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人们是如何放弃速战速决的幻想，打成了堑壕战的？

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除了以惨烈的战争过程来提醒人类珍惜当下和平之外，也提醒任何一个军事大国，不要一味抱着昔日荣光的幻象，轻言扩大战事。

毕竟，在一战爆发之前，各国几乎全抱着速战速决的打算，最终却被拖入了堑壕战的泥潭。

自现代意义上的“总参谋部”于19世纪下半叶出现在普鲁士王国之后，战争的缘起和进展便不仅取决于君王和将帅的情绪，而是由一个个决定性变量的比较、无数次图上推演的修成，而最终形成的拥有众多分支情节的“剧本”。而基于欧洲当时剑拔弩张的形势，早在一战之前，这些关于战争的“剧本”很早便已完成，并仍在不断地修改和打磨。

作为欧洲列强的后进，德意志第二帝国很早便确定与矢志复仇的法国及其盟友沙俄必有一战。毕竟，在凭借武力统一德意志的过程中，柏林得罪了太多的邻居，其日益崛起的国际地位，更成为当时的世界老大——“日不落帝国”的围猎对象。

一战前的欧洲局面。来源/地图帝

尽管深陷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但作为昔日普法战争的亲历者，时任德国前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元帅依旧信心满满。在他看来，为了收复普法战争中割让的阿尔萨斯、洛林两地，法国很可能会主动进攻。但沙俄则受制于动员机制和落后的交通网，很可能会较晚进入进攻状态。

因此，施利芬设想德国只需要在东线以最低限度的兵力阻止动员较慢的俄军；西线则以德军的全部精锐迅速击溃法国的武装力量，再利用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网，将部队调往东线，最终击败沙俄，德国便能在两三个月内赢得整个战争的胜利。

施利芬对自己的计划充满信心，认为自己的部署必将重现古罗马时代“坎尼会战”的辉煌。据说其临终之前还在喃喃自语道：“战争一定会来，务必要强化右翼。”但他的继任者小毛奇似乎并没有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修订了“施利芬计划”，将右翼的兵力削减为52个步兵师和7个骑兵师，抽出7个师用于加强左翼，同时加强了东线力量的防御力量，这些无疑削弱了德军西线进攻的力量。

“施利芬计划”示意图。来源/网络

关于小毛奇对“施利芬计划”的相关修正，后世颇多非议。但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小毛奇的这一系列调整却也属于无奈之举。一方面威廉二世出于政治和血缘关系（荷兰女王威廉明娜是威廉二世的姑妈）的考虑，不主张德军侵犯荷兰中立国的地位。导致德军在战时右翼最北部的两个集团军不得不由于道路拥堵，而缓慢地通过比利时的列日隘道。另一方面，德军在西线将面对法国陆军5个集团军的全部兵力，仅仅依靠原本8个师的兵力显然是挡不住的。担心法国陆军一举冲入莱茵河腹地、威胁德国工业中枢的小毛奇才被迫做出相应的调整。

无独有偶，法国方面对德军所拟定的“施利芬计划”也并非一无所知，也引发了陆军高层的激烈争执。法国总参谋部的基本看法是——“德军右翼越强，对我方就越是有利”。德国人右翼大军还要穿越中立国比利时的领土才能进入法国，而自己的刺刀却可以直接捅穿阿尔萨斯-洛林，直抵莱茵河流域。但一线法国陆军各集团军却认为如此对冲太过冒险，时任法军总司令的米歇尔将军认为，法国军队应该无视比利时的中立，抢在德军之前进入其领土布防，真正实现拒敌于国门之外。

可惜，法国政府不愿授人以柄，米歇尔愤然辞职，总参谋长霞飞取而代之，而法国陆军内部的争吵已经令他无法坚持初衷。法国人进行了一系列两头兼顾的修订。霞飞计划一旦战争爆发，法国陆军的主力将立即实施两路进攻，3个集团军攻入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与此同时，剩下2个集团军则转向西北，防御从比利时一线突入法国国土的德军主力。小毛奇和霞飞的决断不可谓不周全，却无意之中各自错过了给予对手致命一击的机会。

作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盟友，奥匈帝国也很早便开始拟定自己的作战计划。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道夫制定了两个战争计划：“B计划”是仅同塞尔维亚作战；“R计划”是同时与塞尔维亚和沙俄作战。有趣的是，赫岑道夫还制定了多个针对同盟意大利的战争计划。

从军人的角度来看，赫岑道夫深信奥匈帝国与意大利之间有着诸多不可调和的利益纠葛，一纸盟约并不足以将两个国家捆绑在同一条战壕里。不过，无论是怎样的战争计划，赫岑道夫都认定奥匈帝国要想获取胜利，必须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共同进退。

无独有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认定日耳曼与斯拉夫两大民族的决战迫在眉睫。而“高卢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必将站在斯拉夫人的那边。在1912年12月8日的“御前会议”上，虽然代表陆军的总参谋长小毛奇、提出战争既然不能避免，那么便应该由德国率先发起，甚至“越快越好”。

威廉二世视察军队。来源/网络

但代表海军的提尔皮茨却提出德国至少要等到1914年的夏天才能发动战争，因为届时连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基尔运河将拓宽完毕，德国海军的主力舰可以在两片海域之间迅速调动，更好打击英国或沙俄海军。对于这样的说法，小毛奇嗤之以鼻。他预言再过18个月，海军照样没有做好准备。这样的拖延只能让协约国方面加速扩展军备，最终令德国处于不利的境地。从后世的情况来看，小毛奇的预见非常准确，只是在当时没有人愿意相信，德意志帝国耗费巨资打造的舰队最终将成为常年停泊在军港的困兽。

与此同时，协约国阵营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战争准备和各类兵棋推演。1910年1月，英国参谋学院院长亨利·威尔逊准将访问法国，与法国陆军大学校长福煦准将进行了一次颇有意思的交谈。

威尔逊曾问道：“英国至少要派出多少兵力才能对你们有所帮助？”

福煦则回答：“一个士兵就够了，不过我们一定要看到他战死沙场。”

这段对话可以被视为长期以来英法军队之间互不服输精神的延续，同时也是同仇敌忾的写照。回到英国后不久，威尔逊就在自己办公室的一整面墙上贴上了比利时地图，图上每一条他认为德军有可能通过的道路都被清楚地标记出来。

1911年7月20日，威尔逊签署了一份备忘录，明确写明：一旦战争爆发，英国陆军将出动6个步兵和1个骑兵师，总计15万大军将在法国北部沿海登陆，改乘火车开赴指定地点集结，并在13天内投入战斗。虽然这个数量的英国军队对战局很难产生决定性影响，却能表明大不列颠的态度，而如何瓦解德国人在兵力上的优势，英、法其实把宝压在了沙俄身上。

沙俄自从兵败日本后，也迫切需要一雪前耻。为此沙俄向法国承诺将用于德国前线的80万陆军将在动员第15天全部送达。但沙俄的铁路与此项任务显然不相适应。在动员期间，平均每一个沙俄士兵的输送里程是700英里，为德国兵的四倍，而当时沙俄每平方公里的铁路只及德国的十分之一。 

德国的铁路系统包括十七条通向东普鲁士的路线，可以每天行驶五百列列车；这样的系统可以在短时期运送一支庞大的军队。多条支线从干线分叉到许多边境地区，以迅速调动部队应付突然事件。奥匈帝国则造了七条铁路线经由喀尔巴阡山脉通向加利西亚，每天的运输量是二百五十列列车。与之相比沙俄从主要内地城市到华沙只有六条铁路线，支线也太少，没有什么军事价值。

据说，在奥匈皇储斐迪南大公于萨拉热窝遇刺后，威廉二世曾产生过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找来正帮着签发各种命令的总参谋长小毛奇，告诉他：“现在我们可以只同沙俄作战了。我们干脆全军挥戈东进！”而小毛奇的回答则是：“这不可能办到。成百万大军的调动部署不可能临时调整。如果陛下坚持要把全军带往东线，那这支军队将不再是一支枕戈待旦的军队，而是一群带着枪却没有给养供应的乌合之众。单单安排他们的那些给养，就花了整整一年艰巨复杂的劳动才完成的。”最后他说，“凡事一经决定，就不能变动”。 

事后，德国铁道兵军官冯·施塔布将军特意写了一本书，以大量篇幅的图表和图解，说明他如果在8月1日得到通知，德国陆军可以在七个集团军中留下三个集团军守卫西线，把余下的四个集团军于8月15日前调运到东线。而另一些当事人则宣称毛奇本人曾承认，一开始就袭击法国是个错误。“应该先将我军大部分兵力派到东线粉碎那部沙俄压路机，而把西线的军事行动限于击退向我国境进犯的敌人”。但这些说法其实毫无意义，因为就在拒绝威廉二世改动战略计划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小毛奇便发现德国军队正按预定计划开入中立国卢森堡境内以夺取一处铁路枢纽。他本人却不能在取消行动的文件上签字，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凡事一经决定，就不能变动。”

就这样，欧洲列强们如一列列开足马力的列车在固定轨道上迎头撞上。战前幻想中的速战速决，很快便因为双方作战计划的高度针对性，变成了一场消耗战。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由发动进攻的突然性和部队的机动性，转化为双方工业生产力和后备兵力的比较。

在剧烈的消耗面前，沙俄原有的武器储备最先被消耗殆尽。例如，每门76毫米火炮配备的1000发炮弹原计划打1年，实际上只能打16天；原计划每月生产20万支步枪、2000挺机枪、400门火炮、2亿发子弹和150万发炮弹，勉强能支撑起沙俄陆军的消耗，但兵工厂每月只能生产3万支步枪、216挺机枪、120门火炮、5000万发子弹和40万发炮弹，仅为预定产量的15%到30%。 

一战中的沙俄士兵。来源/网络

与军工系统的孱弱相比，沙俄的人力储备长期被认为是克敌制胜的法宝。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欧洲各国都不断完善自身的动员机制。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正是凭借完备的后备军动员机制战胜了号称欧洲第一陆军的法国。尽管一线常备武装只有30多万人，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德国储备了490万名接受过军事训练的预备役武装人员。

法国人口大大少于德国，适合服兵役的大概只有德国的6成。法国更为彻底的兵役制度却保证战争爆发后，超过500万名接受过军事训练的成年男子源源不断走上战场。由于潜在兵力不足，法国人还组建了“外籍军团”。

沙俄帝国在战前错估了形势，实行了一次极不成功的陆军编制改革。由于判定未来的战事将以速决战为主，沙俄在战前强化了以步兵为主体的野战部队，组建了7个新步兵师，使野战部队的总量增加13%，营的数量由1110个增加到1252个。原有的独立预备部队和要塞守备部队被撤销。结果，原本作为后备力量的12300名军官、334500名士兵一开战便投入战场。而战时动员起来的预备役步兵师，却是由19名军官、262名士兵为核心的预备团扩编而成，其战斗力不仅与沙俄一线部队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更无法与精锐的德国后备军相抗衡。可以说，战前沙俄此番的陆军编制改革是杀鸡取卵、得不偿失。1914年损失的兵员可以得到补充，但被驱赶上前线的绝大多数新兵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

有趣的是，军事力量孱弱的沙俄却用另一种方式拖住了德意志第二帝国西进的脚步。在1915年德国陆军内部出现了所谓“东线派”和“西线派”的纷争。“东线派”的代表人物有1914年在坦能堡名利双收的兴登堡及其参谋长鲁登道夫，在战场上洞穿了沙俄的虚弱后，两人力主集中兵力在东线给予莫斯科致命一击。

而接替小毛奇出任总参谋长的埃里希·冯·法金汉则作为“西线派”的领袖，认为兴登堡在东线取得战术胜利毫无意义，因为沙俄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和人口储备，即便可以逼迫沙俄退出战争，最终德国仍需在西线与英、法决一死战。最终的结果恰如法金汉所预料的那样，德国虽然在对沙俄的战争中最终占据了上风，却错过了将英、法置于死地的绝佳机会。虽然在沙俄崩溃之后，德国一度将全部兵力用于西线，但美国已然参战，德意志第二帝国在筋疲力尽之下，最终也走向覆灭。

11月11日上午5时，随着新组建的德意志共和国代表团在贡比涅森林一节火车厢内签订了等同于降书的停战协定，疲惫的士兵们从堑壕和散兵坑中爬出来，以各自的方式庆祝胜利或者失败——有的祈祷，有的致敬，有的干脆从原先的敌人那里乞讨香烟。

或许在德国陆军的眼中，德国的战败并非是因为他们战斗的失利，而是源于海军方面畏敌如虎、不惜揭竿而起却不愿放手一搏的怯弱；源于以总理马克西米利安为首的文官阶层排斥鲁登道夫等所谓“爱国将领”、执意向帝国屈膝纳降的无耻；更源于德国国内的犹太财阀长期以来囤积居奇，以致饿殍遍野、哀鸿四起的贪婪。

但如果从更理性的角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真正断送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恰恰是德国陆军本身的跋扈和骄横。当脆弱的苏维埃政府不得不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和约》以换取短暂的和平之际，德国不仅终于摆脱了开战之来始终被困扰的两线作战，更获得了东欧最为优良的粮食主产区——波兰、乌克兰平原。如果德国政府可以在西线继续维持守势，用心经营这片辽阔的占领区，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不断消磨民心和军心的饥馑问题。

签署《布列斯特和约》。来源/网络

可惜鲁登道夫为首的德国容克军官团没有这样的耐心和战略眼光，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战争只有不断进攻、进攻和再进攻这一种模式。即便是被迫选择防御，也是为下一轮的进攻积蓄力量。而如何维持一支军队乃至一个国家发展、存续，从来不在他们的思考范畴之中。

并不存在的“背后一刀”，无非是德国陆军内部容克军官团的遮羞布，但从更高的历史维度望去，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确存在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控整个战局。一支数量庞大且接受专业训练的常备军是工业化时代强国的标准配置，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的全民军队本身便与君主制并不相容。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归根结底并不是一次中世纪的王权争霸，而是新兴的工业资本为了瓜分和独霸世界市场和殖民体系所进行的角逐。表面上是奥匈帝国的约瑟夫一世、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先后按下了战争的开关，但是在背后推动战争的始终是各国强大的工业资本。

资本的天性是逐利，如果能够迅速瓦解对手的抵抗，打一场几个月之内便能分出胜负的战争，客观上并不是一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战争。因为需求刚刚被激发便戛然而止，工业化时代强大的产能根本无从释放。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场旷日持久、无休止吞噬所投入的一切人力、物力的拉锯战才更符合工业资本的需求。因为政府需要不断加大工业投入，发布军需物资的订单，才能保障源源不断被动员起来的爱国青年，或被编组成齐装满员的师旅奔赴战场，或送上崭新的无畏舰奉命出海，然后逐渐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耗殆尽。正是基于这一点，尽管绝大多数参战国都深知在1914年秋天之后，速战速决的梦想已然破灭，仍没有任何一方愿意伸出手中的橄榄枝去寻求和平。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所带来的巨大伤亡和物资的匮乏，开始引发各国民众的不满。同盟国方面由于在北海和地中海方向遭遇封锁，海外贸易几乎停滞。粮食和各种工业原料的缺乏，令德国和奥匈帝国强大的战争机器和热情高涨的民众逐渐在入不敷出中陷入饥荒和迷茫。1916年初，德国和奥匈帝国均不得不开始对食物和工业制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而协约国方面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为了阻挡德国强大的武装力量，无论是西线的英法还是东线的沙俄，都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厌战情绪全面蔓延，士兵开始逃离前线、工人走上街头，这些不满最终汇聚成革命的井喷，资本惶恐地踩下了战争的刹车。随着一切归于平静，那嗜血的贪恋又会借由着人性的黑暗而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