质较弱的人服用锑剂，容易发生呕吐、心肌中毒等不良反应，甚至死亡。

其实体质较弱是针对正常人来说的，得了血吸虫病的人，哪有体质强的？可以说，几乎所有血吸虫病患者服用锑剂，都会出现程度不等的不良反应。

于是中西医联合诊所便想出办法。

对于这些体质特别弱的血吸虫病患者，首先针对各自的身体情况，开中药调理身体，等身体的元气恢复以后，服用锑剂杀虫，最后再开一副中药，排除体内锑剂的毒素。

通过中医、西医、中医的配合治疗，血吸虫病患者可以基本康复，剩下的就是回家养身体了。

除了常用的调理药材以外，治疗血吸虫病的辅助中药用什么，地方不同用药也有不同。

江西用“六经”分类辩证，云南用云南白药合复丹和复方槟榔丸，浙江用腹水草和土巴豆，江苏用龙虎草，湖南用加减胃苓汤，安徽用乌柏树根皮和半边莲，这些药材对杀虫后恢复器官功能，都有很大的效果。

沙氏医派传人沙一鸥，自制了平满丹、扶正固本丸、养肝丸等中成药，还总结了治疗血吸虫病的经验：

整体论虚实，症治分三期，攻补需兼顾，重点在肝脾，关键是早治。

此外还有针灸。

根据当时卫生部的统计，湖南87.6%的血吸虫病患者，能用针灸解除锑剂毒性，浙江嘉兴的患者针灸后，解除锑剂毒性的数据是96.9%。

所以在消灭血吸虫病这件事上，灭钉螺靠江西余江县的“挖新渠填旧渠”经验，治疗血吸虫病患者靠中西医结合。

消灭血吸虫病，不能只消灭血吸虫病，必须有更宏观的战略布局，才能真正消灭血吸虫病。

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教员认为，“减少人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针是预防”，于是为防止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继续肆虐，教员和同志们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卫生防疫站。

到1957年，全国的卫生防疫站已经有1300多个，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多，但由于当时的交通和财政因素，其实中央政府已经尽力了。

有了卫生防疫站，短短几年时间，便有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接种牛痘，防止天花蔓延，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卫生防疫站也为患者提供服务。

卫生防疫站，是教员防疫战略布局的第一层。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上巫医盛行，游医到处骗钱，城乡卫生情况极差，垃圾、污水、粪便随处可见。

这样的卫生环境，是传染病肆虐的重要条件。

于是在50年代初期，教员发起爱国卫生运动，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

在教员的号召下，全国城乡开始讲卫生，不仅住房和街道搞了一波大扫除，人民也有了勤洗衣、勤洗手的意识，有条件的话最好勤洗澡。

开始消灭血吸虫病以后，教员把爱国卫生运动和“除四害”联系起来，号召全国人民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害，防止这些动物携带病毒到处传播。

打了一波麻雀之后，教员把麻雀换成臭虫，老四害变成新四害。

后来人们对除四害不理解，那是因为不懂除四害和爱国卫生运动、防疫的关系，而且教员想通过防疫、除四害和爱国卫生运动，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配合工业化和普及教育等措施，实现改造国家的初心。

你以为教员是看四害不顺眼，其实他在防疫。你以为教员的最终目的是防疫，其实他是要改造国家。

教员，永远站在大气层。

话说回来，爱国卫生运动是教员防疫战略布局的第二层。

中国是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农业大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村人口的健康影响农村经济，农村经济影响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所以防疫和医疗的重点是农村。

但由于中央财政不足，全国医疗体系始终不能下沉到农村，导致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缺医少药。

一旦遇到传染病，离防疫站近的农村，还能获得救治，离防疫站远的农村便束手无策了。

1965年，全国140万医护人员中的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10%在农村，教员痛斥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应该叫城市老爷卫生部。

痛斥归痛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是客观规律，教员不能违反客观规律，拆了城市的医院，只能“损有余而补不足”，号召医护人员到农村工作，弥补农村医疗力量。

于是根据教员的“六二六指示”，大量城市的医护人员下沉到农村，开展农村巡回医疗，城市医院也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用粗浅简陋的医术，给农民治疗感冒咳嗽等基础病症。

而医疗下沉到农村，城乡多级医疗卫生体系便初步建立起来，一旦遇到传染病，赤脚医生和医护人员也能运用防疫手段，阻断传染病的传播。

医疗下沉是教员防疫战略布局的第三层。

就这样，从战略布局到战术执行，从整体规划到局部动员，一个全国性的防疫体系便建立起来。

1958年5月，江西省余江县委书记李俊九宣布，余江县彻底消灭血吸虫病，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赞余江县的成果，并说其他12省市消灭血吸虫病大有希望。

当时教员在杭州，读到《人民日报》的文章，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他坐在刘庄宾馆的藤椅上，眼睛盯着报纸，嘴里念念有词，头轻轻的摇晃，卫士封耀松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能感受到抑扬顿挫的哼唱。

封耀松劝教员早点休息，明天还要开会呢，教员长叹一口气：

“睡不着啊，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不容易，如果全国农村都消灭了血吸虫病，那多好。”

说完，教员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嘴里依然在念叨，走了几圈，回到床上半躺着继续思考。

正在封耀松不知所措的时候，教员突然命令他：“拿纸笔来。”

封耀松这才明白，原来教员要写诗。

教员半躺在床上，在膝盖上摊开白纸，边写边改落笔如飞，很快便写成两首《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写成落笔，教员抬头远望，发现黑夜已经过去，翻滚的朝霞照映着漫天通红。

到了1964年，全国血吸虫病流行的省、市、县仅占新中国成立时的三分之一，而且都在偏远山区，限于生产力和交通条件暂时不能消灭。

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消灭血吸虫病的攻坚战取得巨大成功。

回顾教员防疫的战略布局和战术规划，虽然看起来千条万绪，但核心只有一条，那就是服务人民、动员人民、相信人民。

抗战时期，教员为服务人民而动员人民，便发出“个把日本帝国主义不够打”的论断，现在为防疫而动员人民，结果当然是“个把疫情是不够打的。”

正如他在《送瘟神》诗后小记中写的：

“今日之华佗们在前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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