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经济有望增长6%，如果达不到原因有一个……

作者：张燕生

本文转载自：底线思维（ID:dixiansiwei）

2022年年末，中国疫情防控从全民防控进入精准防控的转折性时刻，中国也频频召开最高级别会议研究经济问题，为2023年，以及二十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下一个5年征程开局谋篇。

明年中国经济究竟怎么走？12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定调明年经济工作，提出要努力做到“四敢”。12月15日-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六个统筹”的基础上，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那么如何理解这些纲举目张？观察者网采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1978年以来的政策转折点

观察者网：近半个月来，中央最高层频频开会讨论2023年经济工作，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的政策部署引起舆论热议，在您看来，这些会议的亮点是什么?传递了哪些重要信号?

张燕生：首先是明年经济的综合研判。明年世界经济更艰难，而我国经济有望总体回升，形成一个独立的向上运行轨迹。这个综合研判很重要，提振国内信心和预期。

其次是明年宏观政策框架。为财政、货币、产业、科技、社会政策五大政策齐发力，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货币政策力度要够，投向结构要精准，如支持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

再次是“六个统筹”很重要。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

12月15日至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要开好局起好步，干部敢为，地方敢创，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我认为这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个重要信号和亮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再次强调“要敢担当，善作为，察实情，创造性抓好贯彻落实，努力实现明年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真抓实干，求真务实，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科学精准问责，为担当者担当”。这很像1978年的改革开放伊始的提法。

干部怎么才能敢为？要不为上，不为书，只为实，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来讲，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思想路线。干部敢为，就需要有容错机制，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将干部的创造力，改革精神和探索精神就释放出来了。

地方敢闯也是如此。各个地方要敢为人先，大胆闯，大胆试。如果地方政府闯不好就被摘乌纱帽，地方可能就不敢闯。

要想鼓励地方敢闯，必须要有个衡量标准，明确的告诉地方什么是对的。过去衡量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现在衡量的标准就是“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成为第一动力，协调发展成为内生特点，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开放发展成为必由之路和共享发展成为根本目的。这样就把地方的创造力释放出来了。

企业敢干怎么做？坦率地讲，现在很多央企、外企、民企大厂，手持巨额现金却在大规模裁员，他们的预期基本上是准备过冬的心态。因此要鼓励企业敢干，就要解决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舆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环境不确定性。

群众敢首创，也就是要将社会上每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展经济这么一股劲头。所以我说这就很像1978年。

过去的40年我们的发展很成功。用一个简单的数据来比较，从1990年到2001，日本的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下降了31个百分点，德国下降11个百分点，中国上升71个百分点。

1980年代，我们还刚刚能吃饱饭，到现在，中国人越来有钱。中国的成功，令国人惊奇，也把全世界吓坏了。一方面，就像刚刚提到的四闯一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才闯出了这么一番40年的家业。另一方面，我们开始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如何造福人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严格讲它是一次改革的会议，是一次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按照高质量发展需要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转折点。这“四敢”的提法代表了中央希望能够调动方方面面积极性，使得中国还能够开创新30年的巨大魄力。

扩内需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观察者网：这个理解很高屋建瓴。具体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3年经济任务的部署，为什么五大任务头一条就强调扩内需？不久前刚刚还出了扩大内需规划纲要。过去三年中，中国进出口曾经是经济增长点的一大亮点，按照江小涓的说法，“国际贸易是引领中国和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尽管近几个月进出口表现不好。如何看外需的作用?

张燕生：现在稳外贸和稳外资的形势非常严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外贸稳结构优于稳规模、优结构和外资稳存量和扩增量。“

今年4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的增速是0.1%，而今年的11月，外贸进出口的增速回到了0.1%，也就是我们经历了4月份的谷底，到了11月份再次回到谷底。其中，全球外需萎缩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且外需萎缩的形势可能会持续到2024年。

今年前11个月，中国外贸有几个令人堪忧的地方。第一个是加工贸易增长非常差，占整个贸易额的比例下降到了20.2%，增速只有1.3%，加工贸易中台港澳企业占了很大比例，尤其是台商。这意味着伴随我们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的台港澳企业今年的外贸形势很不好。

第二个是外企进出口贸易的增速是0.1%，民企是13.6%。外企在进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了33%，民企上升到50.6%，制造业外资占整个外资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9.4%。这意味着外资企业进出口也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

第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已经下降到17.9%，比重持续下降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转移趋势在继续。虽然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企业在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方面的努力已经做的非常好了，但美国涉疆法案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企业打击是很大的。

2022年11月，中国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三项均表现远不如预期。图片来源：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旗下“未名宏观”公众号

IMF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会比今年更差，预计明年中国经济增长4.4%。在全球经济萎缩的情况下，明年出口形势不好是大概率事件，那我们明年外贸如何能够稳存量扩增量？

在外需显著萎缩的形势下，稳存量扩增量的办法，其一是削价竞争，在海外抢订单；其二是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如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广东等已经组团到海外去抢订单，三年隔离形成的信息鸿沟亟待修复，他们希望第一时间修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断三年的商业联系。提质增效是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品牌、技术、渠道、服务等方方面面要下功夫。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扩内需是最重要的，要扩大内需，带动进口，给贸易伙伴创造更多新订单。

观察者网：在您看来，外需已经形势严峻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靠扩大内需？

张燕生：中国扩大内需战略跟外需好和不好没直接关系，是我国自主实施的国家战略，但它可以创造更多有效需求供世界共享。中国扩大内需是大国战略决定的，因为一个大国就是主要依赖内部市场内部需求发展的国家。如果硬说跟国际大环境有关，它跟全球化停滞倒退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条，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如果中国作为大国未来还要继续靠出口和招商引资拉动经济增长，全世界会跟你急。世界会问：中国这么强大了，还要靠拿别人的市场奶酪和资本奶酪发展自己，而不愿意拿出自己的市场奶酪和资本奶酪供世界共享?

过去40年的扩大出口和招商引资的外向型战略，是小经济体的发展战略，比如东亚四小龙这样的小经济体模式。但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五年前我们开办了上海进博会，希望扩大进口。

2006年-2021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由64%降至34%。未来10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还会继续下降到略高于美国低于日本的水平。这个比例的持续下降，说明进出口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这肯定是一个进步，代表了这个国家正在真正成为一个大国经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已经在靠本国内生动力和内需扩大来推动了。

观察者网：所以，并不是海外舆论和国内一些舆论所担心的，中国经济转向“内向型”了。

张燕生：这是两码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也明确了中国将继续推动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更高标准的制度开放、更高层次的创新开放，不断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这与人们担心中国进出口下降了，很多外贸企业生存困难不是同一件事。

扩内需促消费关键靠什么？

观察者网：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讲到，扩内需“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经济学家几年前讨论究竟三驾马车谁才是发展动力的时候，是投资，还是消费，一直出现很大的争议。按照您提到的大国经济这样的分析框架，您认为当下为什么中国要将政策重点要放在恢复和扩大消费上？

张燕生：我想还是发展阶段变了。毛泽东时代，我们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靠投资。那个时代新创造的“蛋糕”更多的用于资本积累，具有很高的资本形成额，这个战略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时代，我们又多了发展经济的一条腿：也就是靠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大循环培育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这个阶段，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很容易产生严重的市场过剩。产能过剩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通过对外投资和出口将产品销往全世界，这也部分导致了中国和一些国家的关系较紧张。

从2009年开始，三驾马车中间，消费一步一步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头车，投资和进出口两架马车的后劲不足了。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一条新趋势线，一方面GDP增速“破八”，2015年“破七”；另一方面，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上升，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持续上升，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比重持续上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需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观察者网：扩内需和稳消费关键靠什么？最近媒体上有各种讨论，有人提议发钱促消费，让老百姓买买买；也有人提议定点扶持消费力强的群体，比如发钱给大学生、农民工等群体；也有人说现在经济不好，老百姓一没钱消费，二不敢消费（事实上中国储蓄率在上升），还是要靠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要靠基础设施（有效的，非无效重复性投资）投资，这样可以给农民工提供就业，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您怎么看？

张燕生：这三种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

作为短期稳消费的政策举措发消费券，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是这样做的。在中国，发消费券也是一些地方政府促销费举措，直接发劵，直接消费，直接回笼，在疫情形成消费链中断的情况下，形成修复消费链的循环维护举措。尤其发钱给个人储蓄很少的群体，如大学生、农民工，是救急举措。

为拉动消费，各地方推出规模不小的消费券发放活动，图为南京市政府推出的旅游消费券样张。来源：新华网

另一个办法，是发行特种国债，扩内需稳投资，这种做法在1998至2002年最成功。当时8000亿特种国债带动3.2万亿投资项目，改善了中国城市市政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生态设施、粮库等长期欠账，为入世后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基础设施条件。

现阶段，这些办法都是扩内需促销费可以采取的手段。从中长期看，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提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提升中等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比重更是当务之急。

建立长效机制破解政策不合拍

观察者网：中央经济会议还强调“要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增强全局观，加强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句话如何理解？是否是对2020年以来宏观政策与产业政策不合拍的一个检讨，比如2020年以来，我们的宏观政策是宽松的，但是房地产融资、平台企业监管等在收紧，对经济信心造成一定的打击？

张燕生：过去三年确实在政策协调上出了问题。比如说，2022年夏天以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多次强调“九不准”，以防止防疫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等现象；发改委也强调地方要严格落实“九不准”，振作工业经济、畅通经济循环。但是好像地方上并没有很好的执行。这说明，发改委作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与防疫的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不协调现象。

另一方面，目前存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唯上唯书不唯实，不从实际出发，只从本本出发，造成了一些工作失误；官僚主义就是不作为乱作为，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不做调查研究，做出了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形式主义就是做表面文章，文书过来文书过去，实际躺平不干。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六个统筹”，即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很有针对性。

观察者网：具体到房地产融资的收紧呢？

张燕生：中国房地产市场繁荣了二十多年，已经到了该规范建立长效机制，统筹考虑当前与长远，发展与防风险的时候了。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房地产行业占GDP比重为7%，加上建筑业则占14%；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相关税收占地方综合财力接近一半，占城镇居民家庭资产的6成，是外溢性较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行业。

我国城镇化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很大。兼顾当前和长远，发展与安全的长效机制的建立，要从多个层面着手。发展层面，短期从预期和需求端，要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消除那些妨碍消费需求释放的限制性政策；长期看，要鼓励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发展长租房市场；要结合落实生育政策和人才政策，解决好新老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等等。

风险防范层面，短期要推动行业重组并购，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长远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摆脱多年来“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模式。

观察者网：既然说房地产仍然是支柱行业，从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中我们也看到，房地产即是刺激消费着力点，又是风险防范要害点，政策体现了既要又要，如何平衡是个难点。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您认为新发展模式应该是怎么样的？

张燕生：房地产问题背后是个央地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研究了很多年没有理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期要研究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改革完善房地产相关土地、财税、金融等基础性制度，多渠道增加市场化长租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有序构建房地产健康发展新模式。

要“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并不是没有解决方案。房地产本身有它内生的规律。首先一线城市价格非常贵，普通人要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年轻人更不要说。要坚持住房不炒，人们现在争论最大的问题，比如房地产税征不征，其他与房地产相关的税种征不征，这些都属于再分配手段的政策，我们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再比如住房保障问题，政府要在住房保障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了很多年，但是落实得不好。这涉及方方面面的改革深化。

要团结外企和我们一道建设中国

观察者网：这次中央经济会议谈到2023年五个主要任务，其中两条谈到非公经济受到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亮明对“两个不动摇”毫不含糊, 也强调要加大利用外资，落实好外企国民待遇问题。这两个领域过去一段时间社会讨论比较多，一就是对资本无序扩张的严厉监管，私营企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二就是，疫情及企业成本上升导致一些跨国企业外迁的情况。对此次会议强调这两个方面，您如何看?

张燕生：我认为强调得好，原因非常简单，确确实实中国到了对民企、外企、国企和港澳台企业一视同仁公平对待的时候了。

国企是自己人，民企和外企也是自己人，外贸企业居民的概念是指，外企在中国经营一年以上的进出口统计按中国居民进行统计。很多外企伴随我们改革开放40年，它们的出口就是中国出口，GDP就是中国的GDP。

有一次参加中国美国商会的年会，一家世界500强的美国企业老板问我，什么时候中国会认为我们这家美国企业是中国企业，我回答说，等中国人有了足够的自信了。

当前，我们正面对一场国际拔河赛，一端是希望与中国脱钩的少数极端分子，另一端是希望合作的多数。极端分子千方百计推动来中国投资的外企回岸制造（美欧再工业化）、近岸制造（回到墨西哥、中东欧、印度越南等）、友岸制造（贸易政治话），与我们展开较量。一些国家试图瓦解中国供应链根基，来实现选择性脱钩。

这个情况下，怎么才能够团结合法经营的外企和我们一道建设中国，挂钩不脱钩，我们需要做出更多努力。

明年中国经济有望增长6%

观察者网：明年的经济增长率的设定也是大家关心的热点，综合今年的表现和疫情防控现状，您如何预测明年的走势?

张燕生：我认为，2022-2023两年加总平均应该能达5%的年增长率。

因为2022年的增长率比较低，可能要少于目标两个百分点，最终增长3.2%。由于2022年基数低，加上明年稳增长各种措施的实施，经济增长要更高一点，预计能达到甚至超过6%。

如果达不到6%，有一个重要约束因素，就是疫情防控拖拖拉拉，反反复复，影响了稳增长措施的实施。

现在新冠疫情蔓延得比较厉害的主要是北京、广东、重庆等城市，这些城市会较快地恢复经济。如果到明年二三月份，全国还有相当一部分地方没有达到与病毒长期共存，拖延下去又出现不断的新旧交替传染，就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制约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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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经济有望增长6%，如果达不到原因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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