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命案，至今没有真相

人潮汹涌的上海火车站，传来三声枪响，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应声倒下。

1913年3月20日，31岁的宋教仁在国会选举大获全胜后即将北上赴京。如果不出意外，他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 

刚到车站检票处，宋教仁就被凶徒连开3枪，其中一枪击中要害。前来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急忙将宋教仁送往医院抢救。

两天后，3月22日凌晨，宋教仁不治身亡。

宋教仁遇刺案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大案，至今没有定论。

后人读史至此，常将这一事件视同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其使原本相互妥协的南北政府走向决裂。甚至有人悲观地认为，民主宪政在中国的试验，就此终结，民国刚一建立，就已名存实亡。

作为这一案件的主角，宋教仁是当时政坛的明星人物。 

民国建立后，共和之路存在两种选择，一是采取美国式的总统及议会共和制，即总统制，二是内阁制，也就是由参议院占多数的政党选出内阁总理，内阁总理自定内阁成员。

即便是在革命党人内部，也存在着两种制度的分歧。 

宋教仁是内阁制的铁杆粉丝，他认为，“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 

他的主张是，一方面要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搞中央集权，防止各省纷纷独立，中央形同虚设；另一方面要实行内阁制，由议会中的多数党首领出任内阁总理，由总理组阁，内阁对议会负责，如此一来，总统就像英国国王那样，只是有地位和名誉，而无实权的国家元首，但是不能世袭。 

孙中山则是总统制的拥趸，1911年，武昌首义后，他回国主持大局，在与革命党人商议政府体制时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 

学者迟云飞认为，孙主张集权于总统，是为了推行规划中的军政、训政，而宋则是希望中国一步到位，进入宪政时代。 

革命党人在南京开会，南京临时政府采用了总统制，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获16票，另有一票投给了黄兴。

然而，孙中山没能成为执牛耳者。 

武昌起义后，北洋军领袖袁世凯火线复出，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周旋于清廷与南方独立各省之间。 

由于北洋军兵力强盛，南方独立各省难以抵挡。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黄兴率军在汉阳与北洋军的冯国璋一战，才打了6天就节节败退，汉阳随即失守。正当冯国璋想要乘胜追击拿下武昌时，袁世凯却命令其暂缓进军。 

当时，清廷将权力倾授袁世凯，希望他救清室于危难之中。南方独立各省打不过北洋军，也达成共识，声称袁世凯如果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黄兴亲自电告袁世凯的幕僚杨度：“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举项城（袁世凯）无疑。”革命党人说话算数，后来南北议和草约中也规定，“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 

为此，袁世凯不得不做出选择。 

谋士王锡彤对他说：“革命之气已盈海内，若再以兵力蹂之，后患方长。为袁公计，亦殊不值得。盖专制国之大臣，立不世之功，结果只有两路可走：一为岳武穆，身死而国危；一为曹孟德，风利而不得泊也。此二者非君杀臣，则臣杀君，将何以处袁公乎？” 

辛亥革命的后半程由袁世凯完成，他夺取了清廷权柄，又在得到革命党的“临时大总统”之位的许诺后，迫使宣统皇帝溥仪退位。 

1912年，清帝退位，袁世凯白捡了个“临时大总统”，中国封建帝制至此终结。 

在权力即将移交给袁世凯之际，南京临时政府通过的《临时约法》中，又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这是革命党人的小心机，如果形成政党内阁制，袁就类似于“虚君”，实际行政权将由同盟会人士掌握。 

这一改动，给了宋教仁这一政党运动高手大展身手的舞台。

民国建立之初，立宪派、革命党等政治势力对袁世凯本来充满期待。1912年，孙中山、黄兴赴北京见袁世凯，共商国是。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孙中山与袁世凯会面达13次之多，每次都谈了大半天，共同商议了八条政纲，包括兴办铁路矿山、资助国民实业等。

孙中山对袁世凯印象不错，说：“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意思是，他可以放心把国家交给袁世凯，专心造他那20万里的铁路去了。

宋教仁却没有甘心为在野党，而是想实现他的内阁制理想。

《临时约法》规定，在参议会成立后10个月举行国会选举，选出多数党。 

在孙中山赴北京的同时，宋教仁为了通过国会选举实现政党组阁，正在北京拼命造党，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四个小党派，与同盟会合并成国民党。

孙中山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合并五党的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以1130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总理事长。

孙中山力辞此职，没有接手这个在野党领袖的职位，改由宋教仁代理。因此，宋教仁成了民国初年国民党的缔造者和实际领袖。

宋教仁对这个新生的党有自己的定义：这个政党没有地下的活动，没有暴力的斗争，就是一个在政府议政的政党，一个欧美式的政党。他号召国民党停止一切运动，全身心投入到选举之中。

怀着内阁制的理想，宋教仁到各地演讲，并宣称：“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 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 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当时，袁世凯对其谋士杨度发过一段评论：“孙中山襟怀豁达，是容易相处的，天真的黄兴也好对付，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以暴动手段来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手段，来争取政权，却厉害得多了。”

主张政党内阁的宋教仁，成为袁世凯在民国初年的真正对手。与此同时，袁世凯也大力支持梁启超等组织政党来对抗宋教仁。

1913年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宋教仁带领下的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取得压倒性的多数席位，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

有学者统计，1913年，在参议院党籍可知者，国民党占全院的54.5%；众议院党籍可知者，国民党占全院的60.4%。这是一场大胜。

简单地说，国民党赢得选举后，宋教仁可以依照约法，通过第一大党的支持组织政党内阁，当上内阁总理，对袁世凯形成挟制。

宋教仁对此踌躇满志，这一年游览杭州，他写有“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等诗句。但在不久后，一颗罪恶的子弹在他即将北上组阁时夺走了他年仅31岁的生命。

这就是钱穆先生说的，传统中国，人事永远强过制度。然而，宋教仁“至死不悟”。

宋教仁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17岁时，有志于革命的他，常与三五好友纵谈时事，被称为“狂生”。

这位来自湖南的少年狂生大胆地预言：“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后来，武昌果真成为首义之地。

在《革命军》《警世钟》和《猛回头》等革命著作的影响下，他投身革命，与章士钊、刘揆一等革命者以黄兴30岁生日的名义聚会，创办了华兴会，确定“驱逐鞑虏，复兴中华”的宗旨。

宋教仁年仅22岁时就成了流亡者，为躲避清廷追捕，逃到日本，后来参与创立了同盟会。

在爱国的立场上，宋教仁与被他视为仇敌的清政府也有过合作。1908年，日本蓄意挑起“间岛”领土争端。

间岛，实为我国延吉四县，日本欲派出军队占据此地，而清廷昏聩无知，任由日本攫取利益。流亡日本的宋教仁得知此事，费数月之功，引用中、日、俄等国家的93种文献资料，编著《间岛问题》一书，全方位无死角地论证了间岛历来为我国领土，并托人呈交清政府驻日公使。清政府在得到宋教仁提供的材料后，成功驳倒了日本人的伪证，在外交交涉中保住了延吉四县国土。

袁世凯、那桐等清朝大臣听说宋教仁的才能，请求朝廷赦免其反清之罪。袁世凯还致电驻日公使，请宋教仁回国任职，却被宋谢绝。

26岁的宋教仁面对高官厚禄不为所动，表明自己反清与爱国的立场都坚定不移，回复驻日公使道：“某愚不幸，素持与政府立于不两立之主义……人各有志，不必相强，笑我詈我，岂所计及！惟此心能见白于此，则惟行吾志可矣。”

宋教仁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

袁世凯在清末就已见识过宋教仁的气节，仍希望其为己所用。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后， 先后组建了唐绍仪、陆征祥内阁。

1912 年 8 月，陆征祥内阁倒台，刚建立不久的北京政府再次瘫痪，袁世凯派人请宋教仁出山组阁，还请此时到京的孙中山和黄兴出面劝说，但宋教仁都坚定地拒绝了，他追求合法的内阁制，不愿沦为附庸。

当时，袁世凯还以资助政治活动的名义，给宋教仁送去50万的支票，希望与其达成合作。宋教仁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都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但政治的屠刀，不会放过一个正直的君子。

1913年3月22日，病榻上的宋教仁伤势恶化，不幸逝世，举国震惊。

临终前，宋教仁向同为国民党元老的于右任托付后事：“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黄兴）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励而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宋教仁还对袁世凯寄予了希望，即便身负枪伤，仍托黄兴代拟电报，请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直到最后一刻，宋教仁依旧期待民主共和的实现。孙中山在挽联上写道：“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孙中山与袁世凯都认为是对方下的手，双方都下令悬赏破案。

宋教仁去世后仅仅两天，刺客武士英与其雇主沪巡查长应桂馨（又名应夔丞）同时落网。

武士英是刺宋案中的直接凶手，却是一个小人物，与宋教仁既无私仇，也非公敌。他不过是辛亥革命后受南方裁军影响的游荡兵痞，流浪到上海谋食，坑蒙拐骗，无所不为。因为武士英曾当过兵，会使用枪支，才机缘巧合下成为刺客的人选。

根据武士英的供词，他是受江苏驻沪巡查长应桂馨的委托，并且后者对其许诺，事成之后可入共进会，并得到1000大洋。

共进会，是当时上海的一个由前帮会成员组成的半政团性质的组织。应桂馨原为上海的帮会头子，辛亥革命时取得同盟会元老陈其美信任，与青红帮势力帮助陈其美夺得沪军都督之位，自己也在民国后混上了官职。

仔细捋一捋，应桂馨大有来头，他既是陈其美老友，也做过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的卫队长，还在黄兴麾下当过差，似乎是革命党自己人。

不过，应桂馨与北洋系也有联系，实为南北两派之间的双面人。他被捕后，家中被搜出手枪一支、弹壳两个、密电本三本，手枪内有子弹两颗，同时还有许多与宋教仁有关的函电证据。

其中，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发给应桂馨的密电：“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这些密电牵扯出了洪述祖的上司，时任内阁总理赵秉钧，也将矛头引向了袁世凯。

宋教仁成为总理，由议会占多数的政党组织内阁，对北洋系而言是不利的。从理论上看，袁世凯有刺杀宋教仁的动机。可是，宋教仁遇刺案的线索一路顺藤摸瓜，到洪述祖这里就断了。

更吊诡的是，与刺宋有关的人都在之后几年离奇去世。宋教仁逝世两个月后，凶手武士英突然暴毙于狱中，死因成谜。雇凶杀人的应桂馨在二次革命中趁乱越狱，逃到青岛德国租界，自称杀宋教仁有功，要入京请赏，于1914年在津京快车上遇刺身亡。洪述祖反复坚称，他发给应桂馨的电报中“毁宋”只是破坏宋教仁的名誉，而非刺杀宋教仁，否认自己有罪。此后几年，洪述祖躲入租界，四处逃亡，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夜，民族情绪高涨之际，被执行绞刑。

后来，史学界长期认为，袁世凯是刺宋的幕后主谋。但近年来有不少人提出异议，宋教仁遇刺案又成了未解之谜。

据史料记载，宋教仁遇刺的消息传到北京时，袁世凯曾愕然道：“有此事乎？”宋教仁去世当天，黄兴等人的电报到后，袁世凯更是耐人寻味地感慨道：“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遯初（宋教仁号），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

正如袁世凯所料，南北短暂的和平局面在宋教仁遇刺后急转直下，并迅速走向分裂。

1913年上海火车站的子弹，刺杀了意气风发的宋教仁，更开启了民初的乱局。

这一年夏天，由于洪述祖逃亡、赵秉钧拒不出庭，宋教仁遇刺案的审问陷入僵局，迟迟查不到真相。同时，北洋系也在扩军备战。 

革命党中的激进派决定发起“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

1913年5 月初，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南北冲突一触即发。 

7月，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二次革命爆发。仅仅过去两个月后，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对南方7省的控制权全部丧失。袁世凯不久后获选正式总统，下令解散了国会与国民党，之后改内阁制为总统制。

▲1913年，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与各国驻华使节合影。

宋教仁希望利用《临时约法》等法律体系，由政党来治理国家，将北洋系这只巨兽捆住，使国家向民主宪政的方向艰难前行。事实证明，他的政党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撑他的政治抱负。

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宋教仁，别号“渔父”。他年少参加革命，躲避追捕时，在家乡的江面上曾为一名渔翁所救。感念渔翁的救命之恩，遂自号“渔父”。但宋教仁这位渔父，却在日后走上了屈原的路，“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的死，预示着更多的曲折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