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ID:essra31）
文章原刊于《国际论坛》2020年第4期。
▲ 叙利亚北部毁灭性的地震过后，人们在废墟中寻找生还者。图源：AP
叙利亚问题是当前中东地缘政治变迁的晴雨表，深刻影响中东乃至世界的安全。美国和俄罗斯的互动则是影响叙利亚问题的结构性变量，在某种意义上左右了该问题的走向。2019年10月，美国从叙利亚撤军，打破了原有的地缘政治平衡，土耳其出兵叙利亚库尔德地区，再次引爆了各方的矛盾。2020年初，土耳其与叙利亚政府更是在伊德利卜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导致双方数百名士兵身亡，近百万平民流离失所。可以说，当前叙利亚问题进入新的阶段，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国内外学界对于叙利亚问题中各方立场和互动多有探讨，但是从美俄博弈的角度系统剖析叙利亚问题的成果较为鲜见。本文通过对美俄在叙利亚相互博弈内在动力的阐释，以期为客观认识叙利亚问题的走向提供参考。
1 当前叙利亚问题的新发展
叙利亚问题产生后，大致经历了由民间抗议活动到内战再到反恐战争的转变。在美俄打击下，“伊斯兰国”土崩瓦解，叙利亚政府和库尔德人逐渐填补“伊斯兰国”留下的权力真空。土耳其更是四次大规模入侵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地区。特别是2019年10月，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引发了叙利亚国内外各种力量的连锁反应，进而造成叙利亚局势的一些新变化。
第一，叙利亚国内各派力量的分化与重组。“伊斯兰国”溃败之后，其控制的领土迅速被其他力量填补。叙利亚政府军收复了阿勒颇和幼发拉底河以西、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约占叙利亚国土面积的60%；库尔德人在美国的支持下则占有幼发拉底河以东和以北的地区，占叙利亚领土的30%，实现自治；叙利亚反对派主要集中于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部分地区，约占叙国土的10%，其中“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占主导地位，但反对派之间冲突严重。伊德利卜成为“9·11”事件之后“基地组织”的大本营。叙利亚反对派大都得到境外力量的支持，具有“代理人”属性。叙利亚政府军得到俄国和伊朗力挺，库尔德人则依赖美国，叙利亚反对派受到土耳其及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经反恐战争一役，叙利亚反对派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政府军和库尔德人的力量得到加强。美国撤军之后，在土耳其的军事压力下，库尔德人不得不与叙利亚政府进行一定程度合作，邀请叙利亚政府军进入库尔德地区抵御土耳其的军事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叙利亚政府军与库尔德人的联盟，深刻影响叙利亚局势的未来走向。
第二，叙利亚问题的焦点转向叙利亚北部地区。叙利亚问题最初爆发在南部的德拉市，内战爆发后西部的大马士革、哈马和阿勒颇等主要城市是各派争夺的焦点。2014年，“伊斯兰国”兴起后，叙利亚东部和南部“伊斯兰国”的腹地成为各派打击的对象。2017年，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在叙利亚设立四个冲突降级区，其中的三个已基本被叙利亚政府军收复，只剩西北部的伊德利卜。如今，叙利亚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北部地区，特别是美国撤军之后，各方在北部地区争夺空前激烈。
如今，叙利亚北部的冲突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一是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该地区是叙利亚反对派最后的据点，极端组织“沙姆解放组织”与叙利亚反对派矛盾丛生、冲突不已，叙利亚政府也多次进攻伊德利卜，出现了“伊德利卜危机”。尽管2018年9月俄罗斯和土耳其达成一致，在伊德利卜周边15—25公里建立非军事区，避免冲突加剧。但效果不彰，不仅未能化解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土耳其的冲突，反对派与“沙姆解放组织”也龃龉不断。土耳其与俄罗斯在此地的矛盾不断升级。2019年末，在俄罗斯支持下，叙利亚政府军向伊德利卜的反对派发起进攻，导致土耳其军事介入。2020年2—3月，叙利亚政府和土耳其在该地爆发军事冲突，致使双方数百名士兵丧生，近百万难民流离失所，涌向土耳其边境。尽管土耳其和俄罗斯达成停火协定，但冲突并未根本化解。
二是叙利亚北部与土耳其接壤的库尔德地区。“伊斯兰国”溃败后，叙土交界地区基本上为库尔德人占据。2018年1月，土耳其发动“橄榄枝行动”，从库尔德人手中夺取叙西北部边界的阿夫林地区。2019年10月，美国撤军后，土耳其又发动了“和平之泉”行动，占据了叙土边境地区大片领土，驱逐库尔德人的力量。这导致叙利亚北部地区局势复杂化。库尔德人邀请叙利亚政府军进入叙土边境抵抗土耳其人。最终，俄土达成一致，在土叙边境建立缓冲区，由俄军和土军联合巡逻，缓冲区南部则由俄叙联合巡逻。因此，叙利亚境内外各种力量在北部地区进行角逐，各方呈犬牙交错之势，使本已明朗的叙利亚北部局势复杂化，存在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
▲ 叙利亚地震波及区域的各方势力范围分布，其中：北部深绿为土耳其与叙反对派“橄榄枝行动”范围，北部浅绿色为土耳其与叙反对派“幼发拉底之盾”行动范围，西部青色为沙姆解放组织及其他势力，粉色为叙利亚政府军，黄色为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图源：USAID第三，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曙光初现。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叙利亚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当前，主要有两大机制：一是联合国主导的“日内瓦进程”，该机制由联合国于2012年发起，以联合国安理会2015年通过的“2254号决议”为基础，要求各方停火，制定新宪法，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大选等。6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仍试图以制宪和民主选举作为手段，颠覆复兴党政权。二是俄罗斯主导的“阿斯塔纳进程”。2017年，在“伊斯兰国”溃败的背景下，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共同发起了该和平进程，旨在推动内战各派停火，鼓励各方进行和谈。
近年来，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出现了曙光，先是俄罗斯主导的“阿斯塔纳进程”宣布在叙利亚设立四个冲突降级区，对叙利亚各派斡旋，率先设立“宪法委员会”。开启政治过渡进程对于缓和伊德利卜的紧张局势具有积极意义。2019年9月23日，“日内瓦进程”获得重要突破。在联合国斡旋下，叙利亚各派以“2254号决议”为基础，成立了囊括国内主要派别的宪法委员会，修订宪法，进而政治解决叙利亚冲突。该委员会成员主要有三类，各为50名代表：一是反对派代表；二是公民社会的代表，由联合国推荐，叙利亚政府从中遴选产生；三是叙利亚政府的代表。三派各选15人组成“制宪分会”。该委员会已于2019年10月末召开会议，商讨修宪。叙利亚政府和主要反对派都予以承认，这是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问题的重要突破。但是，由于叙政府和反对派在议题设置上存在矛盾，宪法委员会进行两轮会谈后陷入僵局。
第四，叙利亚开始由军事冲突转向经济重建。近年来，叙利亚政府军再次夺取了叙利亚的主导权，局势逐渐明朗，重建成为重要议题。叙利亚政府认为军事上已取得胜利，叙利亚问题进入“后冲突阶段”。2017年，叙利亚政府制定了“战后国家发展计划”（Nat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Post-War）。2018年，俄罗斯试图启动叙利亚重建，但无法填补巨额的重建资金缺口。据估计，叙利亚重建大约需要2500亿到4000亿美元，是叙利亚战前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倍。2019年，叙政府的重建预算仅为25亿美元。为此，俄罗斯两次向欧洲提出重建方案，即欧洲国家向叙利亚提供重建资金，以换取安置在欧洲的叙利亚难民。但遭到欧盟、美国乃至叙政府的反对。西方国家仍然将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复兴党政权的垮台作为提供援助的前提，反对向叙利亚政府控制区提供重建援助。美国主张由沙特等阿拉伯产油国为叙利亚东部库尔德控制区提供一定的重建援助，同时加大对叙利亚政府的制裁。欧盟紧随美国其后制裁叙利亚。西方的双边制裁是叙利亚经济重建难以启动的最直接原因。这也体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不愿面对叙利亚政府重新获得主导权的现实。叙利亚政府则担心难民的回流会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叙利亚的全面重建仍然有赖于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
▲ 叙利亚政府2021年预算计划为8.5万亿叙利亚镑（27亿美元）。自 2010 年以来，叙利亚的人均预算支出下降了 70%，反映了政府财政的持续困难。图源：atlantic council不难发现，叙利亚问题“危中有机”。在其发展演变中，外部力量的介入尤其是美俄的博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谓是叙利亚问题的结构性变量。当前叙利亚问题的新发展一定程度上也是美俄互动的逻辑结果，两者的博弈以及由此造成的叙利亚各派力量的分化重组和中东地区秩序的变迁，将成为塑造未来叙利亚局势的关键因素。
2 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博弈
叙利亚是中东地区的地缘中心，历来是周边强权和域外大国争夺的对象。冷战期间，叙利亚便是美苏在中东博弈的焦点。叙利亚是苏联在中东的支点国家，是“苏联在中东的影子”。而美国则对叙利亚的打压不遗余力。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恐国家”名单，并对叙利亚实施制裁。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试图颠覆叙利亚政权。2000年之后，俄罗斯重新塑造其世界大国地位，开始重返中东，俄叙军事合作也日益密切。2011年初，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美俄迅速介入其中，使叙利亚问题变成十分复杂的代理人战争。当然，美俄两国的立场随着局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第一，美俄围绕叙利亚复兴党政权存续的斗争。2010年末，阿拉伯世界陷入动荡之后，美国奥巴马政府一改上任之初对阿拉伯世界的温和政策，转而支持反对派，颠覆中东的反美政权。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初，奥巴马政府承认反对派的合法性，要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立即下台。2012年，美国宣称化武问题是叙利亚问题的红线，威胁使用武力。2013年，叙利亚化武危机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复制“利比亚模式”，操纵联合国设立禁飞区，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颠覆复兴党政权。
美国的步步紧逼威胁俄罗斯在叙利亚乃至中东的核心利益，后者开始积极支持叙政府，反对“人道主义干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出，在叙利亚、也门和巴林等国复制利比亚的经验非常危险。截至2019年12月，俄罗斯十四次否决联合国安理会的涉叙决议，断绝西方武力干涉叙利亚的企图。俄罗斯劝说叙利亚政府销毁化学武器，美国被迫予以支持，最终化解了化武危机。此外，俄罗斯还向叙利亚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俄罗斯的强力介入避免了叙利亚复兴党政权重蹈卡扎菲政权的命运。
第二，美俄围绕叙利亚反恐战争的博弈与合作。叙利亚危机初期，美俄更多采用政治和外交手段，扶植代理人影响叙利亚局势的走向，并未直接军事介入。“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危及中东乃至世界的安全，美俄开始军事介入叙利亚问题。2014年9月，美国等西方国家率先对“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空中打击，并且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训练和情报，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和库尔德武装抵抗“伊斯兰国”。从2011年到2017年，美国向叙利亚提供了60亿美元的援助。在“伊斯兰国”、叙利亚反对派的双重打击下，叙利亚政府丢城失地，面临着垮台的危局。2015年9月，俄罗斯在叙利亚政府邀请下，开始对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进行打击。这也是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后第一次军事介入中东问题。
美俄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体现了双方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两国对于极端组织存在不同的定义。美军及其支持的反对派不仅打击“伊斯兰国”，也将什叶派民兵及政府军视为极端组织，予以重点关注。俄罗斯则将美国支持的反对派界定为极端组织，进行军事打击。通过军事介入，美俄试图继续加强在叙利亚的影响力。但是，双方也存在一定的合作，“伊斯兰国”是两国共同的威胁。2015年，美俄签订备忘录，建立在叙利亚问题上直接联系的机制与渠道，避免两国军队擦枪走火。2016年，美俄多次发表联合倡议，呼吁政府军和反对派停止敌对行动，减轻暴力活动，但收效甚微。
第三，美俄围绕叙利亚政治过渡之争。美俄军事介入的直接后果便是叙利亚国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2017年底，“伊斯兰国”败亡后，叙利亚政府在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下转危为安，收复大量领土，填补“伊斯兰国”控制区的真空，一举成为叙利亚内战中最具实力的派别。叙利亚重建也因此提上日程。2015年末，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2254号”决议，使美俄在叙利亚重建问题上达成一定共识。例如，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以及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制宪与重建等。
但是，美俄仍具有严重分歧，对于该决议也存在不同解释。特别是2017年叙利亚政府收复阿勒颇之后，叙利亚政府军取得了叙利亚内战的主导权。俄罗斯开始另起炉灶，与土耳其、伊朗发起“阿斯塔纳进程”，将美国排除在外，试图继续维系复兴党政权的统治。这是冷战结束以来，中东局势前所未有的变化，美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中第一次被边缘化。美国一方面仍然强调“日内瓦进程”在叙利亚问题解决中的核心地位，尤其是以安理会“2254号决议”作为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的基础，谋求“政权更迭”；另一方面则抵制俄罗斯的重建方案。美国等西方国家多次以化武问题为由头，对于叙利亚政府军和什叶派武装予以打击，旨在向俄罗斯施压。
美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叙利亚问题的走向。俄罗斯是叙利亚政府最重要的外部支持力量，这使复兴党政权免于遭受“人道主义干涉”和政权更迭的厄运。美俄在叙利亚的反恐战争重新塑造了叙利亚的政治、军事格局。阿萨德政权借此重新取得优势，库尔德人在美国的支持下占据了半壁江山。美国撤军之后，叙利亚的力量平衡被打破，各派将面临新一轮的洗牌，势必将对叙利亚问题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4 美俄博弈叙利亚的动力分析
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竞争。这既源于叙利亚在中东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同时也与当前中东乃至世界的格局息息相关。故此，叙利亚问题不只是地区热点问题，还在一定意义上是超越中东一隅的国际问题。美俄在叙利亚博弈具有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的意义。叙利亚问题也成为观测当前美俄关系的重要维度。
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战略意志坚定、投入巨大，系冷战后首次军事介入域外事务。可以说，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具有超越该议题本身的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考量。事实上，现实的经济利益并非俄罗斯支持叙利亚的深层动力。即便在2011年前，叙俄两国的年贸易额也仅有24亿美元，叙利亚没有能力购买大批俄罗斯军火。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Tartus）和赫梅明机场（Hmeimim）是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在中亚和东欧之外唯一的军事基地，是俄罗斯限制北约扩张、进入地中海乃至中东和非洲的踏板。但这两个基地规模较小，军事价值有限，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
俄罗斯高调介入叙利亚问题，有其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与战略考量。基辛格对之分析道，“俄罗斯的目标是战略性的，最低也是防止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极端组织渗入俄罗斯的穆斯林地区，在更高层面上则是提升相对于美国的国际地位”，扭转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的形势。叙利亚问题客观上影响俄罗斯的国内安全。俄罗斯北高加索的穆斯林地区与叙利亚并不遥远。叙利亚的动荡尤其是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严重威胁车臣、印古什等俄罗斯境内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地区，特别是，数千名俄罗斯极端分子到达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2019年初，俄罗斯就挫败了四起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抓捕了152名与恐怖组织有关的嫌犯。
更为重要的是，叙利亚问题成为俄罗斯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支点。有评论者认为，美俄围绕叙利亚问题进行“新冷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美俄在叙利亚的争夺体现出“冷战以复仇的形式重现”。2016年，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梅德韦杰夫在慕尼黑安全峰会上也警告说，俄罗斯与西方紧张的关系将使世界滑向新冷战。事实上，俄罗斯更多是通过叙利亚问题彰显其大国地位。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提升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强化其作为国际热点问题调停者的角色。俄罗斯在中东一直试图建立全方位的外交，试图与叙利亚库尔德人、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和沙特等维持良好的关系。从当前看，俄罗斯一定程度上成为叙利亚问题的调停者和仲裁者。这是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域外第一次独立扮演这一角色。二是反对西方国家的新干涉主义。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奉行不干涉原则，反对西方国家干涉中亚和俄罗斯的内政，维护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国家安全。利比亚的经历说明，西方的人道主义干涉实质上是以“保护的责任”为名颠覆反美政权。普京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曾指责西方国家在中东和北非输出革命。三是俄罗斯通过叙利亚问题提升在国际体系的地位。21世纪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俄罗斯一定程度上被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孤立。俄罗斯高调介入叙利亚问题，采取的是“进攻性防御政策”，旨在改善国际声誉和在国际上被孤立的状态，展现全球影响力。俄罗斯外交和防务政策委员会主任卢科亚诺夫（Fyodor Lukyanov）指出，俄罗斯介入叙利亚问题不仅是支持复兴党政权，还要使美国以更加平等的姿态对待俄罗斯。换言之，美国在全球事务和热点问题上不能忽略俄罗斯的存在，展现出俄罗斯在解决国际问题上的意愿和能力。上述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俄罗斯事实上主导了叙利亚的局势，进而影响了中东的地缘政治平衡。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已经无法回避俄罗斯的影响。
俄罗斯通过介入叙利亚问题而进一步融入现行的国际体系，重新定义国际规范，重塑与西方国家平等的世界大国地位。这是改变“全球权力格局的一种尝试”，并非完全意义上与西方国家对抗，颠覆现行国际体系。美国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共识，比如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解决叙利亚问题等。但是，美俄在其他一些核心问题上存在结构性的矛盾。美国在叙利亚的主要目标是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防止对美国本土安全造成威胁；支持库尔德人等叙利亚温和反对派，以便在未来的叙利亚政局中获得筹码。但更重要的是，通过颠覆复兴党政权进而切断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地缘联系，孤立伊朗和削弱其地区影响，强化美国在中东的霸权。这些问题成为美俄在叙利亚争夺的焦点。
对于美国而言，叙利亚问题更多局限于地区层面，而非全球性议题。在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叙利亚政策的重心在于有限地军事介入叙利亚问题，打击极端主义，扶持叙利亚反对派和库尔德人。由于奥巴马政府力图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因此伊朗在叙利亚的扩张并非美国关注的重点。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特朗普政府则将大国竞争而非反恐战争视为外交战略的重点：一方面，着力修复与以色列和沙特等传统盟友的关系，遏制伊朗的地区扩张，维系美国的中东霸权；另一方面，“伊斯兰国”的溃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美国本土重要的安全威胁，特朗普延续奥巴马时期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的政策，将印太地区视为全球战略重心。因此，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进一步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合作，加紧从叙利亚抽身。这使美俄在叙利亚的博弈呈现“俄进美退”的局面。
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认知错位。对于俄罗斯而言，叙利亚问题是其提升国际地位并融入国际体系的切入点和撬动当前国际秩序的支点。相对而言，叙利亚问题对美国仅是地区性的问题，在其全球战略中地位有限，美国投入资源的动力明显不足。这是造成当前美俄在叙利亚影响力失衡的关键因素。
4 “俄进美退”与叙利亚问题的新趋向
2019年10月6日，美国政府宣布从叙利亚部分撤军，使叙利亚北部地区出现失衡的状态。2019年10月、2020年3月，土耳其分别向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地区和伊德利卜的叙利亚政府军发动代号为“和平之泉”“春天之盾”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叙利亚局势的进一步紧张。客观而言，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引发了地缘政治的连锁反应，也使叙利亚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是美俄在叙利亚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尽管美国在叙约边境仍有驻军，并以保护油田为名，在叙利亚东部某些油田维持军事存在，但直接的军事干预能力和对于叙利亚问题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二是美国地区盟友的离心倾向加剧。美国撤军及土耳其的军事行动使沙特、埃及、阿联酋等美国的地区盟友出现离心趋向。一些阿拉伯国家认为，土耳其出兵叙利亚意图是复活“奥斯曼帝国”。它们开始寻求俄罗斯的支持，以制约土耳其在叙利亚的进一步行动，同时缓和与叙利亚政府的关系，甚至计划恢复叙利亚的阿盟成员国资格。俄土伊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三边机制逐渐加强。三是叙利亚各派的脆弱平衡遭到破坏，库尔德人与叙利亚政府军在一定程度上联合，邀请后者北上抵御土耳其。这些新变化最终体现为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一家独大，并与叙利亚问题相关各方都具有直接联系，俄罗斯事实上扮演着叙利亚问题调停者的角色。美国撤军也使俄罗斯在后冷战时代第一次在中东问题上获得了主导权，这势必对未来叙利亚局势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首先，叙利亚安全局势总体可控，但北部地区存在冲突加剧的风险。如今，对于叙利亚安全局势的威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伊斯兰国”、“沙姆解放组织”等极端组织，二是土叙和土耳其—库尔德人的矛盾。虽然“伊斯兰国”已被击败，但仍然对叙利亚构成持续的安全威胁。据估计，2020年初，叙利亚和伊拉克仍有1.4万—1.8万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他们在叙利亚幼发拉底河谷和周边地区活动，还有千余人混杂在平民之中，1万名左右被关押在北部的监狱。这些极端分子短期内难以被完全剿灭，特别是对库尔德人而言，在押的极端分子及家属构成了很大的管控压力。而“沙姆解放组织”主要集中于伊德利卜，是叙利亚实力最强的反对派，基本放弃了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无法真正挑战叙利亚政府的地位。因此，这些极端组织或者反对派可能造成安全威胁，但在缺乏外部支持的情况下使叙利亚局势翻转的可能性并不大。
土耳其是当前影响叙利亚安全形势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随着美国的撤军，土耳其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矛盾激化。但库尔德人是美国在叙利亚最重要的支柱，美国并未真正放弃对库尔德人的支持，俄罗斯也反对土耳其在叙利亚的扩张，加之，土耳其在土叙边界已建立缓冲区，并由俄土联合巡逻，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近期的目标，其与库尔德人的矛盾也遭到美俄的抑制。但是，伊德利卜地区存在较高的冲突风险。如今，叙利亚政府已收复了四个冲突降级区中的三个，同时也与库尔德人达成一定程度的合作。伊德利卜成为最后一个冲突降级区，是反对派最后的据点。在俄罗斯、伊朗的支持下，伊德利卜势必成为叙利亚政府收复的对象。土耳其则成为叙利亚政府收复伊德利卜最大的障碍。该地区又关系到土耳其的核心利益。尽管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能相对克制，但从长期来看，土叙、土俄在伊德利卜的冲突不可避免。该地区各派力量关系错综复杂，分布犬牙交错，具有较高的发生冲突可能性。伊德利卜的归属可能成为影响叙利亚问题走向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其次，美国撤军后，叙利亚政治解决可能出现转机。叙利亚国内各派一直严重对立，外部力量的介入，使叙利亚内战沦为代理人战争。其中，美俄的博弈是叙利亚问题陷入僵局、进退维谷的关键因素。俄罗斯的支持使巴沙尔政权免于倾覆，美国的介入则加强了反对派的力量。无论联合国主导的“日内瓦机制”、阿盟的倡议还是俄土伊的“阿斯塔纳机制”皆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域外大国尤其是美俄的博弈。美国撤军客观上改善了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的内外环境。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部分中东地区国家将推翻巴沙尔政权视为叙利亚政治转型的前提条件，对于联合国安理会“2254号”决议也有着类似的解释。美国撤军之后，美国对于叙利亚乃至中东的影响力下降，沙特等长期反对复兴党政权的阿拉伯国家已着手与之和解。这使叙利亚各派不设前提条件的和谈成为可能。美国撤军使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一家独大，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开始关注俄罗斯在地区问题上的立场，这有助于在叙利亚问题上国际共识的达成。从叙利亚国内来看，美国撤军客观上也拉近了复兴党政府与库尔德人的关系，对于叙利亚国内的和解具有积极意义。
当前，联合国监督成立的“宪法委员会”不仅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更重要的是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其他外部力量的干预较小。在成员上，除政府代表之外，大部分为受到土耳其影响的温和反对派或者持中立立场的公民社会代表。据美国“战争研究所”（ISW）统计，宪法委员会的150名代表中政府和亲政府的代表有88名，流亡海外或者受到土耳其庇护的政治反对派有28名，军事反对派仅有4人。在制宪分会的45名代表中，有29名为政府或亲政府代表。截至2019年12月1日，宪法委员会已进行了两轮的磋商。尽管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在议题设置上存在矛盾，导致宪法委员会暂时停摆。但这是叙利亚冲突双方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不设前提条件的直接对话，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出现了积极的信号。
再次，美俄在叙利亚仍存在翻转的可能。尽管在美国撤军的背景下，俄罗斯在叙利亚一家独大，但美俄在叙利亚的博弈仍然存在很大的变数。俄罗斯与复兴党政权、伊朗、土耳其都不同程度存在矛盾。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也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在世界经济下行和油价暴跌的背景下，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投入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如果处置不当，叙利亚问题还可能成为俄罗斯的包袱。而对于美国来说，叙利亚问题具有更大的地缘政治象征意义。特朗普宣布撤军后，欧洲国家、美国一些政府要员、安全部门、国内舆论激烈反对，甚至共和党的某些要员也不赞成。美国也有能力再次提升其在叙利亚的影响力。如今，土耳其在叙利亚陷入了孤立状态，美国一直暗示土耳其只要与俄罗斯疏远，美国可以为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美国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同盟关系也并未真正破裂，而且美国还在东北部库尔德地区、南部的坦夫（Tanf）地区留有600余名驻军。因此，并不排除美国在叙利亚卷土重来的可能性。
最后，叙利亚问题是多个层面矛盾的集合，恐将长期化。叙利亚经历了十年的冲突后，如今显现出一些积极的变化，但离真正的解决为时尚早。美俄在叙利亚的博弈本身具有国际体系变迁的深层含义，并未随着美国撤军而停止。事实上，叙利亚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俄罗斯可以主导叙利亚局势，但无法负担叙利亚未来的重建；在复兴党政权重新得势的背景下，美国已不可能通过常规手段主导叙利亚问题。唯有双方合作，叙利亚问题才有机会解决。在美俄竞逐背景下，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全面合作并不现实。从地区层面看，叙利亚问题本身就是中东地区秩序紊乱的产物，它已成为中东什叶派与逊尼派、以色列与伊朗、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争夺的焦点。从国内层面看，叙利亚危机的爆发源于长期以来复兴党政权积累的矛盾，如族际冲突、教派冲突、社会治理的失效、国家认同危机、宗教与世俗的冲突等。事实上，这些问题并非叙利亚所独有，在中东许多国家都具有普遍性，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都具有这些现象。但是，中东国家在这方面治理成功的案例却十分鲜见。叙利亚危机本身就是上述三个层面危机的反映，叙利亚问题恐将长期化。
*文章原刊于《国际论坛》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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