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中国要重启中高速增长，首先要厘清这些误区

作者：路风

本文转载自：底线思维（ID:dixiansiwei）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二十大之后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施政纲领即将出台，各个领域专家学者和行家里手纷纷谏言献策，力图在疫情之后，重整一个欣欣向荣、新发展格局之下的大好中华。

经济学家们或者讨论如何重振消费以扩大内需，或者讨论如何增强私营企业主信心，又或者讨论如何化解地方债务危机，使得新一轮稳增长的财政政策更加游刃有余。而长期关注中国工业发展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在接受观察者网三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从中国共产党实现中长期发展远景目标和经济总量超越美国这一历史性重任出发，剖析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政策，在以自由派经济学为拥趸的舆论裹挟下的认识误区和成败功过。一些观点可能颇为逆耳，但是兼听则明。

路风教授坚定地认为，中国高增长的动力自建国70年来都没有变过。面对美国的遏制、世界多级化格局加速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重振中国经济，就应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强国范式的世界观之下，放弃收缩性政策，实施积极进取的政策；尊重工业发展规律，促进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力。在此基础上有必要重新定义高质量发展，引导中国经济重回中高速增长轨道。

【采访整理/观察者网高艳平】

重振增长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

观察者网：在疫情之后，发展经济成为中国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今年又是二十大之后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面临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历史任务，重振经济又显得尤为迫切。但是，近些年来，主流舆论来对中国经济面临的国内外挑战谈得比较多，我们还能否设想中国经济在未来还有10-20年的中高速增长？您一直在研究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秘密和中国工业之间的关系，那么您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态势？

路风：重振经济增长实际上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值得认真讨论。

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至少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可以利用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体系，而这样的生产体系一定是以工业为主；对生产体系的支持系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条件，以及政府的经济政策。

我一向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充满信心，因为中国在推进上述前三个因素方面非常好。

中国经济曾经在21世纪的最初十几年出现过一场高增长，它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但是，最近这些年出现了持续的增速下行。对经济增速下行的解释很多，如发展水平提高后的自然结果、“粗放式发展”不可持续、“人口红利”衰减、中国经济遇到“三期叠加”、“后发优势”消失、“全球化红利”消失等，还有一种解释是估算所谓的“潜在增速”，把经济下行归因于“客观的”潜在增速的下降势头。凡此种种也被当作未来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不可持续的理由。

必须指出，所有这些解释的共同点是都没有产业内容，都停留在宏观层次上谈总量。但是，无论从逻辑上或从事实上讲，中国经济出现下行的根本性原因必然有其具体的产业内容，因为经济增长是所有微观产业活动的总体结果。如果不涉及产业内容，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就很容易被掩盖，重振中高速增长也就无从谈起。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重振增长要求怎样对待产业发展？

山东Vs江苏——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切面

观察者网：您能用实际例子来说明吗？我知道您最近刚好去了山东调研，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可以分享吗？

路风：春节前后，我到山东部分地区调研，起因是山东最近几年制订的新旧动能转换方针产生了“去工业化”的效果。如果我们追问什么是“旧动能”、什么是“新动能”，就会发现很难有说得通的定义。

在实践中，“旧动能”被认为就是看得见的传统工业，而“新动能”的内容只是凭着感觉或流行性的认识而想象出来。因此，执行这个方针只能靠行政手段，这就违反了产业和经济的发展规律。

山东是中国北方的经济大省，也是工业大省，钢铁、冶金和化工等传统产业曾经非常强大。于是，“转换”的具体做法首先是对现有传统工业进行“去产能”，重点是压缩、整合和搬迁钢铁、地方炼油、电解铝、轮胎、焦化、化肥、氯碱等官方明确的7大高耗能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分散在省内的大量钢铁企业，被要求集中搬迁到日照临沂，打造沿海先进钢铁制造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以及莱芜泰安内陆精品钢生产基地和产业集群）；将全省的化工企业搬迁到裕龙岛，打造烟台裕龙岛炼化一体化石化产业基地。

懂行的人都知道，钢铁厂和化工厂一旦关掉，原有的设备就全部作废，所以“搬迁”无异于让企业废掉现有资产，到新地方重新投资再建一个新厂。这些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很多都是民营的，没有这种投资能力，权衡之后就直接清盘不干了。

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2017-2021年期间山东上榜企业减少了23家。

这种做法必然影响山东的经济发展。例如，江苏和山东是中国两个经济大省，其经济总量一直以来在全国位列老二老三的位置。在2002-2022年的二十年间，两个省的GDP并肩从2002年突破一万亿元，到2012年突破5万亿元，相差无几。但是从2018年山东开始大规模去产能后，到2022年，山东GDP（8.74万亿）已经只占江苏（12.29万亿）的约71%，差距越拉越大。

以钢铁为例，2012年，山东的粗钢产量是5957.0万吨，位列全国第三；江苏是7419.7万吨，排列第二。2022年，江苏的粗钢产量是1.16亿吨，山东则变化不大，还是7640多万吨。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不是说江苏多炼了钢，经济增长就超过了山东。而是通过比较能够发现，江苏省对于传统产业和新产业培育采取了比较平衡的态度。传统产业没有丢，同时去发展新的产业。这些年江苏对高技术工业，比如说半导体的投资强度非常大，远超过山东。

发展高技术工业是需要投资的，是需要税收收入支撑的。山东先杀掉下蛋的鹅，又只能依靠“招商引资”去发展“新动能”，因而造成很大的财政压力。特别要指出，山东并没有实现它的钢铁规划目标。

我这次去日照走了一圈，那里只有两家企业，一个是民营的日照钢铁集团，它靠着购买其他被关闭企业的产能指标，把粗钢产量扩大到2千万吨；但山东钢铁工业的产品种类却因而大幅减少，原来的市场结构被破坏。还有一家是国有的山东钢铁集团，由行政手段合并济南钢铁和莱芜钢铁而搬来，目前因资金困难而建设停滞，原有的优势产品也丢掉了。山东钢铁集团已经被划拨给宝武钢铁集团，正在接受审计。

迁移全省钢铁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造先进钢铁制造产业集群”。按照山东的规划，到2025年，沿海地区钢铁产能占比要提升到70%以上。但是这个“集群”会不会出现，还需要打个问号。

2月15日《求是》发表的习总书记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一段原话说：“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要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请注意习总书记提到的，“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这是出发点。然而我们很多地方搞的“新旧动能转换”，实质是丢掉了这个出发点，即把传统制造业视作落后的产能和高耗能产业给淘汰掉，再引入新动能，这其实是在搞激进的“休克疗法”。

当然，山东这样做的根子不在于山东，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政策思维模式在地方的反映。

“产能过剩”是西方经济学的生搬硬套

观察者网：我们知道，提出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主要背景是解决产能过剩，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呢？

路风：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是被人为夸大出来的。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产能过剩”提出的政策背景。2012-2013年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最活跃的时候，他们主导的社会舆论与来自国外的舆论共同作用，推动了一个促成收缩政策的基本判断。

他们认为，在经历了十几年的高增长以及“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失衡”，表现在投资率和杠杆率过高、产能过剩等方面，而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强政府导致的投资驱动和粗放发展。

这个深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判断对于中国高增长持负面态度，同时把为经济增长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工业体系看作是问题的来源。

路风教授认为“产能过剩”的逻辑是以短期眼光看待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收缩政策背后的理论逻辑，其实就来自于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的基本思想根植于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阶段兴起的自由主义传统——如果个人被允许在没有国家或其他权威干预的条件下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那么社会将会通过自发的组织机制进入令人满意的状态。

虽然这个理论对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号召力，用它来指导经济政策却存在重大缺陷，因为“一般均衡”仅仅存在于抽象的模型中。更直截了当地说，主流经济学的自由市场模型根本就不包含关于发展的内容，它只是在证明不受干预的私有经济可以导致最优的资源配置。

大家经常会听到主流舆论说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需求不足”，其实这是收缩政策为自己辩护的一个理由。这背后反映的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需求与供给，或消费与生产是互相循环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一个经济过程的两个方面。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关系，这种思想深深植根于创建了经济学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体现在亚当•斯密、马克思和熊彼特的理论中。

但是，需求与供给或消费与生产之间的联系被主流经济学给切断了，原因在于主流经济学的关注焦点不再是经济增长，而是市场均衡。

由于收缩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主流经济学，所以当这个政策思维宣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原因是需求不足时，也是把需求与供给或消费与生产看成是彼此互相独立的经济力量，没有看到压缩生产就必然降低需求。在这种思维框架下，才会出现“消费拉动增长”的怪论，才会把通过“去产能”等来恢复平衡看得那么重要。

产能过剩就是对西方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来指导中国实践的生搬硬套。

收缩政策断言中国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的依据是“产能利用率”低。产能利用率是由实际产量与产能之比来决定的实物指标，其中的产能是一个变化较慢的变量，实际产量/产能利用率则因为受到宏观经济走向和行业周期的影响，而永远处于变化的状态，而且变化较快。因此，某个时点的产能利用率可以帮助判断经济形势，但不能被用来判断长期性的产能过剩。

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他还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书面演讲时指出，“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总数不超过10亿。中国14亿多人口实现现代化将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

那么谁可以预估，当中国经济总量等于美国时，或者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学界估计为2049年左右，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时），中国需要生产多少吨钢铁？

就如同中国在2000-2012年所经历的高速增长，是谁都没有料到的。如果查阅当时的资料，你会惊讶地发现，2002年我们官方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估计大大地保守了。

比如在2002年11月14日新华社的一篇报道中，国家统计局官员预测说，“202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2050年，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事实大家都知道了，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就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传统中国工业=“三高”产业？

观察者网：新旧产能转换的第二个背景是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这个政策思路背后的重要逻辑基础是资源约束。要改变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换来质量与效益、经济与社会协调的增长方式。考虑到中国资源短缺的国情以及低碳绿色发展的趋势，这个说法很有说服力，您怎么看呢？

路风：就能源约束来说，中国不可能只依靠自己国土上的能源实现现代化，例如石油。那怎么办？就要把工业发展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使中国可以通过贸易交换打破自然禀赋的约束。按照自己家里那点煤储量来决定中国的发展是极端错误的自我设限。

如果美国、日本和德国都只能靠家里的能源发展，他们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换句话说，突破资源约束的关键是靠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靠新的产业替代掉旧的产业。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你不可能用芯片去替代石化、钢铁。

如果说以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去产能”为主要内容的收缩政策，怎么说也应该是短期政策；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环保、能耗不达标的企业，能够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生不息”。但为什么这一短期政策能延续这么多年，演变成对中国工业的破环性政策，值得深思。

2016年，国家三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规定，“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地方各级环保部门不得审批新增产能的钢铁项目；从2016年开始，3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等等”。

实际上，自从2015年开始实施中央环保督查制度以来，各地的企业已经全面执行国家环保法规条例，实施超低排放。而且不达标的企业已经被淘汰，并且都与国家环保部联网，实现了大数据在线监测和监测数据的自动上传，一旦超标将自动报警。

但是，“去产能”政策下的各项行政检查令工业企业不堪其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如邯郸一家规模较小的钢铁企业2019年1季度就被检查109次，有些企业检查次数更多”。这是2019年11月5日，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根据企业座谈会，向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上报的一份“关于报送钢铁企业对停限产和环保相关问题意见的函”中的内容。

这份函件中还有一些企业抱怨，“目前一些地区将停产、限产常态化，不符合法律规定”；“对于连续化生产的设备（如高炉），频繁启、停操作，某些地区还要求停炉时扒炉”，造成单位的资源消耗增高和污染排放增加，而“事故主要发生在生产设备启动、停止时”；“排放标准和环保设施要求变化时间间隔过短、幅度过大”等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这种外科手术式的“结构调整”，对工业体系产生了破坏性的作用。

这种产业结构调整，自由派经济学家“功不可没”。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期，自由派经济学家“发明”出增长模式理论，它以经历过“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工业特征和产业结构为标准，把中国当时以工业扩张为主动力的高增长概括为粗放发展模式，然后提出一个以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研发、服务业和信息化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增长模式，我们将其称为“转型假说”。

也正是这种“结构转型”假说，给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高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基础工业贴上“三高”标签，并以粗放式增长为由出台紧缩政策，导致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速度下行，年均增长甚至低于新中国前三十年。

如果“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那么为什么“去产能”政策却集中于基础工业？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中国工业体系在整体上是“产能过剩”的，也没有人能够精确计算出大大小小几百个工业的“产能利用率”，所以只能挑出在直观感觉上产量大、能耗高（碳排放量大）、看上去粗重的基础工业。

事实上，从整体看，任何一个工业体系都包括高耗能和低耗能的部分。但是，如果没有高耗能的部分，低耗能的部分就无法进行生产。基础工业的确是工业体系中耗能最高的部分，但其作用是向包括高技术工业在内的所有其他工业供应能源和材料。因此，以局部的耗能高为理由去砍掉基础工业的产能，其结果必然对整个工业体系产生负面影响。

为了压缩产能、淘汰“三高”产能，实物指标考核就成为管理经济的有效行政手段。最近两年，中国因率先控制住疫情而经济形势大好，但为了完成此前定下的实物指标，有关部门更为严厉地推行限产压产政策，强行压减基础工业的产量，导致钢铁、煤炭、焦化、热电、轮胎、化工等多个行业产能利用率明显走低，下游制造业成本大幅提升。

况且，中国还存在一个产业的地区差异问题，分摊指标、“一刀切”的办法最终演变出恶果。例如，2021年7月有关部委向各省下达“减碳”指标后，陕北榆林、山西、内蒙等地的优良煤矿因为省里要完成指标而被纷纷关闭，随后就爆发了全国性的限电限产风波。

2021年的限电风波引起国内舆论对运动式减碳的一波热烈讨论

实际上，对于什么是“新动能”、什么是“旧动能”没有过清楚的定义。在传统工业遭受冲击的同时，被看作是“新动能”而被热捧的“一小撮”高新技术工业却变成催生泡沫的投机领域。在宽容的政府监管和阶段性信贷宽松的背景下，大量金融资本涌入互联网产业，目的是在资本市场套现获利，最终迎来“资本无序扩张”的重拳治理，造成大量产能过剩和浪费。然而，那些年被热捧的“一小撮”高新技术工业并不包括今日被卡脖子的集成电路。

幸运的是，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2020年10月）开始，有关去产能的提法在党的文件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实现中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上的大幅跃升”的目标。这个转变表明党中央已经觉察到政策出现偏差，并决心以进取性方针扭转收缩政策。

2022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参加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时说：“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搞运动式‘降碳’、踩‘急刹车’。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这不行。”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已经成为官方用语。

可以看到，正在浮现出来的强国范式及其进取性政策，与收缩政策之间已经势同水火。

转型悖论：去工业化加速到来

观察者网：工业发展面临资源硬约束是中国的长期挑战，中国也已面向全球承诺双达峰目标。但的确如您提到的，如果政策实施不当，反而会导致对工业运行的破坏和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新旧动能转换”背后还有一个主流解释是，中国相当大比例的工业行业还处在产业链低端，利润也比较低。随着科技进步和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中国产业结构要升级，要靠科技创新培育先进产能，朝高端、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您怎么看这种主张呢？

路风：在任何一个国家，不管这个国家有多发达，传统产业都构成了其经济活动的主体。

经济发展是连续性，产业升级具有内生性。很容易从理论上证明，一个工业体系的工业门类越多、越齐全，则这个工业体系的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潜力就越大。

中国工业体系的技术进步当然需要更加强调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但所有的创新都以这个体系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否则就成了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

“新动能”孕育并产生于“旧动能”之中，两者的关系既不可能割裂，更不可能对立。因此，增长和高质量本来应该是相同政策目标的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的实现只能发生在另一个方面得到实现的过程，而不是对立起来的过程。如果想让经济发展过程成为“科技创新”驱动的，那么让中国工业体系能够继续发展就是“创新驱动”的前提条件。

新技术不会是“天外来物”，不存在直接来自工业之外的科学发明。因此，导致中国经济升级的创新力量不会发生在中国工业的经验体系之外，只能发生在已有的工业基础之上。

各个工业之间也没有可以互相替代的关系，芯片、软件等工业的技术含量再高也代替不了金属材料、食品、纺织等工业——连人口只有中国四分之一、且在高技术工业上最强势的美国，都发现没有传统工业不行，更何况面临在把2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任务的中国。

高端智能装备的自主创新离不开基础传统行业的发展。图为国产智能机器人正在进行音乐表演

事实上，传统工业从未停止过技术进步，而且也不会阻碍高技术工业的发展，如果新技术对于经济发展产生作用，更主要的途径是新技术与传统工业的融合。如果传统工业萎缩了，那么今天听起来无比“高大上”的智能制造就不必再想了，因为失去制造，最多就是搞点“智能娱乐”。那种声称只有去掉传统工业才能“腾出”资源搞创新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工业体系非常复杂，这些门类之间彼此都有供需的联系。我们都知道，中国拥有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呢。这么多门类的工业体系，技术在变，市场在变，没有任何人能够事先判断某个行业产能过剩了，只有计划经济才会这样做。

例如，集成电路在2021年出现全球性短缺，但2022年又出现全球性过剩。那么，政府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集成电路去产能办公室”？如果这个建议听上去可笑，那么我们对传统工业就是这么做的，本质上没有区别。

过去几年我们粗暴的去产能和转型升级，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些数据，就能得出非常准确的答案。

对比2013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和2018年第四次普查公报的数据，按照去工业化趋势有三个标准：制造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制造业固定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制造业实际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出现了“去工业化”的现象。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同期全国第三产业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增加4970.4万人，增长31.3%，其中增加最多的是金融业，其就业人员净增1300.6万人，增长幅度达244.9%！

2013-2018年中国呈现出来的去工业化趋势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图表由路风教授提供。

工业化早衰是如何形成的？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的观点认为，技术进步不能解释工业化早衰，发展中国家是工业品全球市场的价格接受者，生产率提升只会导致提升收入并进一步扩大工业化程度。

现实的情况是，几乎所有出现工业化早衰的发展中国家，其缘由都是由错误的经济政策引发的。以最典型的拉美国家为例，工业化早衰是由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改革引发的。拉美国家在二战后普遍采取了大力发展本国工业的进口替代政策，但是在其已经形成工业主导的快速增长的经济模式的节点，各种内外因素推动拉美国家的经济政策从进口替代转向全面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推动经济资源从工业转而流入服务业和基础原材料出口，从此拉美失去了制造业，再也没有实现过经济的高速增长。

我们也看到，即便是遭到了破坏，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工业部门仍然是各产业部门中营业收入最多和就业人数最多的部门，也是资产效益最高的部门。

按照经济普查的从业人员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2013年的工业人均增加值为14.8万元，包括工业在内的第二产业的人均增加值为12.8万元，而第三产业的人均增加值为11.7万元；2018年，工业人均增加值为22.8万元，第二产业人均增加值为18.3万元，而第三产业人均增加值为14.8万元。

显而易见，中国在工业部门依然具有巨大进步空间、经济收入水平还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就出现去工业化，就促使经济资源从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向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部门，意味着进入低效率资源配置的“工业化早衰”状态，必将导致国民经济整体生产率的下跌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13年以来的一降再降，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失去了增长潜力，而是因为中国工业体系的增长潜力受到严重压抑。因此，如果要实现产业升级并重振经济增长，就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抛弃收缩政策，转向进取政策。

跟随范式VS强国范式：退缩还是跨越？

观察者网：如您所说，中国过早出现“去工业化”趋势令人担忧，单从制造业对GDP的贡献比而言，2006年就已经开始下降了。很多学者包括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已经写入“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和“十四五”纲要。但是对过去收缩政策的反思并不多。您前面提到强国范式，具体指什么？为什么您说强国范式跟以往的收缩政策水火不容？

路风：收缩政策的根源来自中国只能跟随别人的世界观，就是不相信中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外力。

我们认为，经济持续下行不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也不是个别具体政策导致的，其关键原因是一种只想讨好美国、不敢超越的“跟随世界观”左右了政策方向。当中国的经济规模一路成长为世界第二，相对实力发展到有可能动摇美国主导的世界权力关系结构、并引起反作用力时，跟随范式选择了收缩政策，以此来回避外来的“敌意”。这使得多年的经济政策重心都是围绕着收缩，架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

收缩政策并非不关心经济增长，而是把“健康”的增长看作是只有先实现“均衡”、然后再依靠市场机制，才能产生的结果。然而，正是这种“市场化”逻辑，导致严重依赖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比如去产能。

在这个逻辑下，经济增长不仅变成经济政策的次要目标，而且变成不应该通过政策手段直接追求的目标（一些担当政府决策顾问角色的学者甚至建议，应永久性放弃经济增长目标）。收缩导致经济下行，经济下行又导致调低经济增长目标，而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则引起进一步的经济下行，致使得中国经济陷入收缩螺旋。

注：2020年因疫情原因未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图表由路风教授提供。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强国范式的浮现和形成代表了中国突破“瓶颈期”的政治动力，它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抱负从政治上解除了对于发展的自我设限。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的领导人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设想，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新的“伟大复兴世界观”。它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为参照系，为中国的发展定义了一个以实现自我价值为抱负、只受制于自己能力但不受制于外人意愿的目标。我称之为“强国范式”。

在新范式之下，国家经济发展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就“顺理成章”地以党中央决议的形式，被定义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的抱负没有颠覆现行国际秩序的意图，也没有从已经融入的世界经济中退回来的打算，但新的“世界观”并不承认现有的世界战略结构具有永恒的合理性，也不相信它会固定不变，而是认为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经受住了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技术战的冲击后，这个新的“世界观”进一步表达了对中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的信念。同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部署，“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以党的政治意志和广大人民共识的形式，奠定了中国未来发展之路必将遵循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和开放发展的原则，进一步证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中国发展的根基。

“转型假说”以及遵循其逻辑的收缩政策不符合“伟大复兴世界观”，也不符合党中央的方针。为战胜霸权的打压并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国必须重振增长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中高增速，这就要求实施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以“升级”逻辑代替空洞的“转型”逻辑。

因此，重振经济增长是党领导中国人民跨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必须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面对收缩政策造成的“积弊”，党中央领导重振增长需要启用新型举国体制。只要通过这个体制释放出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经济重振增长的势头。

中国正在进入与霸权正面斗争的阶段，这是战胜外部打压并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所不可回避的。在一切眼下的焦点背后，中国能不能赢得这场斗争的“底线”在于国内经济发展能否保持强劲有力、蒸蒸日上的势头。从这个视角看，目前党中央抓经济工作的重大任务是扭转自2014年以来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趋势，重振经济增长。

中国高增长的动能没变

观察者网：党中央重振经济的政治意图我们毫不怀疑，那么重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很多人可能会提出非常多阻力，比如国际上，全球经济衰退的大环境、全球化逆流；国内“三期叠加”因素、人口红利优势不在和资源约束等等。但是您提到，中国高增长的动力没有变，为什么？

路风：用全球经济衰退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以及进而推测中国经济高增长不可持续毫无道理。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已经40年了，尤其是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高增长令举世震惊。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而中国能够率先复苏，经济增长仍然能够一骑绝尘，这说明国际因素不是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根本原因。

指称中国高增长不可持续的各种理由，都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一贯的说辞，他们常年以来对“高增长”充满敌意，因为他们无法解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高增长不仅使他们失去对中国应该如何发展的话语权，而且使政策当局的注意力放在增长上，“忽略”了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彻底自由化的主张。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现象，因为其主动力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基础结构之下，以工业体系为载体的有用知识体系和社会能力的累积性成长。这个累积性的演进过程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一直没有中断过，而在21世纪初出现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在一系列有利条件下，蕴藏在中国工业体系和中国人民之中的能量得以迸发。

这种能量的内在经济机制可以由递增报酬来解释，而使其得以充分发挥的社会条件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民广泛参与。

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生产率的增长，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变成一个工商业社会的过程，就是生产率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我们还没有完成。原因很简单，中国农业和工业的生产率还相差4倍。当我们到了发达国家的阶段，生产率就会基本趋同，无论从事农业还是工业，劳动力的收入也会基本趋同。在那个点还没有到来之前，中国的工业化任务是没有完成的。在这个阶段，传统工业只要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全民福祉，就有存在的价值。

下面是一张三大产业和中国经济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比较图（劳动生产率=总产值/劳动人口）。从图中可以发现，自从中国在1950年代初发动工业化之后，劳动生产率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轨迹是完全一致的。不过，这种增长却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经济总体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工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尤其在2000年之后的高增长阶段表现得更加突出。

1952-2021年三大产业以及经济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比较（1952年=10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获取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图表由路风教授提供。

这个事实有点反直觉。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工业生产率是增长最快的，那原因在哪？

原因在于中国工业和农业生产率的差距非常大，根据我们的测算，除去个别年份，工业生产率至今都是农业生产率的4倍以上，有一些年份超过8倍。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经济的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会超过工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其中的“奥秘”在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在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劳动力资源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就会提高经济总体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中国三大产业就业人员的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获取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图表由路风教授提供。

在改革开放之前，尽管中国已经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并建立起一个近乎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速度是缓慢的。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国人口规模大、且农业人口占比高的条件下，当时的工业发展速度一直没有明显超过保证城镇人口就业的“刚需”，不足以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从而形成经济结构变化的“瓶颈”。

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的格局变化和活力增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明显加快。彻底打破“瓶颈”的力量是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那场高增长。伴随着工业和服务业规模的急剧扩大，中国经历了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2014年起，农业人口少于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

在史无前例的工业扩张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时所创造的新增产值，对经济总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超过了对工业生产率的作用。换句话说，在经济总生产率决定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它对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所新增产值的敏感性超过工业本身，恰恰说明工业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远大于对工业生产率增长的作用。

毫无疑问，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发动机仍然是工业的发展，即工业发展是经济结构变化的发动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转移过程还没有结束，中国工业发展仍然还在路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和趋势都没有变。

抛弃收缩政策，推动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

观察者网：疫情过后，中国面临重振经济的重要任务。根据此前的估计，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快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汇率计价），如不出意外，这一划时代的成就将在未来十年完成，而二十大后的新一届政府无疑将肩负重要历史使命。既然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没有变，具体来讲，中国要怎么做才能扭转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再次重启中高速增长的车轮？

路风：我们前面说过，中国经济仍然具备巨大的增长潜力。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是中国工业体系的发展，而工业体系的继续发展壮大是使总需求和总供给同时增长的关键。

从这个视角看，收缩政策下的“去产能”不能被当作方向性政策长期执行，因为它不仅破坏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完整性，而且逆转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逻辑——市场化程度和人民参与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因此，中国必须果断地抛弃收缩政策，推动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只有这样，才能重振中国经济增长。

“基础广泛”指的是在整个中国工业体系的动态发展过程中，虽然一部分工业的增长可能会放缓，而另一部分工业则会加速并不断出现新工业，但这一体系中的任何一个工业——无论是劳动密集型的、资本密集型的还是技术密集型的，只要它有市场需求并能够向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能源和资源利用率、更低的污染等方向发展，就是宝贵的、有价值的，就能对整个工业体系的升级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民性。工业没有三六九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个有市场需求的工业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合理性，任何一个工业都可以高质量地发展。由于任何一项工业创新都需要多种互补的知识基础，所以只有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创新。

面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巨大变化，中国工业体系及其生产能力是使中国今天和未来能够屹立于世界经济的最大战略性资产，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正是维护这项战略性资产。

从产业角度讲，工业体系是一个分工体系，由互相具有复杂内在联系的各个工业部门组成，不存在互相替代的关系。

从社会的角度讲，中国人口中的大多数不是高学历的，许多人是低学历甚至没有学历的。事实上，许多在改革开放后、尤其在高增长阶段涌现出来的企业创始人都不是高学历者，但他们凭借对市场的敏锐和组织资源的才能，照样领导出优秀的工业企业。

中国当然需要发展高技术工业，当然需要突破这方面的短板，但是如果在政策上把工业分为高低贵贱、三六九等，并把目光只集中在“一小撮”时髦的高技术工业上，也就把大多数人排除在经济发展过程之外。如果一个国家失去许多传统工业而集中于少数高技术工业，该国的经济增长也同样会失速。

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工业第一城深圳。去年年底，深圳市委书记孟凡利在龙岗调研制造业企业发展时，提出要“充分认识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组成部分”。为什么有这种转变？因为深圳发现，去年汽车制造、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等产业，均得到较快速的增长；相反，作为深圳的优势新兴行业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由于外部依赖高，受国际大循环的不利因素，其增速却成为第二产业中中“拖后腿”的行业。

深圳目前正在对工业进行多元化布局，既有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扶持，又鼓励发挥深圳传统工业的优势，其中就包括了曾经称为低端工业的眼镜、服装、钟表等制造业行业。

工业第一城深圳正在悄悄纠偏：传统工业与新兴工业都不可或缺。图|深圳特区报

再次重启中高速增长，中国要坚定不移地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世界观看待世界，而且要用这个世界观统领所有的经济政策。

当前面对美国的打压，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拉长长板……锻造一些‘杀手锏’”，同时“要补齐短板”。这是一个极其正确的战略，可以为中国从局部优势到全面优势赢得时间和空间。

事实上，在特殊条件下，背心裤衩和儿童用品都可以成为“杀手锏”。从这个视角看，针对工业生产领域的收缩政策就是把中国工业的“长板”砍短，而“短板”却很难在短期内补上。这种“挥刀自宫”、自毁长城的做法实质上反而把中国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

因此，中国完全没有必要给产业活动设定“高或低”、“新或旧”的框子，因为产业升级的过程有连续性，不存在非此即彼的跳跃；“高质量”增长表现在更高的环保要求和更高的生产率上，与增长速度没有矛盾。

例如，日本确实是一个发达国家，但谁会认为日本经济的长期低增长甚至停滞状态是“高质量的”？对于产业链和产业生态来说，没有一个工业是多余的。因此，如果每个地方都支持当地工业特别是有优势的工业，那就不仅会惠及当地经济，而且对全国工业体系的发展都是贡献。

高质量增长是保持经济较高增速的增长

观察者网: “中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提法已经有多年。正如您前面提到的，由于主流舆论对高增长的批评，导致的结果可能是，“高质量增长”简单地强调了前面的定语“高质量”，而非增速。很多学者呼吁中国经济要保持更高增速，暗含的意思不仅仅是追求某个数字，而是与数字相关的老百姓的就业问题，在您看来高质量增长应该包括那些内涵？

路风：中国的发展正处在非常关键的历史阶段，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抱负的实现。

恰恰是这个阶段，所有的矛盾都在累积。国际上，中国遭遇霸权的忌惮；国内，我们的政策思维，特别是在精英层，至今都没有真正建立起中国可以凭借自身力量实现现代化的信念。

总书记提出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世界观理念，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它需要充分地贯彻在中国所有的经济政策制订上。

用这个世界观看世界，高质量增长在我看来有四层重要的含义。

高质量发展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2020年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目标做了具体定义，就是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什么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官方没有定论，但是我们可以估算一下。高水平发达国家如美国的人均GDP在2020年是6万多美元，发达经济体的门槛是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取中间值，中等发达国家应该是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的水平。

中国2020年的人均GDP刚突破1万美元，等于说从目标提出的2020年到实现目标的2035年，中国要用15年时间，实现人均GDP翻两番达到4万美元的目标。15年翻两番的速度，就是高速增长。我们能不能实现这样的高增长不好说，但是至少，我们需要一个比过去10年更高的增长速度。

因为疫情关系，2020-2022年三年经济增速年均增长只有5.1%，经济增长速度的底线没达到，所以未来几年我们的经济压力会很大。但是这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不要干那些不顾市场规律，把企业关停并转的事情就可以了。

经济学家一直在讨论为什么需求会下来，提倡发放消费券，靠消费拉动等等。没有产业内容谈需求就是缘木求鱼。我们要弄清楚经济增速为什么下行，才能对症下药，做出正确的决策。

例如，我在山东邹平看到，生产轴承特种钢并达到国家超低排放标准的西王特钢被要求退出，结果就是4000多职工失业，周围的商店饭馆到晚上就黑了灯。为什么中国会出现需求不足、消费萎缩？答案不是经济学家坐在大城市的办公室里研究出来的，得去基层看，去企业和老百姓那儿找。我问过那里的一位干部，如果政府给你发鼓励消费的钱，你会怎么样？她说她会第一时间存进银行，以防备更糟的日子。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这是马克思说过的话呀。

世行数据显示的1965-2021年中日美三国经济总量走势图（单位为万亿美元）日本与美国的经济总量一度非常接近。中国正处在最关键的历史时期，一定要避免重蹈日本覆辙。

中国今天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一定要破除自己的思想障碍和心理障碍，跨越过去的迷茫期。如果我们不突破不敢发展，就很可能像日本那样陷入失落的三十年。日本GDP曾达到美国的70%，一度就要超越美国，最后在美国打击之下，发展就慢下来了，后来与美国的差距越拉越大。

如果我们不向前冲，一定是不进则退，我们不会安安稳稳地停在全球第二的位置上；只有退到让美国觉得中国不是威胁的状态，就像日本一样，才不再有美国的制裁。但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如果这样，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如果我们冲过这个砍，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如期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历史将记住我们这一代人的丰功伟绩。这可是世界500年来的一次重大变化。500年来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统治全世界，它们靠的首先就是经济实力，之后是技术和军事等一系列能力。中国如果扭转了这个局面，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精髓，变局的发生就是世界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高质量发展要求自立自强。面对美国的打压，实现远景目标的手段只有依靠自立自强，不仅仅是科技上自立自强，而是在所有方面都自立自强。我们必须坚定地树立起信心，坚信中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要用民族伟大复兴世界观统领思想，在政策上贯彻强国范式，抛弃跟随范式，采取进取性政策，抛弃收缩政策。进取性政策就包括增长要有速度，技术上要有突破。

那么中国高速增长从哪来？就必须把中国现有的产业基础夯实，做得更大更强。也就是我提出来的要实现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而不是产业转型。

“转型说”主张从工业扩张为主动力的高增长模式转型为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研发、服务业和信息化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增长模式，这是错误的，它导致了中国过去10年的去工业化。要素投入与要素生产率不是对立的关系，没有要素投入，哪来的要素生产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观，过去在一些方面并没有得到落实。比如在中国商飞专注于发展国产大飞机的时候，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叫舟山波音完工中心，专门负责安装交付给中国航空公司客户的波音737 MAX飞机的内饰与喷漆涂装，现在成了烂尾工程。实际上，不坚持自主创新才是粗放发展的最大原因。

首先我们自己不能怕，不能给自己的发展设限。西方人批评中国消耗了多少钢、多少能源、多少石油，我们就退缩了，觉得我们的产能过剩了。中国有14亿人，谁知道中国的钢需求峰值到底在哪里？

高质量发展要求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在发展中保护环境，要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来克服发展与环保之间的矛盾；通过技术进步来解决能源约束，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有技术进步就有生产率的提高，就会不断提高人民的收入。

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共同富裕。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保证人民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共同富裕，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只能依靠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我们不能甩开传统产业，只发展一小撮高科技产业，不能只有一帮高学历的人在做互联网、在做高新技术产业，他们富了，普通老百姓却没有从发展中获利。我们的目的是要让老百姓广泛参与到工业化的进程中，产业升级过程中不断提高人民的福祉。而“产业转型”的逻辑是违反共同富裕目标的。

我认为，这四条加在一起，就是高质量发展。在这种前提下，中国还有巨大的潜力。剩下要做的就是，尊重市场、尊重经济规律，尊重人民，让人民的潜力充分发挥，大家加油干。有短板，我们通过新兴体国型体制去突破。我觉得中国重振中高速增长没有问题，从今年就可以开始，我信心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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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中国要重启中高速增长，首先要厘清这些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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