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战争下的中美博弈

2023年3月16日，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和Chip War作者Chris Miller受台湾《天下》杂志邀请了，参加了该杂志主办的“半导体世纪对谈”。席间，张忠谋表态“支持美国减缓中国发展半导体的产业政策”，语出惊人之后，被大陆许多媒体指为张忠谋“翻绿”。

同时，张忠谋又意图证明，美国的芯片法案要半导体制造重回美国，其实意义不大，他提出，只为美国“国家安全”，国防等关键用途晶片需要在美国生产，现在美国本土的11%市占率已绰绰有余，“为什么需要回到过去的30%-40%？目标到底是什么？”此外，张忠谋还特别指出要“当心美国”，他告诉现场观众尽管美国力推“友岸外包”（Friend Shoring），但友岸其实并不包括台湾地区。张忠谋提及，包括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财政部长耶伦在内，都曾公开发言，将台湾称为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不能仰赖台湾，张忠谋认为“这是台湾的一种困境”。

张忠谋上述看起来颇有矛盾的言论，其实正反应出全球半导体产业当前的困境及背后的地缘政治博弈现实。过去几年，本公号致力于探讨和理解中美之争的实质，避免通过简单归纳将“一种解释”当作“唯一解释”或“正确解释”。作者采用的方法并不“先进”，可以说“很笨”，简言之，就是先通过自问自答厘清市面流行观点存在的逻辑问题，再通过历史资料的详尽回溯找出关键细节，梳理问题的由来及各自的观点。对中国大陆研究人员，稍难之处在于，要能够理解因政治体制不同，美国的政策酝酿和产生方式与中国是有显著不同的。

在中国大陆，民间的、专家的观点虽然经常看似声音很大，但往往毫不重要，很多重要决策的分析过程并非一开始就是透明的，决策做出时官方总是一锤定音，后续的跟进、评估和调整也不一定会公开。但在美国，官方的观点往往是专家观点长期影响的结果，因此“循迹”变得特别有意义。美国当前政策往往是对过往长期分析中不同观点之一（或一部分）进行选择，从观点的产生而言并不具有“突发性”。我们在《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下）——美国半导体政策的不同视角》中能够深切的体会这种长期分析的缓慢影响，包括：美国国防系统早在二十四年前（1999年）就认识到了全球化外包对美国国防安全将要带来的负面影响，早在十八年前（2005年）就明确了半导体制造业的去美化对美国国防将要带来的巨大冲击，并且明确针对中国大陆提出了出口管制的有效性问题。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人不妨回想一下，2005年时，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已经对美国国防系统造成威胁了吗？

如果认真阅读完《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下）——美国半导体政策的不同视角》，对张忠谋对美国国防安全的质疑其实完全可以得出自己的答案。1986年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特别小组（DSB Task Force）的报告和2005年DSB特别小组的报告，都深切表达了对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外部依赖的担忧。日本作为美国在东亚的最重要盟友，由于半导体争端，在1980年代都出现了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对美国企业事实上的“禁运”情况，这种“反向禁运”（reverse-ITAR）对美国而言并非“空穴来风”，而曾是“既成事实”。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关系远远达不到日美之间的“如胶似漆”，美国对日本都有相当大的不信任，何况台湾？张忠谋当然不是不知道这点，但他显然是想要缓和美国的担忧，但这种长达几十年的担忧会很容易缓和吗？

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像棋局中所有棋手经常要做的博弈思考那样，暂时的切换到美国立场去考虑问题，可以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美国战后的国防实力建立在以半导体产业为核心的信息科技基础之上—>而过往数十年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发展取决于半导体商业市场的全球化—>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化、半导体制造业外迁至东亚，导致美国半导体产业（当然也包括其后的美国军事科技实力的维持与发展）高度依赖东亚—>东亚离美国太过遥远，逐渐处于复兴的中国大陆的势力范围之内，而最重要的半导体制造基地在台湾地区，这又是复兴的中国大陆有具体诉求的区域；更重要的是，从国际政治视角来看，台湾地区并非乌克兰那样的独立国家，“一个中国”原则是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中国大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美国盟友，美国的国防利益从未处于如此风险之中。

在阅读完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DSB）所有公开的与信息科技产业相关的特别小组报告后，作者基本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国防系统深知国防科技产业对信息科技商业市场的高度依赖，不可能再回到主要依靠国防资金驱动军事科技进步的时代，但另一方面，信息科技的商业市场并不以美国国防利益为依归，半导体产业的水平分工替代垂直分工其实是半导体产业基于成本考虑而自发形成的。这种矛盾的、难解难分的思考一直主导着美国国防科技决策者的思维。2005年美国国防系统对巴统机制（Cocom）终结后的出口管制措施表达了极大的担忧，认为瓦森纳体系无法抑制半导体高端技术向美国的潜在对手国家的持续扩散（《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下）——美国半导体政策的不同视角》)，进而提出了通过双边或多边协定与盟友国家打造协同性出口管制体系的建议（也就是目前美国正在对日本、韩国和荷兰进行协调的）。美国国防系统的这种担忧在过去十几年逐渐变成现实：

从中国大陆侧看，当前美国的策略是彻底锁死中国科技进步的空间，是在对中国大陆进行极限打压；从美国侧看，明明2005年就发现了美国国防核心利益的关键问题，竟然拖了十几年才有具体措施出台，这似乎印证了1980年代日美贸易战时美国商务部对日谈判特别顾问Clyde V. Prestowitz提出的质疑：美国许多行政部门长年并未考虑美国利益。

这就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视角。

这当然也是当前中美芯片战争的关键所在：它既非一个美国准备彻底“打死”中国大陆的问题，否则美国应当进行更加全方位的技术封锁和抑制；也非一个中国大陆要彻底掀翻美国治下的欧美全球体系的问题，否则中国大陆完全应当祭出更加严厉的反制措施，毕竟美国国防的最大担忧就在中国大陆咫尺触碰之间。双方的判断和措施的边界既是基于各自成本的考虑，更是源于一个结构性问题：在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台湾）必须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美国的国防安全诉求如何才能得以实现？

在这个问题上，不只中国大陆是美国的“对手”。单从美国国防视角而言，真正能够卡住美国半导体产业脖子的并非当前的中国大陆，还包括日本、韩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如荷兰），当然更重要的还有台湾地区。这也就是张忠谋为什么会讲美国并未将台湾地区当作“友岸”的根本原因。

中国大陆学界至今仍然缺乏对日美贸易战的深层次研究（或者说中国大陆学界至今缺乏这种层级的国际战略实战研究的能力）。如果我们把1980年代日美半导体贸易战和今日中美芯片战争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中的重要差异：

1980年代日美半导体贸易战是由美国硅谷的企业家策动，通过主要游说美国国防部，压制了美国商贸行政系统的商业市场考量和日本的游说，从而采取了对日本这个盟友在当时而言最严厉的半导体贸易限制措施（《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上）》）。1981年美国《财富》杂志发表了《日本半导体的挑战》，1983年《商业周刊》发表了《芯片战争——来自日本的威胁》，媒体的口诛笔伐都源于美国半导体产业当时的策动。参与当年日美贸易谈判的鹫尾友春曾著述表示，日本已经不断在答应美国设定的半导体贸易条件，但美国仍然表示不能满意，这让日本的谈判人员甚至首相班底大为不解。事后他才总结，“美国把集成电路视为本国产业发展的希望，同时为了保证军事领域的优势地位，绝不允许日本走在前面。”（鹫尾友春，2014）

但从美国视角而言，Clyde V. Prestowitz却提出：“日本似乎在说其公司必须在所有关键领域都与美国公司旗鼓相当。但就美国的领先地位来自国防开支而言，这意味着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进行干预，以抵消美国国防计划的影响。这就产生了最具讽刺意味的结果：美国至少一定程度上是在花钱保护日本，而日本则感到有必要花钱帮助本国产业，以应对美国国防努力的结果”（ Prestowitz, 1988）。也即，美国至少部分政策人士认为，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发展是建立在美国为日本提供国防支持（相应的日本国防开支减少）的基础之上，而建立在补贴政策基础上的日本半导体产业对美国半导体产业构成了实质威胁，也就对美国国防构成了威胁，因此日本只能选择要么放弃美国的国防支持（这显然是一个无法选择的选择），要么只能放弃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地位。

但今日中美的芯片战争，事实上并非美国半导体产业策动。正如过往数年我们看到的，美国、东亚和欧洲的半导体企业都不希望因为中美的争端而减损半导体产业的整体利益。甚至我们也看到，在这种“脱钩式”的中美争端面前，全球半导体产业其实没有赢家。那么美国此轮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政策的策动者究竟是谁呢？这是作者最近半年花了不少时间去细致梳理的问题关键。

在这个梳理过程中，作者发现尽管美国国防系统在多年前就有相关政策建议，但美国行政系统并未采纳，商业市场利益仍在首位。或者说，在同时存在国防利益考量和商业市场考量时，商业市场利益一直是优先的。那么，美国的决策者是如何转变到国防利益考量优先，进而全面采纳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DSB）十几年前建议的呢？

在整理这些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作者发现了上述转变的关键。坦率的讲，这个转变并非是私密的，它一直是公开的。站在美国视角，中国大陆对半导体产业的介入具有震撼性：一是中国大陆是全球半导体需求最为旺盛的地区；二是半导体产业链的全球化其实就是“东亚化”，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的兴起是半导体产业在东亚内部的二次转移，而中国大陆拥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和政策（补贴）能力；三是中国大陆并非美国盟友，不存在当年日本对美国那样的“国防依赖”，换言之，美国至少部分政策思考者认为，与中国大陆通过谈判方式维持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地位是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的；四是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是台湾”，而美国国防的核心利益（半导体制造能力）“在台湾”，这个矛盾在特定时期可能会变得不可调和；五是更为关键的，中国大陆在过往十余年间，在5G、识别类AI、量子科技等方面爆发出巨大的潜力，让美国曾经的诸多担心，成为“既成事实”。

因此，最终我们看到，美国此次针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政策的策动者，并非来自美国的半导体产业界，而是来自美国信息科技产业界和国际战略界这两个方面，代表人物分别是Google的前CEO Eric Schmidt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创始院长Graham Allison。

本文不打算详述Eric Schmidt和Graham Allison过往十余年的种种观点（尽管作者已做详尽的收集与分析），只提供如下信息作为提示：

一是Eric Schmidt可能是过往十余年间最重视AI发展的美国产业人士之一，他自Google退休后，便成立自己的基金，一面投资美国AI产业，一面影响美国的科技决策，曾任美国国防部创新委员会主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AI办公室主任。Eric Schmidt对中国5G、AI、互联网等信息科技发展的现状有极其深入的理解，可以说是此轮美国半导体产业政策来自产业方的主要策动者。由于Eric Schmidt自身也投资了大量美国AI企业，因此美国本土对他利用国防部的智囊身份去施策打压中国大陆AI和半导体产业也颇有微词。

二是作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创始院长的Gramham Allison，是美国仍然在世的少数国际地缘政治战略大师之一，为从里根至今的几乎每任美国总统提供决策建议，还出任过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时的助理国防部长。Allison在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曾经引发全球关注。但本文作者认为，Allison的诸多认识与判断并未在当时或现在得到充分的理解和重视。事实上，哈佛大学Belfer中心的一众学者早在2014年就出版了The Next Great War? 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Allison在当时即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之问。Allison的哈佛同事，同作为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也是提出了“软实力”的Joseph Nye，则从Kindleberg’s Trap（金德尔伯格陷阱）去阐释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全球治理问题。作者曾经（包括最近）问及多位参与我国半导体应对策略研究的官方/半官方智库机构（不乏政策制定者），有无重视哈佛Belfer中心和肯尼迪政治学院一众学者的观点，回答均为“并未涉及”。作者非常理解这一现状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大陆尚无欧美那样的跨政治、经济届别且与商业市场一线紧密相连的长期国际策略研究机构。大陆社科学界多是文本研究、远离现实，所谓“智库”大多有其名而无其实，能够将官方与商业市场一线联结起来的研究机构付之阙如。这就导致，当美国在半导体政策这个问题上由部分产业人士联合国际地缘政治学界加以策动时，大陆不但缺乏唾手可得的应对之策（因为并无长达十年以上的跟踪研究和对美国的博弈考虑），甚至连对手的意图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初步搞清。坦率地讲，美国由于内部在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致，相关政策的出台是远远晚于这些策略的最初提出时间的，而这些策略往往都是公开的。对何时、在怎样的条件下，不同的策略建议可能会转换成美国的既定政策，这更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研判才能得出答案的问题。

然而可惜的是，大陆的诸多智库，总是热衷于参与各个热点，争取相关资源，以获得不同层级领导的“批示”为荣。在全球半导体产业这种“地缘政治博弈+国防利益考量+商业市场判断”的复杂叠加问题上，不要说诸多智库难有任何有效的应对之策，就是要提出清晰的历史认知都是困难的。也就不难想见，为何诸多策略建议只能达到自媒体的平均水平了。

在上述历史资料的回溯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当前的政策并非“一时兴起”，至少在美国国防系统而言，是一个长期思考的结果，更是在地缘政治格局的剧烈震动下逐渐变成现实。但这些历史梳理放在大陆内部讨论时，很容易变味，变成“美国很早就准备要扼杀中国大陆”，或者“美国既要赚钱又要压制中国大陆发展”，这些观点看起来没有什么毛病，但这样的观点对现实有什么帮助呢？借此能够做出任何预测，或者能够帮助理解对面棋手的思维吗？国际政治经济博弈是一盘又一盘复杂的棋局，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有效应对的。

当前的很多政策建议，都是“事到临头”仓促做出的，与对手国家绵延细长的政策形成机制相比，总会处在“被迫”和“应付”的位置。美国已将中国大陆当作首要竞争对手并且目标是在竞争中获胜（“竞赢策略”），这是一个公开的事实。那么棋盘上的棋手及其后的智囊就是决胜的关键。这里的“胜”并非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而是要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要达至这个结果，必须充分理解对方的利益和思维方式，这才是博弈的关键。

一种更简单的思维是，胜负之争是“你死我活”的，其实这已脱离理性博弈的范畴。坦率地讲，G2双方的决策者都担心对方失去理智，因为各自利益已经在全球化的几十年里深度嵌合。当前的困难在于，在民粹主义泛滥的今天，各方内部都存在“拱火”行为。如果说还有什么大的差异，那应该就是尽管双方都存在民粹的情况（pink vs. red neck），但美国产学研政精英阶层的协同与判断力似乎仍然处于优势，而这正是G2这个层级的竞争最为关键的要害。

也正因如此，作者这两年逐渐不再愿意公开分享具体的应对思考，而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梳理史料和分享逻辑方面。如若不然，再多的具体建议，也会变形到作者完全不认识的形状。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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