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改变不了中国，中国会改变你”

荷兰经济学家海科·埃贝斯

记者  胡雨薇

环球时报：您在奈耶诺德商业大学开设的有关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课程很受学生欢迎。我注意到您在学校网站的简历一页置顶了这样一段话：“今天的学生生活在一个充满新兴消费人群、新兴竞争者、新兴规则和新兴商业模式的环境中。因此，我们更加需要看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您为什么会放这样一段话？

埃贝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87年，而第一次在中国任教是在1991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我每年都会到中国三四次。我不仅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应许多中国大学的邀请，讲授有关全球化以及中国与欧盟经济关系的课程。

我之所以在学校网站置顶这段话，是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世界重心将会向更大的新兴市场国家转变。300年来，西方国家首次告别了像过去那样对世界政治经济的绝对统治。这种变化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出：

到2050年，可以预测全球十大经济体中有8个将来自今天的新兴市场国家；

这些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机构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尽管经历了短期经济危机，但新兴经济体仍在追赶和壮大，它们的长期增长将高于西方国家；

2030年，全球70%的中产人士将生活在亚洲地区；尽管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差异较大，但中国、印度、土耳其、印尼等国都认为需要由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

从新兴市场国家过渡到高收入国家，这种转变需要政府发力来缓冲转变中的波动和破坏力——这是市场与政府的结合，而不是市场与政府的对抗；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不相信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是朝着“北京共识”迈进。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来自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司也正在崛起。它们在世界许多地方从事出口和投资，这可能会让西方国家感到不安，特别是当一家中国公司收购了一项西方国家的战略资产时。但这种趋势一定会发展下去，即便令西方深感不适。

环球时报：为什么您曾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会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权力转化”，并一再强调西方国家必须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埃贝斯：新兴市场国家对当前的全球治理架构并不满意。在推进全球治理方面，一种观点强调对抗，另一种观点就是我所倡导的合作。NEP-9本身也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它们的经济成功和政治稳定与西方一样有赖于全球经济的开放和平稳运行。它们希望看到全球架构的变化，但不是整个系统的颠覆。

NEP-9国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它们认为自己参与的是一种正和博弈——以合作的方式进行博弈，这意味着在对外贸易和投资方面没有输家，但前提是必须要具备战略自主性。这种独立自主权是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新支柱。在这种新的全球化模式中，国家主权和国内优先事项是核心关切。也正因如此，有西方富裕国家对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和协议的NEP-9国家感到不满。而这些新兴经济体反倒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区域性的贸易合作框架中。

这些国家并不反对全球化、自由市场和开放边界，但倾向于一种更负责任或更科学的全球化。

环球时报：这让我们想起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呼吁欧洲企业不要离开欧洲。受美国出台政策和供应链危机影响，的确有一些欧洲企业已转移到美国。欧洲会再次面临“去工业化”危机吗？

埃贝斯：这就像法国政治家施赖贝尔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挑战》一书中所说的:“美国资本主义掠夺者的管理、技术和资本远超欧洲……让欧洲沦为毫无准备的受害者，甚至在包括文化和电影领域在内的软实力方面也是如此。”不过，我觉得欧洲不会出现“去工业化”危机。正如多数企业将继续留在欧洲，一些战略性行业甚至会得到欧盟的支持。

环球时报：您为什么把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印尼、墨西哥、韩国和土耳其列为NEP-9？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埃贝斯：新兴经济体增长的重要性体现在人口数量、经济规模、地缘政治影响力、文化、技术和环境状况等诸多方面。人口红利越来越多向新兴市场倾斜。2021年，新兴市场人口占世界人口的87%以上。2021年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中，有9个是新兴市场国家，而名单上唯一的西方国家是美国。

这种趋势在未来几十年还将继续。NEP-9概念将帮助世界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的变化，并认识到这些国家正在作出选择。而它们的选择将影响到世界上所有人，因为他们是消费者、产业工人、政策制定者、市场营销者、战略家或选民。它们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随处可见，而新兴市场国家的中产人士也在不断壮大。

此外，全球研究和技术的重心正迅速转向新兴市场。看看新兴市场在年度全球创新指数和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排名：2019年，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国在研发支出方面排名前十。

我20年前写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时，人们的共识是教育体系不发达以及缺少激发创意的规则严重阻碍了新兴市场的创新。然而，过去10年，新兴市场国家一直在努力通过教育政策来培养技能型人才。也许我们可能会看到新兴市场在未来经历短期经济危机，就像巴西和南非在2021年早期所经历的那样，但有一个共识是：到2050年将出现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新兴市场的时代。

随着几大新兴市场国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世界正在迅速变化。有趣的是，来自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人们正在对全球化失去信心，而新的变化又让他们感到不适和无措。这就仿佛你家隔壁刚搬来的邻居，你可能并不了解他们，但必须与他们建立一种关系，找到一种新的平衡。

环球时报：为什么沙特这样的能源大国没有出现在您的NEP-9名单中？

埃贝斯：是的，NEP-9名单中也有艰难的选择。对这些国家的普遍预测是，除南非外，到2050年都将进入全球经济体前15名。南非并不是非洲大陆最大的经济体。按照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尼日利亚的经济总量更大。然而，我之所以选择南非而不是尼日利亚，是因为南非不仅在区域贸易协定中占据独特地位，而且在国际平台上也经常代表非洲。在非洲大陆范围内，南非政治相对稳定，被认为是非洲南南合作的主要发起国。在西方看来，南非之于非洲大陆，就像美国之于世界其他地区，这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

墨西哥正在与法国和英国等国竞争。有预测认为，到2050年墨将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区域中心之一。在20年内，这个国家从一个燃料出口国转变为一个制造业出口国。2021年，墨西哥是第十大出口经济体，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

至于沙特，我个人认为该国在人口规模、软实力等方面，还只是一个地区大国。

环球时报：一开始您就提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问题。2011年，您参与合著的《中国海外收购的完成：制度视角与证据》获得《国际商业评论》好评。近年来，中国企业收购了一些欧美企业。这对中国、相关国家以及全球化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埃贝斯：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其国内企业的实力也会壮大，并在一定时期内为“国际扩张”做足准备，企业走向海外参与并购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种国际并购是当今全球化的一部分。并购意味着接管当地企业管理层的控制权，因此会引起西方世界的不安。所以，中国公司并购某家标志性的企业常常会引发争议。如果中国公司从零开始在国外投资一家新公司，这种争议和不安情绪就相对较少，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绿地投资”。

此外，如果中国企业是一家私营企业，西方政策制定者可能更容易接受收购，但如果投资并购是国企在推进，西方政策制定者就会更加紧张，特别是如果投资是在物流、能源或高科技等重要或战略性领域。这与美国公司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收购许多欧洲公司时所遇到的阻力如出一辙。如果一家西方公司想要收购重要领域的中国公司，或许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彼此的动机，并尽可能地实现互惠双赢。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西方国家不同，这种互惠可能不会百分之百地呈现出来，但这种合作意向是必要的。

环球时报：一些欧美学者把中国视为“超级大国”，也总有人渲染“中国经济崩溃论”。您如何看他们给中国贴的这些“标签”？

埃贝斯：当西方预期中国超过美国时，也会认为这种经济规模将转化为软实力、地缘政治实力、军事实力、谈判实力等。但我想强调，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GDP要低得多。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或者说是一个转型经济国家。中国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在面对的挑战，其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领域还不成熟。

正如我在2019年出版的《揭开现代中国的面纱》一书中所提到的，我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我认为，尽管中国面临老龄化、劳动力减少和环境问题等各种挑战，但其经济发展的长期驱动力仍很健康。我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生产力和效率的提高持乐观态度，也看好其多元导向的GDP衡量指标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这并不是说中国未来不会经历相对的低速增长期，但其潜在的结构性优势是令人期待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长期发展离不开几个要素：更高的效率和生产力、竞争和创新、开放的市场、稳定的政府、良好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如果这些要素中的某一个变得消极，如老龄化严重和劳动力减少，它也可能被其他一些要素的积极面抵消。很明显，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表明，中国有实现繁荣所需的多个要素。当然，实施改革也会充满各种困难和不确定因素。因此，中国需要时间去一步步实施改革，每一项改革都要行稳致远，避免出现混乱。▲

来源:环球时报|记者  胡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