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军队为什么不能经商？

军队长期驻扎在一个地方，容易与当地关系逐渐融合，形成盘根错节的独立王国。古代封建军队驻扎在外，脱离中央财政的控制将难以驾驭；同时，军队经商将大大削弱军队战斗力，把一支能征善战的铁军，腐蚀成投机倒把的贪生怕死之徒。

古往今来，当权者自然知道军队经商的危害，但限于种种原因，古代军队经商仍然屡禁不止。

在古代，生产力低下，养活一支大军确实不易。《后汉书·西羌传》关于供养汉军边军的费用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钱，府币空竭。”当时，长期对羌战争的花费高达240亿钱，耗空了国家财政。这还是在义务兵时代，唐朝中期之后的募兵制成为主流时，军费更是激增起来。

我们知道，宋代的“三冗”，最要命的是“冗兵”。每年财政支出，军费比例“常居六七”甚至“十居七八”。到了明代，初期还好说，因为明代的卫所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军费压力。随着卫所制的崩溃，明代的军费压力也越来越大，明末财政已经常年处于赤字状态，军费成为压垮大明的重要因素之一。

影视剧中，宋仁宗下决心改革三冗问题，冗兵是首位。来源/电视剧《清平乐》截图

虽然清代的财政一直比较好，即使最糟糕时也好过明末，但沉重的军费压力还是让清政府焦头烂额。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为经济和国防的矛盾苦恼。

除了财政上的苦恼，古代还有一个难题：如何控制驻外军队。在古代，通讯手段十分有限，中央对地方的管理限于距离，驻外的军队常常拥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独特权力。如果中央对地方军队控制过严，财政和精力的支出过大，成本飙升，还容易形成呆板僵化的体制，结果就是屡战屡败。如果赋予军队自由行动的权力，可以大大减轻中央的负担，能让在外的军队因地制宜地灵活行动，对提高国防能力十分有利，但这样的结果就是军队在获得权力后，许多人当了土皇帝，甚至产生“黄袍加身”的冲动。再加上他们与当地豪强的关系逐渐紧密，很容易割据一方。如此一来，军队大员一方面多弄点钱财笼络部下，另一方面自己也能享受，那么经商自然成为他们的必选项。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军队经商已经很难考证，早在战国时期，军队中已经有“军市”出现。此时，军市主要是让军队和商贩交易一些物品所设置的随军集市。军队在军市中进行收租和买卖的收入，可以用于军队本身。汉代，军市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的时期，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在军市中进行买卖，农民和商人可以向军队出售粮食蔬菜美酒衣物，军人可以向他们出售战利品和自己生产的其他物资。“取赡于军市”，已成为汉代“备边”的一项重要国策，军市的收入在汉代的财政收支中竟占据了一定的分量。

到现在为止，“军市”的存在是古代国家对军费问题的一项补充，古代军人用权力和武力去经营独立于军事职能之外的商业，逐渐成了完全无法控制的问题了。这一点在唐代已经成了一项祸患。比如，唐末至五代时期著名的藩镇军阀——凤翔、陇右节度使李茂贞就比较突出，他做生意的办法简单粗暴，利用手中的权力搞垄断。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李茂贞下令“搉油”，即把灯油列为他的专门专卖，搞得百姓最后只能用松明子照明，李茂贞得知后大怒，下令禁止燃烧松明子。伶人张廷范听罢表示，“禁得好，只是禁了松明，还有天上的月亮，应连明月也一并禁止”，弄的李茂贞哭笑不得，此事只好作罢。事实上，李茂贞所经营的可不止灯油这一个行业，在他全盛时期，掌握了二十州之地，晚年也有七州。他在地盘之内大搞垄断经营，不但聚敛了巨额钱财，还有了独立一方的能力和想法。唐昭宗曾想调李茂贞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却遭李茂贞强硬拒绝。唐昭宗见李茂贞如此不服从朝廷，便于景福二年出兵讨伐，却反被李茂贞所败。随后李茂贞领兵进军长安问罪，搞得唐昭宗被迫杀死两个枢密使和宰相杜让能，方才让李茂贞退兵。

田庄大墓出土的汉白玉力士，反映唐代后期武士形象。来源/保定文化旅游

地方军队经商已经到了造反的地步，那中央禁军经商又如何呢？当然会导致第中央军整体性的腐败堕落和武备废弛。唐朝中后期作为中央北衙禁军的主力神策军，他们的本职工作是负责保卫京师和宿卫宫廷以及行征伐事，是维持皇权统治的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自唐穆宗以后，神策军沉迷经商，这支劲旅的战斗力急速衰竭。中晚唐之际，藩镇林立，唐朝中央财政收入大大减少，但军费支出却有增无减。唐朝只好采取多种方法进行“开源节流”，允许神策军经商就是手段之一。

当时，神策军所采取的经商之道，无非是勾结重臣贪污腐败，再与官府于东西两市之中进行欺行霸市、巧取豪夺，还在京畿地区大肆进行采买和收税。在神策军经商的鼎盛时期，甚至在内部设立了专门负责经商活动的 “专知两市回易”。按照西安碑林中《贾温墓志》记载，神策军每年在东西两市的盈利达15万贯，这些钱财被神策军充为自己军费。尝到了经商的甜头后，神策军再不复往日军威，征兵也不像过去那样专挑勇猛善战之士，反而大量招募精于投机倒把的市井之徒、工商子弟进入部队，这样的军队自然战斗力全无。后来，黄巢起义军逼近潼关，神策军在出征之际，长安人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初闻科集，父子聚哭，惮于出征。各于两市出值万计，佣雇负贩屠沽及病坊穷人，以为战士，操刀载戟，不知䥞锐。”曾名震天下的神策军，现如今居然被吓得嚎啕大哭，还出钱去雇人充数。这样一支部队，又怎么能够克敌制胜呢？果不其然，潼关一战，神策军兵败如山倒。

黄巢夺取出长安的进军路线。来源/《中国战争史地图集》

神策军的教训是如此惨痛，本应为后世牢记。但在现实利益面前，军队经商依然是越演越烈。宋太宗至道年间，全国军队数量已经达到66.6万，其中禁军35.8万。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全国禁军更是达到了82.6万。为了供养这些“军爷”，宋代的财政压力巨大，常年的大多数开支都被军费所占有。在沉重的经济压力下，宋代又想起了让军队经商来减轻负担的老办法。宋仁宗时期，范仲淹出镇庆州，他“借随军库钱回易，得利息二万余贯，充随军公用支使外，却纳足官本”。意思是范仲淹用军队的钱做生意，给军政方面赚取了两万贯的收入，可见此时宋军经商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记载，著名文学家滕宗谅曾经派出一百八十七名士兵，用驴车四十辆拉了三百多笼茶去卖，并要求不得收税。

宋军经商的范围越来越大后，甚至还发生了利用职权走私的事情。宋神宗时，秦凤路副总管夏元几用禁军贩运私茶，被检举“侵坏茶法”。神宗得知后下令：“诏转运司劾之。”可见军队的经商已经败坏了国家法治，以至于要天子亲自下令惩罚。南宋大将张俊，他最为知名的事情有两件，一个是参与构陷岳飞，另一个就是经商敛财的功夫。史书记载，他所统领的行营左护军全军共有52312人，他却动用了8000多人去做买卖。除此之外，他还出动他的部队在杭州盖了豪华酒楼“太平楼”，在此宴请官员敛财。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记载，张俊还发展海外贸易，获利几十倍。同时，他还靠着兼并的上百万亩土地收取地租，仅仅这一项收入就达粮食六十四万斛。由于他敛财的功夫过于出名，史书称张俊“家多银”，临安的百姓还讽刺张俊为“钱眼内坐”。到后来由于挣的银子太多，为了防盗，张俊索性把每一千两银子做成一个银球，取名“没奈何”。不过，张俊忙来忙去还是有些成绩，他的部队不愁吃喝，更不愁装备，史书记载张俊的部队有五万余人，但全身防护的铠甲竟有三万副。要知道，一副全装铠甲的成本为三万八千二百钱。三万副全装铠甲的成本就十一亿多钱，折合铜钱一百一十四万余贯。韩世忠军、岳飞军、王躞军等部队则“不如俊之军”，可见张俊的阔绰。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装备精良的阔绰之军，战斗力却羞于启齿。张俊的部队打打流寇土匪叛军或农民起义军还行，面对金军虎狼之师，张俊部的真实水平一下子就暴露无遗了。

《中兴四将图》（局部）中的张俊。来源/国家博物馆

自宋以后，古代军队经商的问题一直难以解决，且越往后越严重。明代虽然一开始也是对军队经商严加管理，但卫所制崩溃后，各个武将开始利用手中职权大搞买卖。明朝末年，皮岛的毛文龙利用自己的特殊地理条件在东北地区靠做买卖发了大财。这股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朝。“三藩”之一的尚可喜，在沿海地区与荷兰、葡萄牙进行贸易获取了巨大的利润。“靠海吃海”，做海上贸易是海军的拿手好戏，到了近代，最著名的军队经商是北洋水师，仗着李鸿章的势力，北洋水师做起了国际贸易，很多军官赚了钱之后，马上买房置地，根据《益堂年谱》记载：“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大沽、烟台、威海、上海等地置办有房产。”可以说是个大富翁。在甲午海战，方伯谦被日军吓破了胆，他临阵脱逃，慌不择路的撞沉了己方战舰扬威舰。

军队是一支吞金兽，长期驻扎在某地，与当地势力逐渐形成利益集团，参与到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朝廷的控制力弱时，很难避免军队经商，如果只是赚点军费，让军头手里有点激励将士的钱财，朝廷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毕竟军饷这东西，总是有些不足。但只有极少数的军官能真正把钱财用于正道，大部分则被金钱腐蚀，以至于自古以来，放任军队经商鲜有可以提高战斗力的例子。军队的主要工作是保家卫国，不是经商谋利。放任军队经商，不但与民争利，还会造成贪腐横行，让军队武备日益废弛。从古代的无数经验中我们可以吸取到这样的教训——绝对不能放任军队经商，否则后患无穷。

参考资料：

《后汉书》 范晔

《新唐书》宋祁、欧阳修等

《鹤林玉露》罗大经

《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

《北洋海军舰船志》陈悦，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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