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如何逐渐失去对北洋系的控制的？

1916年6月6日凌晨，北京，已经奄奄一息的袁世凯用尽他生命中最后的力气，对自己身边的心腹徐世昌低声说道：“是他害了我。”随后再次陷入昏迷。

昔日，这位曾经掌握了中国强大军事实力的北洋集团的头目，却在称帝后迅速遭遇众叛亲离。回顾历史，袁世凯一手创建的北洋集团成为他登上权力顶点的重要支柱，但也成了他身败名裂的重要因素。袁世凯到底是怎么逐渐失去自己处心积虑打造的北洋集团的控制权的？

1931年，北洋老臣朱启钤在观察中国局势后发出感慨：“中国内战大抵靠武器、银元、主义。银元不如武器，武器不如主义。我北洋只有武器，银元又少，主义全无，为过去之雄尔。今南京国府有银元，有武器，略有主义，为当下之雄尔。吾观之十五年之后，有武器有坚定主义之共产少年恐为中国之雄尔。”

朱启钤道明了北洋系的核心问题——军阀割据、财政分裂和唯利是图。这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政治军事集团，而造成这三个问题的根子，就是袁世凯本人。

北洋集团作为一股政治势力的诞生，可以追溯到清朝1861年设立的“南北通商大臣”，在这个职位上，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在任北洋大臣时，李鸿章培育了一个“淮军集团”。到了袁世凯继任时，因其与淮军集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也继承了部分淮系资源，并用心打造了一个“北洋集团”。这个军事政治集团泛指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后的“小站练兵”中一手带出的军人和政客。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由于当时清军的主力部队——武卫军在战争中基本全军覆没，给了袁世凯扩充自己军事实力的机会。1902年6月21日，袁世凯以“庶务殷繁，难并立一心专顾军务”为由，请求成立以练兵为主的机构“军政司”。有了“正式编制”后，袁世凯任命亲信担任军政司的各个要职，比如军政司长官是袁世凯自己，下面的兵备、参谋、教练三处的主官则分别由小站练兵时期的亲信、被誉为“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分任。随后几年，袁世凯循序渐进，将北洋军编练成六镇。同时，任命亲信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携北洋军的第三镇进入东北，形成了后来奉系军阀的前身。很多旧部，如李纯、曹锟、吴佩孚、王占元、陈光远、段芝贵等人，跟着袁世凯势力的扩大“鸡犬升天”，日后基本成了各省督军或巡阅使。

从表面上看，清末民初的北洋系是一个实力庞大的政治集团。他们掌握了当时中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重要的财政大权。但是，在风光的表面下，北洋系潜在的危机若隐若现。最大的问题在于，北洋系是一个毫无“主义”的政治集团，这些人更像是一个因不同利益聚到一起的帮派团伙。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因素无疑是袁世凯本人。

北洋军人在崛起的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巨大问题，这些人虽是武人集团，但基本没怎么打过仗，北洋军与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完全不一样，毕竟并肩作战的经历，可以将一个军事集团紧密融合在一起。北洋军对袁世凯的忠诚并非来自共同战斗的经历，因此力度有限；另一方面，北洋系武人集团间，本质上还是因利益粘合在一起。况且，袁世凯本人也主要依靠权谋手段上位，这对其威信是一个致命伤。

李鸿章的淮军集团，有镇压太平天国、剿灭捻军的军史，让李鸿章在淮军集团中拥有威信，直到李鸿章去世，淮军集团都对他忠心耿耿。但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则不然，北洋集团的军人政客最多是觉得袁世凯能力强，可以跟着他得到政治好处，一旦袁世凯在这两点上出现问题，北洋系对他的背叛也是必然的。

当年在朝鲜，年轻的袁世凯因表现优异，深得李鸿章赏识。小站练兵又是从无到有，办得十分出色，确实吸引了一批有能力的人加入。同时，袁世凯还善于利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陶树德曾说过，袁世凯经常把自己的衣服赠予手下高级军官，很是礼贤下士，还愿意提拔地位低下但很有能力的人，所以笼络了一批人。另外，袁世凯对上会要各种资源，对下不吝政治分肥。在他的各种运作下，北洋系的军政要员逐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军事和政治权力，甚至还有部分经济权力。这些让袁世凯短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回报，但是时间一长，手下大员们逐渐羽翼丰满，原本靠利益结合的人，一旦“翅膀硬了”，后面发生什么很难说了。

清帝逊位后，北洋集团风光无限，成为独一无二的军事力量，又掌握了主要的财政大权。南方的革命党跟他们比实在是太弱了，只能委曲求全。后来的袁世凯被野心冲昏了头脑，北洋集团内部平衡岌岌可危。

袁世凯曾放出风声问询北洋系内部的高官大员对其称帝看法。可结果让他大失所望，他们要么虚与委蛇，要么左顾右盼。袁世凯最倚重的老臣徐世昌，态度十分消极，以辞职抗议；“北洋三杰”中的段祺瑞更是直言反对，请辞陆军总长一职后避居不出；另一个“北洋三杰”中的冯国璋态度则更加暧昧，甚至在暗中与大清的复辟势力暗通款曲。反对袁世凯走向帝制的北洋系大员们虽然动机各有不同，但有一条是共识——袁世凯这一行为触动了他们的利益。

袁世凯在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处在一个比较“飘”的状态中，他大权在握、兵力雄厚，外国人对他十分认可。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实际上，这一系列“改革”目标便是冲着老部下的既得利益。究其原因，根子出在晚清，彼时的袁世凯还是清朝大臣，大家同朝为臣，理论上是平等的。虽然袁世凯是北洋集团的核心，但清朝最后三年他被开缺回籍，赋闲时期，他的老部下则继续当官，甚至升官。

如果清朝再苟延残喘十年，袁世凯将和历朝历代的退休大臣一样，走过人生的最后时光。但风云际会，他又回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此时，虽然北洋系大臣支持他当了大总统，但他们希望的是袁世凯继续扩大大家的利益。但袁世凯已经和在晚清时代当臣子的心态不一样了，现在他是大总统，放眼一看，北洋兄弟已经有拥兵自重的趋势，比如在南京的冯国璋，简直是“藩镇”，常年当陆军总长的段祺瑞势力不容小觑，所以此二人自然成了袁世凯打压的对象。冯国璋、段祺瑞对此十分不满。徐世昌曾说：“段祺瑞被猜忌，权力遭到削弱，心生不满。冯国璋以为，倘袁正位，自己首领且不保。”因此，袁世凯的左膀右臂逐渐成了政敌。

除了核心人员的反叛，袁世凯还要面对另一个巨大难题——财政困难。清帝逊位，民国继承了大量前清债务，财政状况异常艰难。当时入款之大宗，主要靠奉、直、齐、晋等省之盐税，部辖之常税、杂款，尚不敷政费之需（约400余万两）。南方各省在国民党人的控制下，在袁世凯武力未达之前，不仅解款无望，连中央专款也被截留。是年，应付之赔款仍未照偿，各省应还之外债，积欠累累。计赔款一项，本年结欠200万镑，洋款之过期及届期者，共590余万镑。各省历年所欠外债，又287万镑，共欠1100万镑之多，约8700余万两。如此大的财政亏空，靠常规方法已经无力回天，只能采取搜刮地方和大借外债两途。

比如，仅田赋改征银元一项规定，袁世凯榨取的田赋就比清朝政府增加一倍以上。为了增加税收，袁世凯于1913年1月6日通电全国，宣布盐税为国家税收，各省不得截留。此举一出立刻遭到各省反对，各省靠盐税吃饭，如果被中央收走，各省财政状况将严重恶化。虽然各省都督坚决反对，但袁世凯仍然通过了盐税决议。除了盐税外，袁世凯还通过巧立名目等方式，大量收取地方税务。同时，严禁各省单独借债。这让全国各省对袁世凯产生了离心倾向，尤其是对北洋系的忠诚打击极大，原本被袁世凯封到各省的北洋系官员经此一事均认为，现在的大哥有了卸磨杀驴之意，遂对袁世凯不再抱希望。

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激化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地方得罪完了，袁世凯又开始找列强借款。比如“善后大借款”，总数2500万磅，实收2100万磅，袁世凯几乎全用在养兵和内战当中。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花费了大量军费。据《财政年鉴》记载，袁世凯因穷兵黩武导致的财务亏空在4亿元以上。到此为止，全国上下已经对袁世凯怨声载道。

袁世凯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

虽然全国民愤极大，北洋系内部核心人员离心离德，但只要不出什么事，袁世凯还是可以继续维持现状的。但袁世凯被野心迷住了双眼，一心只想当皇帝。他不知道的是，整个北洋系已经做好抛弃他的准备，缺少的只是一个具有足够政治份量的理由。

当袁世凯倒行逆施时，冯国璋、段祺瑞、唐绍仪等均摆出一副不合作的态度，坐观成败，还说风凉话。在看清了袁世凯纸老虎的本质后，蔡锷在云南打响了讨伐袁世凯的第一枪。袁世凯听闻后大惊，急忙调兵遣将，结果北洋各部消极怠工——他调不动军队了！危机如滚雪球般扩大，更多人明白了袁世凯已经失去了力量，虚弱不堪。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如广西陆荣廷原本还表示效忠袁世凯，袁世凯正式电令陆荣廷为贵州宣抚使，出兵攻打蔡锷。结果，看到袁世凯众叛亲离，陆荣廷转身发表了《讨袁檄文通电》《陆荣廷梁启超护国倒袁电》……贵州、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布独立。

袁世凯本以为自己拿的是励志逆袭剧本，万万没想到，他脱离历史轨道的一意孤行终究将自己活活改写成了反派角色。

参考资料

《中华民国史》， 李新，李宗一，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

《袁世凯传》，李宗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袁世凯统治时期的财政》，梁义群，丁进军，民国档案1991年1期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白蕉，中华书局20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