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偏分 栩然
1
最近，我在读《毛选》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即一些在现在看来，是再清晰不过，且特别容易理解的方法、概念，但是在当年，却被争论的异常厉害。
比方说，红军的一个经典战略方针：农村包围城市。
这样一个战略，是毛泽东在充分详细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之后，所制定的。
他在《毛泽东选集》这样写道：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以为有四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
第二，中国红军是处在这样强大的敌人面前，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
第三，红军的弱小：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
第四，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因此没有农民的帮助。其军队虽多，却不能使士兵群众和许多小生产者出身的下级干部自觉地为国民党拼命，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的战斗力。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湖南省委却主张进攻政治和经济发展都更加成熟的湘南地区。并派出杜修经和杨开明来，坚持执行省委意见，把红军拉去攻打郴州。
最终的结果就是：
留守罗霄山脉边界的红军和攻打湘南郴州的红军一齐失败，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很长一段时间未能完全恢复。
再比方说，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是采取运动战，还是阵地战？
在《毛泽东选集》中，毛泽东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运动战。
毛泽东写道：“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
“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所发生的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
但是，在当时党的领导层中，阵地战思想和堡垒主义却大行其道。这样的一种作战方式，恰恰是帮助了妄图消灭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一个大忙：
本来正头疼找不到红军，这下好了，红军自己聚集起来了，还要跟我们硬碰硬？
果然，红军损失惨重，并且丢了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这样评价阵地战思想和堡垒主义：
“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其实，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
是打持久战，还是打速决战；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为准，还是以中国实际经验为准；是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还是流动作战为主；红军是以军事作战为主，还是要兼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任务等等。
而毛泽东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找对了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且他能够把这些问题的答案，编成通俗易懂的口号，让每一个红军指战员和广大农民群众，都能迅速牢记于心。
毛泽东曾经在《毛泽东选集》中这样写道：
“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一个民众大会，主要应注意动员民众到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
一位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教育和宣传方面的一个重点，就是把艰涩、难懂的知识、政策，编成人人都能理解记忆的口号。
从小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我们，也许感觉不到这样的普及教育到底有多么厉害。
但是，一旦对比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你一定会由衷感叹：
高，实在是高！
2
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关于西方国家的视频：一位主持人，上街头随机采访路人的数学水平怎么样：
在视频中，有部分老外因为答对了题目，而欢呼雀跃，但有些人不仅抓耳挠腮请求朋友帮助，且思考的过程，神情痛苦凝重。
这样的问题如果放在中国，被问到的人一定会感觉受到了冒犯。
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很早去澳洲上学，他在学校中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显摆自己的数学。
他会问自己的同学，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角边等于3和4，问斜边等于多少？
然后在别人都苦思冥想的时候，慢悠悠地蹦出一个正确答案“5”。
而是，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学习数学的第一堂课，一定是背诵九九乘法口诀表；只要学习几何，就没有不会背勾三股四玄五的。
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为什么那些复杂的军事问题的答案，如今像儿歌一样，能让每个中国人口口流传，以至于让每个中国人都能成为半个军事家？
因为这件事背后的考量，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军成功的关键因素！
红军不是一支单纯打仗的队伍，而是一支不论走到哪里，都在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的队伍。
为什么写出通俗易懂的宣传口号，在那个时代是尤为重要的呢？答案很简单：
国共内战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文盲率没有明确的统计，但我们可以根据一个确定的数据来倒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中国的文盲率占比高达80%，因此如果倒推1920－1930年间中国的文盲率，大概是在90%以上的。
这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至少有90个人不认字。
所以，红军的政策、理念、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要有一个通俗易懂的口号。
在解释概念以及写口号方面，即使如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大革命家，做得也不如毛泽东好。
“工人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这个解释不能说不对，只是，失去的“枷锁”到底是个啥？获得的“整个世界”又是个啥？
这写得不够明白，起码对于当时大多的数农民朋友来说，不够明白。
李大钊在解释马克思主义时，干脆引用了马克思的原话:
“资本来到整个世界，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这个解释也不够有力量，甚至有一部分人还不能理解“资本”到底是什么。
在稳定红军军心动摇方面，毛泽东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
在总结红军游击战方法时，毛泽东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口号。
在整顿红军军纪方面，毛泽东提出了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相比于国民党“为国尽忠”之类的口号，红军的口号可真的是毫无文采可言，都是人人听得懂的大白话。
并且类似这样的大白话，在当时还有很多，比方说：“穷人不打穷人”、“要使家里老母妻子有饭吃，只有起来实行土地革命。”
曾在1935年4月被国民党授予陆军少将军衔的高级将领王懋德，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很害怕“穷人不打穷人”这个口号，如果我们的士兵一旦觉悟，枪口向着我们，那可不得了。”
除了通俗易懂的口号之外，红军还组建剧社，来宣传抗日和革命。
《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曾经这样描写红军的剧社：
“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
“台上挂着一块红色的绸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节目有三个小时，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可以说是一种杂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两个中心主题：抗日和革命。节目充满了明显的宣传，一点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简单。”
正是这样各种各样形式载体的宣传，再加上人人都听得懂的表达，让红军这支部分迅速崛起，让中国的老百姓们迅速明白：红军是老百姓的部队！
后来，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也是秉承了宣传群众的优良传统，走一路宣传一路。
以至于到最后胜利会师陕北时，在长征沿途经过的十一个省以及各种少数民族居住区的人民之中，红军得到了巨大的拥护。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把这种优良的传统保持了下来，不论是在政策宣传，还是文化教育方面，都力争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听得懂，学得会。
和西方国家的精英化教育不同，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们，总是想尽办法把教育做成普通化、平民化的产品。
透过和西方宣传、教育理念的不同，我们又能看到什么样的本质呢？
“有两个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没有着重注意，我觉得应该提出来说一说。第一个问题是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
毛泽东写下这段文字的时间是1934年1月，距离那场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还有9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候，红军正经历着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真可谓是一边被国民党追着打，一边还要努力改善群众生活。
“坚持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我党的根本宗旨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所以，在中国，一切的精神物质成果，都要力争要每一个中国人民享受到。
而反观西方国家，国家政党只代表少数精英阶层的利益，且主要服务少数精英阶层。
所以，在西方国家，越往下层阶级走，那里的人员越被边缘的可怕。
不论是在我们开头说到的西方国民教育的问题，还是国家在危难关头，是否愿意保护平民阶级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最近一年，我们看的太多了。
自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普通民众的所采取的政策，简直可以用“魔幻”二字来形容。
我们看到了太多不可思议的词语：“攻占白宫”、“群体免疫”、“医疗系统瘫痪”、“放弃治疗”等等。
而反观中国，不管是在抗疫方面还是疫苗接种方面，我们的党和政府，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这份努力的背后，体现的正是中国政府始终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
为什么有一堆美国政客，类似蓬佩奥这种人敢于肆意抹黑中国，因为对于身处底层的美国民众来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真实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获取信息的程度，还有政府对于他们的关注程度，都远远不及中国。
类似“穷人不打穷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样的口号，是永远不会出现在美国军队，以及美国这个政府中的，因为其政府始终代表的是少数精英阶层的利益。
2021年3月，中国万众瞩目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终于出炉了，其中有一条非常引人注目：
在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浙江嘉兴市委书记张兵提出：
“100年前，“一大”南湖会议审议通过了我们党的第一个纲领，其中明确提出“消灭阶级差别”、“宣传共产主义”，这表明我们党在诞生时就把共同富裕作为理想追求。”
“今年我们将庆祝建党百年，最好的礼物莫过于不忘初心使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全国各区域优先富裕地区经济水平已经遥遥领先，党和政府开始兑现承诺，建立共同富裕示范区。
从这个角度来说，60后将会是很幸福的一代人，他们在青年时期亲眼见证了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崛起，又能在耳顺之年，再起见证国家的走向辉煌。
再回到开那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毛泽东，让每个中国人都成为了半个军事家？
因为即使在那个内忧外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第一代领导班子，也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任何精神物质成果，不论是复杂难懂的概念，或者严明的纪律，都要用最简洁朴实的表达，力争让每一位中国人民学会。
从1921年7月，在浙江嘉兴南湖的那条游船上伊始，直到即将满100周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的文盲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80%以上，降低到现在的4%一下，各民族地区交往交流的语言障碍基本消除。
现在的中国青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我们分得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知道“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我们更可以自信地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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