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震下的土耳其大选，埃尔多安政坛面临多重“余波”？

当地时间2月6日，土耳其先后发生两次震源深度20千米的7.8级地震，这两次强震是迄今为止今年全球最强地震。据土耳其灾害和应急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强震已造成该国4万余人死亡，人员伤亡极其惨重。在临近大选、经济状况恶化的大背景下，土耳其的突发天灾可谓雪上加霜。众多分析人士推测，这次强震将重塑土耳其内政外交格局，甚至很可能改变地中海东部的地缘政治态势。

随着自然灾害的发生次数日益增多,其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威胁也逐渐增强。任何政府若不能直面和应对“危机生存”的语境,就会意味着其合法性基础受到侵蚀。此次特大地震带来的风险性挑战远不止人力和财产的重大损失，在土耳其今年临近大选的背景下，埃尔多安政坛的稳固将面临更多变数。其国内原本岌岌可危的内外困局，在这场强震之后恐遭“余波”。

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土耳其自2003年现任总理埃尔多安上台以来，以“新奥斯曼主义”开始加速推进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埃尔多安政府创造的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成就，使土耳其国民幸福感指数大幅上升，这为他在民间赢得了极高声誉，是他能够长期执政的关键性因素。

在国内政治领域，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基本完成了将宗教推到土耳其主流政治之中的使命。逊尼派穆斯林作为正发党立足之本，在埃尔多安执政后充分发挥其在本国人口中的数量优势，推动了土耳其政治体制由议会制向总统制转型。2020年埃尔多安再次当选总统后，开始总揽行政大权和司法人事任免权，总统权力到达几乎不受制约的顶峰，而他本人也就此着手推进政治理想的实现——呼吁土耳其全民为实现“世界强国”的梦想而努力，建立一个“全新的土耳其”。此外，从2007年开始，埃尔多安开始指责军队中存在一个秘密组织（Ergenekon）试图推翻现政权，并牵连审判了了大部分世俗派高级军官。虽然这个秘密组织根据日后披露的机密文件判断基本上是子虚乌有，却起到了清洗军队中持有异见官员的作用，从而遏制了军队的政变能力。

在外交领域，埃尔多安以强硬但左右逢源的灵活对外政策拓展了土耳其的回旋空间，提高了土耳其的生存上限。埃尔多安上台以来的土耳其外交哲学革新，几乎是建立在对国际秩序、区域秩序的理解和对自身的认知之上。他认为在国际和地区格局迅疾变迁的背景下，土耳其应当且有能力扮演新秩序的重要决定者和参与方。在埃尔多安反复强调“土耳其远大于土耳其”的外交思想指导下，土耳其借助历史文化遗产、记忆的复兴与重构，复活“新泛突厥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部分实现了将自身影响力投射至更广阔地缘政治空间的目标。自2016年以来，土耳其 “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渐渐浮出水面，中东、东地中海、非洲、南高加索等地区均成为土耳其实践对外战略的广泛场域。

然而，在这看似加速繁荣的“新奥斯曼之梦”背后，危机蛰伏在土耳其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一是“高通胀、高外债、高账户逆差”的发展模式加剧了土耳其国内经济的脆弱性。一直以来，经济学家普遍将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总结为以“三高”代价换取增长，而这种冒险模式为埃尔多安执政的经济基础埋下了不稳定因素。首先，虽然在2017年土耳其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4%，在G20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埃尔多安的强刺激下，2003年到2020年间，土耳其的广义货币（M2）增加超20倍，土耳其通胀率常年维持在10%左右的高位。2022年以来，里拉对美元汇率不断下跌，导致该国通胀大幅上升至80%。持续的高通胀令土耳其民众生活压力陡增。

其次，在2008年后埃尔多安政府大举外债刺激经济的情况下，高外债成为土耳其经济脆弱性最为明显的体现。如今，土耳其政府外币债务为4464亿美元，占全部债务总额度的60%，高于2017年的39%，这意味着，每当里拉对美元汇率下滑时，政府偿还债务负担的成本就会增加。最后，在地震前土耳其的金融市场就已岌岌可危，尽管2022年伊斯坦布尔证交所100指数（Borsa Istanbul 100 Index，也被称为BIST100，是由伊斯坦布尔证交所上市的100家公司组成的资本加权指数，其成交量和市值均高于投资信托基金（investment trusts）。）暴涨195%，冠绝全球，但在2023年1月出现“两极反转”，土耳其资本市场三次上演股市杀跌熔断剧情，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

第二，埃尔多安的强人政治在国内遭受抗议。就土耳其国内政治而言，埃尔多安的最终目标在于追求权力的集中，以及正发党对国内事务的绝对性控制。而这种强化自身权力的努力超出了现代国家制度的容忍限度，导致国内外舆论的反转。尤其是此前发生的塔克西姆广场抗议，在某种程度上已被西方国家认定为土耳其版本的“阿拉伯之春”，令国际社会担忧土耳其政权再次动荡。同时，埃尔多安政府对军方的打压，严重损害到土耳其国内权力的平衡，加剧正发党的一党独大和埃尔多安的专权，对土耳其国内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 “占领盖齐公园运动”成为了民众反对埃尔多安政府的开端

第三，土耳其深陷身份政治困境。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内政与外交的战略选择无一不透露着强烈的身份证治特征：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发党对内推行完全伊斯兰化政策，加剧了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对外则奉行积极介入中东、中亚地区的泛伊斯兰、泛奥斯曼激进主义政策。这种对宗教主义的强化必然会侵蚀现代民族国家认同，进而使土耳其深陷宗教、民族、种族认同复杂交织的身份政治困境。尤其在俄乌冲突发生以来，虽然埃尔多安利用所谓的“多元身份”在美、乌、俄、欧盟之间“左右逢源”、“两面通吃”，使土耳其成为俄乌两个冲突方之间最具通融力、最有制高点的调停者和斡旋方，但身份政治困境带来的挑战仍难以遮掩土耳其内外政策的撕裂。总之，伊斯兰教的强势回归和世俗主义力量的衰落揭示出土耳其国家身份的一种革命性调整，增加了土耳其政治的变数。

此次地震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鉴于目前形势，救灾和灾后重建都对埃尔多安当局构成了巨大挑战。半岛电视台报道称，“土耳其经济已陷入困境，物价日益高涨，如今如何做好震后救援和安抚工作，将是对埃尔多安现任政府的试金石”。尽管灾难的惨重令人悲痛，土耳其仍需面对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震后的悲惨现状一部分可归因于政府失败的公共政策，是治理框架不完善的最终产物。土耳其反对派批评正发党政府在应对灾难方面的执法不力，尤其表现为普遍存在的建筑承包商与地方监管机构密切联系的腐败网络。2017年修宪后的总统制也改变了土耳其的顶层治理，当前几乎没有机制制衡最高层高度集中的权力。而削弱制衡将以问责困难为代价，也将难以迅速赋予地方利益相关者决策权，明显阻碍救灾工作。

土耳其的毁灭性地震发生在该国未来的关键时刻,历史的重演似乎和埃尔多安开了个巨大玩笑——今年5月土耳其即将举行总统大选，而24年前，埃尔多安便是在土耳其1999年大地震的背景下走上执政之路。当时的土耳其政府以及时任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因应对地震灾情不力遭到严厉批评，并在2002年的大选中惨败，而埃尔多安及其所在的正发党在承诺改善治理后取得了大选胜利。因此，此次地震的应对及后续处理对于埃尔多安政权来说将是严峻考验，可能会对土耳其政府的合法性和政权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一方面，即将临近的土耳其大选将存在更多不确定因素。按照原计划，土耳其将在2023年迎来新一届总统及议会选举，信心满满的埃尔多安甚至将大选由6月提前至5月14日举行。然而据民调显示，由于疫情以来埃尔多安通过提高利率等方式刺激经济的效果并不显著，反而造成了物价和通货膨胀率的飙升，土耳其国会和总统选举情势紧绷。同时，在野党联盟也在近日提名了联合候选人，试图终结埃尔多安长达20年的强人政治局面。

尤其是此次强震发生后，虽然土耳其司法部长表示，已对245名对震区劣质建筑负有直接责任的承包商和工程师展开诉讼，但震后有关建筑质量的讨论已经引发了民众对于充满争议的“建筑特赦”和“地震税”的不满，甚至导致了民众对于当局国家能力和政府效能的质疑。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土耳其政府会不定期针对建筑业实施“特赦”，不少声誉不佳的建筑公司、大楼业主可通过给政府缴款而继续营运。土耳其工程师和建筑师商会调查发现，土耳其南部受灾区域多达7.5万座获得过“特赦”的建筑大多完全倒塌毁损。此外，“地震税”本是土耳其政府用来防范与地震有关损害的特别税金，2021年埃尔多安政府将税率从7.5%提高到10%。但其透明度令公众存疑，自“地震税”征收以来，政府从未公开解释过这笔税金的去向问题。

另一方面，强震的影响将会继续撼动土耳其脆弱的经济体系。土耳其货币里拉的汇率原本就因强势美元与俄乌冲突造成的压力走跌，而就在大地震当日，里拉价格一度崩跌至1美元兑18.85里拉的历史新低。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此次土耳其强震必然会重新激起里拉汇率的波动，而埃尔多安政府持续宽松性货币政策带来常年累月的高通胀，叠加土耳其资本账户高度开放的背景，将进一步使得里拉陷入贬值的恶化循环。美国地质调查局初步估计，强震可能造成土耳其约2%的GDP损失，这无疑是对已饱受压力的土耳其经济的进一步打击。

当前土耳其面临的外部环境波诡云谲，自俄乌冲突后，埃尔多安政府与西方的关系一直呈恶化态势。安卡拉拒绝批准芬兰和瑞典两国加入北约引发了各方激烈争端，而因“瑞芬入约”困局演化出的焚烧《古兰经》事件严重冲击了土耳其对西方的外交政策。在各国实施关闭驻土领事馆的惩罚性措施后，土耳其仍然毫不让步，甚至指责西方势力干涉土耳其内政，使双方关系俨然降到冰点。而在地震发生后，西方各国几乎迅速作出反应，均表示愿意摒弃先前的纷争与矛盾，帮助土耳其渡过难关，这无疑对此前剑拔弩张的土欧关系起到了降温作用。

出于人道主义至上精神，国际社会援土意愿高涨，甚至不少土耳其曾经的敌人都展示出高尚姿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土耳其近年来日益增长的国际地位。受灾后各国的积极反应，无疑将是正发党引以为傲的政绩。许多分析者纷纷预测这次地震有望推动土耳其与希腊、以色列等对手国的双边关系进一步破镜重圆。

然而，仅凭地震而判断埃尔多安彻底转变内外政策稍显片面，未来土耳其的外交动向仍与内政密切捆绑。就外交而言，埃尔多安的强人政治与灵活务实，使正发党的对外政策手腕刚柔并济，既有与西方各国正面对抗的底气，又有在俄乌局势中斡旋平衡的谋略，深得国内民众人心。就内政而言，尽管选情胶着，但埃尔多安基本盘选民依然有着较高政治忠诚度，地震作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突发变量，其影响力大小还取决于执政者接下的处置表现。只要埃尔多安能够满足选民的预期，避免涉及赈灾的腐败丑闻，他们的政党忠诚度不会轻易易帜。震后的经济与民生问题不仅是关乎选举的一场大考，更将贯穿未来土耳其的发展进程。

执政二十年的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已代表了一个时代，甚至重塑了国际社会看待土耳其的方式。当奥斯曼主义帝国怀旧的潮水渐渐退去之后，各种曾经被民族主义和宗教热情掩盖的问题已经浮现出来，此次强震又加速了曾被搁置议题的暴露。面对当前内政与外交的困局，埃尔多安的多重抉择不仅关乎土耳其国内民生与对外政策的调整，也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政权是否走向历史的谢幕。

撰稿：王珂渝 张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