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长文：美国是如何分裂成四部分的，看完方能理解美国现实政治

《大西洋》杂志专栏作家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发布了一篇长文，选自其新书《最后的希望：危机与复兴中的美国》(Last Best Hope: America in Crisis and Renewal)，认为美国已经分裂为四种叙事：“自由美国”、“聪明美国”、“真正美国”、“正义美国”，分别代表着自由至上主义、精英治国、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和批判理论对于美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解。

作者分析了这四种叙事产生的历史脉络、价值和缺陷，并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美国人民不再对国家的目标、价值观、历史或意义有一致看法时，和解还有可能吗？以下是原文翻译。加美编译，有删节，全文翻译请点击阅读原文。

国家和个人一样，为了理解它们是什么，从哪里来，它们想成为什么，就需要讲述故事。国家叙事，就像个人叙事一样，容易出现感伤、不满、骄傲、羞耻和自我盲目。

国家叙事永远不会只有一个，各种叙事之间会相互竞争，不断变化。最持久的叙事不是那些最能经受住事实核查的，而是那些能满足我们最深层需求和愿望的叙事。

美国人现在知道，民主取决于一个共同的现实底线——如果事实变得可有可无，我们就会迷失。但是，正如没有人能够在不停的自我批评中过上幸福和富有成效的生活一样，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事实，国家需要传递道德认同的故事。

对着镜子的长时间凝视，必须最终能获得自尊，否则这种凝视会将我们吞噬。

追踪这些叙事的演变，可以告诉你一个国家变革的可能性。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两个政党都有明确的身份，并讲述了不同的故事。共和党为那些想出人头地的人说话，而民主党则为那些想获得公平待遇的人说话。共和党人强调个人事业，而民主党人强调社会团结，最终在叙事中包括了黑人，并放弃了对吉姆·克劳时代的承诺。

但是，与今天不同的是，当时两党是基于一个都认同的国家基础上争论不休。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60年代末，并仍在人们的记忆中。

译者注：吉姆·克劳法，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这些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强制公共设施必须依照种族的不同而隔离使用，且在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下，种族隔离被解释为不违反宪法保障的同等保护权，因此得以持续存在。但事实上黑人所能享有的部分与白人相较往往是较差的，而这样的差别待遇也造成了黑人长久以来处于经济、教育及社会上较为弱势的地位。该系列法案主要由美国南方民主党人推动。

当时的两党所立足的社会，没有今天那么自由，那么宽容，也远没有今天那么多样化，选择更少，但经济上更平等，更共享繁荣，更多政治合作。自由派的共和党人和保守派的民主党人在各自的政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时的美国人在吃的东西（金枪鱼砂锅面）和看的东西（《布列特》）方面比我们更统一。甚至当时美国人的外表看起来也更加相似。那时候的人比我们更加克制，也更加压抑——尽管这种克制和压抑在1968年就已经开始瓦解。

从那时起，两党几乎交换了位置。到了千禧年之交，民主党正在成为富裕专业人士之家，而共和党则开始听起来像民粹主义叛乱者。

我们必须了解这种政治立场的交换，从而掌握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20世纪70年代结束了战后两党合作的中产阶级的美国，以及与此相伴的关于出人头地和公平竞争的两种相对稳定的叙事。取而代之的是四种对立的叙事，四种关于美国道德认同的说法。它们植根于历史，但由新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所塑造，反映了使我们分立在鸿沟两侧的分裂，延伸并加深了断裂的界限。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这四种叙事轮流发挥着影响，相互重叠，相互变形，相互吸引，相互排斥。没有任何一种叙事可以脱离其他叙事来理解，因为这四种叙事都来自同一个整体。

自由美国

“自由美国”总是有一种叛乱的心态，打破制度，而不是建立它们。不负责任被编入“自由美国”的领导层基因中。共和党人没有找到重建衰落社区的新政策，而是动员愤怒和绝望，同时提供替罪羊。该党认为它可以在追求更多权力的过程中控制这些黑暗的能量，但相反，这些黑暗的力量会吞噬共和党。

第一种叙事可以被称之为“自由美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这是四种说法中政治上最强大的一种。自由美国借鉴了自由主义思想，将其安装上了消费资本主义的大功率引擎。其所倡导的自由托克维尔自治的艺术非常不同，是一种个人自由，并不包括其他人。

这是一种“不要践踏我”的消极自由。

美国总统里根——图源：Wikipedia Commons

保守主义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主导共和党，然后在1980年里根担任总统后主导了全国大部分地区。正如历史学家乔治·H·纳什所观察到的，它令人不安地将几股思想交织在一起。

一种是传统主义，是对现代世俗文明的乌托邦设想和道德混乱的反应。传统主义者是惧怕罪的新教徒、正统的天主教徒、南方的农夫、未来的贵族、被疏远的个人主义者——战后美国的异见者。这些人对处于半瓶子水知识分子状态的大众那种自鸣得意的庸俗感到震惊。

这些人的英雄是保守派克制的化身埃德蒙·伯克，而其敌人是美国民主的哲学家约翰·杜威。传统主义者的精英主义，使其与美国生活的主要潮流格格不入——美国历史中最吸引传统主义者的一段是准封建的旧南方。但他们的思想启发了下一代的保守派，包括小威廉·F·巴克利，他在1955年介绍《国家评论》的第一期时，提出了著名的信条：“站在历史的对立面，并大喊停止。 ”

与传统主义者相邻的是反共产主义者。反共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一样，对民主持怀疑态度——当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民主的软弱性将使它走向毁灭。如果这些喋喋不休的悲观主义者是现代保守主义的总和，那么这个运动到1960年就会死于无趣了。

自由至上主义者则不同。持这种政治观念的人更容易融入美国的潮流。

自由至上主义者对自由的坚持，可以说是洛克、杰斐逊和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后代。其中一些人将宪法解释为有限的联邦政府下的个人和州权利的自由至上主义文件，而不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认为他们正在创建的强化国家的框架。

奇怪的是，最有影响力的自由至上主义者是欧洲人，特别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的反对集体主义的论著《通往奴役之路》，在1944年美国的出版界引起轰动，当时正值历史上国家权力对经济资源进行最引人注目的调动的时代。

《通往奴役之路》——图源：Routledge Press/Wikipedia Commons

自由至上主义者与传统的、亲商业的共和党人的区别，在于其拥有纯粹而不妥协的想法。这种想法是什么呢？哈耶克写道：“计划导致独裁”。政府的目的是确保个人权利，而不是其他。只要喝一口社会福利，自由政府就会死。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维护了罗斯福新政的部分内容，是美国衰退和堕落的开始。

自由至上主义者是一种对本世纪中期的混合经济共识进行了的反叛。在精神上，自由至上主义者比保守派更激进。绝不向社会保障管理者和中央银行家妥协！

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去死吧!

虽然其思想有这种纯洁性（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纯洁的要求），自由至上主义者与种族隔离主义者有了共识，种族主义从一开始就贯穿了这种联盟的政治运动。其第一位英雄，参议员巴里·戈德沃特，在1964年以叛乱者的身份竞选总统，反对自己党内的建制派，同时以州权为由反对民权法案。

安·兰德——图源：Bobbs-Merrill Company/Wikipedia Commons

保守主义运动的前两股力量（精英传统主义和反共主义），在半个世纪中一直是其基因的一部分。最终，美国人民明确表示，自己就想去自己喜欢的地方享受快乐，第一种倾向逐渐消失；而冷战的结束使第二种倾向变得过时了。但自由至上主义一直延伸到现在。

詹姆斯·伯纳姆大多被人遗忘，但我在硅谷的风险资本家中，在坦帕湾茶党的办公室里，在铺路工人中，到处都能见到安·兰德的狂热粉丝。

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他在高中时读过《阿特拉斯耸耸肩》），将安·兰德无情的利己主义哲学带到了国会山的决策中。自由至上主义与美国神话中的自作聪明的人和平原上孤独的先驱者相呼应。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它是一个完整的解释系统，吸引了聪明至极的工程师和其他从未真正长大的人。

“自由美国”是如何成为共和党的教条，并设定了美国政治多年来的议程？

像任何重大的政治变革一样，这次变革取决于思想与人们生活的真实联系和时机。正如没有大萧条就不会有罗斯福革命一样，没有70年代就不会有里根革命。经过多年的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天然气短缺、自由派城市的混乱以及史诗般的政府腐败和无能，到1980年，当米尔顿和罗斯·弗里德曼在一本名为《自由选择》的书和10集公共电视系列节目中将国家的衰退，归咎于商业法规和其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时，大批美国观众已经做好了倾听的准备。

但是，当年的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变魔术一般将减税和放松管制的冰冷公式，转化成为美国作为 “山巅之城”——朝圣者的土地、绝望世界的灯塔的温暖愿景。在里根的修辞中，杠杆收购在某种程度上与新英格兰城镇会议的精神押韵。里根使“自由美国”听起来像应许之地，一个欢迎所有人追求幸福的地方。杰斐逊的农民后代，带着对独立的渴望，变成了强大的汽车公司高管和投资银行家，他们渴望从大政府压抑下自由呼吸。

1980年，也就是我投票的第一年，我害怕并憎恨里根。40年后再听他的话，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口才，理解这些言辞的吸引力，只要我无视其中的许多东西。其中最主要的是里根对美国白人（政府只帮助那些人）说了一半的信息。

当“自由美国”使用个人主义和财产权的自由至上主义语言，把国家推向公共投资的长期衰退时，合法的种族隔离还没有消亡。对企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普通人，共和党清楚，一些美国白人宁可没有好处，也不愿与新近平等的黑人同胞分享繁荣的全部收益。

大多数投票选举里根为总统的美国人并没有被告知，“自由美国”将打破工会并使社会项目陷入困顿，也没有被告知它将改变反托拉斯政策，带来一个新的垄断时代，使沃尔玛、花旗集团、谷歌和亚马逊，成为第二个镀金时代的J.P.摩根和标准石油。

选民们从未听说过自由至上主义的亿万富翁查尔斯和大卫·科赫——家族石油企业的继承人，他们将代表企业权力和化石燃料，向“自由美国”的游说团体、宣传机器和政治运动投入资金。自由至上主义者在当选官员和企业高管之间达成了一项交易：以竞选捐款换取减税和企业福利。

20世纪80年代的众多丑闻暴露了“自由美国”的核心是裙带资本主义。

译者注：镀金时代，处于美国历史中南北战争和进步时代之间，时间上大概是从1870年代到1900年。这个名字取自马克·吐温第一部长篇小说。“镀金时代”是美国的财富突飞猛进的时期。这段时间中，数百万的移民从欧洲来到了美国，同时大量的重工业，包括铁路，工厂，采矿，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大部分的财富都聚集到了美国的北部和西部。而南部，作为南北战争的战败方，在经济上始终低迷，越来越依赖于棉花和烟草的种植，而且这两种作物始终保持着较低的价格。这个时期对美国南部的黑人来说是最糟糕的时期，其仍被剥夺政治权利和选举权。

美国这座“山巅之城”，本应以一个由充满活力和同情心的公民组成的社区取代偏远的大政府，社区中所有人都参与到国家复兴的项目中。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将这座城市凝聚在一起，它的中心是空洞的，是所有欲求不满的个人的集合。它把美国人看作是企业家、雇员、投资者、纳税人和消费者，除了公民之外的一切。

在《独立宣言》中，自由紧随平等之后。

按照里根和 “自由美国”的说法，它意味着从政府和官僚那里获得自由。它意味着不受管制地经营企业的自由，向工人支付市场所能承受的任何工资的自由，打破工会的自由，将你所有的财富传给你的孩子的自由，用债务收购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并将其资产剥离的自由，拥有七所房子或者无家可归的自由。

但是，摆脱了所有障碍的自由是贫穷的，它使人受辱。

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成长，并获得充分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能力。阻碍这种能力的障碍是需要被清除的。有些是外部的：制度和社会条件，其他的是嵌入你性格之中，妨碍你管理自己，为自己思考，甚至知道什么为真的因素。

这些障碍粉碎了热爱自由的人所珍视的个性，使热爱自由的人成为从众的人，顺从的人。一群人都在喊着同样的东西，这反而为蛊惑人心的人扫清了障碍。

里根比他的大多数意识形态支持者更关心自治政府的功能。他知道如何劝说，何时妥协。但是，一旦他离任了，苏联在他之后不久也解体了，“自由美国”就失去了叙事的线索。没有里根的微笑，冷战的态势也明朗了，“自由美国”的愿景变得更加黑暗和极端。

它的精神在纽特·金里奇身上得到了体现，他是过去半个世纪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金里奇没有任何保守的一面，他来到国会不是为了在这个机构内工作，甚至不是为了改变它，而是为了拆毁它以夺取权力。

随着金里奇革命，政府停摆这个词进入了词典，政治变成了一场永远的战争。（金里奇本人喜欢引用毛对政治的定义“不流血的战争”）。他的策略将有限和高效政府的目标变成了对政府的破坏。

在没有积极愿景的情况下，他的政党利用权力来把持权力，养肥企业盟友。金融、政治、知识和道德层面的腐败，就像腐烂木头里的干腐一样蔓延。

译者注：纽特·金里奇是共和党及保守主义的革命性宣言论作——“美国有约”的起草人之一。金里奇随后更领导了共和党在1994年国会选举并大获全胜，结束了民主党四十年的多数党地位“。作为众议院议长的金里奇，监督了众议院在1997年通过的福利改革法案和资本利得税削减相关法案。金里奇也被认为在几次联邦政府停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谈话广播和有线电视新闻中咄咄逼人的新民粹主义，并没有诺曼·梅勒曾经在1960年代的主流共和党人中发现的 “保守而有序的心”，而是嘲笑自治，包括政治和个人自治，充斥着破坏性的冲动，以愤怒和名人文化为食。

“自由美国”的领导人的水准不断下降——从里根到金里奇再到泰德·克鲁兹，从威廉·巴克利到安·库尔特再到肖恩·汉尼提，直到没有底线。

当“自由美国”的阳光叙事闪耀时，其政策却侵蚀了许多信徒的生活方式。安全的就业和小企业的消失破坏了社区。被托克维尔认定为个人主义解药的公民协会与工作岗位一起死亡。当城镇失去了它们的主街药店和餐馆，而被连锁药局沃尔格林和连锁餐厅温蒂汉堡在高速公路上的购物中心所取代时，城镇也失去了扶轮社和报纸——当地的自治机构。

这种空洞化使社区面临着一种传染病般孤独，身体和心理上的孤独。孤立造成了对旧有权威来源的不信任——学校、教堂、工会、银行、媒体。

译者注：扶轮社是依循国际扶轮的规章所成立的地区性社会团体，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原则上在固定的时间及地点每周召开一次例行聚会（但每个月至少开两次例会即可）。每个扶轮社都是独立运作的社团，但皆需向国际扶轮申请通过后才可成立，通常会以所在地的城市或地区名称作为社名。

为普通美国人做得如此之少的政府仍然是敌人，还有 “执政的精英们”。但对于正在下沉的工人阶级来说，自由失去了它曾经拥有的任何经济意义，变成一个关于个人尊严和身份的问题。工人阶级的成员开始看到到处都是闯入者，并接受了一个有着挑衅和暴力的孤独口号：滚出我的地盘，摘下这个口罩，推开它。那是一条盘旋的响尾蛇的威胁性形象，“别践踏我”。

在1月6日，它实现了最终的表达，在国会大厦周围挥舞的那些黄色的加兹登旗帜下，一群热爱自由的美国暴徒通过在国会大厦的地板上拉屎、追捕民选代表、试图绑架并杀害他们，夺回了所宣称的宪法权利。

这就是那些人的自由，以纯粹的和简化的形式。

译者注：摘下这个口罩，推开它(Take this mask and shove it)是一首反口罩歌曲。加兹登旗是一面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美国黄底旗帜，上面有一个卷曲的美国西部响尾蛇和一行字“别踩我”。旗帜由美国军事家克里斯多夫·加兹登设计而得名。它曾经作为“大陆海军陆战队”的格言旗帜，也是美国革命中美国海军陆战队所展示的第一面旗帜。旗帜的象征意义在于，美国西部响尾蛇的攻击性并不强，但要小心它的反击力量，这面旗帜表明了美海军最早的自卫战略。

乔纳森·弗兰岑2010年的小说《自由》中的一个人物这样说：“如果你没有钱，你会更加愤怒地坚持你的自由。即使吸烟会杀死你，即使你没钱养活你的孩子，即使你的孩子被手持突击步枪的疯子打倒。你可能很穷，但有一件事没人能从你身上夺走，那就是搞砸你生活的自由。”

这个人物几乎是在套用奥巴马在旧金山的一次筹款活动中，关于美国工人阶级白人如何 “坚持枪支、宗教或对与他们不同的人的反感，或反移民情绪或反贸易情绪，以此来解释他们的挫折感”著名的言论。这种想法并没有错，但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自取其辱。这表明了为什么民主党人无法理解人们可能 “投票反对自身利益”。

枪支和宗教是数百万美国人的真正利益，贸易和移民使这些人中的一部分生活得更糟。如果民主党不站在他们一边，如果政府不能改善这数百万美国人的生活，为什么不投票给至少认真对待自己的政党？

“自由美国”总是有一种叛乱的心态，打破制度，而不是建立它们。不负责任被编入“自由美国”的领导层基因中。共和党人没有找到重建衰落社区的新政策，而是动员愤怒和绝望，同时提供替罪羊。该党认为它可以在追求更多权力的过程中控制这些黑暗的能量，但相反，这些黑暗的力量会吞噬共和党。

聪明美国

聪明美国的胜利者已经失去了对国家认同的能力和需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理解国家认同对其他人的重要性。

新的知识经济创造了一个新的美国阶层：拥有大学学位的男人和女人，这一阶层是熟练掌握符号和数字——信息技术、计算机工程、科学研究、设计、管理咨询、高级公务员、金融分析、法律、新闻、艺术和高等教育领域的受薪专业人士。

这群专业人士一起上大学，相互通婚，倾向于大都市的理想社区，并尽其所能将自身的优势传给孩子。虽然她/他们不是处于社会前百分之一的那些高管和投资者，但也主宰着美国最高收入的前百分之十，具有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

常青藤大学的旗帜——图源：Kenneth C. Zirkel/Wikipedia Coomons

这些知识专业人士在现代性所创造的世界中很自在，是让我们的生活从表面上看更舒适的一些事情最早一批的使用者：HBO、立普妥（注，是由辉瑞公司研发的降脂药）、前程万里白金卡、MacBook Pro苹果笔记本电脑、有机牛肉、冷泡咖啡、亚马逊会员。

知识专业人士欢迎新奇的事物，并津津乐道于多样性。这一阶层相信，人类、信息、货物和资本的跨国流动，最终会使全世界大多数人受益。你很难分辨她/他们来自这个国家的哪个地方，因为其本地身份被淹没在顶级大学和精英职业的同质化文化中。

知识专业人士相信证书和专业知识，这些不仅仅是成功的工具，而且是进入阶级的资格。她/他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的反面，但这个阶级也有一个国家叙事。可以称之为 “聪明美国”。

“聪明美国”的世界观与“自由美国”的自由至上主义观点，在某些方面有重叠。两者都拥护资本主义和精英治国的原则：相信你的才能和努力应该决定你的回报。但对“聪明美国”的知识精英来说，一些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以使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向上发展。

漫长的种族不公正的历史要采取补救措施，如平权行动、多元化招聘，甚至可能是赔偿。穷人需要一个社会安全网和满足生活水平的工资；贫困儿童应该得到更多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支出。因贸易协定、自动化和全球经济的其他冲击而失业的工人应接受再培训，以从事新型工作。

不过，知识精英对政府的接受程度是有限度的。对这一阶层而言，社会自由主义比再分配更容易，特别是当她/他们积累财富，并指望自己的401(k) 退休福利计划能够获得长期保障时。至于工会，它们在“聪明美国”几乎不存在。工会是阶级团结的而非个人进步的工具，在“聪明美国”，个人是价值单位，就像在“自由美国”一样。

译者注：401(k)退休福利计划，是美国于1981年创立一种延后课税的退休金账户计划，美国政府将相关规定明订在国税法第401(k)条中，故简称为401(k)计划。美国的退休计划有许多类，像公务员、大学职员是根据其法例供应退休金，而401(k)只应用于私人公司的雇员。

精英治国(meritocracy)这个词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出现了，当时一位名叫迈克尔·杨的英国社会学家出版了《精英治国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他提出这个新词是一个警告。现代社会将学会如何精确地测量儿童的智力，使儿童在学校和工作中根据其自然能力进行分层。在杨的讽刺性幻想中，这种新形式的不平等将是如此僵化和压迫，以至于以暴力叛乱而告终。

现在这个词失去了最初反乌托邦的含义。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军人权利法案》、标准化考试的扩大、民权运动以及顶级大学对有色人种、女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子女的开放，都为美国提供了一条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接近真正平等机会的上升通道。

20世纪70年代后，精英治国开始越来越像杨的黑暗讽刺。一个旨在让每一代人都有平等机会崛起的制度创造了一个新的世袭阶级结构，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将自己的金钱、关系、野心和职业道德传给其后代，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的孩子向上发展的机会却越来越少，从而进一步落后。

只算到幼儿园，知识专业人士的孩子就已经比更低阶级的孩子领先了整整两年，这种成就差距几乎是无法弥补的。经过七十年的择优录取，下层阶级的孩子被常春藤大学前三名录取的可能性，几乎和1954年一样低。

这种等级制度在几十年间无声无息地慢慢加固了。它基于教育和绩效，而教育和绩效是好东西，所以谁会质疑它？更深层次的不公正，被大量的普通背景孩子社会阶层跃升的例外情况所掩盖。比尔·克林顿（他谈到 “努力工作并按规则行事的人”）、希拉里·克林顿（她喜欢天赋才能这一说法）和巴拉克·奥巴马（“我们需要你们每一个人发展自己的才能、技能和智力”）都是择优录取的产物。

当然，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得到奖励。哪有什么替代的选项呢？要么是集体化，要么是贵族化。要么每个人都得到同样的成绩和薪水，而不管成就如何，这是不公正的，也是可怕的平庸；要么每个人都要过上其原生家庭的生活，这也是不公正的，是可怕的倒退。择优录取似乎是回应托克维尔所说的美国人 “对平等的热情”的一种制度。如果机会真正平等，结果就会是公平的。

但是，正是这种公平的概念导致了择优录取的残酷性。如果你没能入选，除了你自己，你没有任何人和事可以指责。那些成功的人可以在道德上对自己的才能、纪律、良好的选择感到满意。当成功的人遇到没有成功的人时，甚至会感到一种怜悯般的满足。不是“承天之佑，我幸免于难“ ，甚至不是 “生活真不公平”，而是“你应该更像我才对”。

在政治上，“聪明美国”逐渐开始与民主党联系在一起。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民主党拒绝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工厂关闭当作是一场自然灾害，如果为因去工业化而流离失所、并在不断成长的服务经济中挣扎的数百万工人发声，这个党可能仍然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多族裔的工人阶级政党。

诚然，南方白人在民权革命后放弃了民主党，但仅凭种族并不能解释工人阶级白人选民半个世纪以来的划时代转变。西弗吉尼亚州几乎全是白人，在2000年之前这一直是一个以民主党为主的州。如果你看一下西弗吉尼亚州各县的全国选举地图，你会发现2000年是农村地区彻底变红（注，指转向共和党）的一年。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不仅仅是民主党对民权运动和对其他平权运动的原则性拥护。

在20世纪70年代初，民主党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非白人选民和不断萎缩的工会工人阶级的家园。民主党越是认同新经济的赢家，共和党就越容易通过呼吁文化价值来拉走白人工人。克林顿和希拉里谈到，要通过教育和培训使工人有能力升入专业阶层。

这种假设是：所有美国人都能做到像克林顿家庭那样，并成为她/他们中的一员。

“自由美国”的叙事塑造了“聪明美国”的可接受的思维框架。自由贸易、放松管制、经济集中和平衡预算成为民主党的政策。这套逻辑是世界性的，在国内拥抱多元文化，在国际上欢迎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支持这种观念的华尔街和硅谷捐款阶层为民主党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取得了在华盛顿的影响力作为回报。

这一切都没有吸引到民主党的原有基本盘。

世纪之交，“聪明美国”的观念水位达到高点。克林顿总统的演讲变得兴高采烈。他在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说：“我们很幸运地活在历史的这个时刻。”

新经济已经用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取代了 “过时的意识形态”，繁荣和萧条的商业周期实际上已经被终结，阶级冲突也是如此。2000年4月，克林顿举办了一个名为白宫新经济会议的庆祝活动。热切的发展目标与自我祝贺交织在一起；美德与成功击掌相庆——这是“聪明美国”的独特氛围。

有一次，克林顿告诉与会者，国会即将通过一项法案，与中国建立永久性贸易关系，这将使两国更加繁荣。他高兴地说：“我相信计算机和互联网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使更多的人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快地摆脱贫困。”

你几乎可以把特朗普的当选的时间线追溯到那一刻。

“聪明美国”的赢家们已经退出了国家生活。这些赢家花大量时间工作（甚至是在床上），研究孩子的学校并计划孩子的课外活动，购买合适的食物，学习做寿司或弹曼陀林，保持身材，并关注新闻。这些都不需要“聪明美国”的赢家们与其生活方式之外的公民同胞们接触。

学校，曾经是我们的民主机构中最普遍和最有影响力的机构，现在把不同阶级的公民们隔离开来。工人阶级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对成功的追求并不新鲜。“聪明美国”是19世纪初自食其力者的后裔，先辈们将工作道德提升成为最高的个人美德；也是20世纪初城市进步主义者的后裔，她/他们崇尚专业知识。但是有一点不同。现在上升的道路更窄了，它通向有着更高围墙的机构，大门越来越难以推开。

在父母的注视下，“聪明美国”的儿童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课外活动和精心构思的个人论文中，在自夸和自谦之间游刃有余。所有这些努力的目标是接受高等教育，那里提供令人生疑的知识，值得怀疑的成就感，学生们可能负债累累，但能有肯定的地位。

从一所独特的学校毕业标志着进入了一种成功的生活之中。一个被赋予如此重要意义的仪式，却没有多少真正的价值，就像一种当人们开始失去信心的贵族制度脆弱的颓废，人们不再认为它反映了事物的自然秩序。在我们的情况下，一个旨在扩大平等的系统已经成为不平等的执行者。美国人现在是天生的精英治国、择优录取的拥护者。我们知道这一点，但因为这违反了我们的基本信念，所以才很辛苦地假装不知道它。

在俄亥俄州东南部、弗吉尼亚州南部和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等地，一个常见的说法是，中产阶级已经不存在。

我曾经听到佛罗里达州坦帕市退休市政雇员，一位60多岁的女性自称为“前中产阶级 ”的一员。她在房地产领域赚了钱，然后又赔了钱，她的意思是，她的生活不再有任何保障。她的说法可以适用于一个年薪5万2千美元的非工会电工和一个每小时12美元的家庭保健助理。前者在经济上仍属于中产阶级，而后者则是工人阶级——事实上可以称之为有工作的穷人。

这三个人的共同点是一个高中学位和一份不稳定的前景。她/他们都不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更不用说对自己孩子的未来了。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和更好的生活的梦想已经失去了信念，因此也失去了灵感。

她/他们不可能达到那种闪亮、有序的生活，正如所工作的精英专业人士房子里看到的那样：石英台面上放着浓缩咖啡机，客厅墙上悬挂着昂贵艺术品，孩子们卧室里陈列着书架，这些仿佛都是外国文化的一瞥。

专业人士究竟做了什么来赚取支付其美好事物的巨额收入，这是一个谜。所有这些坐在电脑屏幕前的时间——真的对社会、对电工或家庭保健助理（其贡献显而易见）的家庭有贡献吗？

因此，这两个阶级，上升的专业人士和下沉的工人，在几代人之前收入相近，风俗习惯上相差不大，现在却不再相信自己与对方属于同一个国家。但又无法逃避对方，其共存滋生了居高临下、怨恨和羞愧。

作为一种国家叙事，“聪明美国”对国家有一种脆弱的感觉。“聪明美国”并不憎恨美国，因为美国对相信精英治国的人来说是那么好。“聪明美国”相信体制，相信这种叙事的人们支持美国对军事联盟和国际组织的领导。

但“聪明美国”的支持者对爱国主义感到不安。这是一个更原始时代的令人不快的遗物，就像香烟或赛狗一样，能激起人们的情绪，可能会产生丑陋的后果。“聪明美国”的赢家通过飞机、互联网和投资与全球其他地方联系在一起，从而已经失去了对国家认同的能力和需要，这就是为什么赢家们不能掌握国家认同对他人的重要性。

这些知识专业人士拥有的赋予其特殊身份的热情的忠诚，全部倾注到了自己的家庭身上。剩下的就是多样性和效率，是传家的西红柿和自动驾驶汽车。这些人不明白爱国主义的意义。

爱国主义可以被用于好的或坏的目的，但在大多数人身上，爱国主义永远不会消失。它是一种持久的依恋，就像对家庭的忠诚一样，是意义和团结的源泉，在几乎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最强烈。国家忠诚是一种对你的国家属于你的依恋。即使你不能忍受它，即使这个国家使你心碎，你的国家也和其他国家相区别。这种感觉是不会因为一厢情愿而消失的。因为人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实际的地方，而国家是人们可以认同的最大单位：世界公民身份太抽象了，因而没有意义。如果你想取得任何重大成就，就必须挖掘爱国主义情感。

如果你的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或扭转不平等，或停止种族主义，或重建民主，你将需要来自爱国主义的国家团结。

这是“聪明美国”这一叙事的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将爱国主义抛弃给其他叙事，必定会让其中最糟糕的叙事霸占爱国主义的话语。

真正美国

一个煽动者可以成为一个暴君，但这次人民将他推上高位：那些希望被灌输幻想和谎言的人民，那些把自己从同胞中分离出来并凌驾于其之上的人民。所以问题不在于特朗普是谁，而在于我们是谁。

2008年秋天，当时的共和党副总统提名人萨拉·佩林，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的一个筹款会上发表了讲话。候选人们常常对自己的捐助者吐露实情，使用在公众和媒体面前避免使用的直截了当的语言（奥巴马：“依附于枪支或宗教”；罗姆尼：“47%”；希拉里：“一群可悲的人”），而佩林觉得可以自由地公开发言：“我们相信，美国最好的部分就在我们能够访问的这些小城镇里，在这些我称之为真正的美国的美妙的小地方，与这个伟大国家的所有勤劳的、非常爱国的、极其亲美的地区在一起。与那些正在经营我们的工厂，教育我们的孩子，种植我们的食物，为我们打仗的人在一起。”

译者注：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时，在佛罗里达州一次筹款集会上的讲话中，罗姆尼说，47%的美国人“依赖政府，以受害者自居，认为政府有责任照顾自己，还认为自己有权享有医疗保险、食物、住房以及其他你能想到的一切”。2016年总统大选时，希拉里在一次筹款会上称特朗普支持者为“一群可悲的人”。

萨拉·佩林——图源：Jeff Wasson/Wikipedia Commons

是什么让佩林与“聪明美国”的叙事格格不入，并促使成千上万的人在她举行的“真正美国”集会上排队数小时？

她的大白话（“那必须的You betcha”，“钻啊，宝贝，加油钻Drill, baby, drill”）；她富有魅力的基督教；她在获得学位过程中上过的四所大学；她五个孩子的名字（Track, Bristol, Willow, Piper, Trig）；她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她未婚先孕的青少年女儿；她丈夫的商业渔业生意；她打猎的姿势。她是从头到脚的工人阶级。

很多政治家都来自工人阶级，但佩林从未离开过工人阶级。

译者注：“钻啊，宝贝，加油钻Drill, baby, drill”是2008年共和党的竞选口号，由前马里兰州副州长迈克尔·斯蒂尔在2008年共和党全国大会上首次使用，他后来当选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该口号表示支持增加钻探石油和天然气作为额外的能源来源，在共和党副总统提名人萨拉·佩林在副总统辩论中使用该口号后更加知名。萨拉的五个孩子分别以田径(Track)、布里斯托尔湾(Bristol)、阿拉斯加的一个社区(Willow)、北欧语言中的“力量”(Trig)和“听起来很酷”的名字(Piper)命名。

她对奥巴马的态度特别毒辣。她的敌意因时任总统可疑的出身、激进的同伴和再分配主义的观点而加剧，但对她而言最严重的冒犯是，奥巴马令人厌恶的阶级和种族的混合。奥巴马是一个黑人专业人士，他上过最好的学校，他比佩林知道的多得多，而且他太有头脑了，不会和她一起陷入泥潭。

佩林在竞选期间溃败了。她在回答最基本问题的糟糕表现，让她在对这个问题持开放态度的美国人眼中不再适任。她的共和党同僚试图把她藏起来，后来又不承认她。2008年，这个国家对佩林这样的候选人还是太理性了。

失败后，她辞去了她不再感兴趣的阿拉斯加州长的职务，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成为真人秀节目主持人、茶党明星和签名商品销售员。佩林一直在寻找第二个角色，但这个角色从未出现过。她遭受了作为一个超前时代的名人的可悲命运。因为随着她的参选，一些新的东西进入了我们的国家生活，而这些新东西同时也是传统的。她是一个体现了白人身份政治的西方民粹主义者——这样的人传统上有施洗者约翰，之后有横空出世的特朗普。

“真正美国”非常古老。认为真正的民主之心在普通人中才跳动得最厉害的观点。可以追溯到18世纪，在平等的建国信条中初具雏形。

托马斯·杰斐逊在1787年写道，“向一个耕作者和一个教授陈述一个道德案例。前者会做出同样的决定，而且往往比后者更好，因为耕作者没有被人为的规则引入歧途。”

道德平等是政治平等的基础。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里，随着新的共和国成为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民主信条公开地变成了民粹主义。安德鲁·杰克逊上台后，以 “社会的谦卑成员——农民、机械师和工人”的捍卫者身份进行治理，这些人被视为那个时代的“真正美国”人。民主党通过将贵族精英主义的指控先是归咎于联邦党人，然后归咎于辉格党人从而主导了选举。辉格党人随后认识到必须以木屋和硬苹果酒作为竞选手段才能与民主党竞争。

大众民主的胜利给美国政治带来了一种从未完全消失的反智偏见。自治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学习，只需要人民的本土智慧。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写道，“即使在其最早的日子里，美国的平等主义冲动，也与对其萌芽形式的政治专业化和后期形式的专业知识的不信任有关。”

对贵族的敌意扩大到对受过教育的先进分子的普遍怀疑。学识渊博的公民实际上不适合做领导；最好的政治家来自并忠于普通人。赚钱并不违反平等的精神，但高超的知识却违反了平等的精神，特别是当知识掩盖了特权的时候。

排队听佩林讲话的绝大多数白人群体并不是一个新现象。“真正美国”一直是一个白人的国家。杰克逊本人就是一个奴隶主和印第安人杀手，他的 “农民、机械师和工人”，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 “生产大众”、休伊·朗的 “小人物”、乔治·华莱士的 “红脖子”、帕特里克·布坎南的 “干草叉大队”和佩林的 “勤劳的爱国者”的纯白人祖先。

这些群体的政治立场后来有变化，但对其真正美国的身份认知却一直很坚定，这种身份是白人对自己作为自治政府基石的信念。大众的政治不时出现跨种族的情况，如19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民粹党，1930年代的产业工人运动，但这从未持续过。在白人至上主义的压力下，这种团结很快就瓦解了。

“真正美国”存在的必须前提，是没有工作的下层阶级和寄生的精英阶层都依赖于它的劳动。这样一来，它就把黑人工人阶级变成了隐形人。

从一开始，“真正美国”也是宗教美国，而且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福音派和原教旨主义，来敌视现代思想和知识权威。他们认为真理会进入每一颗单纯的心，不会有灰色的阴影。“如果必须选择放弃宗教或教育，我们应该放弃教育。”布莱恩说，在他身上，民粹主义民主和原教旨主义基督教结合在一起，直到1925年斯科普斯 “猴子审判”时将他的两部分撕裂。

译者注：1925年斯科普斯 “猴子审判”， 1925年3月23日，美国田纳西州颁布法令，禁止在课堂上讲授“进化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便寻求一位自愿在法庭上验证这条法律的田纳西教师，于是制造了轰动整个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性审判，被称之为“猴子审判”。又因涉案的教师名叫斯科普斯，所以也叫“斯科普斯案”(Scopes Case)。

最后，“真正美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态度是孤立主义的，对人道主义和国际交往持敌视态度，但准备对任何侵犯国家利益的行为作出积极回应。在”真正美国“眼中，美国主义的纯洁性和力量总是受到来自外部的污染和内部的背叛的威胁。

“真正美国”的叙事，是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

“真正美国”不是一座大门向各地热爱自由的人们敞开的“山巅之城”，也不是一个世界性的俱乐部，在这种俱乐部，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有合适的才能和资历，你就能被接纳。“真正美国”是一个村庄，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的事情，没有人比其他人有更多的钱，只有少数不受欢迎的人才会搬走。村民们可以自己修理锅炉，会不遗余力地帮助陷入困境的邻居。但街上的一个新面孔会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怀疑。

当佩林谈到“真正美国”时，它正处于急剧的衰退之中。她所演讲的北卡罗来纳州的皮德蒙特，在十年内失去了三个经济支柱：烟草、纺织品和家具制造。当地人指责北美自由贸易区、跨国公司和大政府。曾经拥有并耕种自己田地的闲散烟农，在不停播放福克斯新闻的麋鹿小屋用塑料杯喝伏特加；这些烟农因吸食冰毒而掉了牙。

佩林那些光彩照人的言论已经过时了。

美国因为去工业化而受到困扰的“铁锈带”，成为帮助特朗普当选的重要地区。——图源：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 Alike 3.0/Wikipedia Commons

这种崩溃是在历史性失败的阴影下发生的。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两党统治阶层先是在海外，然后在国内声名狼藉。入侵伊拉克浪费了911袭击事件后的国家团结和国际同情心，这一决定本身就是一个由谎言和自欺欺人促成的战略愚蠢行为；而失败的执行，则在之后的几年里加重了这场灾难。

但战争的领导人从未付出代价。正如一位驻伊拉克的陆军军官在2007年写道：“一个失去步枪的士兵所承受的后果，远远大于一个输掉战争的将军。”

 美国人的代价落在了来自小城镇和内城的年轻男女的身上和心中，想在伊拉克遇到来自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的家庭的美国军人是很难的，这种人在美国所有军人中也是少之又少。在部队开始离开伊拉克后，这种模式在阿富汗继续。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牺牲的不平等几乎正常得不值得一提。

但这种精英的巨大失败，在下层的年轻人中种下了愤世嫉俗的种子。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经济大萧条，在美国国内产生了类似的影响。

有罪的一方是精英——银行家、交易员、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美联储主席、同时也是安·兰德的粉丝艾伦·格林斯潘承认，这场危机破坏了他对“自由美国”叙事的信心。但是，遭受损失的是阶级结构中较低的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沉没在价值下降一半的房子和消失的退休基金中，美国工人阶级被一张粉红色的纸条抛入了贫困。银行得到了救助，而银行家们保住了自己的工作。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这个系统是为内部人士所操纵的。

经济复苏花了数年时间，而失去的信任从未恢复。

自从里根时代以来，共和党一直是商业利益集团和不太富裕的白人组成的联盟，其中许多是福音派基督徒。该联盟的持续存在需要来自双方的大量自欺欺人。直到201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仍然是对“自由美国”和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纪念活动。

米特·罗姆尼在臭名昭著的筹款会上告诉捐赠者，这个国家被分为制造者和接受者，而那47%属于接受者的美国人永远不会投票给他。事实上，接受者中包括大量的共和党人，但政治家和记者几乎没有注意到衰败农村生活的混乱：不去教堂的基督徒；没有固定工作时间的工人，更不用提工会；不信任邻居的租房者；从连锁邮件和边缘网站获取信息的成年人；认为两党都腐败的选民——新闻报道是什么？

“真正美国”，大众民主的基石，怎么却没有办法参与自治呢。事实证明，它是可有可无的，其愤怒和绝望需要一个目标和一个声音。

译者注：连锁邮件是一种含有引诱收信者复制讯息再传予其他人的讯息。通常使用的策略包括煽情内容、层压式推销、甚至恐吓收信人若不依从信中内容就会带来厄运、疾病甚至死亡。

当特朗普竞选总统时，“自由美国”的党就崩溃了，变成了自己的空壳。广大共和党人并不是希望公司税归零的自由贸易者，而是希望政府做的事情能让自身受益，而不是让共和党人下面和上面那些不值得的阶层受益。

党内精英们与特朗普的支持者相距太远，并被自己陈旧的言论所迷惑，无法掌握正在发生的事情。媒体精英们也同样被吓傻了。媒体对特朗普感到娱乐和震惊，认为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仇外者、威权者，以及一个粗俗的、橙色头发的名人。他确实具有所有这些部分，但特朗普有一种爬行动物般的天才，能够直觉到“真正美国”的情绪：对于左右两派的精英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国家。

精英们无力理解特朗普，因此也无力阻止他。

特朗普在许多问题上违反了保守派的正统观念，包括税收和权利。他说，“我想拯救中产阶级，对冲基金的人并没有建立这个国家。这些人是把纸张转来转去的幸运家伙。”

但特朗普的主要疯狂言论是在贸易、移民和战争方面。他是第一个通过反对全球化而获得成功的美国政治家——多年来，两党的政策一直在为 “全球主义者”的利益服务，同时牺牲了“真正的美国人”。他也是第一个通过谈论美国的一切变得多么糟糕而取得成功的人。他在2016年共和党全国大会上说：“这些是我们国家被遗忘的男人和女人，完全被遗忘了，但她/他们不会被遗忘太久。” 

民族主义的衣钵就在身边，特朗普抓住了它，“我为你们发声。”

在竞选初期，我在俄亥俄州坎顿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与一群因合同纠纷被公司拒之门外的白人和黑人钢铁工人相处了一段时间。这群工人在工厂外堵门抗议，同时面临着几个月没有工资的，可能会失去工作的威胁，工人们谈到了中产阶级的终结，而唯一让她/他感兴趣的候选人是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

一位名叫杰克·鲍姆的钢铁工人告诉我，他支持特朗普。他喜欢特朗普在贸易和移民方面的 “爱国”立场，他也认为特朗普的脏话令人耳目一新，甚至令人振奋。鲍姆说，这种丑陋是一种报复。“这是她/他们看待我们方式的一面镜子。”

他没有说明她/他们和我们是谁，但也许他没有必要这样做。也许他是在委婉地表达，像我这样的人看不起像他这样的人。如果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认为像鲍姆这样的钢铁工人是无知、粗鲁和偏执的，那么特朗普就会把这种粗鲁扔到我们得意的脸上。他的语言和行为越是低劣，媒体越是诋毁他，他就越是被他的选民所赞美，成为是其选民心目中不会犯错的领袖。

特朗普的语言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与美国流行文化相契合：不需要专家知识，也没有隐含意义的代码，几乎是自发地产生了令人难忘的短语。“让美国再次伟大”、“抽干沼泽”、“建墙”、“把她关起来” 、“把她送回去”，这是人们在关闭语言抑制器时的说话方式，任何愿意加入暴徒的人都可以轻松使用它。

特朗普并没有试图用新的词汇和概念在意识形态上塑造他的选民。他使用的是脱口秀、真人秀、社交媒体和体育酒吧的低级语言，对他的听众来说，这种语言似乎比 “政治正确”的专家们滔滔不绝的晦涩难懂要诚实得多，并以常识为依托。他的民粹主义把真人秀《泽西海滩》带入了国家政治。他演讲的目的不是为了煽动群众的歇斯底里，而是为了让人们摆脱耻辱，他把每个人都拉到了更低的层次。

在他的整个成年生活中，特朗普一直敌视黑人，蔑视妇女，对来自贫穷国家的移民恶语相向，对弱者也很残忍。他是一个所谓机会平等的偏执狂。在竞选和入主白宫时，他公开与铁杆种族主义者结盟，这使他与人们能想得起来的其他总统不同，而种族主义者也因此喜欢他。

2016年大选后，大量的新闻和社会科学研究致力于查明，特朗普的选民主要是受经济焦虑还是种族怨恨的驱使，而两种答案都有证据。

进步派对半个国家准备支持这个可恨的人感到震惊，并抓住种族主义作为唯一的原因，着手反驳所有的替代解释。但这个答案实在太令人满意了。种族主义是如此十恶不赦，它给进步派提供了如此具有权威性的道德高度，消除了她/他们理解处于底层的同胞不满的负担，更不用说为底层做些什么了。

这让特朗普的选民们看起来无法接受。但仅凭种族主义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白人男性比白人女性更有可能投票给特朗普，或者为什么黑人和拉丁裔男性和女性也是如此。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哪些人是特朗普选民的最可靠预测因素不是种族，而是种族和教育的结合。

在白人中，38%的大学毕业生投票给特朗普，而没有大学学历中的比例高达64%。这一差距是决定性的，是“聪明美国”和“真正美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它使2016年的选举与以往的不同，而这种趋势在2020年只会加剧。

特朗普在竞选时提出的议题在他担任总统期间起起落落，而剩下的是他释放的黑暗能量，这些黑暗能量像部落首领一样把他和他的选民联系在一起。“自由美国”的乐观态度已经荡然无存。特朗普的选民仍然在谈论自由，但这里的自由意味着血与土地。特朗普选民的民族主义就像欧洲和世界各地正在兴起的种族民族主义。特朗普滥用每一个美国机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武装部队、法院、媒体、《宪法》本身，而他的选民对此欢呼雀跃。没有什么比看到自由派万念俱灰更让她/他们兴奋。没有什么能像特朗普的3万个谎言那样让她/他们信服。

译者注：血与土（德语：Blut und Boden）是近代德国的种族意识形态之一，指民族的生存依靠血（民族的血统）和土地（农业生产的基础），同时也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意义以及农村生活的美德及传统价值。这一论点起源于19世纪末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纳粹德国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是一个完全美国类型的煽动者，我们从《国王班底》等小说和《公民凯恩》等电影中熟知。

耶鲁大学政治理论家布莱恩·卡斯滕写道：“特朗普是我们自己的政府风格所特有的生物，因此我们更难保护自己免受其害。他是一个煽动者，一个以对精英的仇恨为食的大众领袖，这种仇恨在民主土壤中自然生长。”

一个煽动者可以成为一个暴君，但这次人民将他推上高位：那些希望被灌输幻想和谎言的人民，那些把自己从同胞中分离出来并凌驾于其之上的人民。所以问题不在于特朗普是谁，而在于我们是谁。

正义美国

“正义美国”面临的死胡同是一个悲剧。这个国家过去曾有过伟大的正义运动，现在也亟需一场。但是，为了发挥作用，这场运动必须张开双臂，必须讲述一个我们大多数人都能看到自己的故事，并开始走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想跟随的道路。

2014年，美国的特征发生了变化。

在以商业和外交政策精英为首的统治阶级不断积累的失败阴影下，一大批有社会影响力的一代人成年了。这新的一代人对前几代人赖以生存的理念缺乏信心：人人生而平等；努力工作，你可以成为任何想要成为的人；知识就是力量；民主和资本主义是唯一最好的制度；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

我这一代人告诉我们的孩子一代一个缓慢但稳定的进步故事。美国要为奴隶制（以及种族灭绝、拘禁和其他罪行）负责，如果有这样的事情，那就是原罪，但国家已经做出了回答，而且随着民权运动的开展，平等的最大障碍被消除了。

如果有人怀疑这个国家正在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盟，那么一位喜欢使用这句话的黑人总统的当选就证明了这种进步，“罗莎坐下了，所以马丁·路德金可以走，所以奥巴马可以跑，所以我们都可以飞”——这就是一句话的故事，它对我这一代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如此有说服力，以至于我们迟迟没有注意到它对很多35岁以下的人意味着什么。

或者我们听到了，但不理解，并否定了下一代人。我们告诉年轻人，她/他们不知道1994年的犯罪率是怎样的。“聪明的美国人”指出了平权行动和儿童健康保险的进步。“自由的美国人”吹捧城市新商业区和教育券制。

译者注：罗莎·帕克斯是一位美国黑人民权行动主义者。1955年，她在公车上拒绝让座给白人乘客，因此遭逮捕，引发联合抵制蒙哥马利公车运动。美国国会后来称她为“现代民权运动之母”。教育券制，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倡的一种政府教育补贴制度。与直接给公立学校发放教育经费不同，政府向家长发放教育代金券。主要目的在于，在维持政府对教育的补贴同时，在教育体系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升教育质量，给家长更多选择。

当然，孩子们并不买账。在孩子们眼里，“进步”就像一层薄薄的表面，装点着黑人名人和专业人士，这些人承载着社会的期望和偏见，而在其之下，是糟糕的学校、泛滥的监狱和垂死的社区。

父母也并不买账，但我们已经学会了无视这种规模的不公正，就像成年人为了过日子无视很多东西一样。如果有人能嗅出父母的恶意，那就是自己的孩子。

孩子们在多代人的家庭成功事业中，是巨大压力下的劳动者，承担着精英主义的心理负担。她/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已经负债累累，又正值经济大萧条关闭了机会的大门，地球毁灭的现实压在孩子们身上。

难怪数字生活对这代人来说似乎比父母所描述的世界更真实。

难怪这代人的性生活比上一代人少。

难怪中年自由派的平淡承诺让这一代人感到愤怒。

然后是一个又一个警察杀害或伤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的视频。紧接着是一个公开的种族主义总统的当选。这些都是让一代人革命的条件。

这种叙述可以被称为 “正义美国”，是另一次来自下层的反叛。正如“真正美国”打破了“自由美国”僵化的自由至上主义，“正义美国”攻击了“聪明美国”自以为是的精英主义，做了其他三种叙事所回避的、美国白人在整个历史上所回避的艰难而重要的事情，迫使我们看到从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到今天这么多美国黑人过着二流生活的赤裸事实——对平等的背叛一直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道德耻辱，是其社会问题的核心。

但 “正义美国”有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因为在其叙述中，正义和美国从未合拍。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不正义美国”，这个名称是一种攻击精神，而不是一种愿望。对于“正义美国”来说，这个国家与其说是一个需要改进的自治项目，不如说是一个需要与持续不断的错误作斗争的地方。

在某些版本的叙述中，国家根本没有积极的价值，不可能变好了。

就像自由至上主义思想在1970年代一直在美国人中间流传一样，在幻想破灭的2000年代，即将成年的年轻人得到了关于社会正义的强大思想来解释自己的世界。这些思想来自不同的知识传统：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60年代和70年代的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激进女权主义，黑人研究。它们在美国大学课堂上交汇并重新组合，两代学生在那里被教导要像批判理论家那样思考。

女权主义理论、酷儿理论成为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图源：Lamoth Evangelista/Wikipedia Commons

批判理论颠覆了启蒙运动的普遍价值：客观性、理性、科学、平等、个人自由。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是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主导群体通过它来征服另一个群体。所有的关系都是权力关系，所有的事情都是政治性的，理性和真理的主张是维持权力者的社会建构。

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批判理论关注的是语言和身份，而不是物质条件。取代传统对客观现实的侧重，批判理论家将主观性置于分析的中心，以显示所谓的普遍术语是如何排斥被压迫群体并帮助强权统治被压迫者的。

批判理论家认为，启蒙运动，包括美国的建国运动，带有现代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种子。

身份政治一词诞生于1977年，当时一群名为 “康巴河集体”的黑人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发表声明，将她们的工作定义为从“白人男性统治”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中自我解放：“主要的压迫系统是相互交织的。这些压迫的综合体制造了我们的生活条件……这种对我们自身压迫的关注体现在身份政治的概念中。我们相信，最深刻和可能最激进的政治直接来自我们自己的身份。”

这段宣言帮助我们开启了一种思维方式，将争取正义的斗争置于自我之内。这种思维方式不是诉诸于理性或普世价值，而是诉诸于身份的权威，即被压迫者的“生活经验”。自我不是一个可以说服其他自我和被其他自我说服的理性存在，因为理性是权力的另一种形式。

被压迫者的历史诉求，是作为平等公民被纳入美国生活的所有制度中。随着身份政治的发展，这种要求变得不同了——不仅仅是扩大制度参与，而是要深刻地改变它们。

当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游行时，呼吁美国 “站起来，实现其信条的真正含义，‘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是在启蒙运动的框架内要求平等权利。在之后几年间，他对美国信条的看法变得更加丰富。

但在身份政治中，平等指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人，身份政治要求采取行动纠正群体之间的全方位差异性结果（这往往相当于新形式的歧视）——换句话说，实现公正。

在实践中，身份政治将旧的权力等级制度倒置为新的等级制度：底层轨道在上。权力的固定镜头使基于共同人性的真正平等成为不可能。

那么什么是压迫呢？

不是不公正的法律，最重要的不公正法律被民权运动及其后续运动推翻了，甚至不是不公正的生活条件。对主体性的关注，将压迫从世界转移到了自我和它经历的痛苦：心理创伤、来自言论和文本的伤害、少数群体成员在不断接触主流文化时感到的疏离感。

一个完整的压迫系统可以在一个单词中体现。

到了新世纪之交，这些思想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部门几乎无处不在。拥护这些思想已经成为进入教授职位的一个重要凭证。这些思想给了学者们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无论是智识上还是道德上，都可以对自己安然处之的制度进行批评。

反过来，这些学者塑造了了美国年轻人的世界观，这些年轻人在精英大学接受教育，在择优录取中茁壮成长，学生们从幼年开始就接受培训，去做在职业和社会上取得成功的事情。D.H.劳伦斯写道：“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一代人的思想会成为下一代人的本能。”

批判理论家的想法成为千禧一代的本能。不需要读过福柯或在朱迪思·巴特勒手下学习，就能熟练掌握中心化、边缘化、特权和伤害等术语；就可以去相信语言可以是一种暴力形式；就能够用个人认为的真理来结束一般的争论（“你不会明白的”，或者只是 “我被冒犯了”）；在因不合适的身份使你失去发言资格时闭口不谈。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年轻人在不了解这些概念的情况下，就被浸泡在批判理论和身份政治的假设中。

每个人都感觉到它们的力量，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抵制滥用的诱惑。

美国哲学家、性别理论家朱迪思·巴特勒，她是第三波女权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图源：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 Alike 3.0/Wikipedia Cooms

2014年，“正义美国”作为一种全国性的叙事出现。那年夏天，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市，警察杀害了一名18岁的黑人，他的尸体被丢在街上数小时之久。在此背景下发生了许多事件，越来越多的事件被视频记录下来，黑人被没有受到明显威胁的白人警察殴打和杀害。这些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被观看了数百万次，象征着即使在第一个黑人总统任期的第六年，美国黑人在监狱、社区、学校和工作场所仍然面临着更广泛的不公正现象。

在一个多种族的社会中逐步取得进展和扩大机会的乐观故事，似乎在一夜之间崩溃了。弗格森事件点燃了全国各地城市和校园的抗议运动。

“正义美国”的叙事是什么？它认为美国社会不是混合和流动的，而是一个固定的种姓制度般的等级制度。大量获奖的书籍、论文、新闻、电影、诗歌、流行音乐和学术作品，都着眼于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历史，以便理解现在——就像福克纳说的那样：“过去永远不会死。它甚至还没有过去。”

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是《纽约时报》杂志的1619项目，其雄心勃勃地宣布将美国的整个故事作为奴隶制及其后果的故事来重述，将当代现象追溯到它们在种族主义中的历史前因，有时还无视相互矛盾的事实。任何关于进步的谈论都是错误的意识——甚至是 “伤害”。无论这个或那个人的行为如何，无论新的法律和实践如何出现，“白”对 “黑”的等级地位是永恒的。

这种叙事具有革命性的力量。广义上曾经被认为是美国历史（或文学、哲学、经典，甚至数学）的东西现在被明确定义为白人的，因此是白人至上主义的。被默认为无罪的东西，突然发现自己被推上了审判台，每个想法都被交叉询问了，在案件被审理完毕之前，其他事情都要放一放。

“正义美国”并不只关注种族问题，最激进版本将所有群体的压迫集中在白人至上主义、父权制、恐同症、恐跨症、财阀主义、环境破坏和无人机——美国作为一个统一恶性力量，超越了地球上任何其他邪恶。

塔·内西·科茨在2015年出版的《世界与我之间》中，将全球变暖解释为地球对白人的贪婪和残忍的自然报复，这本书对于建立“正义美国”的叙事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有太多的事情是“正义美国”不能谈论的，这阻止了“正义美国”叙事触及到最困难的问题：无法谈及贫困的复杂原因。

结构性种族主义是真实的，黑人由于几个世纪以来的政策和制度而遭受的持续劣势。但个人能力也是如此，而在 “正义美国”叙述中，这种能力劣势并不存在。这种叙事不能谈论黑人社区暴力的主要来源，那就是年轻的黑人男子，而不是警察。在对乔治·弗洛伊德谋杀案的抗议中，推动“取消警察资金”的努力受到了许多当地黑人公民的抵制，当地黑人希望警察工作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少。

“正义美国”无法处理黑人和白人学生在学术评估中的顽固分歧。成绩差距这个温和的短语已经被淘汰，不仅是因为它暗示黑人父母和孩子有一些责任，而且还因为根据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任何不公正的差距都被定义为种族主义的。摆脱考评，你就会在消除差距的同时结束种族主义。

我夸大了这种新叙事的突然性，但并没有夸大太多。2014年之后，事情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当时 “正义美国”的叙事逃出了校园，弥漫在更广泛的文化中。

首先，“软性”的职业开始让位。图书出版商发行了大量关于种族和身份的书籍，年复一年地赢得最负盛名的奖项。以追求报道客观性著称的报纸和杂志转向积极的新闻模式，采用新的价值观和假设以及全新的语言：系统性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白人特权、反黑人、边缘化社区、去殖民化、有毒的男性气质。

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艺术组织、慈善机构、科学机构、技术垄断机构，最后是美国企业和民主党。无可争辩的包容原则推动了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则偷换了更具威胁性的特征，这些已经成为身份政治和社会正义特征：一元化的群体思想，对公开辩论的敌意，以及对道德胁迫的偏好。

“正义美国”叙事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的思维、谈话和行为方式，但没有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条件。它反映了界定我们文化断裂的不信任：有些事情是严重错误的；我们的社会是不公正的；我们的制度是腐败的。如果这种叙事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刑事司法系统，并将美国黑人带入完全平等的条件，那么它就不会辜负自身的承诺。

但宏大的系统分析通常以小的象征性政治结束。在某些方面，“正义美国”类似于“真正美国”，并从另一个方面进入了同样可疑的冲突。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幻灭催生了身份政治，也在许多年轻白人男子中产生了新的威权主义。“正义美国”和“真正美国”从对立的观点出发，对美国建国文件的普适思想和美国作为一个全面民主的承诺，抱有共同的怀疑态度。

但理解 “正义美国”的另一种方式是在阶级方面。为什么它的大部分工作都产生在人力资源部门、阅读清单和颁奖仪式上？

2020年夏天，美国街头的抗议者不成比例地是拥有高等学位年薪、超过10万美元的千禧一代。“正义美国”是一个关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的叙事，这就是为什么它不断地误读或忽视黑人和拉丁裔工人阶级。

这一代年轻专业人士的命运受到了经济停滞和技术动荡的诅咒。这些人的父母认为理所当然的工作已经变得更难得到，这使得择优录取的内卷竞争更加令人崩溃。法律、医学、学术界、媒体，这些最理想的职业都已收缩，其结果是有大量怀才不遇的年轻人居住在大都市。

历史学家彼得·图尔钦创造了 “精英生产过剩”(elite overproduction)一词来描述这一现象。

他发现，在以前的历史时代，如罗马帝国晚期和法国宗教战争时期，不稳定和暴力的一个持续来源是社会精英的挫败感，因为精英们没有足够的工作。图尔钦预计这个国家将在未来十年内经历类似的崩溃。“正义美国”吸引了过剩的精英，并将其大部分愤怒引向了精英们最亲近的叙事——“聪明美国”。

社会正义运动是对精英治国的否定，是对几代人继承来的制度的反叛。名牌大学的学生不再相信自己配得到梦寐以求的名额。纽约的活动人士们希望废除决定进入最好的高中的考试（亚裔美国人的孩子现在在其中占多数）。在一些适合的领域，如文学杂志和教育中的研究生院，绩效与身份相分离的想法已不复存在。

但大多数“正义美国”的支持者仍然属于精英阶层，也并不希望放弃其优势。这群精英无法摆脱对其地位的焦虑，只是将这种焦虑转移到新的叙事中。她/他们想成为第一个采用“正义美国”中专家术语的人。

在2020年的夏天，人们突然开始说 “黑人、原住民、有色人种”(BIPOC)，好像人们一辈子都在这么做。(“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是一种解开被聚合在“有色人种”概念之下群体的方式，让其在道德秩序中获得应有的地位，这一术语后来被来自波哥大、卡拉奇和首尔的人士使用。) 

“正义美国”中的整个氛围在其最紧张的时候（害怕说出不正确的事情，对小错误进行严厉批评的冲动）是“聪明美国”的激烈竞争精神的一个变种，只是认证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因为成就是道德认同的脆弱基础，当精英们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时，他们对自己的价值没有坚定的信念。

在“正义美国”的叙事中，规则是不同的，在《纽约时报》、《诗歌》杂志、乔治城大学、古根海姆博物馆和其他主要机构，发生了一长串诋毁事件之后，老一辈自由派很快就学会了这些规则：可接受的表达方式的范围比过去窄了很多；一种书面思想可以是一种暴力形式；在一场争论中，最响亮的公众声音将占上风；得罪她/他们会让你的职业生涯付出代价；正义就是权力。

这些新的规则不是基于自由派的价值观；而是后自由派的。

译者注：《纽约时报》报道医疗的记者被指出在前往秘鲁高中的采访中适用了种族歧视的语言（N开头的单词）；《诗歌》杂志对于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谋杀事件所引发的抗议的一句话声明。被30多位诗人起草、上千人联署的公开信指责为“低于底线”的，其两位领导人因而辞职；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两位教授因为在网课结束后未关闭的“私下讨论”中谈论“成绩不好的很多是黑人学生”而一位被开除，一位辞职；古根海姆博物馆艺术主任在被一位曾在博物馆展览的黑人艺术家投诉被不公正对待后辞职。

“正义美国”在理论上的起源、其不宽容的教条以及其胁迫性策略，让我想起了1930年代的左翼意识形态。

“正义美国”的美学是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正义美国”面临的死胡同是一个悲剧。这个国家过去曾有过伟大的正义运动，现在也亟需一场。但是，为了发挥作用，这场运动必须张开双臂，必须讲述一个我们大多数人都能看到自己的故事，并开始走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想跟随的道路。

结语

我所描述的四种叙事。都是由于美国未能维持和扩大战后的中产阶级民主而产生的，都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每一种都提供了其他叙事所缺乏的价值，也缺乏其他叙事所拥有的价值。

“自由美国”赞美不受约束个人的能量；“聪明美国”尊重智慧，欢迎变革；“真正美国”把自己投身到一个具体的地方并有一种限制感；“正义美国”寻求与其他叙事想要避免的东西进行对抗。

它们从同一个社会中崛起，即使在像我们这样两极分化的社会中，也在不断地塑造、吸收和蜕变成彼此。但它们的趋势也是在分裂我们，使美国变成一个一个相对对立的部落。这些分裂使每一种叙事都变得贫乏，变成一个狭窄的、更加极端的版本。

所有这四种叙事也都是由对地位的竞争所驱动，产生了强烈的焦虑和怨恨，都指定了赢家和输家。

在“自由美国”，赢家是创造者，而输家是那些想把其他人拖下水，永远依赖窒息性政府的索取者。

在“聪明美国”，赢家是有资历的绩优者，输家是教育程度低下想抵制不可避免的进步的人。

在“真正美国”，赢家是白人基督教中心地带的勤劳人民，输家是背信弃义的精英和想摧毁国家的其他人。

在“正义美国”，赢家是被边缘化的群体，而输家是想要继续压迫的主导群体。

我不太愿意生活在其中任何一个叙事主导的共和国里。

这些天来，我经常听到人们谈论生病的美国、垂死的美国、美国的末日。同样的事情在1861年、1893年、1933年和1968年都说过。病态，死亡，总是一种道德状况。也许这来自于我们的清教徒遗产。如果我们正在死亡，不可能是自然原因，一定是一种长期的自杀行为，这是一种谋杀形式。

我不认为我们正在死亡。我们没有选择，只能生活在一起——我们正在作为同胞被隔离。了解我们是谁，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变化是可能的。国家不是社会科学的实验品，它们具有有机的特质，有些是积极的，有些是破坏性的，这些特质是不可能被消除的。

我们对平等的热情，它所产生的个人主义，对金钱的追求，对新奇事物的热爱，对民主的依恋，对权威和智识的不信任，这些都不会消失。在通往某个自由、聪明、真实或公正的乌托邦道路上，试图回避或压制它们前进的方式将永远不会到来，反而会遭遇强烈的反应。

但是，试图使我们成为平等的美国人，试图使我们成为拥有相同权利和机会的美国人，试图以此作为共同公民身份和自治的唯一基础的前进道路，是一条连接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的道路。

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被困在“两个国家”中。每个国家都被两种叙事所分割——一边是聪明和正义，另一边是自由和真实。无论是两者的分离还是征服，都不是一个站得住脚的未来。即使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冷酷内战仍在进行，“每个国家”内部的紧张关系仍将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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