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不住士族通婚的李唐王朝，如何利用科举暴击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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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古人老早就完成了大一统的伟业，但要持续、稳定地维持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王朝运转，还是不容易的。比如在政治组织构架上的问题，就从来没有消停过——智者在技术局限下不断严优，而时代发展的车轮，却总是把他们苦心孤诣制定的制度碾压得支离破碎。

在两汉短暂的政治稳定期后，王朝政治组织又一次出现危机。魏晋南北朝的人们发现，无论一次次的英雄史诗如何磅礴大气，一旦创业者风吹云散后，他巧取豪夺赢来的“血酬红利”，罕有传得出三代之例。

帝王家族，总难逃血光之灾，而且因果循环越来越快。

英雄宿命之轮回，皆源于政治构架之因循和扭曲。

斯时的王朝，除被世家所垄断的家族教育体系外，统治者便再找不到一种稳定的管理人才来源。因此各种治国安邦的具体业务，亦即王朝的经营权，只好长期交由世家大族把持。

然而世家大族，又是一群冷酷无情的政治投机商——在这群狐狸眼中，皇帝不过是巡护公共领地的狮子。一旦他衰老或无能，不再能开疆拓土或维护王朝稳定，狐狸们就会毫不留情地，从无数觊觎帝位的野心家中遴选出新的枭雄取而代之。一言以蔽之，狐狸们以业绩能力为导向考核狮子，并随时准备把他当替罪羊抛出去。

于是自魏晋至隋唐，皇帝常常倾国覆族，但五姓七族、王谢朱张不倒。恶名与风险统统归诸帝王，荣誉与实利一概入于私门——春秋时的管仲尚且提倡“善归于上，恶归于己”，而魏晋以下的世家大族为了沽名钓誉自高门楣，却全不顾及职业道德操守，愣是把风险与黑锅统统扔给帝王去背。

然而时代局限如斯，皇帝们虽然不高兴，也只好战战兢兢地坐在悬有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宝座上，一个不当心就会被轰下台去。他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竟发出了“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这样的哀叹（南朝宋顺帝刘准语，遭萧道成篡弑时，年仅十三岁），而世家大族却在熙来攘往的政权纷替中游走自如——无论谁当皇帝，总得请他们来打理不是？

就这样，皇帝与世家大族在最根本的利益上逐渐出现了不可调和的严重分歧。这种随时会遭叛卖的处境，当然不是那些雄才大略的皇帝所能忍受的。

世家大族之所以能长期操持权柄，一赖其垄断的教育资源，二赖其以婚媾关系构建起来的人脉网络。

因循传统的世家教育，固然难以培养出开天辟地的英雄人物，却能源源不断地制造循规蹈矩、娴于政务、人脉熟稔、潜规则认同感强且整体成材率较高的业务骨干——如账房先生（理财政）、博弈大师（主外交）、文案写手（草诏书）、资深律师（定律令）等等。

凭着个人的武勇与机遇，寒门庶族可能成为秦叔宝与尉迟敬德；凭着个人的智慧与投机，寒门庶族也可能成为徐茂公或魏征。但没有家族的熏陶、培养与铺垫，一个寒门子弟绝难十二岁成为甘罗（战国外交家、政治家，十二岁拜相），半辈子也难成为王肃（北魏政治家，出自琅琊王氏。娴淑于政治制度，为鲜卑设计全套汉化官制），永远也成不了王羲之（东晋书法家，亦出自琅琊王氏）——乱世里提刀子卖命、设套子坑人，和治世里跑衙门（认得门）、抢人脉（认得人）、搞冷门科研（拉经费），在能力要求上压根是两码事儿。

所以自魏晋以降数百年，乱世中侥幸上位的寒门庶族，无不以融入世家圈子为孜孜以求的目标。就连番邦拓跋氏，在登上中原帝位后，也不惜做陈世美，举宗改娶中原世家女子为妻，企图以血统之融合而求文化之认同（北魏孝文帝改革，鲜卑皇族改与中原卢、崔、郑、王四大世家通婚）。

然而并非谁都是皇帝，可以完成与世家融合血统的美好意愿。为了能让子孙后代有个世家大族的外公，亦即从世家垄断的教育资源、人脉关系中分得一杯羹，寒门出身的新贵每每只能觍颜与交——在世家政治极盛之时，寒门新贵这样的努力通常不过是痴心妄想。偶尔有穷疯了落魄士族，会看在孔方兄的面上嫁女于寒门庶族，但旋即便会被其他士族公议开革出世家门墙之外。然而，“侯景之乱”毁掉了南朝世家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北魏末年的“六镇之乱”及隋、唐之间的大动乱，同样也严重削弱了北方世家的政治影响——世家多有治世之良臣，却绝少乱世之枭雄。

在盘马弯弓的武士面前，理财、辞令、书法、律条之类的技能统统归于无用，以火箭速度提拔起来的官员，大多是那些一天能砍折十五柄刀子的猛人（《北齐书·薛孤延传》：“薛孤延，代人也。少骁果，从神武起兵，以功累加仪同三司。从西征，至蒲津。及窦泰失利，神武班师，延后殿，且战且行，一日斫折十五刀。”）——而不是严守法度的会计师、长于煽情的写手以及博古通今的制度设计家。

为了在乱世中自保门楣，骄傲的世家只好放宽婚姻标准。唐朝的寒门新贵也忘怀了自己的出身，欣然被敌对阵营的糖衣炮弹打成痴迷状态，只要世家略开一扇旁门，他们便会寻机蜂拥而入。

《新唐书·高俭传》道：“房玄龄、魏征、李勣（即徐茂公）复与（山东士族）婚，故望不减。”房、魏、李三人，一个是典型官僚，一个是敢谏直臣，一个是圆滑狐狸——然而他们却有共同的选择，将寒门出身的大唐新贵之口味暴露无遗，即：对世家政治的迷恋与复辟。

而对比鲜明的是，大唐皇帝的女儿常常无人问津：唐宣宗时，进士王徽听说自己当选驸马，一急之下跑去找宰相哭诉推脱，连身体不好这种理由都搬了出来；唐宪宗时，皇帝求公卿大臣给公主介绍驸马，大家纷纷托词说自家子侄条件不靠谱……就连游方术士也瞧不上堂堂大唐公主，玄宗要将妹妹玉真公主嫁给“八仙”原型之一的张果老，孰料竟生造出“娶妇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这样的言论来加以拒绝！

非但公主们爱情不顺，就连身为王朝继承人的太子同样难逃吃瘪。唐文宗欲为其太子迎娶宰相郑覃孙女，但郑覃竟把孙女嫁给九品官崔某。皇帝乃在悲愤之下叹道：“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新唐书·杜兼传》）” 

在初唐动荡的政治环境下，世家竞相与新贵缔结婚姻，还隐含着更严重的政治斗争意味——这哪里是和皇帝抢亲家，压根儿就是争抢政权支柱嘛！如果任其发展，让世家完成人脉网络的大布局，唐朝就又有沦为“齐梁世界”的危险（在世家势力的怂恿、支持以及投机下，南朝篡夺内讧不断，尤其以齐、梁两朝为甚，故后人遂以“齐梁世界”为政治乱世的代称）。

一旦牵扯上政治斗争，世家与新贵之间的“婚姻自由”，就成了帝王心中“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严肃问题。

贞观六年（633），唐太宗便对房玄龄抱怨道：“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贞观政要》）”

房玄龄画像。来源/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

然而，此时的李唐根基尚不稳固，皇帝还不敢公然挑战世家集团，只是发发牢骚而已。直到太宗之子高宗朝，坐稳了宝座的皇帝才下诏书明令禁止著名世家圈内缔结婚姻：“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

为了防止新、旧官僚结成小集团，进而架空自己，皇帝们一方面与世家争抢身居要害职位的亲家（如太宗便嫁女儿高阳公主与房玄龄之子房遗爱。无奈公主性情蛮横且不守妇道，竟搞得房公子破家丧命，反更坐实了“非世家的女儿没家教”的社会舆论），另一方面则悍然禁止他们以缔姻手段继续拓展、巩固人脉网络。

然而，社会价值观总是存在惯性——即便是最严肃的行政命令，也仍然不能改变时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世家情结。这些被“禁婚家”，反倒因此“益自贵”。

于是，唐太宗便借重修《氏族志》事件，对世家发起了第二轮逆袭。

一如今日的大厂招聘，在没有历史业绩可参考的情况下，招聘时只好考察文凭，通过文凭的含金量，来评估新人的分量。“世家政治”时代也是一样，不过他们的参照系是《氏族志》——一部详细记载某地某族出产某专业人才的工具书。比如说陇西李、吴兴沈出将才，琅琊王、博陵崔出宰相，谯郡桓出叛贼，诸如此类。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房玄龄发完前述那场忿忿的牢骚之后，下旨重修《氏族志》——企图以现实地位为标准，重定世家等级，从而打击泥古不化、惯以历史成就自诩的世家大族（尤其是离心力最强的山东士族）。所以，这部“贞观版”的《氏族志》，其政治色彩就远重于学术价值了。

影视剧中重修的《氏族志》。来源/电视剧《贞观之治》截图

为了表示编撰工程的客观、严谨以及科学性，太宗提出了“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为严肃其事，主持编撰《氏族志》者，也皆是核心衙门的主要领导。

领衔编撰者是高士廉（吏部尚书，唐太宗的妻舅），接下来顺次为：韦挺（御史大夫，关陇士族）、岑文本（中书侍郎，“二十四史”中《周书》史论部分的主要作者）、令狐德棻（礼部侍郎，《周书》主编）等人。

照说这支编撰队伍人才济济，阅历才智均强，编撰工作应该极其顺利才是，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第一稿便让唐太宗驳回重撰，还差点没挨处分。

原因也简单，高士廉本人便是山东士族出身（北齐皇族疏属），他保持惯性思维先入为主，排第一的头等士族居然是博陵崔氏。（具体详情请见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唐太宗决定从重修一部书开始）

唐太宗愤然：“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借谴责山东士族卖婚套钱的劣迹，先兴大义以责之。

然后一句点明问题的严重性，更隐含威胁：“今崔、卢之属，唯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民）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贞观政要》）”

眼见皇帝态度剑拔弩张，高士廉们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高俭传》）”的标准，在贞观十二年（639）捧出成稿：李唐皇族列为第一等，皇后长孙一族列为二等，博陵崔则打入三等。

太宗官修《氏族志》，是在压制离心力最强的山东士族集团（即崤山以东的博陵及清河崔、范阳卢、赵郡李、荥阳郑等四大头等士族）同时，刻意抬高自己所属的、声望较逊的武川（以皇族李氏，后族长孙氏为代表的武功贵族）、关陇（以韦、裴、柳、薛为代表的次等士族）士族集团。

然而，在士族集团之间找平衡，虽能奏一时之功，归根结底还是政治上的走钢丝技巧——稍有不慎就会失衡，陷入不断纠偏、矫枉过正、然后再纠偏的振荡态，这就是东汉中叶以降的局面。

最理想的办法，当然莫过于彻底消除一切以血缘裙带关系为基础、政归私门牵引相继的政治集团，改让整个官僚集团在皇帝的监控下，保持随机抽取、平稳交接、有序更替的新陈代谢。

技术水平的进步，让大唐可以迈出更大的人事改革步伐——而这是魏晋时代的大英雄们连想都不敢想的。

当唐太宗威望如日中天之时，他面对的对手是刚刚遭受过数轮沉重打击的世家大族，而实施人事改革的技术条件又刚好全部发展到位——语言标准的统一、廉价造纸术的普及、雕版印刷术的成熟，使求学模式从“汗牛充栋”一跃进化为“牛角挂书”。

此时的人才培养逐渐呈现出标准化、廉价化以及作坊化的趋势——这也就意味着，数百年来世家赖以垄断人才培养的技术局限，正被时代的大发展逐步跨越。

一个草根大崛起的时代，至此已如磅礴朝日，呼之欲出了。

为削弱世家大族对官僚体系的把持力度，大唐皇帝继承了隋代的科举制，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启动了首次科举。

不过此科影响不大，总计才录取5人（秀才科取1人，进士科取4人），尚属于试验性质。到唐太宗时，科举制度日趋稳定。贞观初年，太宗于放榜日赴端门观望，见新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不自禁地对侍臣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算是肯定了科举制度。《唐摭言》对此评价为：“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

大唐科举，一改魏晋以来官吏选拔的传统模式，变“推荐”入仕，为“资格竞聘”入仕：只要个人审核过关（未犯过国法，且非谋私利的工商业者），皆可“怀牒自列”，自由申报官员“资格竞聘”，并参加礼部定期举办的考试。

初起时，礼部考试门类繁多——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大常设科目；有选拔天才儿童的“神童科”；有照顾皇亲和三品以上官员子弟的弘文、崇文生举（参照明经、进士考试办法，但要求较低）；偶尔还有些专业科目选拔（制科），如志烈秋霜、词殚文律、抱器怀能、茂材异等、才膺管乐、道侔伊尹、贤良方正、军谋宏远、明于体用、达于吏理之类。

因为分科制举，所以称之为“科举制”。

既然入仕资格考试种类繁多，且各科在进身道路上也有明显的快慢之分，时日一长，考生便自然出现分流现象——

秀才科，入职就是正八品上的官阶（上上第），较同等成绩的明经生要高出三阶，但因难度实在太大（政治、经济、军事、文学素养、道德操守，几乎无一不考），及第机会过少，考生皆视为畏途，很快无疾而终；

明经科，考传统政治范畴内的填空题及名词解释，自然成为娴熟传统政治，稳重有余而文采不足的士族子弟之最爱，入职官阶略高于进士科，从八品下叙官（上上第）；

元稹拜访李贺，却吃了个闭门羹，被告知“明经及第，何事来见李贺”。来源/纪录片《科举》截图

进士科，主要考文学才华，入职官阶又较明经科低一等，从九品上（上上第）。因为应试无门槛，所以成为寒门庶族子弟的首选。

明法（法律）、明书（书法）、明算（算数）三科，都是偏门的专业技能考试，所以考生不多，且发展空间狭窄，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一般说来，礼部考的是对政治文化及传统案例、执政风格的认知、掌握以及发挥，士子通过礼部考试便具备了做官资格，称为“进士及第”。但实际任用，尚需由吏部复试决定。

唐代殿试对策抄本（复制品）。来源/南京科举博物馆

吏部的复试较礼部简单，以面试为主，穿插笔试——考题更像如今的职业能力倾向测试，偏重于潜力考察。根据各人的仪表、对答、公文处理等能力，给予不同的岗位分配。

礼部把入门关，吏部把分配关，从唐至清，虽然科举内容一变再变，但这套录取/任用体制却基本延续未变。

“官员竞聘”的科目于初起时五花八门，经过一番自然筛汰后，最终只剩下明经与进士两大科——明经科背后是世家大族累积数百年的执政经验，而进士科背后则是寒门庶族庞大的群众基础。

政治精英瞧不起舞文弄墨的酸丁，这是早有历史恩怨在兹的。

早在东汉灵帝时，为了对抗成天研究政治（经学）、煽动负面舆论的太学生，掌权的宦官就使出釜底抽薪之计，成立鸿都门学，收罗一帮没资格研读政治的寒门子弟，改而研究文学艺术等科目。在宦官的关照下，鸿都门学的毕业生出仕待遇远较太学生优厚——从那以后，学政治的和学文学的，就成了职场上的对手，学术上的冤家。

大唐朝又重演了这一幕。

在皇帝引入科举竞聘制后，世家子弟的出仕道路立刻变得狭窄起来：除了少数有资格能够凭借“祖荫”入仕者外，大多数世家子弟只好选择应考明经科，去挤竞聘的独木桥——这就已经够让世家大族不满的了，偏生太宗之后又来了个“新出门户”的武则天当权，她不但继续在政治上压制世家，而且还抡刀子杀人，显而易见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了。

好不容易等到玄宗上台，缓过气来的世家大族立刻发动了反攻倒算。

玄宗天宝九年（750）的敕文中，世家大族便借皇帝之口道：“文学政事，本自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况古来良宰，岂必文人？”给多为寒门子弟出身的进士科文学家们，兜头泼了一盆凉水。

这才仅仅是开始。

唐代宗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又提出，进士科“重文轻儒”，助长了青年官员苗子的浮华作风，实在要不得。建议将“竞聘”改回“推荐”的老套路去。这一提议引起舆论的热议——可不是么？玄宗天宝年间文豪如云，唐诗仙、圣齐出，可还是“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最后闹出个“安史之乱”，杨本人虽为世家子弟，却是进士科出身，又是“竞聘”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所以他的提议极有杀伤力，进士科差点因此被扼杀。

接下来，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77），驸马爷王士平与其妻义阳公主闹婚变，有两个报考进士科的无聊文士将其事迹谱写成乐曲到处张扬，皇帝大怒之下，又差点废掉进士科。

唐文宗开成元年（836），世家出身的宰相郑覃屡次请罢进士科，理由是“南北朝多用浮华，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辞？”认为“此科率多轻薄，不必尽用”。而与郑覃同党的中唐名相李德裕，说得更妙：“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

以上反对进士科的，都抓住了此科选才的天然弱点——科目设置不具备针对性，文笔好和从政经验是两码事；寒门出身的文学之士不懂官场礼节规矩等等。

五代《八达游春图》（局部），画中人物服饰为唐末达官贵人的标配。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然而，尽管被世家出身的政治精英批评得千疮百孔，但以进士科为代表的科举竞聘制度却始终屹立不倒。

奇怪吗？不奇怪。

因为，这套“竞聘”制度的首要目的，从来就不是求才——唐人中还真有明白这一点的，赵嘏“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一语道破了的科举真意。

技术的发展，引发教育普及、知识流播的“多米诺效应”，推进了草根阶层的分化。而以科举为筛网，将草根中的优秀分子遴选出来，一来可以制约乃至取代长期威胁皇帝安危的世家力量，起到平衡政治的杠杆作用；二来又为草根阶层开启了一条合法上升通道（不管它多么狭窄），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起到“泄压阀”的效果。

大唐正是认清了科举的深意，所以尽管对“进士无行”也很窝火，却始终不废科举，而失去了垄断政权技术基础的世家大族，则在与寒门庶族的斗争中，不断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