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为何要对中国手机企业“小口放血”?

本文转载自：科工力量（ID:guanchacaijing）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毛克疾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印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近日，中印两国士兵在藏南达旺地区发生冲突，引发各方高度关注。毕竟，这是自2020年6月加勒旺河谷事件以后，中印两军首次爆出冲突的新闻。

然而，如果稍加关注近年的中印关系就不难发现，莫迪政府对中国发起的攻势几乎从未间断，尤其是在“经济战线”上发起的进攻——先是全面严控中国资本赴印投资，再全面“剿灭”印市场上有中国背景的APP，后来又大肆骚扰、敲诈在印经营的中资企业……

尽管印度对华经贸打压骚扰已经见怪不怪，但12月初的一则新闻却值得特别关注——

据印媒12月7日报道，印度财政部下设的税务情报局(The Directorate of Revenue Intelligence,DRI)以“型号和标价错误”为由，在新德里机场扣押了一批vivo手机。然而，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批手机虽然是中国品牌，但却在印本土组装生产，属于“印度制造”；这批手机甚至不在印度国内销售，而是计划售往中东和东亚南的第三方国家，属于“印度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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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批手机被扣押不久后就被放行，但与之相关的疑问却久久没有消散：既然这些手机都已做到“印度制造”和“印度出口”，印执法部门为什么还要为难相关企业？莫迪政府到底想做什么？下一步还会出现什么情况？

这次查扣手机属于什么情况？

如果持续跟踪印度官方新闻就不难发现，近年来莫迪政府在经贸领域针对中国的行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自上而下统一部署的集体行动，有组织有预谋也有比较清晰的政策目标，具体行动包括吸引跨国企业离华赴印打造本土产业体系、定向严控中国资本赴印投资、大规模封杀有中国背景的APP等；

另一类是自下而上各自为政的单独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各地方各部门在对华强硬的总体氛围下的“自选动作”，随机性较强。虽然这种零敲碎打的行动并没有明显的战略目的性，但对中资企业利益的伤害反而可能更高。

按上述划分方法，这次印度监管部门查扣手机，属于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较高，大概率是税务情报局自作主张，而不是各部门协调决定的结果。

一方面，在中印关系整体步入低谷、短期内难以改善的背景下，莫迪政府虽然在边境、防务问题上对华总体有所克制，但在经贸领域打压中国利益却变本加厉，客观上鼓励印各地方各部门搞“花式管控”刁难中资企业。

另一方面，印度监管体制过于严苛繁复，再加上整体行政效率长期低下，使法律法规所载的“明规则”和日常实际运用的“潜规则”平行并立，造成“企业普遍性违法，政府选择性执法”，客观上给予监管部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既然莫迪政府默许支持，监管部门自身又不缺执法借口和政策工具，那么在印中资企业自然沦为触手可薅的“大肥羊”。

虽然印度各大监管部门各自为战，对中资企业发起各种各样的骚扰和打击，但其也绝非漫无目的，反而精于挑选目标。从之前几轮中资企业受损情况倒推，印度监管部门更倾向于打压某几类中资企业：

一是打压那些社会影响力较大的中资企业，因为这会让印度民众感受到“莫迪政府对华强硬确实有所行动”，因此打压目标绝大多数是面向消费者的品牌企业，而很少有中上游供应商、代理商。

二是打压那些与印度自身经济运行关联较小的企业，避免影响印度供应链稳定、就业岗位提供，以及物价民生，因此打压目标绝大多数是中高档消费品企业，而不是提供基础性、过程性产品的企业。

三是打压那些印度或者其他国家企业容易“平替”的中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即使被“赶尽杀绝”，也不会产生全局性影响，因此打压的目标企业绝大多数都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此外，企业本身体量和实力也很重要，毕竟如果要薅羊毛，羊身上首先还得有毛。

这样看来，中国互联网企业简直就是莫迪政府最理想的目标：封杀中国APP不仅释放出巨大公众影响力，巩固莫迪政府的强硬且爱国的形象，也不会对印国计民生产生实质性影响，甚至莫迪政府还能反过来把驱逐中国互联网企业腾出的市场空间当作筹码，用来和本土财团或跨国互联网巨头搞利益交换。

顺着这一逻辑，中国互联网企业被莫迪政府赶尽杀绝以后，莫迪很快又瞄上在印的中资手机企业。

显然，互联网企业和手机企业虽然一个属于软件领域，一个属于硬件领域，但是二者却又非常相似：和打击互联网企业一样，打击知名度极高的手机品牌也能产生人尽皆知的社会影响力；而打击作为终端消费品的手机，对国民经济运行冲击也较为有限；同时因为手机市场竞争激烈，很容易找到平替竞品，且手机企业往往本身实力较强，具有大量可供罚款敲诈的现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印度监管部门热衷于骚扰在印中资手机企业，特别是市场占有率前几名的龙头企业。

其实，对照印度媒体做简单统计就不难发现，2022年莫迪政府打击中资手机企业的强度和频率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小米2022年1月被指控逃税，2月又以“非法汇款”为由被调查，5月公司账户资产被封存冻结，7月再次被指控“逃税”，此后各种零星骚扰更是名目繁多；

华为2月多个办公室被印税务部门搜查，3月被指控“违规避税”，5月高管又在机场被边控；

vivo则在5月被指控存在“财务问题”，7月被指控“洗钱问题”，8月份被指控“偷税逃税”，最近又被查扣2万多部出口手机；

OPPO则在7月也被指控“偷税逃税”。

2022年8月，印政坛实权人物、印财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甚至公开点名小米、OPPO、vivo，声称要对这几家企业发起严查税务的专项行动。这相当于吹响了“冲锋号”，此后印度各级政府各地方各部门针对中资手机企业的打击和骚扰变得更加频繁，更加肆无忌惮。

莫迪政府究竟想干什么？

从政策路径依赖的角度看，本次税务情报局扣押手机似乎是在延续以往的行动惯性，并没有什么特殊性。然而，如果从更大的政治经济图景来看，就不难发现其特殊之处——

这次扣押的不是“中国制造”“中国出口”的手机，反而是莫迪政府殚精竭虑才促成的“印度制造”“印度出口”的手机。

既然中资企业已按要求，先向印度市场投入巨资，再在印设立生产组装基地，甚至开始以印度为生产基地对外出口，那印度监管部门为什么还要痛下狠手？

这可能就牵涉到一个更加根本的关键问题：莫迪政府究竟想达成什么样的政策目标？

莫迪政府自2014年上台以来就空前重视“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希望激活内生禀赋优势，将印度打造为全球制造业的新中心。虽然印政策五花八门，目标也不够清晰，但是如果进行梳理分析，就不难发现，莫迪政府现阶段制造业政策乃至整个产业政策，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利用”“赶超”“驱逐”“取代”的八字方针：

一是利用，对于自身暂时无能为力的产业加紧利用外部资源，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加快形成自主产业能力；

二是赶超，对于正在形成自主能力的产业，要无所不用其极地完成以“进口替代”为特征的产业追赶；

三是驱逐，对于已形成自主能力的产业，要按图索骥逐步驱逐同类外资企业，尽可能地把市场和利润留给本土企业，为其进一步发展壮大创造条件；

四是取代，对于本土已取得一定优势的产业，要鼓励本土企业抢占国际市场，推动印度进一步进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位置。

以上四个步骤承前启后，环环相扣，已基本形成一套完整的打法。而中国当前既是印度经济运行和产业崛起空前依赖的“外援”，又是印度对标竞争并试图超越的“最大假想敌”，因此中资企业就成了莫迪政府实施“八字方针”的主要对象，自然也是最深受其害的群体。

资料图来源：印媒

套用这一政策逻辑就能明白，印方之所以敢直接“团灭”印度市场上几乎所有中资互联网企业，是因为莫迪政府认定，印度互联网产业已完成“利用”和“赶超”，进入到“驱逐”阶段，所以可以开始“清理门户”。换句话说，莫迪政府很自信，即使没有这些中国互联网企业，印度也能很快找到平替。

相比之下，莫迪政府之所以还不敢对在印中资手机企业赶尽杀绝，只敢反反复复搞“小刀割肉”“小口放血”，核心原因就是手机制造业还没有走出“利用”和“赶超”阶段，暂时离不开中国手机龙头企业，因此还没到“驱逐”的时候。

具体看，虽然印手机制造业已是“印度制造”倡议的成功典范，但是莫迪政府绝不会满足简单的组装制造，而是想在印度本土打造完整的手机产业生态体系——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前，莫迪政府还不敢轻易“驱逐”中国手机企业。

为达成这个目标，莫迪政府形成了“本土化”三步走策略：

一是通过“阶段性制造业项目”（PMP）制造阶梯性关税惩罚，劝诱中国手机龙头企业把最终的组转环节转移到印度；

二是在PMP的基础上，继续威逼利诱这些龙头企业推动更上游的配套工具、零部件、元器件供应商转到印度，以此逐步扩大印度本土产能；

三是补全芯片、屏显等附加值最高的产业部门，最终在印度本土建立基本完整的产业生态体系。

从数据上看，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已逐步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手机生产国，同时做到在印销售的绝大多数手机是“印度制造”——这表明莫迪政府三步走计划的第一步已取得成功。显然，中国手机厂商为了避免阶梯提高的关税惩罚，保住在印度市场占据的既有份额，几乎全部把最终组装环节转到印度本土。

然而，莫迪政府想要更进一步推动这些企业将更上游的配套工具、零部件、元器件供应商都转到印度却没这么简单。

在第一阶段，莫迪政府还可以利用关税武器，步步为营威逼中国手机龙头企业赴印本地生产，但到了第二阶段，莫迪政府其实几乎已把常规政策工具用尽，剩下的基本都是非常规的“下三滥”政策工具，包括查偷税漏税、查汇款洗钱、查签证资格、查安全生产等。

换句话说，印度政府各部门不仅想要通过这些政策“打秋风”“薅羊毛”搞点零花钱用，还更想用这些“下三滥”的招数迫使中资企业配合行动——哪家企业把更多上游供应商吸引到印度来，哪家企业就可以免于骚扰；哪家企业不积极配合，就是重点骚扰对象。

不难看出，莫迪政府骚扰打击中国手机龙头企业，几乎已经达到“完美拿捏”的程度：

一方面，莫迪政府知道这些企业不愿，也不敢放弃印度市场，所以才敢放开手脚“打秋风”“薅羊毛”，因为即使某家中国手机企业受不了打击放弃印度市场，其他处于同一生态位的手机企业也能快速填补空白，造成一种“谁先退出，谁吃大亏；一家倒下，大家开心”的恶性博弈。

另一方面，莫迪政府也知道，印度手机产业升级发展离不开中国手机龙头企业，所以也乐于把“小刀割肉”“小口放血”当成政策工具，特别是用来逼迫他们帮助印度政府建成本土产业生态。

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印度政府为什么先查扣中资企业的出口手机，但之后又快速放行就很清楚了：一开始之所以会查扣手机，是因为税务情报局已习惯用各种下三滥手段“打秋风”，这是一种路径依赖式的骚扰和打压，但这并不一定符合莫迪政府的战略目标；而这批手机后来之所以被快速放行，很可能是因为更高层的政府部门发现，这家企业不仅做到“印度制造”，还做到“印度出口”，这暂时还属于值得鼓励的案例。

下一步还会出现什么情况？

从目前趋势看，即使中国手机厂商达成“印度制造”和“印度出口”的本土化目标，莫迪政府也不会善罢甘休，因为本土化只是阶段性目标，而除此之外莫迪政府还有更高目标和更大野心——“印度化”。

一是手机品牌印度化。不管本土化生产程度多高，外资手机品牌毕竟不是“自己人”，因此要推出印度本土手机品牌，以此攫取更高附加值，并从根本上提高对供应链的整体控制力和影响力。

二是供应链体系印度化。

虽然很多中国手机龙头手机企业已把不少上游供应商带到印度，但是这些企业归根到底还是外资企业，遭遇不利局面非常容易抱团外迁。因此要通过印度自有手机品牌，培育由印度企业构成的供应链体系，并逐步培养供应链上的印度明星企业、支柱企业。

三是全球市场地位印度化。

虽然目前不少中资手机企业开始以印度为生产基地向全球出口，但在莫迪政府眼中这还不够资格，而只有做到“印度生产、印度品牌、印度供应链”三位一体，才能真正凸显印度手机的全球市场地位。这也正是印度不同于一般国家的最大特点：越南、孟加拉国满足于做好做强生产加工基地，而印度甚至还没真正成为生产加工基地，就已开始谋划要把整条价值链全部吃干净。

显然，虽然莫迪政府在“本土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离“印度化”却还很远。这也意味着莫迪政府未来还将不遗余力推动“印度化”目标，这对中国手机厂商来说也意味着更大风险、更多打压。

例如，为了推进“品牌印度化”，莫迪政府未来很有可能禁止中资手机品牌在印度出售价格12000卢比（约1012元人民币）以下的中低端手机，以此为印度自有品牌打开市场空间。

再如，为了推进“供应链印度化”，莫迪政府有可能面向手机供应链上游企业强推“合资合作”，并针对非合资供应商施加更多歧视性的打压政策，以此加快推动印度资本和企业渗入手机供应链上游。

此外，为了提高印度价值链位势，莫迪政府有可能进一步引导塔塔、阿达尼、安巴尼等本土大财团通过并购、合资等办法控制供应链关键环节，尤其是芯片、屏显等高度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

同时，面对仍占印度市场主导地位的几家中资龙头手机企业，莫迪政府还可能继续采取“二桃杀三士”的计谋，使几家中资手机龙头企业互相猜忌、互相竞争、互相拆台，以此榨取最大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莫迪政府正在加大力度引入苹果、三星等美资韩资厂商进行平行竞争，而且极有可能配合美国对华经贸施压，在关键时刻毫不犹疑地牺牲中资利益。

未来，甚至不排除莫迪政府再次把互联网行业的闹剧复制到手机行业——先是中资企业带来的资本、技术、模式，完成教育消费者、培育市场需求、改善供应链体系的目标；再提出本土化、合资需求，逐步掏空中资企业以培养印度本企业；最后将目标行业的中资企业赶尽杀绝，并把腾出的市场份额“赏给”美西方大企业和印度本土企业。

不难看出，一旦莫迪政府依托苹果、三星在印度培养出“去中国化”的供应链体系和供应商集群，那中资龙头手机企业就可能像互联网企业一样直面生死考验。

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该怎么办？

首先，要明确手机行业“印度生产、印度品牌、印度供应链”才是莫迪政府最终追求的目标，任何忍让和退缩都犹如“割地事秦”，不仅不可能换来稳定的营商环境，反而加速印度手机产业完成“利用”“赶超”阶段，带来更大的灭顶之灾。

其次，印度目前推动“本土化”“印度化”仍然离不开中国龙头手机厂商和中国供应商，因此务必最大化利用印度既有依赖性，并以此为砝码，以组团抱团的方式团结起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应对莫迪政府的欺压和围剿。

再次，要努力推动中方政府职能部门更加重视印度对华发起的“经济战”，要从维护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赢得中美地缘经济博弈的角度出发，审视印度制造业崛起为中国带来的风险挑战，更加有效维护企业商业利益和国家地缘经济利益。

最后，要增加知情人士发言发声和媒体曝光，努力向公众揭示莫迪政府对华发起无底限“经济战”的真相，一方面提高中资企业赴印经营的警惕性，另一方面对莫迪政府形成舆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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