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天子”朱棣如何挑选自己的文治团队？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刀枪出政权，这是历代不易的道理。二十多年的时间，出身淮右布衣的朱元璋从起兵到登基称帝，一手造就了明王朝。年号“洪武”，更是推崇武功，彰显武事之威。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这也是历代不易的道理，随着岁月的流逝，文治在与武功此消彼长的竞争中渐渐占据优势。

开国后，朱元璋承袭了元代相权独大的中书省制度，国家政务凡事先汇报丞相，然后向皇帝奏闻。相权扩大后对君权的要求是：君主应当是国家元首，宰相应当是行政首脑。而在朱元璋看来“天下之治乱，在于君臣之能驭不能驭也”，即天下的治乱兴衰与君王的驾驭能力是一致的。至于丞相的权力，在他眼里更是“冢宰之职，出纳王命”“分理天下之多务”，丞相职在完成君王交代的事务，属于执行者。可以说，明初的君相矛盾是结构性的，很难化解。

对此，朱元璋曾经也做过一些小的调整，诸如奏事不用给中书省，“可言之事，许直至御前奏闻”等；按照逻辑，中书省为了适应君权的需要也做过一些调整，不会“独专省事”。但结构性的冲突远远不是进退几步就能解决的。最后自然是以强势的一方胜利而告终。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对此进行重大改革，一改历朝众建相以分相权的策略，从根本上废除丞相制度，“特诏天下罢中枢，升六部，使知更定官制”，中书省的权力分归自身与六部，决策归己，由是乾纲独断，政由己出；行政归六部，由是彼此颉颃，不敢相压。

《少师杨文贞公像》，出自明《三才图会》

从皇权独大与皇基稳定来看，这是朱元璋的一大胜利。但“事皆朝廷总之”，皇帝除了国家元首之外，又成了一个事必躬亲的政府首脑。废相后，朱元璋平均每天要看详、处理章奏600余件。庞大的决策量让他感到“密勿论思，不可无人”，重要国事问题需要几个参谋助手。在废相当年的九月份，朱元璋根据古代四辅臣的传说设立了四辅官。四辅官选拔的标准是对皇帝忠诚，行事公正。但这种老人政治方式本身就预示了它岁命的短促，最后四辅官或致仕，或罢官，或病故，或坐事诛。在洪武十三年十一月，朱元璋仿照宋制设殿阁大学士，侍左右，备顾问。

洪武中后期，太子参与处理政务的机会越来越多，不仅得到了政务训练，也分担了朱元璋的工作量。当太子死后，议论复相的自然越来越多。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下发一系列诏谕：多次明确废相的态度。一方面强调自己“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事务，无不涉历”，表明自己对处理政务等事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另一方面强调自古丞相“多有小人，专政乱权”，并申明现在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最后告诫所有人谁再谈立相即处死其全家，并昭示相关讲话让全天下人知晓。

这一系列讲话，从制度与法理上杜绝了丞相制恢复的可能，不意间为内阁制的发展开辟了一扇窗。

建文四年（1402）六月，靖难之役终于分出胜负，朱棣夺权成功，荣登宝座。登基后的朱棣发现虽然从龙之臣众多，但多是龙精虎猛的武将。这存在两点难处，一是难以适应国家治理的需要，二是难以实现收拾人心的工作，因而必须任用文官。起初朱棣是想用建文旧臣，但方孝孺这样的名流拒绝与新朝合作，只能退而求其次。

在这年八月，朱棣亲自圈选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九月圈选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入直，并参与决策事务。至此，永乐七人内阁形成。

与后世阁臣由外朝大臣推举不一样，这次的入阁完全是依照朱棣个人的感情为自己选配的。解缙33岁，才具惊人，渡江后早早归顺；黄淮在御前答问深得皇帝满意，与解缙一样，在入阁前在皇帝御榻左右，备顾问；杨荣，31岁，七人中年龄最小，在成祖入京的时候迎谒马首，请先拜谒祖陵以示正统，故而获得赏识；其他三人也是名重一时的才学之士。除杨荣、胡广、解缙三人已在翰林院供职外，其余四人在入阁前都无一例外地先被提擢进翰林院供职。也恰因如此，他们在受到恩宠之后，翰林院身份让他们顺利主掌翰林院事，翰林院渐渐成为内阁下属部门。

当时朱棣和他们之间的相处颇有上古遗风，深有君臣相知之感。在即位后，朱棣与七人朝夕相与共事，对他们“恭慎不懈”的态度非常满意，并在宫中常常对皇后谈起。后来徐皇后在宫里接见解缙等人的妻子，都赐给五品冠履，享受命妇待遇。

这是一个年轻的秘书班子，因为性格不同，他们的命运也各异。

解缙起初最受赏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从从九品被破格提拔到了从五品，连升八级。解缙在储君选立上立下大功，但解缙在征交趾问题上与朱棣意见相异，开始了失宠之路，在永乐十三年（1415）被杀。

杨荣学识深，且深谙事人主之道，“进谏有方”，知道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有记载说杨荣善断，遇到六部大臣谋议不决，朱棣不高兴甚至发怒的时候，只要杨荣一到，几句话就把紧张气氛变得缓和了，朱棣也因此化怒为喜。正因为如此，直到朱棣死，杨荣都未曾离开朱棣的左右。

金幼孜整体比较低调，简易静默，气度大，越受荣宠，越谦逊低调。五次扈从北征，其间多有危险，粮乏缺水更是家常便饭，但从无一句怨言，而建言献策多有帮助。他的这种谦虚谨慎，深受朱棣的嘉许和同僚们的赞赏。

杨士奇每当朱棣离开京师，都是东宫太子监国的辅臣之一。因此永乐十二年、二十年两度下诏狱。

胡俨不善于领会朱棣的意图，在永乐二年升任国子监祭酒，没再预机务。

胡广谨慎小心，性情缜密，深得朱棣宠幸。

黄淮在朱棣北巡时，辅导皇太子监国，永乐十二年下狱，在狱十年，直到朱棣死后才被释放出来。

可以发现，七位阁臣的命运与永乐时期的政治结构高度相关，进而对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朱棣在南京登基后，北部边疆问题始终没法解决，尤其是永乐七年丘福北征漠北失败后，整个北部边防形势迅速恶化，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者记载“鞑靼军去北京不远”，“王师畏鞑靼，尽入城堡”，可见形势之紧张。为此，朱棣率大军常年驻屯北京，太子以监国身份在南京处理国家政务，形成了“皇帝主军，太子主政”的格局。其中阁臣杨荣、金幼孜、胡广常年随从朱棣，“扈从行营，赞襄军务”，获得恩宠独多，始终受重用，只是胡广在永乐十六年病逝；杨士奇、黄淮、解缙多随太子处理政务，黄淮和杨士奇辅佐皇太子监国。君王与太子的矛盾如君相矛盾一样，也是历史发展的重要矛盾，因此三人命运多舛。也正是这一结构，无论政局向哪发展，总有阁臣会成为股肱之臣，内阁成了一个基本的制度。

《杏园雅集图》卷，明，现藏镇江博物馆及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此画描绘了明正统二年(1437)， 内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十人在杏园聚会之情景。画中右侧石屏旁红衣者为杨士奇，青衣者为杨荣，左侧坐者中红衣者为杨溥

阁臣入直的主要内容是预机务，一是当顾问，了解机务信息，参与核心机密的最初咨询，做好参谋助手；二是做秘书，作为“代言之司”，代皇帝起草文书材料。有一次，成祖在立春日赐给解缙等与六部尚书一样的金绮衣。解缙等入谢时，明成祖云：“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故于赐赉必求称其事功，何拘品级。”又云:“若使言者无所惧，听言者无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与尔等共勉之。”从这种情形可以看出，内阁实际上起着一种皇帝智囊团即天子幕僚的作用。

当时内阁事务众多，杨士奇晚年回忆:初建内阁的时候，机要事务多且紧急，经常从早上工作到晚上，七个人每天早朝后，即入阁处理事务，都没有时间出来。其中所替皇帝草拟的文稿，多易其稿，凡是诏书命令、礼典庶政、机密事务均参与起草。

杨士奇的叙述大致勾勒出阁臣工作的基本情形与强度，很像皇帝的政策研究室，负责给皇帝草拟材料，充当参谋助手。成祖也是同样的认识，他对杨荣说:“天下事朕与若等共计之，非若六卿只分理也。”将“共计”与“分理”作为区分内阁与六部职能的重要依据，可谓一语中的。“分理”负责执行天子命令，而“共计”则兼有顾问与辅助决策的功能。

在永乐五年，朱棣要求吏部对考满的阁臣不派外任，这意味着内阁成为永久性机构。同时内阁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并有制敕房与诰敕房是从属于内阁的两个辅助性机构。由于阁臣受宠独多，阁臣开始逐步领翰林院事，翰林院渐渐成了内阁的下属部门，到宣宗时期，翰林院的新办公地建成，就更脱离核心，对内阁依附更加强化。而且内阁属于内廷要害部门，很有威严性，当时规定凡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内阁，违者治罪。

值得注意的是，内阁受重视的重要体现就是不断加秩进位，加太子辅导官职，如左右庶子、左右谕德、左右春坊大学士；所受的赏赐与尚书一等。经过永乐一朝的加官与加衔及领事，基本已经在既有框架内发展到极致，剩下的就是加外朝的部院衔。

当然，永乐朝内阁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皇帝秘书班子的基本属性还是不可能改变的。内阁没有管辖政府部门的权限，各部门上奏也是直达御前。且当时“章疏多出宸断”。时人评价为“永乐、洪熙二朝，每召内阁造膝密议，人不得与闻，虽依毗之意甚专，然批答出自御笔，未尝委之他人也。”永乐十七年，杨荣给皇帝建言军、政、法司诸多部门存在的弊端，朱棣在看后很满意，评价非常之高，称赞其抓住了当下的制度弊病。话锋一转，“你是我的心腹之臣，如果直接进言，会让群臣觉得亲信政治，猜疑决策，不如秘密让御史代言，这样就完善了”。

这个案例生动地描述了阁臣的角色与职能：处理皇帝事务，权力来自皇帝。所以该政府处理的事归政府，该政府说的话归政府说，这一隐晦但的确存在的界线还是时刻在提醒着每一个人的。

总之，在永乐时代，阁臣深受荣宠，加衔与位阶逐步提高，内阁有固定办公场所，内阁制度初步形成，剩下的就是首辅、票拟、加政府官衔的演化了。

作为文官化、行政理性化趋向的一面是对文官的重视，另一面就是人才选拔的正规化、制度化。在明初选人有多途，荐举是其中重要的途径，科举的重要性与发展前途并没有显露出来，甚至朱元璋一度停了科举。朱元璋在政府改组废除丞相之后的两年才恢复科举。

因为战争的缘故，应天府与浙江等地布政司没有完成建文四年的乡试。在永乐元年（1403）二月，朝廷颁诏当年八月应天府即浙江等布政司皆补试；北京附近府县学校因兵灾荒废的，暂时停止，等永乐三年仍旧乡试。

永乐二年的会试是朱棣登基后的第一场最高规格的选拔人才考试，朱棣对其非常重视。会试前，礼部奏问会试应录取多少人？事事以恢复洪武旧例的朱棣反问道：“洪武时期选拔多少？”尚书李志刚回对说“各科不一样，最多的470人，少的30人”。朱棣说：“我初登大宝，第一次取士，应该多录取，以后不以此次为准。”并指出“学者成材亦难，当取其大略，其细如十分中有一二分语疵而不害理，亦可备数；然科举是国家取人才第一路，不可滥，且文体毋尚虚浮，唯取朴实。” 

《明仁宗坐像》轴，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可见朱棣首次会试就要在取士人数上与其父太祖看齐，取472人，并明确指示取才要不拘泥于文字细节，要取实际人才。这既反映了他通过“靖难”后急欲笼络士心的迫切心情；也表现了他敢于和太祖比肩的胆量。当然，这也反映出此时官职空位较多，仕途尚未壅塞。此外，朱棣“科举是国家取人才第一路”的认识标志着明代最高统治者在洪武、建文两朝实践的基础上，已十分坚定而明确地把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

周忱以善于理财而成名。他是永乐二年的进士，当时朝廷选新进士28人文渊阁学习。周忱向皇帝上奏自己年龄小，希望再学几年。朱棣非常高兴，夸赞其为有志之士，特命增加一人。并命司礼监每月要给笔墨纸；光禄寺给朝、暮膳；礼部月给膏烛钞；工部择近第宅居之。并说“不任尔等事，务实得于己，庶国家将来皆得尔用，不可自怠，以辜朕期待之意”。

朱棣对下第举人同样非常关心，认为“会试下第举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礼部选取贡士六十人上奏。朱棣召见他们，赐给冠带，安排在国子监继续学习，以等待下一次考试。并且勉励说：“士当立志，志一则工专，工专则业就。后科第一甲人有不在其尔曹乎。”可见朱棣的爱才程度。

永乐一朝，是明代科举制完善的重要阶段，重点在三个方面：

一、规范完善殿试制度。在永乐二年会试后，官方在洪武时期所行的殿试制度基础上重新厘定、丰富和发展，使其更加严密、规范和完备，明代殿试制度由此定型。明确规定读卷官以阁臣、九卿及詹事府、翰林院堂上官等高级官员充任，阁臣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由此，读卷官品级大为提高。

二、庶吉士制度确立。永乐二年（1404）殿试结束后，在新科进士中先后选取123人为翰林院庶吉士。此次科考后，庶吉士须考选二、三甲进士之优者为之，标志着进士观政于近侍衙门者被称为庶吉士时代的结束。

三、确定考试标准内容。永乐十五年九月，修成《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朱棣亲自为其作序，颁布天下，以两部《大全》统一对《五经》《四书》的训解，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和陶冶、牢笼士子思想的工具。

江南贡院明远楼，两旁为以千字文编列的考生号舍

科举制度的完善也意味着选官制度的变化。由科举、岁贡、荐举三途渐渐变成了科举为主。科举考试的发展与科举制度的完善也对社会风气与社会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宣德朝进士李贤在回忆录中写道：户部侍郎焦宏的父亲曾经是萍乡县县丞，有一天，与几个朋友、同僚在吃饭作乐时，恰好有在外退休归乡的官员，谈起了科甲出身问题，焦宏的父亲感到非常羞愧。之后对儿子说：“当努力向学，求得科目出身（在科举上取得一些成就），给你父亲争点气。”这个故事应该是焦宏和李贤同朝为官的时候给他讲的。焦宏是永乐十九年的进士，可见当时社会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明代是一个皇权空前强化和官僚制度高度发达的时代，皇权的影响力和朝廷对社会的控制力已通过各级完全听命于皇权的官僚而落实到每一个良民身上；与此相应，“民秀”或“秀民”也把能够出任朝廷官员看作是实现个人价值和光宗耀祖理想的首选甚至唯一途径，这大大加强了帝国的控制力、流动性与认同感。

朱棣马上得天下，在得天下之后更多的也是军事征伐。但在这个“君王主军，太子主政”的时代，其命运不同的七人内阁使内阁制初步形成，科举制也渐渐成了选拔人才的主流，科举观念深入人心，整个社会逐步形成崇文尚科举的风气，帝国的统治基础空前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