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兵打仗，从优惠贷到砍头息，利息怎么谈？

古今历史上，政治军事势力之间借钱、借粮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相比之下，借兵的事例就不算多。原因也很简单，《读史方舆纪要》把“借兵”比喻成“借虎驱狼”。虎固然可以驱狼，却也会返身噬人。个中风险，实在一言难尽。

所谓“借兵”，就是向其他势力请求军事援助。这种情况其实古已有之，名曰“乞师”。《左传》里就有诸如“夏，齐人伐我北鄙，卫人伐齐，公子遂如楚乞师”之类的描述。而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一次“乞师”，大约可说是“申包胥哭秦廷”。公元前506年，吴军伐楚，攻克郢都，俨然有灭楚之势。申包胥赶奔到秦国，求秦国出兵救楚。秦哀公没有一口答应，说要从长计议。申包胥不肯休息，立在殿庭上，靠着墙壁，七日七夜，哭不绝声，水浆不进。哀公感动，终于答应出兵。派兵车五百乘救楚，楚国北部的军队也向吴军反攻。吴军深入楚地，加上内部不和，只得撤兵回国。申包胥也因此成为楚国的功臣。

影视剧中的申包胥。来源/电视剧《东周列国·春秋篇》截图

有趣的是，这次借兵之后，秦国既没有占了楚国的土地，也不曾得了楚国的钱粮，唯一可说的或许是，楚国从此与秦国长期和睦，后来楚怀王居然会如此轻信说客张仪的无稽之谈（秦国割地），这大约算是一个历史原因。

但秦国这样略感“无私”的借兵，究竟还是少数。兵凶战危，沙场无情。借出去的“兵”究竟不像借出去的金钱粮米一样能够如数奉还，总归要索取相当的回报，方能称心如意。譬如，为了平息安史之乱，唐朝于至德元年（756）和宝应元年（762）两次向称雄漠北的回纥借兵。客观而言，回纥骑兵这两次南下，都是在唐军与安、史叛军长期僵持的形势下投入战斗并扭转了战局，对唐军的胜利确有贡献，但回纥骑兵助唐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实现乘机掠夺所攻陷的富庶城市的贪欲，与安、史叛军并没有什么两样。

可叹李唐天子，要的只是自己的皇位，把人民的生命财产视同粪土，居然表示“攻克两京以后，土地士民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757年，在回纥骑兵的帮助下，唐军一战收复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但唐军统帅广平王李俶（即后来的唐代宗）想到自己将来要做皇帝，如果让回纥兵掳掠，要惹人咒骂，便跪求回纥军到洛阳再履行协议。回纥统帅毕竟要给他面子，令回纥兵不进京城，向东挺进，长安居民才免掉一次浩劫。但半个月后收复东都洛阳时，回纥人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他们席卷府库中的财物，抢劫了三天，还不满足。洛阳居民又张罗了一万匹锦，作为赠品，回纥人才肯停止掳掠。

好景不长，洛阳在之后又落到了叛军手里。762年，唐军又一次向回纥借兵，果然再度收复东都。只不过，这一次的洛阳百姓遭遇更加深重的灾难。回纥兵足足烧杀掳掠了十多天。唐兵也认为洛阳一带是“贼境”，打到哪儿，抢到哪儿。河南人民的衣服被抢光，只得用纸衣蔽体。这番浩劫完全是唐朝廷造成的。所谓“借虎驱狼”，却成了狼从前门走，虎从后门入，虎逐走了狼，没有给人带来任何希望。

话说回来，回纥只要金帛财富，其实已经算是借兵者里比较客气的。五代年间，石敬瑭向契丹借兵攻灭后唐，所付出的代价就要大得多。首先，石敬瑭出城拜见契丹主耶律德光，当面确定了父子关系。这年，石敬瑭四十五岁，耶律德光三十四岁，老子比儿子小十一岁，真是从古未闻的怪事。接着，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做“大晋皇帝”，亲手把自己的袍帽脱下来，替石敬瑭穿上，不伦不类地演了一场傀儡登场的喜剧。这个“儿皇帝”一上台，就允诺每年向契丹献帛三十万匹，并且将燕云十六州割于契丹。此举使得中原政权丧失燕山天险，遗害数百年之久。

石敬瑭画像。来源/网络

但对石敬瑭本人而言，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若是没有契丹兵来救，他在后唐军的围攻必定守不住晋阳（今山西太原），战败后自然也保不住性命。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向人借兵者，大抵是出于自身军事实力不济。既然如此，借来的兵，或是占据城郭，或已熟悉地形，如何愿意轻易走呢？借兵者事成之后，又难免“请神容易送神难”之叹。

唐末的军阀混战中就有这样的例子。魏博（以今大名东南的魏州为中心）节度使罗绍威深感牙军（藩镇亲兵）骄横，威胁太大，遂向割据中原的军阀朱温（后梁的建立者）借兵。恰值罗绍威媳（朱温女）病死，朱温以会葬为名，选劲兵悍卒伪装成挑夫，暗藏兵器，前往魏州，大军随后继进。在罗绍威的配合下，把牙兵及其家属8000多户杀得“婴孺无遗”。为了酬谢朱温，“罗绍威供亿，所杀牛羊豕近七十万，资粮称是，所赂遗又近百万，比去，蓄积为之一空”。到头来，罗绍威虽然摆脱了牙兵的威胁，魏博却落入了朱温的掌控。遂引出了罗绍威的感叹：“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一指错刀、二指错刀钱，三指“错误”）这就是成语“铸成大错”的来历。

借兵借兵，却借来了个主子。在这方面，“吴三桂借清兵”就是个出名的例子。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打进北京城，崇祯帝被迫上吊煤山，明朝廷宣告覆灭。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一度有投降李自成的念头，后来又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与起义军决裂而退保山海关，随后引清兵入关，在一片石之战击败李自成，并迫使其从北京撤退。结果，当时北京城里的官绅士民纷纷传说吴军杀败起义军，夺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将送回北京即位，因此准备了皇帝的卤簿法驾出城迎接。没想到昂然而来的是清摄政王多尔衮，只能将错就错将其引入紫禁城，拜倒在初来乍到的爱新觉罗皇室脚下。

世人往往因此将吴三桂视为“汉奸”之类的反面人物。但公平地说，起初吴三桂倒是的确摆出了一副明朝孤臣的姿态前往清廷“借兵”的。他在求援信里写道：“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事成之后，“则我朝之报北朝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酧，不敢食言。”这等于是要清廷效法回纥故事，出兵剿灭“流寇”（指李自成起义军）。而吴三桂也表示，向清廷借兵的酬劳要比当年唐朝给回纥的多得多，不光是财帛，甚至可以割地——尽管当时明朝廷并不存在，“裂地以酧”也不是吴三桂所能决定的。

然而，为什么最后成了清廷反客为主的局面呢？一方面，清廷的野心要比当年的回纥大得多。得知大顺军攻克北京、明廷覆亡的消息后，多尔衮决定趁大顺军立脚未稳，迅速出兵。清军在控制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总动员，“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如此大举，显然不是为夺取几座区区边城，而是为了逐鹿中原争夺天下的。区区“裂地以酧”，当然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吴三桂底气不足。当时山海关一共只有五万之众，在明末盛行的“家丁”制度下，其中真正能征敢战、装备较佳的兵马只占少数。加上“维时内无军需，外无援旅，人心汹汹，不保朝夕”，凭借这么一点军事和经济实力根本不足以同新兴的李自成起义军抗衡，更谈不上在李自成与清廷的夹缝中求生存。既然他已经与李自成彻底反目，唯一剩下的出路就是投靠清廷，根本就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本钱。结果，吴三桂在一片石战役刚刚结束就率领军民剃发降清，由多尔衮承制封为大清王朝的“平西王”。“借兵”二字，终于变成了“乞降”。

这其实就显出了“借兵”中蕴含的一个深刻矛盾：如果自己军力够，就不需要借兵。同样因为自己军力不够，就无法控制借兵的后果。清廷入主北京之后，在长江以南陆续出现了几个南明小朝廷，就因为自己实力的不足而病急乱投医，先后萌生了向日本甚至罗马教廷乞援的念头。由于各种原因，“借兵”并未成为现实。但孱弱的南明政权真的从海外借来了兵马，后果又会如何？当时的纪州藩藩主德川赖宣就认为“明朝前来乞师，是我朝武威得以宣耀四海之机。应集结浪人，再加上西国、中国的大小诸侯”，以十万浪人出师中国大陆。这与困扰明朝百年的“倭寇”问题，乃至丰臣秀吉打算借道朝鲜入侵中国的旧事，又会有什么区别呢？至于罗马教廷，若真同意向南明提供军事援助，所能动员的也不外乎势力已东渐澳门、菲律宾一带的葡萄牙、西班牙人。而这些人，在16世纪的广东沿海已经无恶不作，并因此为粤语贡献了一个流传至今的名词——“番鬼”。南明向其借兵，后果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清朝建立后，统治者对借兵非常谨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在江南的统治受到严重冲击。1853年，受太平天国起义影响，“小刀会”发动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前后历时17个月，直到1855年2月，清军与法军的联合部队才将其赶出县城。这大概算是晚清年间第一次“借兵”行动，清朝的上海当局，完全是“依靠外国人的军事和财政才夺回了这座城市”。到了1860年太平军发动东征，清廷在富庶的苏南与浙江的统治土崩瓦解，几乎只能固守上海一隅。所谓“局面溃败至此，实亘古未有之奇变”。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清廷在1862年2月颁布的上谕里正式宣布实行“借师助剿”的政策，宣布“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赋有裨，朕必不为遥制” 。这样，外国侵略者就在清政府的正式邀请下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

不过，清廷也留了一个后手。它借用英法军队，仅限于保卫通商口岸（上海）。在清政府看来，在内地借用外军，不但会“贻笑外国”，而且会出现外军占据地方“勾结逆匪”的可能。取而代之的做法是，由外国人充当头目，召募华人训练成洋枪队，先后组成“常胜军”“中英混合军”和“中法混合军”（又称“常捷军”）。这些部队的性质其实是清廷的雇佣军，基本上受清廷在各省大员节制。因其隶属于清政府，“不以兵权委诸外国”，总算没有出现过于“尾大不掉”无法驾驭的局面。饶是如此，当战场形势渐趋好转，清军控制战局能力增强之时，清政府就转而对这些雇佣军采取抑制态度，逐渐限制直至最终将其遣散了事。

从稍后在新疆发生的事情来看，清廷对“借兵”所持的保守态度其实是完全必要的。1864年，新疆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反清武装起义，并开始围攻伊犁。当时的伊犁将军常清、参赞大臣明绪因军情紧急、无兵可调，不得已向沙皇俄国求援，一面请旨令总理衙门照会沙俄驻京公使，请沙俄速发救兵。但清廷虽与俄方进行过数十次接触，却始终未能就“借兵助剿”一事达成协议，而伊犁已告失守。按理说“借兵”一事就此无疾而终。谁知沙皇俄国却以“借兵”为口实，“命令自己的军队占领喀什噶尔和准噶尔之间在战略上占最重要位置的伊犁地区”。这当然不是为了援助清政府，而是如同日后日俄战争时的远东俄军总司令、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库罗巴特金所说的那样，“肥沃的伊犁地区是向东延伸的一个坚固堡垒，并入沙俄是相当有利的，因为这样不但有助于保卫我们的领地，而且还会使中国受到威胁。”若不是多年后左宗棠毅然西征消灭盘踞新疆大部的阿古柏政权，“借兵”的结局就是沙俄借此吞并伊犁了，这实在是令人心有余悸。从中也可以看出，即便是颟顸昏聩的晚清政府，仍然清楚这样一个“黑暗森林”的基本法则：枪杆子是自己的，命就是自己的。若是枪杆子落到别人手里，那就都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