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代江南行御史台是中央御史台（也称中台、内台）的派出机构。中国古代历史上在地方设置行御史台，元代以前未曾有过，元以后也没有再次出现。行御史台是元代政治制度设计中一个独特的现象，在元代监察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元代先后设立过四个行御史台，但长期存在下来的只有两个，即江南行台和陕西行台。江南行台于至元十四年（1277）七月成立，统辖三省十道，即长江中下游以南的江浙、江西和湖广三省，以及江东、江西、浙东、浙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十道。

关于江南行台设立的背景，有两则为人们熟知的史料常见引用。一则是元江南行台都事索元岱说的话：“至元十四年，宋既平，国家以疆域广远，照临或有未及，爰立行台于维扬，以式三省，以统诸道，即今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之在集庆者也。建官设属，委任责成，与中台如一。”另一则是至元十三年（1276）监察御史田滋的建言：“江南新附，民情未安，加以官吏侵渔，宜立行御史台以镇之。”他们所言，都是汉人儒臣比照中原王朝御史台的职责，即所谓“登庸勋旧，简拔忠良，纠察百司，纪纲庶政”作出的理解，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

《元世祖忽必烈画像》，元，绢本设色，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在开平即位，他依靠汉族臣僚刘秉忠等人的帮助，以汉法治国。与汉人儒臣动辄引用前朝典故不同，忽必烈对于御史台重要性的认识要复杂得多，这个认识很大程度表现在江南行御史台的设置上。应该承认，江南行台的设置与元初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从这个视角观察，有两件大事值得关注。

第一件事，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当时对南宋的战争仍在继续。南宋军民的抵抗一直存在，甚至在临安沦陷后仍是这样。文天祥一度攻占汀州、雩都、宁都、漳州、兴国县等地，始终不肯屈服。另一方面，随着元军节节胜利，大批南宋官军缴械投降。至元十三年（1276）七月，在淮东路，“阿术以总管乌马儿等守泰州，其通、滁、高邮等处相继来附”。元军“得州十六、县三十三，户五十四万二千六百二十四，口一百八万三千二百一十七”。对于征服地区，元廷多以降官治理。这意味着新生的元王朝面临着军事围剿、政治安抚双重的压力，急需在征服中建立起强有力的地方机构以把控局面。

第二件事，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江南地区形成了几支大的元朝军事力量，并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攻占襄樊是一个标志。至元九年三月，“蒙古都元帅阿术、汉军都元帅刘整、阿里海牙督本军破樊城外郛”，次年正月“阿里海牙等大攻樊城，拔之”。不久，宋襄阳守将吕文焕以城降。阿术，蒙古兀良氏，为都元帅兀良合台之子，曾从其父征西南夷，所向披靡。至元元年开始，“略地两淮，攻取战获，军声大振”。刘整原为宋将，隶荆湖制置使孟珙麾下，中统二年（1261）归附蒙古。以战功迁至镇国上将军、都元帅。阿里海牙，畏吾儿人，参加襄樊之战时，已进佥河南行省事、参知政事。进攻襄樊的军队为元军灭宋的主力。此役刚一结束，忽必烈即重新在政治、军事上做出部署。史天泽出身于河北真定的汉人军阀世家，后归降蒙古，多有战功，升至枢密副使，改中书左丞相，进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这支武装力量也被研究者称为荆湖、淮西军团。至元十三年二月，南宋投降，元廷在临安先后设立两浙大都督府和两浙宣慰司。六月，罢两浙大都督府，分别在鄂州、临安设立行中书省。这是元朝在江南地区从军事管制向行政治理的过渡。

《元世祖出猎图》轴，元，刘贯道，绢本设色，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另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由相威统帅。相威为蒙古国开国元勋木华黎之孙、国王速浑察之子。元军经安庆，渡江东下，与伯颜会师于润州，分三道并进，相威率左军。五投下，指当年木华黎麾下的札剌亦儿（札剌儿）、兀鲁惕（兀鲁）、忙兀惕（忙兀）、亦乞剌思（亦乞剌）、弘吉剌五部，皆为蒙古军。五投下构成了木华黎攻金的主力，他死后由其家族成员统领五投下军。《元史》称，速浑察“总中都行省蒙古、汉军”。这里的蒙古当即五投下军。到了相威这里，五投下军从木华黎时的蒙金战场转移到蒙宋战场。这是一支久经沙场的队伍，为蒙古统治者所倚重。

其他还有博鲁欢的淮东地区军事力量。至元十二年二月，元廷“以中书右丞博鲁欢为淮东都元帅，中书右丞阿里左副都元帅。仍命阿里、撒吉思等各部蒙古、汉军会邳州”。博鲁欢，也作博罗欢，曾从忽必烈讨伐阿里不哥，平定李璮之乱。平宋战争开始，博罗欢为金吾卫上将、中书右丞。“诏分大军为二，右军受伯颜、阿术节度，左军受博罗欢节度。俄兼淮东都元帅、罢山东经略司，而以其军悉隶焉。”

以上即江南行台成立前该地区的政治、军事局面。从时间上看，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恭帝赵奉表出降，广王昺、益王昰向南遁走。天下大势已定，但战事尚未平息。各路诸侯手握重兵，有可能在地方坐大自己的势力。元廷对江南地区的行政治理已提上议程，开始摸索行省的建置。这时需要设立一个机构，能够给予行省有力的支撑与制约，又可以协调各支元军武装力量，巩固新征服地区。在江南地区设置行御史台，当是这种大思路下的产物。行台首脑即御史大夫的人选，忽必烈选中的是相威。他没有从荆湖、淮西武装力量的首领中去考虑。荆湖、淮西武装力量在江南地区实力最强，不能再加重他们的权力。也没有选择淮东的博罗欢，因为行台御史大夫要能够控制时局，镇得住场面。相威有显赫的家族背景，属于“大根脚”的人物，手中握有兵权，应该是更合适的人选。相威对忽必烈的安排心领神会，“上奏曰：‘陛下以臣为耳目，臣以监察御史、按察司为耳目。倘非其人，是人之耳目先自闭塞，下情何由上达。’帝嘉之”。相威以监察御史、按察司为他个人的耳目，说明他给自己的定位是超脱于一般业务活动之上的，即从政治上把握局面，做好皇上的耳目，因此获得了忽必烈赞赏（“帝嘉之”）。

江南行台设置后，在不长的时间内几度搬迁。《元史》记载：“至元十四年，始置江南行御史台于扬州，寻徙杭州，又徙江州。二十三年，迁于建康，以监临东南诸省，统制各道宪司，而总诸内台。”这里所谓“以监临东南诸省，统制各道宪司”，是总体而论。若加以分析，行台搬迁的背后都有政治上的因素可循。

元廷初设江南行台于扬州，主要考虑扬州是江淮行省的治所。关于江淮行省的沿革，《元史·地理志》语焉不详，只称至元“二十一年，自扬州迁江淮行省来治于杭，改曰江浙行省”。倒是在“百官志”中记录了重要的一笔：“至元十三年，初置江淮行省，治扬州。”再考《元史》本纪至元十三年十月条：“以淮东左副都元帅阿里为平章政事，河南等路宣慰使合剌合孙为中书右丞，兵部尚书王仪、吏部尚书兼临安府安抚使杨镇、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迷里忽辛并参知政事。参知政事陈岩行中书省事于淮东。”这里说的“行中书省事 于淮东”，当即指江淮行省，而上述人员即江淮行省成立时的班子组合。按照职责，行台“弹劾行中书省、宣慰司及以下诸司官吏奸邪非违，刷磨案牍”。故江南行台设置在扬州。

至元二十一年五月，江南行御史台从扬州迁至杭州。这一年，江淮行省改曰江浙行省，省治也迁往杭州。江南行台应该是随迁。江浙行省的设立，在元代治理江南的政治布局中居于重要地位。元人阎复说：“惟两浙东南上游，襟江带湖，控扼海外诸番，贸迁有市舶之饶，岁入有苏湖之熟，榷货有酒盐之利，节制凡百余城，出纳以亿万计，实江南根本之地。盖两浙安则江南安，江南安则朝廷无南顾之忧。”杭州是南宋故都，政治上的影响力远大于扬州。从地理位置看，杭州地处江浙行省中部，可以有效地统治江浙进而控制东南地区。江南行台迁往杭州，也应有这方面的考虑。

伯颜像，出自《历代名臣像解》

江南行台迁至杭州后不久，一度遭到废除的厄运。至元二十二年一月，由卢世荣控制的中书省提出罢除行御史台、按察司改隶中台并总理各路钱谷事务，意在打压御史台机构。忽必烈命臣下共议。御史台奉旨议后上奏：“前奏旨，令臣等议罢行台及兼转运使事。世荣言按察司所任，皆长才举职之人，可兼钱谷，而廷臣皆以为不可。彼所取人，臣不敢止，惟言行台不可罢者，众议皆然。”反映出宫廷内部的矛盾与斗争。忽必烈问：“世荣以为如何？”奏曰：“欲罢之耳。”忽必烈终于表示：“其依世荣言。”于是江南行台被罢废。但很快忽必烈意识到不应该裁撤江南行台。他不好明说，故意问中书省臣：“行御史台何故罢之？”中书右丞相安童不同意卢世荣的建议，答道：“江南盗贼屡起，行御史台镇遏居多，臣以为不可罢。然与江浙行中书省并在杭州，地甚远僻，徙之江州，居江浙、湖南、江西三省之中为便。”帝从之。

安童的回答很机智，回避了忽必烈批准罢行台的事实、保全了皇上颜面，也照顾到卢世荣的意见。卢世荣得到忽必烈的重用，是有人推荐他“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他要控制江南财源，但又不想受到江南行台的制约。安童所考虑的则是行台对江南稳定所起的作用（镇遏盗贼）。他提出在江州（江西九江）恢复行台的意见，妥善地解决了问题。当时与安童执同一看法的，还有武德将军、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千奴，他曾上言：“行省专控江浙，在杭为宜。行台总镇江南，不宜偏在杭。且两大府并立，势逼则事窒，情通则威亵，盍移行台于要便之所。”卢世荣出于私人动机，提出罢除行台。安童、千奴等人主张保留行台，但他们并没有仅把行台视作弹劾诸司官吏奸邪非违的机构，而是着眼于大形势下朝廷的安危。围绕行台立废迁移的背后，是不同政治立场、观念的较量。卢世荣执政的时间不长，至元二十二年（1285）四月，因遭监察御史弹劾，卢世荣被论罪下狱，后被处死。五月，江南行御史台又重新迁回杭州。江南行台移至江州又从江州迁回杭州，明显地带有政治博弈的痕迹。

在此之前，由于顾及卢世荣的反对意见，江南行台短暂地迁往江州（至元二十二年三至五月），与行省治所分离，其余时间行台和行省治所都在同一地区。但此之后，这种格局发生了变化。至元二十三年七月，江淮行省（江浙行省）忙兀带提议：“今置省杭州，两淮、江东诸路财赋军实，皆南输又复北上，不便。扬州地控江海，宜置省，宿重兵镇之，且转输无往返之劳。行省徙扬州便。”这个建议被采纳。按照惯例，行台也应随迁至扬州。但同年江南行台却搬迁至建康。至元二十六年二月，行省又迁回杭州。五月，行台却迁至扬州。正好与行省错开。至元二十九年二月，行台再次搬迁至建康。这个现象值得关注。行台应与行省同驻一地，便于履职。但从至元二十三年开始，行台与行省的治所分离了，而且再也没有恢复到同驻一地的昔日格局。这只能说明前载千奴等人所执行台总镇江南、不宜与行省并立的观点占了上风，表明在蒙古统治者眼里，行台并非是单纯履行监察职能的机构。

《丰乐楼图》页，元，夏永，绢本墨笔，现藏故宫博物院

再看纠察。元世祖时期，中央御史台多次与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滥用职权的行为进行斗争，但都难以得到忽必烈的实际支持，反而多次遭受权臣的压制和打击，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这对江南行台履行纠察职责产生了不利影响。

第一是与行省关系不顺。行御史台监察重点是行省，但至元二十三年十月江南行台治所从杭州迁往建康，而行省却从杭州迁至扬州。按照蒙古统治者的观念，设置行台旨在总镇江南，不宜与行省同处一地。分为两地后，自然不便于行台履行纠察职能。而且行台与行省的关系也曾引发争议。至元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专肆而忌廉察官，建议行台隶行省”，引起对此事的讨论。兵部尚书董文用说：“不可。御史台譬之卧虎，虽未噬人，人犹畏其为虎也。今虚名仅存，纪纲犹不振，一旦摧抑之，则风采尔然，无可复望者矣。”他建议对于行台和按察司，“国家当饬励之，不可摧抑也”。结果此事作罢。桑哥当政时，“江南行台与行省，并无文移，事无巨细，必咨内台呈省闻奏。桑哥以其往复稽留误事，宜如内台例，分呈各省”。被世祖采纳。行省官员是行台监督的对象，行台公文呈送行省，自然受其制约，不利于开展监察活动。虽然后来桑哥失势，重新恢复了行台不向行省呈文的做法，但也留下了消极的影响。

《人骑图》卷，元，赵孟頫，纸本设色，现藏故宫博物院

第二是弹劾程序复杂。行台所写弹章（弹劾文）报中台时，须先由行台大夫签署意见。朵尔直班曾为陕西行台御史大夫，“时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师败于河南，西台御史蒙古鲁海牙、范文等十二人劾奏之。朵尔直班当署字，顾谓左右曰：‘吾其为平章湖广矣。’未几命下，果然”。虽然说的是陕西行台的事，江南行台的弹劾程序亦当如此。中台监察御史提案弹劾，也得经台官同意，才能上奏皇帝。这项制度颇为特殊。历史上台官独立言事的做法有例可循。唐代监察御史萧至忠说：“故事，台无长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奏请当专达，若大夫许而后论，即劾大夫者，又谁白哉？”宋代仁宗以前，御史台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仁宗初年，台长刘子仪（筠）开始立榜台中：“今后御史有所言，不须先白中丞、杂端。”元代的做法，束缚了御史的手脚。而行台弹章要经过行台长官的署字方可上达中台，比中台的弹章又多了一个程序，自然不利于纠察活动的开展。

第三是职司繁多冲淡了重点。江南行台成立后，制定了有关职责即《立行御史台条画》，共计三十一款，涉及官吏奸邪非违、职官赃罪以及军民休戚诸多方面。最后一项为兜底条款：“凡可以兴除利害，一切不便于民必当更张者，咨台呈省闻奏。”所以，相威出任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后，陈便民十五事，“其略曰：并行省，削冗官，钤镇戍，拘官船，业流民，录故官，赃馈遗，淮浙盐运司直隶行省，行大司农营田司并入宣慰司，理讼勿南北，公田召佃仍减其租，革宋公吏勿容作弊”等。大德八年（1304）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张珪上疏“极言天人之际、灾异之故，其目有修德行、广言路、进君子、退小人、信赏必罚、减冗官、节浮费，以法祖宗成宪，累数百言”。具体工作中，还有兼理刑狱、赈济灾荒、兴办学校、荐举人才等。诸多任务必然牵扯大量精力，影响纠劾不法官吏职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