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统
本文转载自：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
编者按.
二〇一五年六七月，刘统先生在《读书》发表《熬出来的胜利——感悟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历程》（上、下）。文章不落俗套，重新认真审读共产党在大后方抗战的各种史料，其中牵涉不少战史的资料，让《读书》这份知识分子刊物在当时倍感新鲜。
刘统先生以“熬”字为题眼，旨在围绕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战，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中华民族在艰苦的环境下，进行不屈的斗争，以及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在文中，他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在总结中共抗战的历史经验时，用了一个字：“熬”。这个字蕴含了丰富的内容。面对强敌，首先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不动摇、不退缩。然后还要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以弱胜强的战斗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在持久战中等待时局的变化，最后战胜侵略者。
刘统先生是三联书店的老朋友，这篇文章也是他在《读书》刊登的第一篇文章。我们今天重新推送此文，以表达我们对他永远的怀念。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作为一个军事历史的研究者，翻阅那些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时，心中常常涌起一份激动。那些战争的领导者、经历者写下的文电、报告、总结，都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篇章。我就循着当年的历史足迹，去感悟前辈们是如何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战胜日本侵略者的。
近年来的抗战研究中，大家越来越赞扬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国军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会战，才叫气壮山河。而共产党八路军的战斗，规模很小，次数不多，实在没什么可以拔高的。所以似乎形成的共识是：国军在抗日正面战场上起主导作用，八路军只是在敌后游击，起个牵制作用。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国军英勇奋战，为何屡战屡败？共产党在敌后游击，为何把日本人搞得无可奈何？
中日开战，打的就是不对称战争。侵略中国是日本的基本国策，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进入近代社会，工业发展需要资源。而日本最缺的就是资源，于是盯上了中国。战争是最快的发财手段，于是日本以举国之力来了两次豪赌。第一次打清朝，在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都处于劣势的条件下打赢了甲午战争，巨额赔款让日本赚得钵满盆满。第二次打俄国，从俄人手里把中国的辽东半岛抢到手，大连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块跳板。日本人在大连搞经济开发，第一个大公司就是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简称 “满铁 ”。这不就是个修铁路管运输的公司吗？其实 “满铁 ”最大的部门叫调查部，养了几千调查员。你去看看现存的 “满铁 ”档案，日本人走遍了东北华北的山山水水，对中国的国土资源、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搞得极为详细具体。这就说明日本的野心根本不在挣点小钱，而是谋长远，谋划全面占领中国。在开战之前，日本的情报工作是无孔不入，精细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举个例子：一九二八年五月，中共领导人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出席 “六大 ”。周恩来扮作古董商人，乘一艘日本客轮，由上海去大连。到大连码头上岸时，日本水上警察厅对周进行盘问。周编了一套简历和社会关系，警察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还打开抽屉找出档案卡片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大吃一惊，但是警察并未逮捕而放他走了。周恩来赶紧毁掉证据，改道去哈尔滨。
满铁长春地方事务所
周恩来的经历并非意外，日本的情报机构早就掌握了大量情报。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活动，也在日本警方的掌控之中。由此可见，日本在侵略中国的准备过程中，做了多少细致的工作，这样发动的战争，绝非盲目。
而国民党在做什么呢？蒋介石让内战搞得焦头烂额，江西苏区的红军要围剿，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和他叫板，各地的土军阀还没收编。所以 “九一八 ”日本关东军以两万人的兵力进攻二十万人的东北军，蒋介石实在是力不从心，只得依靠国联调停。东北就这样丢了。当蒋介石刚刚签了国共合作协议，收编了西南军阀，日本就急不可耐地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让蒋介石建设五年，中国有了实力，日本就打不赢了。
国民党军队被迫抗战时，将领们起初还是有信心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国民党军队人数是日军的几倍甚至十倍。无论国人如何呐喊声援，等来的却是一个接一个的失败。是国军将士不勇敢吗？不是。战争从来不是单纯凭勇气取胜的，关键在于统帅部的决心和部署。说实话，国军将领还不具备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参战部队中有战斗力的中央军是少数，多数是杂牌部队，装备和训练水平都很差。每次会战，国军都是把战线拉开几十里，做宽正面防御。日军虽然人少，但凭着优越的武器和训练有素的战术水平，抓住国军的薄弱环节，一举突破，导致国军的全线崩溃。几战下来，不仅损失了有生力量，而且在后撤过程中，大量的难民跟着逃，造成了更大的灾难和被动。
当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时，毛泽东表现出一种谨慎和示弱的态度。八路军代表彭雪枫去太原见阎锡山时，毛泽东在电报中嘱咐他：“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战、平原战等等红军素所不习的情形，以便红军有所根据，逐渐克服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他，以致失去其长处，这些都应着重说明。”
阎锡山当时组织了二十万军队，据守忻口、娘子关，准备和日军板垣师团打一场太原保卫战。既然共产党说八路军战斗力不行，那就到敌后去策应配合作战吧。林彪带着一一五师来到平型关，准备打日军的后勤运输线。今天的平型关还保留着历史原貌，关口在山顶上，把着一条上山的羊肠小道。两边的山脊上是古代长城，关后的洼地是屯兵的关城。如果按国军将领的想法，一定是居高临下，据险而守。但是林彪把战场设在山下几十里的关沟。这是十里长的峡谷，最窄处仅能通过一辆大车。从山坡上往下扔石头，也能把沟底的人砸个半死。林彪要在这里打伏击，来个漂亮的歼灭战。果然日军运粮队拉着一字长蛇阵进了沟。八路军一声令下，机枪、手榴弹打得日军措手不及。大家喊着 “缴枪不杀 ”向山沟里冲，想着很快解决战斗。没想到日军往山坡上爬，抢制高点，与八路军战士拼起刺刀。一场肉搏战打到黄昏，以日军全部阵亡结束。战报说歼灭日军一千余人，这个数字是有问题的。板垣师团才多少人，怎么运粮食的会有千人呢？按日本史料，说运粮队只有两百多士兵，其余是朝鲜和中国拉车的苦力。如果属实，那战斗中八路军和日军的伤亡就不是一比一，而是我们用两三个人才能消灭日军一个。所以，平型关之战虽然胜利了，代价是巨大的。
平型关大捷，战斗最激烈的地点——乔沟
林彪事后的报告说：“敌人确实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 ‘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尸体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做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做疏散队形之作战，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后，大家拢在一起，喧嚷：‘老乡，缴枪呀 !’——其实对日本人喊 ‘老乡缴枪 ’,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亡往往很多。”
平型关之战，毛泽东是亦喜亦忧。八路军打了个胜仗，对全国人民的士气是个鼓舞。所以后来对外宣传战果时，声称歼灭三千日军。这个说法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抗战期间 ,中共发表战果时是内外有别，对外发表的数字要夸大一些。后来毛泽东有个解释 :“我们现在发了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枝讲一枝，不报虚数。我们曾经有个时期分对内对外，内报一枝是一枝，外报一枝是两枝。我们专门发了这个通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枝为一枝，两枝为两枝，是知也。”（胡哲峰：《毛泽东与林彪》，第 246—248页）
忧的是：奔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就四万多人，都是长征留下来的宝贝。照平型关这样打，打不了几次就损失完了，还抗什么日？战争的法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不是头脑一热去牺牲当烈士。从井冈山起家，毛泽东和红军一直是处于弱势，和强大的敌人做斗争，不能采取常规作战的方式，一定要探索出一条新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谋划战略，首先要认清敌我力量的对比，把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定位上，才能清醒地分析形势，制订策略。毛泽东指出：企图和敌人硬拼的 “速胜论 ”和害怕敌人的 “亡国论 ”都是错误的，现在日本侵略虽然处于优势，但我们也不是一点办法没有。他分析：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 ”。这就给我们开展游击战提供了条件。“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基于这个估计，毛泽东设想了持久抗战的过程：“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论持久战》）这实际是说：战争初期，我们打败仗、丢失土地是不可避免的，敌人要占就让他去占。等日军进攻到一定程度，他的军队散开，就没那么强大了，地也占不住了。这时我们就和他相持，用游击战打击他、消耗他。等到国际形势变化，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我们再配合盟军反攻。形势总是互相转换的。毛泽东说：“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报告（徐肖冰摄）
共产党和八路军持久抗战的方式，就是敌后游击战。毛泽东指出：“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 ‘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 ’,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论持久战》）因此，八路军的方针是 “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
如何进行游击战？关键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军队一起进行抗日战争。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引用这么多毛泽东的话，是想说明一点：在战争初期，作为领导人，能不能给全国军民指出一条正确的抗战之路，至关重要。蒋介石作为一国之领袖，面对土地沦陷、军队溃败、人民被屠杀，他心如刀绞，在日记里每天都倾诉自己内心的痛苦，有时甚至想自杀。但是他的思想是被动的，想不出什么对付日本人的好办法，只能苦撑危局。毛泽东则很低调，开始就把自己摆在弱者的定位上，想办法怎么持久抗战，怎么与日本人打游击，改变双方的强弱态势。这就是差别。毛泽东说：“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论持久战》）所以毛泽东经常说：无论做什么事，方向和路线都是最重要的。方向路线对了头，没人可以有人，没枪可以有枪。方向路线不对，人再多也会失败。以后的抗战过程，再次印证了这个道理。
阎锡山组织的太原保卫战，将士们打得很顽强，使板垣师团正面无法突破。于是河北的日军回过头来，在娘子关突破了孙连仲的防线，导致阎锡山腹背受敌，被迫放弃太原。太原保卫战、徐州会战国民党军的相继失败，使华北沦陷。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都撤退了，日伪政权尚未巩固，华北平原和太行山区都处于空白状态。
毛泽东看到了机会。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正好去填补空白。于是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做战略转变，占据太行山区、五台山区，然后出山向华北平原和山东进军。他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给彭德怀的电报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不是运动战 ）。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十一月十三日又命令各部队：“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八路军三个师分头行动。一一五师聂荣臻部在五台山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一二九师刘伯承部在太行山南建立晋冀豫根据地，一二〇师贺龙部到河北建立了冀中根据地，一一五师陈光部到山东建立了根据地，八路军的其他部队挺进冀东、冀南、平北、平西，陆续开辟了大大小小的根据地。华北战场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局面——犬牙交错。
八路军挺进敌后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
什么叫犬牙交错？就是敌占城市，我占农村，敌占平原，我占山区。共产党红军时期建立根据地的经验，这时又用到了对日抗战上。八路军的根据地都是边区，避开交通便利的铁路、公路，在各省交界的深山里，在平原交通线的中间地区，占领那些偏僻、落后的农村。从地图上看，这些根据地都是零碎的、与敌占区交错的。毛泽东把这种布局叫 “做眼 ”。他说：“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区，后者例如晋西北地区。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 ‘做眼 ’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眼做得多了，这盘棋就走活了。北平是当时日本侵略华北的中心，从城里出来到西山，就没有公路了。肖克的部队一九三八年底从太行山出来，越过紫荆关，途经赵各庄、野三坡等地进入宛平县，于一月中旬到达斋堂川的上、下清水村，创建了平西根据地。肖克赋诗一首：“北渡拒马河，百花山在望，建立挺进军，深入敌心脏。”其实，北平敌伪的控制区到香山为止，西边的山区就是八路军的天下了。建立根据地，不急于打仗，而是发动群众，扩大队伍。蒋介石给八路军的编制仅仅三个师，发饷按四万人算。毛泽东既然要搞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就要冲破蒋介石的限制，放手扩编。一个连扩为一个团，一个团扩到一个师，对蒋是 “先斩后奏 ”、“只斩不奏 ”。扩充部队，有人还要有枪。人好办，枪从哪来？跟日本人打仗伤亡太大，共产党懂得国情。当年兵荒马乱的光景，村里有点钱的人，谁不买杆枪看家护院啊。八路军到村里，就宣传抗日。打鬼子干不干？干就扛枪跟我走。地主武装、帮会武装，有气节的不想当汉奸，势单力薄又怕打不过鬼子。八路军就去收编，跟着共产党抗日吧。思想工作一做，这些地方武装的人和枪都过来了。顽固不从的，就是汉奸，八路军很容易就把他收拾了，枪也缴到手了。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抗日统一战线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打土豪。阎锡山在山西抗战曾提出过口号：“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共产党觉得很好，就学过来。号召农民减租减息，号召地主出钱抗日。这样，不用蒋介石发军饷，八路军把生存问题也解决了。进军敌后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反奸防特。日军是擅长情报工作的。他们收买汉奸，提供信息，对我方造成很大威胁。一九三八年八月，中央命令军队中成立锄奸局。电报说：“日寇有庞大的特务机关，长久的侦探工作的经验，对于抗日军队是不断的千方百计的进行其破坏阴谋。派遣侦探，收买人员，挑拨离间，以求从内部来瓦解抗日军队。”因此，中央决定在总部、各师、各旅及军区成立锄奸局，团设特派员。组织上锄奸局保有独立的系统，各级军政首长应调遣最好的干部来做这种工作，物色绝对忠实及有信仰的适当干部作锄奸局长。中共把红军时期政治保卫局的体制和经验运用于同日军情报机关的斗争，有效切断了日本的情报来源，使他们摸不清八路军的动向。共产党、八路军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形成了 “犬牙交错 ”的局面，打到了日军的软肋上。日本人从没遇见过这样的对手。国民党军队打仗，从来都是堂堂之阵，阵线分明。这样的仗好打，日本人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组织战役，实施突破，取得胜利。共产党的游击战，使日本人的优势没有了，唯一的劣势完全暴露了。这就是：日本兵太少了。一九三九年时，日军 “中国派遣军 ”二十四个师、二十四个混成旅，主力在武汉和华南正面战场作战。华北没有重大战事，日军华北方面军只有九个师、十二个混成旅。这些部队摆在华北，只能占领大城市和铁路沿线。一个县城也就是一个大队或中队驻守。百来个日本兵要看守方圆上百里的地盘，不是杯水车薪吗？所以日军只能在重要的镇子和交通要道上修个炮楼，再远点的村子就管不住了。八路军则有广阔的天地可以活动，在铁路、公路之间的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除了正规部队，八路军还到处建立游击队。这些游击队熟悉当地情况，来去飘忽，更使日本人头疼。怎样消灭八路军和游击队呢？日本人的长处也用不上了。八路军都是小股活动，日军很难集中优势兵力。扫荡吧，集合几千人去找几十个八路军，代价太高，事倍功半。不打呢，眼看着八路军到处活动，又气又急。进山扫荡抗日根据地，日军的机械化优势完全用不上。卡车进不了山，只有羊肠小道，有的地方连路也没有。日军从将军到士兵都得步行，口粮还得自己背，真是痛苦万分。在山里全靠两条腿，看着八路军在对面山上，差一天的路程也赶不上。何况八路军还有自己的报警系统。在山顶上放棵 “消息树 ”，看见日军进山，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放倒 “消息树 ”，几十里外很快就得到警报，开始转移钻山沟，跟日军捉迷藏。或者找个合适的地形，打鬼子一个伏击。所以日军进山扫荡，人少了怕挨打，人多了后勤跟不上，也不能持久。山地游击战使武器简陋的八路军发挥了长处，而优势装备的日军遇到了困难。抗战就这样相持下去。在创建敌后根据地的过程中，共产党充分发挥了群众路线和组织能力。八路军走到一个地方，不是单纯占地划界，而是宣传群众，让群众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建立基层党组织。有了群众的支持，就能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建立公开的和秘密的根据地，为长期抗战打下稳固的基础。
八路军走出太行山，在华北平原、山东建立根据地，扩充队伍，力量日趋壮大，成为敌后抗日战场的主力军。这是日本侵略者不能容忍的。一九三九年秋，多田骏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他意识到日军“如不及早采取措施，华北将成为中共的天下”。他制订了“囚笼政策”,企图彻底摧毁华北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
所谓“囚笼政策”，就是对根据地实施军事讨伐，大修铁路、公路和据点、碉堡，在平原地区修筑封锁沟,在山区采取并村和制造无人区，对根据地构成网状分割包围，然后发挥其交通工具的优势，分区扫荡。刘伯承指出:“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日本人进行的一项大工程，就是把阎锡山原来修的窄轨正太、同蒲铁路改成宽轨，与华北平原的平汉路并轨，实现了华北和山西铁路运行的一体化。在华北平原上修了纵横的高速公路网，把我军的根据地封闭在一个个“格子”里，确实给我军的机动和联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这时，正面战场的形势也很艰难。日军占领了华南，控制了全部海岸线，国军的外援基本断绝。一九四〇年五月日军占领宜昌，封闭了三峡出口，开始对重庆狂轰滥炸。蒋介石处境极为艰难，希望八路军在后方作战，吸引部分日军，缓解正面战场的压力。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认为，八路军已发展到四十万人，具备了和日军决战的力量。他决定发动“百团大战”，给华北日军来个沉重打击。
“百团大战”不是集中兵力与日军进行会战，而是各部队就地展开破袭战。破坏同蒲、正太铁路和山西、河北的公路，以及矿山、车站等基础设施，拔掉日军的一些据点。大家早就憋着劲和日本鬼子干一场，部队的士气高昂。从八月二十日开始，八路军一百零五个团，二十余万人对华北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沿线敌军据点展开猛烈攻击，并动员百姓配合破路。一时间，山西、河北烽烟四起，杀声震天，日军措手不及，疲于应付。
但是，在攻击日军据点的战斗中，八路军付出了重大伤亡。十月二十九日，一二九师主力将日军一个大队五百余人包围在蟠龙镇以东关家垴。彭德怀亲临前线，志在必得。八路军对日军据点形成合围，展开攻击。日军依托防御工事顽强防御。天明后日军飞机向我军轮番轰炸扫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我军没有火炮，仅凭轻武器攻坚，每占一个山包，都要同日军反复争夺。刘伯承师长见战斗打成胶着，部队伤亡很大，打电话问彭德怀是否放弃攻击。彭德怀向刘伯承下死命令：“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一二九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刘伯承只得硬着头皮打下去，激战至三十一日拂晓，歼敌四百余人。由于日军援兵到达，一二九师主动撤出战斗，残余的日军在援军接应下突围。
“百团大战”持续了三个半月，大小作战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两万零六百四十五人，消灭日伪据点两千九百九十三个。山西境内的铁路、隧道、车站被严重破坏，使日军相当一段时间不能恢复交通。但是八路军自己伤亡一万七千人，中毒两万余人。这是八路军在抗战期间打的规模最大的战役。成绩是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有力策应了正面战场。失误是全面暴露了我军实力，引起日军的高度重视，导致了后来残酷的大扫荡。
一九四一年七月，日本军部免去多田骏的华北方面军总司令职务，由冈村宁次大将继任。冈村于一九一三年陆军大学毕业后来中国，从事情报和参谋工作。一九三二年八月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指挥进攻热河。一九三八年任日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武汉作战。一九四〇年四月晋升陆军大将。冈村是中国通，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彭德怀对其评价很高。冈村上任后，对华北情况做了详细调查，巡视了一些重要战区。他认定要巩固日本在华北的统治，必先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长期的对峙不能结束战争，必须连续进攻，使八路军失去反抗能力，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他制订了《肃正作战实施纲要》，确定日军的重点是首先对冀东、冀中和山东进行“扫荡”，然后对太行山区及冀鲁豫地区进行“扫荡”，集中兵力消灭八路军的指挥机构。
在精心策划和调兵遣将后，冈村推出了他的“强化治安运动”计划。与前任不同之处是:由过去的军事进攻为主，变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总力战”。他将华北分为“治安区”（敌占区的城市、交通线及附近地区）、“准治安区”（八路军游击区和敌我争夺地带）及“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采取不同对策。在“治安区”建立伪政权和各种伪组织，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控制。在“准治安区”大修封锁沟和碉堡，制造无人区，防止八路军深入活动，切断其与根据地的联系。对“未治安区”进行扫荡，实行野蛮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摧毁抗日根据地，袭击八路军的党政军领导机关。
从一九四一年八月中旬开始，冈村调集华北日军五个师团和伪军共七万多人，对我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平西两个军分区进行扫荡。为了报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冈村称此次扫荡为“百万大战”。运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战术，企图对晋察冀军区、各军分区机关和主力部队进行包围，聚而歼之。
日军大扫荡的第一波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聂荣臻率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向阜平地区转移。日军五万人向阜平合围，九月一日晋察冀机关、学校七八千人被合围于阜平以北的狭窄地区内，处境十分危急。聂荣臻派侦察分队携带一部电台向东走，以军区呼号故意暴露目标，误导日军分兵向台峪合击。聂荣臻率部当晚西进四十公里到常家渠，隐蔽了五天。然后转移到平山县文玉地区，脱离险境。
一九四二年冈村宁次加大了扫荡力度，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同时突袭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造成八路军中心根据地的严重损失。
1941年吕正操司令员在冀中前线指挥战斗
五月十九日，日军第四旅由平定、昔阳、井陉出动，第一一〇师及八十一旅各一部由河北元氏、赞皇出动，二十四日控制了太行山峻极关（摩天岭）。第四旅进至辽县（今左权），与峻极关之敌会合。第三十六师和第三旅由西线的长治、武乡、辽县和东线的武安同时出动，集中力量，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完成了合围。五月二十四日，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在飞机支援下，以麻田为总目标，对合围圈内的八路军展开“向心大合击”。
八路军总部于五月二十三日开始转移。次日凌晨，虎头山、前阳坡、军寨等阵地都发生激烈的战斗。化装深入的日军挺进队在麻田发现了八路军首脑机关，引导多路日军向麻田方向合围。左权参谋长指挥警卫连两百多人顽强地抵御着两千多日伪军的轮番进攻。
五月二十四日总部机关趁黑夜转移，第二天队伍在辽县十字岭吃饭，突然受到日军的包抄袭击。被围的都是携带物资过多、行动迟缓的机关、学校和后勤单位，有几千人，多数人没有作战能力，四散溃逃。著名史学家李新当时就在队伍中，他回忆：
正在造饭的时候，我正拿着手提小洋铁桶打饭。这时，我看见彭总带着大约一个排的警卫员，从半山坡横着走过去了，他们不循路径，一直往前急走。我心中一紧，糟了，今天要出问题。忽然天上的飞机来了，而且开始轰炸，同时四面枪炮声大作。山腰路上的驮马被炸得滚滚而下，山洼里部队秩序大乱，各人径自奔逃。只要一颗炸弹下来，便有不少死伤，有的血肉横飞。我提着饭桶往山上跑，边走边吃，想努力爬上山顶，看个究竟，以便决定行动。
一抬头，看见左权将军在一排灌木旁边，像钢铁一样地立在那里。一面指挥战士们对敌射击，一面呼喊机关干部们向他手指的方向突围。我走近时，他大声喊道：“李新，快把背包扔了，往上走！向东！”我顺着山脊往上爬。山脊有路，可以跑得快些，但敌机不断轰炸，有些同志不敢往上跑，结果就没有突围出去。
在最危急的时刻，左权一边指挥警卫连阻击日军，一边督促彭德怀赶快转移，彭德怀脱险后，左权继续指挥机关人员的突围，坚守在十字岭上。一发炮弹落在左权身边，左权的头部、胸部、腹部都中了弹片。就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智勇双全的八路军高级将领不幸牺牲了。
这是抗战期间八路军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损失很大。一九四二年五月的大扫荡，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都是最沉重的打击。党的基层组织也遭受严重破坏，多数无法公开活动。人民群众被杀被捕多达五万人。日军在冀中平原上修造据点、碉堡，挖封锁沟，昔日一马平川的冀中平原被分割成两千六百多个小块。变成了“抬头见岗楼，出门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
1940年，左权与出生不满百天的女儿临别合影，露出难得的笑容。此时百团大战已经打响，一别竟成永诀（来源：深圳新闻网）
彭德怀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延安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曾深有感触地说：“冈村宁次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黎城、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共剩六个县城），根据地人口，一九四一年十月统计，只剩一千三百万，为最低时期。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人民生活突然降低，敌特、国特大肆活动。”（《彭德怀传》，236页）
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只能暂时退却，保存力量。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抽调敌后大批干部来延安保留培养的决定》：
一、华北及华中各战略区域，在保持工作需要的最低条件下，应抽调大批干部送来延安保留培养。
二、保留培养干部的目的，不仅为了适应目前敌后的环境，同时也为着将来发展的需要。因此，应该坚决地选送质量好的干部。
把各根据地的优秀干部集中到延安，是什么意图呢？毛泽东告诉新四军的陈毅和饶漱石：“整个抗战尚需两年，要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就是胜利。”“根据中日战争形势，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根据地中一切工作应避免张扬，应采取各种可能的方法来尽量保存我之力量，以度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
根据中央命令，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兼苏北军区参谋长彭雄和八旅旅长田守尧一九四三年三月率十一名团以上干部赴延安。途中与日军巡逻艇遭遇，在激战中彭雄与船上全体干部壮烈牺牲。这场惨案震动延安。各根据地开始着力开辟秘密交通线，对干部实行一站站的接力护送。确有把握后，高级干部才能启程。到十一月，陈毅才离开江苏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经淮北、鲁南、冀鲁豫、太行根据地，一九四四年三月才到达延安。
“五一大扫荡”之后，华北平原的抗日形势进入了低潮。日本鬼子、伪军、汉奸到处搜捕八路军留下的干部、战士和武器、粮食等物资，不断对原抗日根据地的村庄进行扫荡和清剿。在清晨或夜晚，几十或上百一伙的日伪军经常突然包围一个村庄，大搜大抢。他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发明了一种“剔抉清剿”的方法。每次清剿都是先抓青壮年男人，认为可能是八路的，就按以下方式严加盘查：
（一）问年月，凡答不上民国年号的就是八路。
（二）问党外问题都回答，问党内问题闭口不答的就是共产党。
（三）突然喊军队口令，凡立正或表情有变化者就是八路。
（四）扒开衣服看肩膀，扛枪的人有一层厚皮。一般老乡身上泥垢多，八路军身上清洁干净，腿上有打绑腿的痕迹。
（五）老百姓衣服破烂，八路干部衣服整洁。另外穿好鞋、带钢笔、牙刷和仁丹的都是八路干部。
（六）盘问时胆小害怕的是老百姓，从容镇定的是八路。
运用这些方法，敌人确实屡次得手。八路军的伤病员和隐蔽在村里的干部被抓去不少，我军转移时埋藏的武器、物资和粮食，也被敌人挖了出来。
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还能不能坚持抗日斗争？首先要学会保存自己。在冀中平原上,鬼子靠炮楼能把村庄、田野一览无余。四通八达的公路，鬼子的卡车往来奔驰。一个地方发生战斗，邻近的敌人很快就来增援。深深的封锁沟阻碍游击队的行动，夏天地里有青纱帐，还可以隐蔽，等秋后庄稼收完了，野外就不好躲藏。残酷的战争教育了人民，也充分调动了人民的聪明智慧。著名的地道战就是在那个时代产生出来的。
地道最早是在河北蠡县发展起来的。这里是鬼子“蚕食”扫荡的重点地区。村干部为了躲避敌人的突然袭击和追捕，就在荒郊野外过夜。冬天无处藏身，有人就在树林或坟地里挖个一丈多深的地洞，里面铺些柴草，干部夜里披件大衣在洞里睡觉。这种地洞只能藏一个人，大家管它叫“蛤蟆蹲”。
但是冬天洞里暖和外边冷，天亮时就从洞口往外冒白气，像一缕轻烟。在野外转悠的汉奸发现了，一些洞被敌人起开了。在野外蹲不住，只好又回村里来。在闲场、空院、牲口圈等地方挖洞，或在家里修夹壁墙、垒间密室，躲避敌人搜索。家里挖洞不好保密，敌人扫荡时，进村就拿铁条到处乱扎。发现洞里有人，抓出来轻则一顿痛打，重则抓走。还逼着找旁人家的洞，追问八路和粮食藏在哪里。这种单出口的洞很快就失去了效用。
后来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和清剿，群众发明了多口洞，家家相通，这就是初级的地道。有了多口洞，鬼子想抓人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一次，一个村干部被敌人抓住，敌人问他枪在哪里，他说：“没在手上，放在洞里了。”敌人用一条长绳绑着他的手，让他进洞去拿。他在洞里喊够不着，要敌人把绳子松一松。乘机挣脱绳索从别的洞口跑了。敌人等了半天，只拉上来一条空绳子。气得朝洞里打了几枪，丧气地走了。
“五一大扫荡”期间，定县北疃村的民兵和百姓钻进地道抗击敌人，结果被敌人施放毒气，牺牲了几百人。这给冀中军民一个血的教训：必须把地道改造成能运动、能打仗、能储存物资的多功能地道。大扫荡后的残酷环境，促进了地道战的全面发展。
于是，地道战在华北平原的村庄中普遍开展起来。各村百姓用自己的双手，在地下修起了四通八达、构造巧妙的地道网络。挖地道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一个两百户的村庄，挖一条五百米长的地道,就要用全村三分之二以上的劳动力干整整一个月。到一九四四年冬，冀中区的地道总长度就达到了一万两千多公里。保定的冉庄地道、北京顺义的焦庄户地道至今保存完好，它们是历史的见证：我们的前辈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付出了何等辛劳的代价！
冉庄地道战模型（来源：网络）
就在敌后抗日进入最艰苦阶段时，形势又发生了变化。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一九四二年六月中途岛海战后，美军转入反攻。日军将战争重点转向南洋，不断从中国战场抽调日军主力。正面战场日军兵力严重不足，国军开始反攻。华北战场兵力锐减，守备日军十八岁以下的学生兵越来越多，完全没有作战经验。部队普遍编制不满，有的一个联队就差一百人。冈村宁次只能守摊，无力再发动新的攻势。共产党和八路军卷土重来，再次回到华北平原和山东，恢复根据地，开展积极主动的游击战。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图：美军战斗舰亚利桑纳号中弹燃烧的景象）
此时的游击战，在形式和战术上都成熟很多。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主力部队的游击战遵循“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原则。将主力部队划分为灵活机动的小股武工队,深入敌后游击区开展斗争。扶起大量民兵游击小组,成为游击战的主要力量。华北的方针是“敌进我进”，就是进到敌占区去。敌人在我腹心区“扫荡”，我主力转移到外线。武工队去敌占区闹得个天翻地覆，端敌人的老窝，让敌占区没有一处安宁的地方。这样，敌人的“扫荡”、“蚕食”都不会成功，它只好回去“清乡”。“清乡”越清越不清，最后大多会变成两面派政权。
于是，武工队回到平原村庄，先镇压汉奸，震慑那些投靠鬼子的人，使他们不敢再为日本人做事。在敌人出入的必经路口，专门捕捉敌人派出的特务和侦探。这叫“猫捉老鼠”。吓得敌人不敢离开据点，鬼子要扫荡没有情报，要给养没人敢进村，在据点里干着急。与敌占区交界的民兵熟悉地形，在青纱帐期间袭击来回游动的日伪军。山东清河区一个庄的民兵在青纱帐里埋伏，用粪叉子叉住了三十多个敌人，这叫“太公钓鱼”。
八路军武工队与民兵密切配合，力量越来越壮大。一九四三年后，游击战日益活跃，从以往的小打小闹发展到围困据点，主动进攻敌人。例如，山东以联防区为单位，选择一个重点打击的据点，由各村轮流去骚扰敌人。一个村的民兵又分成若干组，从天黑闹到天亮。放枪、扔手榴弹，弄得敌人彻夜不安。渤海区董家据点的伪军在炮楼里哀求:“俺七天七夜都没睡好觉，叫俺歇一歇吧。”
山东根据地军民注重军事斗争和政治攻势相结合，普遍采用记“红黑点”的方式瓦解伪军。伪军人员谁做了一件好事，就给他记一个红点；谁干了一件坏事，就给他记个黑点。在对据点喊话时，经常公布情况，让伪军心里有数。对不接受警告的，找机会给予打击，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各区还争取伪军家属，经常找伪军家属开会，要她们劝说伪军反正。喊话时经常指名道姓，让某某伪军听听他家人的劝说。伪军最怕点名，家人的话比我们的宣传还管用。政治攻势的效果还是显著的。一九四三年山东共瓦解了伪军七千多人，还在伪军内部建立起一千多眼线。这使日军更加势单力薄，一天天走向衰败。
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前，华北战事不多，战场相对平静。利用这个时期，延安进行了整风和大生产，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组织，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各根据地也在发展生产，组织群众，巩固军队和游击队。这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抗战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四年底指出：“如果各地明年一年，用极大努力，在军民生产方面有一个普遍的高涨，由现在的克服困难，走向不久将来的丰衣足食，我们就能在经济上(粮食及日用品)胜过大后方及沦陷区，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战争愈持久，我们愈丰富、愈强盛。数年之后,我们将出现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在总结中共抗战的历史经验时，用了一个字：“熬”。这个字蕴含了丰富的内容。面对强敌，首先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不动摇、不退缩。然后还要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以弱胜强的战斗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在持久战中等待时局的变化，最后战胜侵略者。中共的游击战术，抗战期间上升为人民战争理论。在长期的战争中，实力弱的军队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关键是依靠人民。有了人民的支持配合，我们的军队才能生存下来，发展壮大。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战争，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我们。虽然中间会有很多艰难曲折，正义的一方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毛泽东总结的“兵民是胜利之本”，就是这个道理。这些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开创新的事业，应付变化多端的局面，克服种种困难，依然有着借鉴的价值和深远的启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彭德怀传》，编写组，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回望流年》，李新著，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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