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包装美国参与一战、二战和后续其他战争、军事干预的历史，他提出：美国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一直在维护本土利益和主导世界秩序之间摇摆，最终行动则往往都是在自认为“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了主导世界秩序，而事实证明，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选择才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选择。美国人应该放下对美国“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批评的担忧，因为这就是国际关系中的现实——美国必须积极动用自身实力，维护自己倡导的国际秩序，否则其他不满的大国就会像俄罗斯一样反抗，给美国和盟友带来不安定。国际秩序和规则就是霸权的副产物，而维护乌克兰就是维护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他提出，俄罗斯的行为表明没有美国霸权，世界不会走向更理性的和平，而是会出现更多冲突，因此，美国应当在俄罗斯2008年与格鲁吉亚争夺南奥塞梯时就进行干预，将其对美国的试探扼杀在萌芽中。
与自由国际主义者强调“自由帝国”的道德理由相反，卡根的新保守主义视角强调摒弃了关于战争的道德判断，却也同时暗中把美国霸权的性质“中性化”了。新保守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论证霸权路径不同，然而在现实中都殊途同归，表现为好战与对干涉主义的支持。他的观点代表了美国当前的一种认知和声音，值得关注。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外交事务》，仅代表作者观点。
文｜罗伯特·卡根
翻译｜Nox、谈行藏
来源｜Foreign Affairs
▲ 泽连斯基与拜登见面。图源：美联社
然而，这种共识在俄乌冲突后一夜巨变。无足轻重的乌克兰突然变得举足轻重，重到足以让美国花费数十亿美元应对飞速涨价的资源和天然气；足以扩大欧洲的安全承诺，包括将芬兰和瑞典纳入北约；足以让美国成为对俄军事行动中的无形交战国，而其余波还在来的路上。迄今为止，这些举措无一不是获得了政党和公众的大力支持。去年八月的民调显示，4成美国人支持在必要时派遣美军帮助保卫乌克兰，尽管拜登政府坚称无意如此。
俄乌冲突不仅改变了美国人对乌克兰的看法，更让美国人对整个世界以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有了新的认知。冲突之前的十几年里，在两任不同总统的领导下，美国一直在削减海外承诺，甚至对欧洲也是如此。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称，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管好自己的国际事务，让其他国家自己走自己的路”。正如民调专家安德鲁·科胡特所说，美国公众认为美国“没有责任和意愿去处理那些对祖国利益没有直接威胁的国际问题”。然而今天，美国身陷两个国际争端，而且这两个争端无一符合我们通常理解的“对国家利益构成直接威胁”。
1 历史重演
俄乌冲突暴露了美国对国家利益的思考方式与他们在感知到危机时的实际行为方式之间的鸿沟。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因为事态发展改变自己对利益的定位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如此摇摆不定，从克制、紧缩、冷漠和幻灭的时期到几乎恐慌地全球参与和干预主义时期。1914年8月，一战爆发，美国决心置身于欧洲危机之外，却在三年后派出百万军队；20世纪30年代，他们再次决心置身欧洲日益严重的危机之外，却又派出百万之众，参加了1941 年12月的又一次世界大战。
和今天一样，当时美国采取行动也不是因为安全面临直接威胁，而是在替国界外的自由世界出战。德意志帝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图攻击美国。美国对二战的干预不是出于对其领土的直接威胁。20世纪30年代后期，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所有军事专家、战略思想家和自称为“现实主义者”的人都坚信，无论欧洲和亚洲发生什么，美国都不会有被外国入侵的忧患。在1940年6月法国令人震惊的崩溃之前，甚至没人相信德国可以打败法国，更不用说拥有强大海军的英国了。而在这两国战败之前，对美国发起任何形式的进攻都是不可思议的。正如现实主义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所说，欧美不仅“相距三千英里”，更有大西洋“坚挺”在二者之间，美国的“边界”坚固无虞。
今天看来，这些判断的偏差大得可笑，但历史证据表明，德国和日本从未打算入侵美国，1941 年没有，而且很可能从来都没有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是为了防止或推迟美国对日本的进攻而采取的先发制人的行动，并非入侵美国的前奏。日本没有能力入侵美国。阿道夫·希特勒曾考虑过德国最终会与美国对抗，但在1941年6月陷入与苏联的战争后，这种想法就被搁置了。即使德国和日本最终在各自的地区取得胜利，也有理由相信两国并没有能力快速巩固对新征服的广大地域的控制，正如当时的反干预主义者的判断，美国完全有时间建立必要的部队和防御工事，以阻止未来的可能入侵。甚至连著名的干涉主义者亨利·卢斯（Henry Luce，译注：《时代周刊》《财富杂志》《生活杂志》创始人）也承认，“哪怕仅仅只是纯粹防御”，美国“也能足够强硬，让世界上的任何暴君都不敢与之抗衡。”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从1937年开始推行的干预主义政策并非是因为美国安全受到了某种日益增长的威胁。罗斯福担心的是美国领土外的自由世界。早在德国或日本能够伤害美国之前，罗斯福就已经开始武装他们的对手，并宣布要与民主国家在精神上团结一致，反对“强盗国家”，还宣称美国是“民主的武器库”。他在大西洋部署了针对德国的海军力量，同时在太平洋逐渐切断日本获得石油和其他军事必需品的渠道。
1939年1月，德国入侵波兰的数月前，罗斯福警告说：“人类有时不能只保护自己的家园，还要保护我们的信念与人性，否则我们的教堂、政府乃至文明都将失去根基。”1940年夏，他警告的也并非入侵，而是警告美国将沦为“武力哲学”主导下，世界的一叶“孤岛”，“人们被关在监狱里，戴着手铐挨饿，只能被其他大陆轻蔑、无情的统治者折磨、施舍残羹剩饭。”正是这种担忧，以及捍卫自由世界的愿望，导致美国在这两个强国对美国还没有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直接威胁时，就主动开始了对抗。
2 使命召唤
对国家利益的传统理解并不能解释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采取的行动，也无法解释其今天在乌克兰的行为。利益的组成应该是领土安全和主权，而不是捍卫信仰和意识形态。西方关于利益的现代表述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先是马基雅维利，然后是17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为了应对滥用职权的残酷教皇和三十年战争中宗教间的恐怖冲突，他们开始试图切断国际关系行为与宗教信仰的联系。他们的理论直到今天仍然主导着我们的思想，那就是所有国家在生存和主权上，都该有一套通用的利益系统。要想得到公正稳定的和平，各国就必须切断信仰对其国际关系行为的影响，尊重宗教或意识形态差异，不干涉彼此内政，接受只有国家间的力量平衡才能确保国际和平。这种对利益的思考方式通常被称为“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所有关于国际关系的讨论都无法将之剥离。
建国后的一个世纪里，大多数美国人基本上都采取了这种世界观。虽然作为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信仰是美国民族主义的根基，但美国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采取的都是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这也让他们看到了干涉欧洲事务的危险。欧洲在征服大陆，扩大商业，作为超级大国世界中的弱国，美国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国土安全上。即使有意愿，当时的美国也没有能力支持国界外的自由主义，更何况，当时的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这种意愿。一方面，在19世纪中叶之前，美国国界外并不存在可以支持的自由世界；另一方面，南北战争前的美国甚至还没有就国内的自由主义达成共识，更不用说整个世界了。
接着，在19世纪下半叶，当美国统一为一个更具一致性的自由国家，并积累了对更广阔的世界产生影响所必需的财富和影响力，美国更加失去了干预的必要。19世纪中期的西欧变得愈加自由，尤其是英法两国。英国的海军霸权与欧洲大陆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提供政治自由和经济和平，而美国从中的受益更甚于大多国家。而且他们还不需要承担维持这一秩序的成本或责任。这是一种田园诗般的生活，虽然一些“国际主义者”认为随着权力的增加，责任也应随之增加，但大多数美国人更愿意继续在别人的自由秩序中搭便车。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进入讨论之前，对于一个想独善其身的国家来说，将其国家利益定义为国土安全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英国主导的自由秩序在20世纪初的崩溃改变了一切。1914年8月爆发的一战揭示了全球权力分配的巨大转变。面对美国和日本这些新兴力量，以及法国和俄罗斯这些传统对手，英国再也无法维持其海军霸权。欧洲的力量平衡随着德国统一之后的崛起而崩溃，到1915年底，形势已经十分清晰：即使法国、俄罗斯和英国的联合力量也不足以击败德国的工业和军事力量机器。支持自由主义的全球力量平衡正逐渐变得反对自由主义。
其结果是，除非美国进行干预，将力量平衡向有利于自由主义的方向转移，否则美国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享有的自由世界将随之倾覆。捍卫英国无法再维持的自由世界秩序的任务突然落到了美国身上，也就是落到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头上，他在努力置身于战争之外并以传统方式保持中立之后得出结论，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参战，否则欧洲的自由主义将被摧毁。他在1917年向国会发表的战争宣言中说，当世界和平受到威胁，当民主受到“有组织的力量支持的专制政府”的威胁时，美国自绝于世界的冷漠就不再“可行”。当时的美国人支持的是“保护民主的安全土壤”，而威尔逊当时的意思，是保卫已经生长了自由主义的沃土，而不是让民主遍地开花。
3 利益冲突
从那以后，美国一直在努力调和这两种对国家利益相互矛盾的解释——一种关注国土安全，一种关注保卫美国国界外的自由世界。第一种符合美国人喜欢独处，避免在国外行使权力的成本、责任和道德负担的偏好。第二个反映了他们作为自由民族对成为军国主义独·裁海洋中的“孤岛”的焦虑。正是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矛盾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过去一个世纪反复横跳。
哪个更正确，更道德？哪个是对世界的更好描述，对美国政策的更好指导？现实主义者和大多数国际理论家一直在攻击美国利益的广义版本，认为它缺乏克制，有可能超出美国的可控范围，甚至会带来核大国之间冲突的风险。但这些恐惧的合理性还有待证明，因为美国对冷战的积极推进并没有引发与苏联的核战争，甚至越南和伊拉克的战争也没有致命地削弱美国的实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实主义批评的核心却始终是道德，而非现实。
在20年代和30年代，对广义利益的批评者关注的不仅是美国在生命和财产方面付出的成本，而且还有这一理论中固有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如果美国的自身安全没有受到威胁，那他们有何权利干预国界外的世界是否自由？这是强加于美国的偏好。无论德国和日本的行为在自由主义大国看来多么令人反感，但和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一样，他们都是在努力改变英美世界秩序，因为这种秩序使他们成为了劣势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凡尔赛达成的和解以及美国在东亚谈判的国际条约，都剥夺了德国和日本作为战胜国所应当享有的帝国甚至势力范围。美国和其他自由主义者可能认为德国和日本的侵略是不道德的，是对“世界秩序”的破坏，但毕竟，这本来就是由强权强加给他们的秩序。除了使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它，它们又有什么其他选择？
正如英国现实主义思想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H. Carr）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所论证的那样，如果德国等不满的大国决心改变对他们不利的制度，那么“保证这些变化……以有序的方式发生”就是现有秩序维护者的责任。不满的国家日益强大的力量应该被接纳，而不是被抵制。这意味着一些小国的主权和独立不得不被牺牲。卡尔认为，德国实力的增长使得“捷克斯洛伐克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其部分领土并最终独立”。当时在布拉格担任美国高级外交官的乔治·凯南也同意捷克斯洛伐克“是中欧国家”而且“从长远来看，它的命运与该地区的主导力量息息相关”。反干涉主义者则警告说，“德帝国主义”只是被“英美帝国主义”所取代。
批评美国支持乌克兰的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奥巴马经常强调乌克兰对俄罗斯比对美国更重要；左翼和右翼的批评者都指责：美国不否决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的可能性，鼓励其加入自由世界，是在实践帝国主义。
这些指控很有道理。无论美国的行为是否称得上“帝国主义”，从一战、二战至今的80年里，美国都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捍卫和支持自由主义霸权。保卫乌克兰就是保卫自由霸权。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等人说美国在乌克兰有切身利益，并不是说如果乌克兰垮台，美国就会受到直接威胁。他们的意思是，如果乌克兰垮台，自由世界秩序将受到威胁。
4 规则制定者
美国人往往执着于所谓的“必要战争”和“选择战争”之间的道德区别。在描绘历史时，很多人记得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被袭击，4天后希特勒向美国宣战，却不记得引发这一系列事件的正是美国的政策。在与苏联的冷战对抗中，美国人只看到共产主义的侵蚀和国家捍卫“自由世界”的决心，却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政府坚持到处阻止共产主义也是一种霸权主义。美国人习惯将捍卫“自由世界”等同于捍卫自身安全，将他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定义为迫不得已。
只有当战争进展不顺利（如越南和伊拉克），或者结局不尽如人意（如一战），美国人才会回顾性地认为战争是不必要的，美国的安全不会直接受到威胁，却忘记了他们最初支持战争时世界对他们的看法——2003年3月的调查显示美国人有72%同意在伊拉克开战的决定。但后来，他们忘记了当时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断定自己是被某些邪恶的阴谋引入歧途了。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讽刺之处在于：虽然在后来的几年里，它们被描绘成促进民主的计划，是扩大化解释的美国利益面临危险的重要案例，但开战时美国人考虑的并不是自由世界秩序——他们只想到安全。在9/11后充斥恐惧和危险的环境中，美国人认为阿富汗和伊拉克都对美国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因为他们的政府要么窝藏恐怖分子，要么拥有可能落入恐怖分子手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无论对错，这就是美国人最初支持他们后来嘲笑为“永恒战争”的原因。
但是美国的所有战争都是选择的战争。无论“好的”还是“坏的”，赢的还是输的，没有一场是保卫美国直接安全必须；实际上都是为了塑造国际环境。1990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20世纪90年代对巴尔干半岛和2011年对利比亚的干预，都是为了管理和捍卫自由世界并执行其规则。
美国领导人经常提及“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美国人并不承认这种政策中固有的霸权主义。他们没有意识到，规则本身就是一种霸权形式。它们不是中立的，而是旨在维持国际现状。80年来，国际现状一直由美国支持的自由世界主导，基于规则的秩序是这种霸权的附属物。如果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不满的大国一直遵守这些规则，那并不是因为它们皈依了自由主义，也不是因为它们对世界的现状感到满意，也不是因为它们对规则有内在的尊重，而是因为美国及其盟国为了他们理想世界秩序的实现动用了优势力量，不满的大国则除了默许别无选择。
5 现实开始
冷战后大国间的长期和平是一幅令人欣慰但极具误导性的图景。在和平时期，世界可以像国际理论家描述的那样，各国领导人在平等的会议中进行外交，参与维持和平的力量平衡。因为主导的利益理论，其他大国的目标不可能与美国存在根本不同。所有国家都希望最大限度地提高安全并维护主权；所有人都接受想象中的国际秩序及其规则；所有人都拒绝将意识形态作为政策指南。
所有这些论点背后的假设是：大国的不满会导致更稳定的和平，就像法国在拿破仑之后的妥协有助于维护19世纪初的和平那样，美国自由主义霸权的替代方案不是战争、专制和混乱，而是更加文明、公平的和平。
美国人经常劝说自己，其他国家会自愿遵守他们喜欢的规则。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欢呼《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译注：又称《巴黎非战公约》，1927年由法国和美国共同提出，表达了当时各国的和平主义倾向）“取缔”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多数美国人希望联合国接过维护和平的重任；在冷战后的几十年里，人们认为世界不可避免地将朝着和平合作和自由主义的胜利迈进。这种信念的好处是，它们一旦实现，美国就可以停止扮演自由世界执法者的角色，并免除由此产生的所有物质和道德成本。
然而，这种令人欣慰的世界图景时常被残酷的现实所颠覆。普京就是一个狡猾的政治家，一个现实主义者，只寻求修复冷战后解决方案对俄罗斯造成的不公正待遇。他有支持自身诉求的充足论据，但现实也证明了他不介意对一个更弱的国家动用武力。现实迫使美国人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并不是理论家们设想的整洁而理性。没有一个大国的行为像现实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在对最大化安全的理性判断的指导下进行。就像过去一样，他们的行为出于信仰和激情、愤怒、怨恨。没有独立的“国家”利益，只有居住和统治国家的人民的利益和信仰。
普京对邻国的连续入侵并不是出于最大化俄罗斯安全的愿望。冷战结束后的30年里，俄罗斯西部边境实现了历史最高程度的安全。俄罗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三次被西方入侵，一次是法国，两次是德国，它不得不在整个冷战期间为西方入侵的可能性做好准备。但自从柏林墙倒塌以来，莫斯科没有面临任何西方攻击的可能性。
东欧国家希望加入西方的安全和繁荣，这可能打击了莫斯科的自尊心，也标志了俄罗斯在冷战后的软弱无力。但这并没有增加俄罗斯安全的风险。普京反对北约的扩张，不是因为他害怕俄罗斯受到攻击，而是因为这种扩张将使他越来越难以恢复俄罗斯对东欧的控制。
普京的行动并没有最大化俄罗斯的安全，反而破坏了它——即使他的军事行动按计划取得成功，情况也是如此。他这样做不是出于与安全、经济或任何物质利益有关的原因，而是为了失去伟大的屈辱，为他在俄罗斯的历史地位，也或许是为了捍卫某种信仰。他鄙视自由主义——像斯大林和亚历山大一世以及历史上大多数独·裁者那样——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可怜的、软弱的、甚至是病态的意识形态，只追求个人的琐碎享乐；而更重要的是国家和民族的荣耀，人民应当为其牺牲。
6 打破循环
就像当年担心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一样，美国应该对所有批判自由主义的行动者有所警惕。每当曾经敌视自由主义的大国使用武力实现其目标时，美国人往往会从惰性中振作起来，放弃狭隘的利益考量，并采用更广阔的视野来判断什么值得他们牺牲。
这是更真实的现实主义。不是认为世界由按自己逻辑运转的非人格化国家组成，而是理解人类的基本动机。要明白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利益，这是根据其历史、地理、经验和信仰所特有的。也不是所有的利益都是永久的：美国在1822年的利益与今天的利益就不同。总有一天美国将无法再遏制自由世界秩序的挑战者——技术最终可能使海洋和距离变得无关紧要，甚至美国本身也可能变得不再是一个自由国家。
但那一天还没有到来。尽管经常有相反的说法，但一个世纪前使美国成为世界事务决定性因素的条件仍然存在。正如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证实，只要有美国作为参与者，独·裁霸主就无法实现自己的野心，俄乌冲突也告诉普京：只要弱小的邻国可以寻求到美国及其盟国近乎无限的支持，他就很难实现自己的目标。
然而，更大的问题是：美国人想要什么。今天，他们再次被唤醒捍卫自由世界，但早一点会更好。普京花了数年时间探索美国人会容忍什么，先是2008年在格鲁吉亚，然后是2014年在克里米亚，同时还在增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结果并不好）。美国对这两次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的谨慎反应使得普京继续前进。我们今天因为当时没有冒险而过得更好了吗？
“认识你自己”是古代哲学家的忠告。一些批评人士抱怨说，美国人没有认真讨论过对乌克兰的政策，恐慌和愤怒淹没了反对的声音。批评者是对的。美国人应该就他们希望美国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进行坦率和公开的辩论。
然而，第一步是认清利害关系。在没有美国领导的情况下，历史的自然轨迹非常明显：它没有走向自由和平、稳定的力量平衡，也没有出现国际法律和制度发展。相反，它导致独·裁统治的蔓延和持续的大国冲突。这就是世界在1917年和1941年的发展方向。如果美国减少对当今世界的参与，对欧洲和亚洲造成的后果不难预测。大国冲突和独·裁统治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一直是常态，自由和平只是短暂的反常。只有美国的力量才能阻止历史的自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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