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建议，消除对罪犯子女考公的限制。
大家都知道，要想进入国家队伍，是要经过政审考察的。如果父母有犯罪记录，子女在考公时，会面临很大的政审阻力。假设三个人一起通过公务员笔试，去参加面试。其中一人不仅成绩位列第一，且面试表现优越，但若是政审不合格，一般单位会拒绝对该考生的录用，转而选择替补的第二名。
不仅是考公，在入职国企，参军等相当单位时，父母的犯罪记录也会对子女形成重大阻碍。即便入职成功，在后续的职业生涯中，升职加薪，升官进爵，都会受父母的犯罪记录所拖累。这就像一个永远记录在案的污点，难以消除，也无法消除。
很多人认为，这种做法太残酷了。俗话说，罪不及子女。父母犯下的错，怎么可以让子女背负一辈子？我们应该明晰每一个个体的责任，父母的罪由父母承担，孩子是无辜的。在人生道路上，罪犯的孩子应该享受与其他孩子同等的公平。
对无数中国人而言，孩子就是软肋。这个软肋常常令父母殚精竭虑，甚至卑躬屈膝。可是，在对付犯罪分子时，孩子又常常是打击犯罪的突破点。在打击犯罪方向，我们讲究的是以恶制恶。刑法是一本讲究对等反击的法律，而不是跟犯罪分子讲同情，讲人权，讲宽恕，这都是伪善。
违法就要坐牢，杀人就要偿命。如果过度降低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力度，它不仅是对罪犯的鼓励，还可能让更多人的合法权益被侵害。
在生活中，很多生活艰难的父母不敢以身试法，不就是怕连累到自己孩子的未来吗？要是没有这个软肋，多少人饿了就可以去抢劫？没钱花了就可以去偷窃？许多生活一团糟的人根本就不怕进去坐牢，他坐个两三年再出来，又是一条好汉。
还有那些偷税漏税的，即便被查到，补齐税款，连牢都不用坐。要是每隔几年，就把他们的犯罪记录消除，那你说这些人还有什么可怕的？未来，他们的孩子继续登堂入室，继续做人上人吗？
当对罪犯子女考公的限制取消时，那些贪官污吏的孩子岂不是也可以借助父母积累下来的关系，重返政坛？那些贩毒团伙的子女岂不是还能入读警察学院，未来成为一名缉毒警察？
你比资源，比人脉，你比得过偷税漏税的明星吗？比得过强奸入狱的李天一吗？还是比得过那个公开叫嚣“我爸是李刚”的狂傲青年？
对罪犯子女实施严格政审，确实对他们的子女不公平。但是，我们确保了更大的公平。那些安分守法，勤勤恳恳的好公民，他们的孩子可以享受一个更加公平的就业环境。
谁最希望取消对犯罪子女的就业歧视？不就是犯罪分子本人吗？
在队长看来，取消对罪犯子女的考公限制，绝不能轻易实施。即便真的要实施，我们也应该准确地剥离犯罪类别。如人贩子、毒贩子、知法犯法的贪官污吏，重大偷税漏税的网红明星，背叛祖国的间谍，极端恐怖分子以及强奸杀人等，对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重大犯罪群体，绝对不能姑息，不能取消对这些罪犯子女考公的限制。
那么，哪些犯罪可以消除考公限制呢？队长认为，那些对社会危害较小，犯罪程度较低，非主观恶意的一些罪犯，可以取消考公限制，如交通意外伤害罪。许多跑长途的司机都是本本分分的公民，在恶劣天气中驾驶，出现意外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在没有主观恶意的情况下所造成的危险驾驶罪，可以不罪及子女。
野生动物伤害罪，也可以取消考公限制。许多老百姓根本就不认识珍稀的野生动物，误打误撞就被判了刑，自己坐牢也就算了，还连累子女，就真的不太好了。
另外还有防卫过当，商业间谍，不正当竞争，专利侵权以及一些写小黄书的网络写手等相关犯罪，也没有必要罪及子女。
队长举两个案例。一是，李一男案。他曾被誉为“华为太子”，是华为集团最年轻的高级副总裁，因内幕交易罪被判刑2年6个月，罚款700万。
二是，快播王欣案。王欣这个人你说他坏，他也没多坏。你说他不坏，他肯定是对淫秽作品传播提供了技术服务的。
在队长看来，这类犯罪判刑时间较短，对社会危害性总体较小，是可以消失子女考公限制的。
但是，对那些穷凶极恶之徒，人贩子，毒贩子，知法犯法的公职人员以及恐怖分子等，必须实施三代限制考公的严格政审制度。
如果不做分类处理，直接取消所有罪犯子女的考公限制，看似保护了少数人的公平，符合“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可实则对多数遵纪守法的公民子女造成了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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