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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然 (审校)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据台媒报道，近日3架美国B-52战略轰炸机自关岛空军基地起飞，首次驶往中国台湾周边海域，解放军出动战机拦截。目前这一消息仍有待证实，不过，2022年11月，澳媒曾披露美国防部文件，指出美拟在澳境内扩建6架B52战略轰炸机的部署地，以制衡中国。在美国搅动西太平洋局势的同时，拜登亲访乌克兰，继续挑动俄乌战事。有评论认为，美国的两头干涉，意味着未来一个时期的世界将更为动荡。
对此，近日美国昆西研究所创始人安德鲁·巴切维奇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指出美国这种“攘外不安内”的战略模式已持续数十年，源自一种错误信念：“以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国全球领导权，是世界自由与和平的必要条件”。本文追溯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NSC-68号文件，指出该文件引出了美国“要在全球推广自由民主”的世界观，并塑造了一个“治国理政隶属于军事暴力”的秩序体系。
作者指出，虽然冷战后美国曾享受过“单极特权”的短暂辉煌，但拜登政府不应再为旧的世界观续命。因为连续不断的军事行动劳民伤财，导致美国国内问题一拖再拖，从未得到重视和解决；同时，当今的俄罗斯已非苏联，其在俄乌冲突中暴露出的军事短板，也说明欧洲完全可以实现自保。
作者认为，美国应摒弃“美国霸权”的意识形态幻想，实现战略转型，采取更为现实主义的路径：为本土美国人提供保护和发展机会，并维持甚至扩大世界对美国丰富物质生活的艳羡。他认为美国应专注于保家卫国，而不是向全世界射权力，毕竟所谓“民主与专制”之争也是美国人自己发明的，即便取胜了，也只是另一个幻想罢了。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美国之变的想象与真实”系列之三，编译自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原题为《为什么美国仍被霸权的虚幻梦想所困》（《The Reckoning That Wasn’t: Why America Remains Trapped by False Dreams of Hegemony》）。由于美方立场、议题设置等原因，本文也可能仅仅反映局部信息，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1952和1953年的那些夜晚，当我还是一个幼儿园小孩时，我的家人们曾挤在芝加哥公租房的二手电视前，观看《海上的胜利》（Victory at Sea）。伴随激昂的音乐和严肃的解说，这部由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制作的26集纪录片，鼓舞人心地描述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正义之战，自由战胜邪恶，并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的努力；美国发动了一场人民战争，数百万公民响应号召并参与战斗；战争的结果证明了美国民主的力量。这种壮丽叙事既诱人，又可怕。从美国角度看，这是直截了当、感同身受、令人信服的真相。这个系列传递出一个总的观念，那就是：在这场骇人听闻的人类冲突结束后，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在这个时代中，美国注定是最高统治者。这一系列作品，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我的父母都曾在战争中服役，这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对我父母那一代人来说，对德国和日本的伟大征战，仍是他们生活中的决定性事件，似乎也注定要决定他们后代的生活。
（本文发表截图）
《海上的胜利》暗示了未来的困难。最后一集的标题是“和平的设计”，但没有提供任何“和平”内容。相反，它传达的东西更像是一种警告。“一架飞机投下一颗炸弹，就有78000人丧生”。随着镜头扫过广岛满目疮痍的画面，叙述者这样说道。“两颗炸弹，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解放的集中营和归国部队的画面在屏幕上闪烁。然后，影片隐晦地提到“自由世界正在向明天迈进”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一段话，颂扬决议、反抗、宽宏大量和善意的重要性后，该系列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如果要想知道这场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冲突，在政治上或道德上到底意味着什么，观众必须到其他地方去看。
这个突然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毕竟，在《海上胜利》播出时，某些战时的美国盟友已经成为激烈的对手，一场比美国扔核武器更加致命的竞赛，正在进行。二战结束后，美国军队再次投入战斗，这次是在朝鲜，而这场冲突结束时，美国甚至很难说取得了近似的胜利。即便有人希望实现和平，这个话题也从此被搁置了。
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的霸主地位会不断遭到挑战。但是，二战仍然是大多数人回忆世界秩序的权威来源，而冷战则是某种意义上的续集。正如美国在二战中领导各国击败了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一样，他们也将击退苏联的威胁，以维护“自由”。当这两个事件在国家的集体想象中融合，便催生了一种典型的幻想：美国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全球领导地位，已成为世界和平一个绝对必要条件。
事实上，1945年来之不易的胜利，既不是验证，也不是预兆，它反而是美国幻想的来源。在20世纪60年代，代价高昂且造成分裂的越南战争，似乎打破了这些幻想；共产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折戟，又使这些幻想瞬间复苏。“9·11”事件后，美国在追求其全球“反恐战争”的过程中所进行的错误尝试，再次暴露了“美国军事霸权说”的似是而非。
如同英国在1956年经历“苏伊士危机”一样，旷日持久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令人失望的结果，本应给美国人敲响警钟。当时英国政府策划了一次军事干预行动，以重新确立其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甚至想要敲打一下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随之而来的战争失败，导致一场奇耻大辱，并让彼时的英国首相艾登（Anthony Eden）丢了饭碗。
艾登的竞争对手，英国工党领袖休·盖茨凯尔（Hugh Gaitskell）把苏伊士行动描述为“灾难性的愚蠢行为”，“对英国的威望和声誉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很少有观察家对这一判断提出异议。这场危机使英国人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帝国计划已经走到了死胡同。“鞭打弱小的民族”的旧路数已经到头了。
对美国来说，过去的20年可能是一个加长版的“苏伊士危机”。但美国的外事部门却拒绝承认，继续坚持认为“世界需要的是更多的美国军事力量”这一神话。伊拉克的失败并没有阻止美国在阿富汗战场上的“加倍努力”，而这种轻率的行为，最终导致2021年混乱的、羞辱性的撤退。
阿富汗撤军本可以作为一个契机，宣布由二战、冷战以及建立它们之上的幻想所界定的时代结束。但很可能因为俄罗斯的最新动向，这个机会将稍纵即逝。俄乌冲突让美国恢复了武力扩张的传统，而美国历史上最长的阿富汗战争，则几乎从记忆中消失了，就如同当年伊拉克战争前夕。部分原因是，美国似乎一直准备着重蹈覆辙，而这些都以表面上的“全球领导义务”为理由。
俄乌冲突可能是美国避免“苏伊士危机”的最后机会。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乌克兰政策一直是务实的，可以说是克制的。但拜登总统和他的团队经常以一种过时的、道貌岸然的、不计后果的宏大美国霸权观的方式，来谈论这场战争。如果拜登对乌克兰问题的真正利害关系能够冷静评估，可能会让建制派摆脱对霸权的迷恋。这里还可能有一个额外收获，那就是美国人将不再需要以儿童睡前故事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的国家，及其在世界中的作用。
危险的是，相反的情况正在发生。拜登将乌克兰描述为一个熔炉，而这里将浇铸出一个基于军事力量的美国霸权新时代。这可能会锁定他和政府进一步推出高高在上、考虑不周的言论和政策体系。反过来，这终将导致完全不同的、更加灾难性的清算。
美国战后世界观的最权威表述，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NSC-68号文件，这份高度机密的文件是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政策的罗塞塔石碑（译者注：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包含了以三种不同文字发布的法令），由当时由保罗·尼采（Paul Nitze）领导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处起草。
这份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文件，证明了所谓“自由社会奇妙的多样性、深刻的宽容和合法性”，为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政策制定了标准。与这个自由社会相对应，它把苏联体系称为“奴隶社会”。NSC-68号文件以清晰地美国的霸权主义提出了一个理由。它划定了明确的界限，消除了模糊不清的地方。该文件称，“在一个不断缩小的世界里，各国之间缺乏秩序的情况，越来越不可容忍”。这一事实赋予美国“领导世界的责任”，以及“通过符合自由和民主原则的方式实现秩序和正义”的义务。仅仅遏制苏联是不够的，为世界上的饥饿者提供食物或帮助受苦的人也不够，美国需要的是胁迫的能力和意愿。考虑到这一点，美国致力于建立一支占主导地位的军队，将其配置为一支全球警察部队。治国理政都是军事力量的附属品。
NSC-68号文件中的“摩尼教观点”并没有丝毫减弱，即便其产生其思想的冷战背景已经结束了几十年。（译者注：摩尼教观是指一种二元论的世界观，它以黑与白、善与恶来看待世界，没有灰色或复杂性的影子。这个术语来自摩尼教，由波斯先知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的，其吸取了基督教、拜火教和诺斯替教的元素，认为宇宙是善与恶力量的战场）拜登坚持认为，人类的命运取决于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宇宙斗争的结果，这也正是NSC-68号文件精髓的最新版。无论是通过五角大楼的开支和海外基地的数量，还是使用武力的倾向来衡量，美国军事优势的必要性，已经成为一种信仰。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世界在不断“缩小”，同时也在向太空和网络空间扩张，美国军事力量的覆盖范围也相应扩大。这一过程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争议。
但是，如果美国霸权的目的，是通过谨慎地使用硬实力来建立全球秩序和正义，其结果充其量是好坏参半。自1950年以来，生活在英语世界的巴黎、东京等地附近的人们日子过得还行；相比之下，生活在全球南方的数十亿人所获得的利益是不稳定的，活得更长、更健康乃至获得个人自由和安全的机会，仍是有限的。
其实情况本来还可能更糟。冷战期间，美国多次可能使用它数千件核武器中的任何一件。即便在现实中，已经发生的事情也足够糟糕。如果要反思自1950年以来美国战争（和各种秘密干预）的行为和后果，我们将面对一个令人震惊的鲁莽、渎职和浪费的记录。
20年前开始的伊拉克战争，代表了美国军事愚蠢的顶峰，仅次于越南战争。在发动战争时，人们期望释放出改变中东的解放浪潮，但美国所谓的“伊拉克自由行动”却产生了令人悲痛的屠杀和遗迹毁坏，破坏了该地区的稳定。有一段时间，战争的支持者安慰自己，认为将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使世界变得更好。今天，再多的诡辩也无法支撑这种说法。
宣布美国军队自二战以来所做的一切牺牲都是徒劳的，或许有点苛刻。但美国人逃避不了这样的结论：在伊拉克的结果，更像一种常态，而非一种例外。1950年，哈里·杜鲁门总统决定将美国军队派往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北，也是一个史诗般的失误。15年，后林登·约翰逊总统将美国作战部队派往越南的决断，又让这失误黯然失色。从2001年开始，阿富汗战争则为“泥潭”一词赋予了新的含义。至于伊拉克，奥巴马在2002年担任伊利诺伊州州参议员时的谴责“如雷贯耳”：这是一帮叶公好龙者愚蠢、轻率、玩世不恭的企图，要把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议程，塞进我们的喉咙里。
然而，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些选择似乎都是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所必须的具体表现。根据NSC-68号文件中的逻辑，派兵朝鲜和越南都是美国责任的表现。允许塔利班在喀布尔保留权力也是如此。认真对待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打算开发更多的武器）的说法，甚至将其清除，都是政治和道德上的必须。
同样，在每一个例子中，令人震惊的错误判断都浪费了大量的财富和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的生命（更不用说成千上万的非美国人的生命）。布朗大学的战争成本项目估计，自9/11袭击以来，美国的军事行动已经花费了约8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比拜登政府极力吹嘘的“重建美好未来”的基础设施计划所需资金还多几十倍。我们很难看出，这些军事行动的收益是如何超过成本的。
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赞成军事干预的基本逻辑仍然没有改变。即使是拜登，当副总统时，他反对美国在阿富汗大规模增兵，而当了总统之后，他虽然最终撤军，却没有放弃对美国军事力量持久效力的基本信念。他对阿富汗战败的反应是，提议增加五角大楼的开支。国会不仅同意，而且还追加了一笔奖金。
为什么这种心态一直存在？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庞大的国家安全机构的影响力。相比之下，1961年1月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告别演说中的警告已经完全失效。他指出在“军工复合体”手中崛起的“错位的权力”是灾难性的，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警觉和有知识的公民，能使国家免受巨大的国防工业和军事机器的控制，并实现安全和自由的共同繁荣。但他错判了美国人。
事实证明，在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问题上，美国人更多是漠不关心，而不是警惕。美国人仍然非常崇敬艾森豪威尔，但不是1961年追求和平的总统，而是那个1945年让纳粹的无条件投降的铁血将军。
二战的胜利为美国的政策赋予了一种新的目标感，这一点后来被编入了NSC-68号文件。但它也为美国带上了紧箍咒。学者大卫·布罗姆维奇（David Bromwich）最近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图景，囚禁了美国人的想象。过去七十年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始终集中在维护和更新这幅图景，其首要目标是设计出另一个这样的胜利，从而提供安全、繁荣、尊重和特权。或者更广泛地说，设计出一个按美国条款运行的世界，一个传播所谓‘自由’‘民主’使命的美国领导地位。”
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和美国在1990-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胜利，让美国的梦想在一个短暂的时刻似乎触手可及。这些胜利加在一起，可以说是与1945年的胜利相提并论的。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导致了一个单极秩序，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作为世界上“不可缺少的国家”，主持着这个秩序。如今，这些短语与“白人的负担”和“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同属一个类别，充满着讽刺意味。
（译者注：“白人的负担”这一概念出自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认为所谓白人有道德义务将文明、进步和现代性带给非白人人民和文化。这一想法的根源是文明等级论，即认为欧洲白人文化具有优越性，而非白人是低等的。该概念由英国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其1899年的同名诗中推广，该诗是为了回应美国对菲律宾的吞并而写。
“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曾被用来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由英国作家H.G.威尔斯在其1914年出版的同名书籍中提出。该书认为，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视为一个灾难性的事件，但这将结束困扰人类多个世纪的战争和暴力循环。第一次世界战争的庞大规模让当时一些人相信，如此恐怖的冲突，足以说服各国避免未来的战争）
然而，这些口号倒也准确地反映了1989年后美国政治精英们的陶醉。在冷战之后，一个被认为致力于崇高事业的国家从未像美国那样，在着手打击各种敌人时，制造或承揽了更多的混乱。
美国由意识形态驱动的狂欢，一直持续到2016年，而特朗普颠覆了美国政治。作为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发誓要制定一条不同的路线，一条“美国优先”的路线。这个看似温和的短语其实具有爆炸性的内涵。特朗普承诺的不只是一个“更不好战”的外交政策，事实上，他在威胁抛弃战后美国国家政策的道德基础。
“北约国家没有支付他们的公平份额，并且在掠夺美国”，特朗普在2016年的一次竞选集会上抱怨道。“而我们做了什么？什么都没有。要么他们必须为过去的不足付出代价，要么他们必须退出。如果别国破坏了北约的规矩，那就是破坏北约。”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了这个主题，包括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保卫了其他国家的边界，却拒绝保卫我们自己的边界。我们在海外花费了数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基础设施却在年久失修中腐烂”。“我们让其他国家富裕起来，而我们国家的财富、力量和信心却在地平线上消散了”。因此他承诺，“现在不会了——从今天起，将只有美国优先”。
这种“异端邪说”让美国外交政策机构陷入精神崩溃，至今仍未完全恢复。当然，我们很难说特朗普是否掌握了“美国优先”这一短语真正的道德、政治和历史意义。此外，特朗普政府有限的执政能力，让这一口号在涉军问题上，实际影响有限。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各个军事联盟仍然保持不变。在稍作调整后，美国海外的军事足迹也保持不变。在国内，军事工业复合体依然蓬勃发展。在极少人的关注下，昂贵的美国核打击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也在继续推进。总而言之，NSC-68文件的精髓得以保留，二战作为政策试金石的相关性也得以保留。正所谓“‘孤立主义’的口号可以喊，但世界的病还在靠美国的海外军事力量来治。”
尽管美国霸权的建制派思维仍然停留在过去，世界本身却已经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这就是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一个核心悖论。特朗普发誓要放弃战后范式，反而引发了建制派对NSC-68框架的激烈维护，尽管美国目前不断暴露的问题，已不再与这个框架相关。这些问题不胜枚举：气候危机、美国南部边境失控、工人阶级机会破灭、毒品致死人数激增以及由种族、民族、社会经济、党派和宗教等方面极化而引发的国内动乱。当年特朗普正是在此乱局下入主白宫，未来他还可能卷土重来。
美国国内问题的激化，以及霸权梦想与美国实力的差距，似乎预示着“苏伊士时刻”的到来。在美国国家政策的历史上，拜登的总统任期本来可以开启一个转折点，但转变并没有发生。
拜登任期已经过半，但美国的大战略却陷入了不为人知的矛盾纠葛之中。最麻烦的是，美国精英坚持认为必须维持军事化全球领导模式，即便该模式的有效性在下降，可用于追求该模式的资源在减少，以及保持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特权地位的前景也变得暗淡。然而，外交政策机构坚持认为，除了坚持美国的军事化领导之外，世界没有别的选择。
美国精英号称俄乌冲突是重新验证NSC-68文件理念的最新案例。但是，俄罗斯军队不是苏联红军，甚至可以说两者相差甚远。俄罗斯对美国的安全和福祉构成的威胁可以忽略不计，毕竟一支无法抵达基辅的军队，对柏林、伦敦或巴黎都不构成什么威胁，更不用说对纽约市了。当前俄乌局势反而证明：如果欧洲国家做出努力，完全有能力保障自己的安全。
总之，对美国而言，正好应该把乌克兰危机定性为“别人的问题”。如果美国有近500亿美元的闲置资金（译者注：2022年2月至11月期间，美国国会为援助乌克兰分配的金额），它应该用这些钱来缓解气候变化，解决边境危机，或改善美国工人阶级的困境。虽然拜登政府喊着改善民生的口号，但在拨款和执行上，这些这些重要任务的紧迫性远远不如干涉乌克兰事务。
拜登在谈到俄乌冲突时，直接照搬了过去每次美国出兵时的话术：“现在是我们承担责任的时刻，是对我们历史、决心和良知的考验”。他在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发生一周后的国情咨文中说到，“我们将拯救民主。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任务似乎不仅需要展示承诺和决心，还需要做出牺牲和艰难的选择”。但事实上，美国并不需要为乌克兰付出这些努力；这只是一场代理人战争。就连拜登自己也机智的承诺，尽管存在所谓的“民主”利害关系，但美国军队将不会代表乌克兰作战。
但总体上，继续沿用NSC-68号文件的理念和框架，采用宏大政府叙事，加上媒体无休止的造势，美国人的印象却变成了：俄乌冲突正在呼唤美国，让其再次成为历史的舵手，引导人类走向预定的目的地。这恰恰是那种一次又一次将美国引入歧途的傲慢心态。
很难想象会有一个比这更好的机会，让美国人超越这种自我满足的心态，并开始以更负责任的方式来谈论和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不过，拜登似乎决定放过这个机会。请看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这段话：
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在世界各地对美国领导力的需求都还是一样迫切的。我们正处于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之中。同时，影响各地人民的共同挑战，要求加强全球合作，要求各国在困难时刻挺身而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作为回应，美国将以我们的价值观为主导，我们将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以及所有与我们有共同利益的人步调一致地工作。我们不会让我们的未来受那些不赞同我们对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世界的愿景的人的影响。
这种片汤话的文字似乎面面俱到，但缺乏实质内容，更不可能是一个连贯的政策的基础。当美国将其作为战略声明来推销时，已经证明了其战略的缺失。
美国今天需要的是一份明确的战略目的声明，它将取代僵尸式的NSC-68范式。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样的替代方案自美国在二战胜利后的辉煌日子里就一直存在。在冷战开始时的1948年，首任政策规划主任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就提出了一种衡量美国政策成功与否的方法，其中并没有意识形态的幻想。他指出，当时美国拥有“大约50%的世界财富，但只有6.3%的世界人口”，他建议未来的任务是“设计一种关系模式，使美国能够维持这种差距的地位，而不会对自身国家安全造成损害”。
凯南方案的核心目标是保持美国人的安全，同时保持甚至加强全世界对美国丰富物质生活的艳羡。凯南认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美国“摒弃所有的多愁善感和白日梦”，并专注于“我们眼前的国家目标”。这个国家无法承受“奢侈的利他主义”并担任“地球大善人”。
凯南的长篇备忘录里相当详细地概述了美国应如何处理战后世界的问题。虽然这个冷战世界已经不存在了，他的思路依然有借鉴意义：清醒的现实主义、对遏制战略的理解，以及对外交政策中目的性、纪律性和“经济性”的强调。1948年，凯南担心美国人可能会屈服于战争期间萌生的“浪漫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思想”。他的担心是正确的。
自1948年以来，凯南所提到的全球经济差距已经缩小了，但还没有消失：今天，美国只占世界人口的4%多一点，但仍然拥有世界财富的30%左右。不过，在美国国内，财富分配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0年，最富有的0.1%的美国人控制着全国10%左右的财富；今天，他们控制着接近20%的财富。与此同时，国家的财政健康状况也在下降：美国的国债总额现在超过31万亿美元，自2010年以来，联邦赤字平均每年超过一万亿美元。
畸形的不平等和无能的挥霍，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国家却无法应对国内的功能失调和国外的危机。军事力量无法弥补内部凝聚力和政府自律的缺失。美国除非把自己的房子修好打扫干净，否则几乎没有希望行使全球领导权，更不用说取得所谓“民主与专制之争”的胜利，毕竟这两者之争本身就是幻想出来的。
美国精英迫切需要遵循凯南在1948年提出的、近几代决策者都忽视的建议：避免无谓的战争，履行建国文件中的承诺，并为美国普通公民提供体面生活的前景。这一切的开始，就是将美国军队重新配置为一支旨在保护美国人民的部队，而不是作为全球霸权投射的工具。美国国防部的首要工作是美国的国防。
实践起来，这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这将意味着认真对待《核不扩散条约》中规定的消除核武器的义务；关闭各地区军事总部，美国中央司令部将首先被砍掉；减少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禁止向军事承包商支付超支费用；为维持军工复合体的旋转门上锁；重振美国宪法规定的国会战争权力；以及，如果不宣战，将军事开支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仍然能保持五角大楼的军事开支领先于世界）。
1947年，在也许是《外交事务》历史上最著名的文章中，凯南写道：“为了避免毁灭，美国只需要检验自己的最佳传统，证明自己是一个值得保留的伟大国家。”今天，这些传统可能已经支离破碎，但凯南建议的意义，依然突出。另一个虚幻的军事胜利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艾森豪威尔所呼吁的“警觉和有知识的公民”却可以。建立一个不再滥用美国权力、不再虐待美国士兵的政体，这将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美国之变的想象与真实”系列之三，编译自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2023年3月最新文章，原题为《The Reckoning That Wasn’t: Why America Remains Trapped by False Dreams of Heg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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