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也曾是大明忠臣，为什么最后起兵造反？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

1618年4月，努尔哈赤的八旗军袭取抚顺，辽东总兵张承胤在随后追击战中全军覆没。这一重大军情，在即时报至兵部的同时，也进入邸报传向各地。

不久后的河南开封，知府王之臣召开的全体县令例会散会后，通许县令傅国和仪封县令刘廷宣悄悄聊起了最新的时政。傅国问道：“辽东的事好不好解决？（可忧否）”两人作为同一年的进士，私交很好，刘又是辽西人，比较熟悉当地情况。刘廷宣回复：“努尔哈赤是个英雄，不是一般人。过去辽东人经常欺负他们，越境开垦女真土地与开发当地物产等等，矛盾积累已经很深。几十年前，我们就知道这些。现在他白头举事（60岁），辽东的事情不好解决啊（宜可忧）。”

努尔哈赤画像。来源/故宫博物院

这样的言论，自然是很熟悉的人在小范围内才会说出来。而亲身遭遇的努尔哈赤，是这个过程的最大受益者，但也有想讨个说法的情绪，当然这是他羽翼丰满后才有的想法。（下面进入努尔哈赤的第一人称视角）

在一般人的眼里，我擅长的是指挥作战，攻城略地。其实我更擅长的是经济贸易，带领部落赚钱，提高生活水平。

如果说我是贵族出身，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到了我爷爷这一辈，家族居住在苏克素浒河谷地，大约有一个村庄，还能带几十人去抚顺贸易。父亲是爷爷的第四个儿子，只能算是一个建州中产家庭，居住在用泥、木和草盖的房屋，房屋外围有木栅院墙。多年后我到了京师，才知道我们家族合起来都达不到江南的殷实之家。至于名字，就更土气了，我的名字“nuheci”，意为野猪皮，弟弟“shurha”意为小野猪皮、“yarha”意为豹皮，基本是森林动物家族。雪上加霜的是，母亲在我十岁的时候不在了，继母不疼我，父亲又非常听继母的话。到了十九岁，我独立出来，分的家产很少（《满洲实录》）。

由于从小经济压力大，我学会了独立生存。每年三月到五月，七月到十月，我都会和小伙伴一块，进入林海采摘，挖人参、采松子、摘蘑菇，有时候跟着爷爷或者自己独自去抚顺贸易。在抚顺，我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南来北往的客商、宫里来的公公，被欺负过，被欺骗过，也欺骗欺负过别人，我的生意才能初步显现。在入赘世代经商、富甲一方的佟佳氏后，我的生意才得到进一步展现。

因父、祖之死，我们家从大明的赔偿中分得了“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敕书是朝贡、互市的凭证。敕书上面开列领取者的姓名、官衔、颁发日期等，按道理是不可以涂改的。但在实际操作中，以子代父，相互借用，自行涂改更是常见，所以敕书更显重要。后来经过各种方法，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我有了建州的全部敕书500道，哈达的敕书363道，拥有敕书让我和大明的贸易量剧增，分配敕书让体系内更好管理，大明的敕书在我这里发挥了其最初规划的作用。大量的耕牛、铧子等生产工具，布匹、铁锅、食盐、水靴、针线等生活用品进入建州；大量的人参、松子、榛子、木材、蘑菇、木耳、蜂蜜、东珠、麻布、马匹、貂皮、猞猁狲皮等，通过特产换取制成品，土地得到开垦，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而且也影响了大明的社会生活，就京师所见，人参、貂皮已经渐渐进入他们生活中。

当然，大明最关心的是马匹，作为重要军品，马市一直占有很高地位。在建州附近的抚顺、清河、叆阳、宽奠设置了四个马市。而我最关心的是铁器。但大明严格限制铁器输送出边，以前经常出现男人耕地没有铁犁、女人没有针剪做活、家里没有铁锅做饭、射箭缺乏铁的箭头的情况。在刚需的军马面前，刚需的铁器也就管控松了。每次马市规模很大，有数千人之多，开市时，汉人、女真人、蒙古人等熙熙攘攘，融汇一市，开市时间也逐渐放松，有的地方已经形成一些固定的市场。靠着铁器，建州的农业得到了大发展，军队装备也升级换代，通过引进人才，建州也有了冶炼铸造业。

后来的大明士大夫、将军、士兵会感慨我的坚甲利兵，其实都是我贸易的结果。建州没人比我更懂经济。

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去了李成梁将军帐下。从抚顺到辽阳、沈阳、广宁，这一路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李成梁将军的家丁有很多蒙古人、女真人，他们让我知道建州之外的广大部落世界。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多样的大明，骁勇绝伦的军士、贫困孱弱的卫所士兵、走私的边将，也看到辽东官场的尔虞我诈，还看到对待女真的分而治之政策的出台与执行。强盛、强势、威服四方的大明，近看是另一个样子。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我见到了更大的世界，也更加了解这个巨人。

万历十八年（1590）四月，已经是都督佥事的我带着108个人，打包好朝贡的人参、貂皮、东珠、蜂蜜等物品。第一次进入山海关，到达了只在前辈口耳相传中出现的京师。

去京师确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带上几百人的队伍，朝廷会供给马驴车辆，沿途管吃管住。虽然一些官员会有克扣，但比起建州的生活还是强了很多。到了京师后，吃住均在礼部会同馆。会同馆的待遇非常好，房舍铺陈讲究，酒肉茶面饮食等保障到位，如果身体不舒服，“即与医药”。据说这里有三百名厨师，专门给贡使做饭。朝廷还会宴赏，为国家立下功勋的重臣会主持宴会并进行简短的发言，我们在一片礼乐声中感受盛世祥和。按照我的级别，朝廷还会赏赐采缎一表里，绢一匹，折纱绢一匹，素丝衣一袭，靴袜各一双，这都是多年前难以想象的财富，祖父在抚顺的贸易都舍不得买这么多布匹。宴赏结束后，还可以在会同馆门口摆摊三天，很多来自建州的特产销售一空，我们也会给建州的女人买点京师女人用的物品。

万历二十一年（1593）闰十一月，我第三次赴京师朝贡，不像上次充满新鲜感，但能感受到倭寇侵略朝鲜半岛对朝廷的影响。为此我多次向朝廷请命，但均不获允。

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月，我第五次到达京师，在宴会上见到了泰宁侯陈良弼。据说陈侯家在京师的住宅很大，称为泰宁侯胡同，应该比我在建州的府邸好太多。三年后，我第六次进京，再次见到了陈侯。

万历三十九年（1611）十月，我带着250人第八次到达京师，获得朝廷双赏。这前后，我掌握的敕书越来越多，入贡的人自然也就越来越多，而朝廷却要限制人数，万历四十三年（1615）只让十五名贡使进京，真是百里挑一。当然去京师的上千人中确实会有一些素质低的，如索要车价、殴打驿卒。后来我对朝廷的使臣董国云说：“既嫌人多，我只差十六个人进贡领赏，一路自备盘费，也不用里边酒饭。”“里边因何偏护北关，只说我不忠顺；若我在墙里动一草一木，就是有罪；若兵马出来救北关，说不得不动手相杀。”凭我对大明的了解，朝廷可能怀疑我了。不过蓟辽督抚还是很信任我的，认为我“唯命是从”。

在这二十年里，我八次到达京师，见到朝廷的政局越来越乱，文臣之间的斗争很激烈，朝廷最明显的是礼部的官员都没配备完整，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在减少；中原的经济文化也了解了一些，我买了《三国》和《水浒》，从中学了不少东西；大明的贵族、勋戚、文臣汲取了大量的土地，而民间的百姓日子却越来越苦；在边防线上，士兵苦不堪言，卫所士兵月粮只有四钱，糊口都不够，每年承担修筑长城、防御蒙古等任务，高强度的工作与低廉的收入，导致家里非常苦，也让人不愿来边防线；到了辽东地面，更是“财殚力竭，万无生理，闻见惨然”。

而我则结合女真习惯，学习大明边军的建置、装备，包括戚继光的练兵，来改良我的部队，我在女真统一战争中的战术和后来在辽东战争的战术就学习了李成梁将军在叶赫山城攻坚的战术。值得一提的是，我还有一位负责汉文文稿的先生——龚正陆，并给他取了女真名字“歪乃”，他是浙江绍兴人，辗转到了赫图阿拉，我让他掌管文书，教我的孩子读书。他经常给我讲大明的各种情况，让我更加熟悉大明。自然在这过程中，他也借着机会赚了很多钱，“有子姓群妾，家产致万金”。

在我之前，辽东经常有各种乱象，王杲、王兀堂、阿台多次犯边。我从起兵开始，就为大明守边，三十年里兢兢业业，辽东东部边防线非常安宁。

在万历十一年（1583），朝廷封给我指挥使一职（辽东边外有几百个这样的头衔）。因为朝廷的支持与认可，我在家族中的影响力迅速提高。万历十七年（1589），有住牧木扎河部人掠夺大明柴河堡，并射杀巡逻骑兵，我出兵斩杀该部首领献给朝廷，明确“忠于大明，心若金石”。这件事，朝廷给予我很高评价：

惟建州奴酋者势最强，能制东夷。其在建州，则今日之王台也。既屡送回被掳汉人，且及牛畜，又斩犯顺夷酋克五十献其级，而慕都督之号益切，则内向诚矣！及查其祖、父，又以征逆酋阿台为我兵向导，并死于兵火。是奴儿哈赤者，盖世有其劳，又非小夷特起而名不正者也……若录奴酋父、祖死之功，即当与之都督亦不为过，而献斩逆酋之级，则又与明例合矣。奏入，上从其请，准与都督佥事。此奴贼受我殊恩之始也。

因此，我升为都督佥事。到了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我向朝廷请封龙虎将军。这一称号超过一品都督，在女真世界有广泛影响力。以前，哈达部的王台获得过。龚先生先后为我起草四道奏文，因为朝廷复杂的人事问题，李成梁将军被免，我的事也就卡住了，最终不了了之。但在东事起后，我主动向大明兵部尚书石星禀报，请求领兵前往驰援，并给朝鲜国王发文，“今朝鲜既被倭奴侵夺，日后必犯建州。奴儿哈赤部下原有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皆精勇惯战。如今朝贡回还，对我都督说知，他是忠勇好汉，必然威怒，情愿拣选精兵，待严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杀倭奴，报效皇朝”。最终，依然是由于复杂的人事关系，我的请求再次搁浅，“吾欲领兵驰救，禀报于石尚书，不见回答，故不得相援”。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随后的几年里，我与海西女真部落多次作战，那些没有经历“交马接刃，碎烂甲胄”的公子哥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为大明守卫的边墙进一步扩大。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鉴于我对大明边防的贡献，蓟辽督臣蹇达为我积极争取龙虎将军称号。这次终于如愿。

我的生意越来越大，军力越来越强，我对大明非常了解，我为大明守边三十年，而大明的官吏并没有适时改变他们对我的认识，尤其是大明干涉我对哈达、叶赫的作战更是让我不满。

努尔哈赤对女真各部的战争。来源/《中国战争史地图集》

万历四十五年（1617），女真遭到很大的饥荒。“民间饥困之患，近古所无，流离道路，饿莩相望。雨水周足，民有耕种之望，而种子、农粮俱乏，至有抱农器而饿死于田野〔者〕，极为矜恻”。我最初让老弱自行寻找出路，但“赤身乞食”“老弱填壑”的现象引起了内部的矛盾。

民众成了难民，而这些年被压制的对大明的情绪也得到进一步发酵，输出总是比火山在自己这里爆发好。父、祖的事情经过解读后对于凝聚家族成员有用；关于明人干涉女真内部（主要帮助是海西女真）事务，对于带动军将的情绪很有价值；关于明人越边开垦、偷采容易激起广大部民的情绪，由此而整合形成“七大恨”。

在完成内部凝聚后，我对大明发动突袭，袭取抚顺与歼灭张承胤部，获得牲畜三十多万以及大量的粮食和财务，极大缓解了灾荒带来的危机。

但战争爆发后，大明开始边境封锁，粮食、布匹在女真极度缺乏，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很大。在随后的几年里，看着地盘在扩大，而内部的压力并没有减少。战争带给大明天下骚动，但我也没好到哪里去。我制造了一个更大的危机来解决眼前的危机。

野火被点燃，再也没有停下来。

参考文献：

《努尔哈赤评传》《明神宗实录》《辽广实录》《清太祖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