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故事：一个民族600年的记忆与历史

支持/大英博物馆  翻译/王睿

如果说德国史起源于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那么近现代德国历史的断代则是自15世纪至今的600年。纵观德国近现代史，相比英法等国，德国的内政、宗教以及边界问题格外复杂。德国历史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在欧洲首屈一指，并对欧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产生着重要影响。

历史上的德国和文化上的德国纷繁复杂，扑朔迷离。柏林墙虽已不在，但是树立在德国人心中的柏林墙却依然存在。因此，追问和确定德国身份在今天仍具重要意义。

“德国在哪里？我不知道怎样找到她！”一个外国人面对一张18世纪的德国地图，曾发出过这样的疑问。随后，这样的疑问被德国文坛“双子星”——歌德和席勒收入他们联合创作、出版于1796年的《格言集》中。而当1848年，全德意志国民议会的代表们聚集在法兰克福制定德国宪法时，他们依然面临着需要回答“德国在哪里”的难题。在德国民族主义诗人恩斯特·莫里兹·阿恩特看来，德意志是指“所有讲德语的地区”。但答案并非如此简单。

回答这个问题的难点不仅仅在于德国疆域的不断变动，还在于从中世纪早期开始遍布欧洲中心地带和东部的“德语共同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东部共同体由数量众多的松散联邦组成，很多沿伏尔加河分布。从政治层面上看，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在1945年后不复存在，但却在文化上保留了不可磨灭的德国基因。这样的复杂性恰恰说明了德国文明和暴虐交织在一起的历史对其自身身份认知意味着什么，对其他国家历史与现实的影响又体现在哪里。

也许可以从以下两座中世纪德语城市的变迁中，一窥德国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

俄罗斯西部的港口城市加里宁格勒，就曾经是一个“德国化”的城市——哥尼斯堡。这从市内典型的德国式哥特教堂的建筑风格中可以得到印证。更为重要的是，这座城市是德国著名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诞生地，康德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此地，却创造出了一个伟大的哲学宇宙。“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如今，康德墓冢和其旁刻有《纯粹理性批判》中这句著名格言的纪念碑还静静矗立在加里宁格勒的东北一隅。

布拉格是另一座与德国有深厚历史渊源的、现今却并不属于德国版图的文化名城。在布拉格这座古老的东欧城市中，曾流淌着浓稠的德国文化之血。1348年成立的布拉格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所德语大学。大概在1600年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定都于布拉格，带动了布拉格的文化繁荣。欧洲的大批艺术家、学者、科学家和天文学家涌入布拉格，使其成为当时德语世界的文化中心。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德语继续维持着在布拉格的优势地位，直到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布拉格逐渐成为捷克语的世界。1882年，最后一批德国人在抗议声中离开布拉格。而这一年，正是弗朗茨·卡夫卡出生的前一年。没有卡夫卡的20世纪文学是无法想像的。人们说他是捷克作家、奥地利作家、犹太作家，这些身份的定义却可以只用一句话概括：他是德语作家。

说俄语的加里宁格勒和说捷克语的布拉格，曾经与德国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密切，20世纪的政治变化最终割裂了这些联结。但是作为康德的哥尼斯堡和鲁道夫二世、卡夫卡的布拉格，依然是德国民族记忆中极为重要和鲜活的一部分。

足球场上的德国队被称为“德意志战车”，而德国统一的命运总是与战争息息相关。德国历史上有过两次统一。第一次是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通过和丹麦、奥地利以及法国的三次王朝战争，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的镜厅中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国建立。第二次是1990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合二为一，两德重新统一。

不同于英法两国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长久的统一，德国形成的历史充满了动荡和分裂。神圣罗马帝国幅员辽阔，很难形成一个有力的权力中心，予以有效管理。这样历史背景下的德国缺少共有的国家和民族认同。
令德意志民族引以为豪的“日耳曼”精神，其坚韧勇敢的另一面是好战与残暴。从公元911年德意志王国建立到962年神圣罗马帝国诞生，从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再到1990年东西德合并，当今德国的面貌是在侵略与被侵略、分裂与统一的战争硝烟中一步步浮现和清晰起来的。

由于与德意志的密切联系，德国人在论述其帝国历史时，往往将神圣罗马帝国定义为“德意志第一帝国”。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在罗马被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法兰克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公元911年东法兰克王国向德意志王国转变。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由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为帝，称为“罗马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版图自奥托一世后，以德意志地区为核心，横跨阿尔卑斯山南北，大致相当于今日的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瑞士、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全境，丹麦、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大部，法国东部、波兰西部和意大利北部。到了哈布斯堡王朝腓特烈三世（1452～1493）时期，帝国疆域缩小至仅限于德意志一隅。马克西米连一世于1512年将“神圣罗马帝国”改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

1806年，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被拿破仑推翻。神圣罗马帝国虽然被认为是德国的光荣起源，但实际上，它留给德国的历史遗产是悲剧性的：帝国内部始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多种族的主权邦国彼此间的冲突和战争不断，这是德意志民族统一之路走得格外艰难和漫长的历史根源。

16世纪和17世纪初，欧洲的许多民族国家兴起并建立了稳固的政权。“无论是英国都铎王朝的繁荣文化和咄咄逼人的海军、西班牙和葡萄牙那些敢于冒险的海外探险者和海外帝国、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还是瑞典国王的强大军队，都颇能体现这一点。”到了18世纪，当英国和法国为了争夺欧洲霸主而战争频仍的时候，德国依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德意志在宗教改革后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两派势力。以其为主战场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就是这两股势力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战争结束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标志着德意志地区统一性的彻底瓦解。到了1789年，德意志分裂为1789个独立联邦，既包括奥地利、普鲁士这样的强势政权，也有修道院和皇家庄园。

尽管同为德语世界的一部分，各个德意志联邦却没有统一的国家和民族认同。腓特烈大帝是18世纪中期的普鲁士国王，他的军事胜利确立了其普鲁士民族英雄的身份和地位。而普鲁士的胜利却意味着其他联邦的灾难。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打败了萨克森政权，并对其都城德累斯顿进行大肆破坏。腓特烈大帝是柏林的英雄，也是德累斯顿的恶棍。这就是18世纪德意志民族分裂的历史状况。

然而，也正是自18世纪始，在与法国的政治和军事冲突中，德国人逐渐形成清晰的民族认同。“拿破仑军队令人无法接受的做法，强化了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拿破仑战争后德国被大国势力所左右，成为《维也纳会议》中英法两国政治博弈的牺牲品。维也纳会议后，神圣罗马帝国内的联邦进一步分化合并。39个德意志联邦共同组成一个既无中央政府又无国家元首，只有一个联邦议会的政治联盟。联邦议会设在法兰克福，由各个联邦代表组成，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

如今在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内，藏有许多面旗帜，它们形态各异，是德国分裂的历史见证。而我们今天所见的德国国旗要到1848年革命之后才出现。1848年革命对于德国来说，不仅仅意味着反专制，还意味着民族统一。然而，民主和自由之光很快就在两年内熄灭了。专制复辟，德意志基本上分为奥地利南方政权和普鲁士北方政权。

分裂的德国在继续前行，民族统一的愿望贯穿了整个19世纪。最终，1871年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经过三次王朝战争，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帝国军事专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令德意志第二帝国很快走向失败。尽管如昙花一现，但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却是德国民族和国家统一的真正开始。

魏玛共和国继承了1848年德国革命后反专制和追求民主的成果。德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就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制定的。但是作为德国在一战中失败的产物，软弱的魏玛政权并不适应当时严酷的国际和国内环境。1933年，希特勒上台，建立纳粹政权，并宣称为德意志第三帝国，再次打断了德国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发展之路。

希特勒上台后，建立起独裁统治，并于1939年发动对外战争，从而揭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在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特别是二战中的纳粹政权，让德意志民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战和犹太人大屠杀是当代德国历史中最无法回避的一章。而二战后冷战的产物——柏林墙，更是德国独一无二的民族记忆。今天在柏林议会大厦近旁的施普雷河岸边，游人如织。

这样的景象看起来和英国泰晤士河以及法国塞纳河边并无二致，但是附近空地上的一排排白色十字架，则是德国独特民族记忆的无言诉说：它们是自柏林墙建成至倒塌的28年岁月中，从东德逃往西德的年轻死难者的墓冢。这些年轻人以飞蛾扑火之姿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永留于此，成为那段特殊岁月令人心碎的历史见证者。

二战结束后，德国再次分裂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至1989年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1989年，隔离两个德国的柏林墙倒塌，1990年，东西德正式合并。德国又一次实现统一，并逐渐发展成我们现在所知的德国：一个深刻忏悔屠犹罪行，在短时间内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持续贡献力量的，令人尊敬的德国。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认为，共同的意识和情感、语言和文化根源是现代民族起源的关键因素，他将因共同意识和文化意象连接在一起的民族称为“想象的共同体”。

现代政治版图上的德国是位于中欧的联邦议会共和制国家，由16个联邦州组成，首都为柏林，领土面积约35.7万平方公里。而“想象的德国”则是日尔曼精神和马丁·路德的德语传统，是丢勒和歌德，也是大众汽车与包豪斯设计。

不管政治版图如何变迁，国家如何分裂，民族如何融合，想象的共同体却一直存在并持续发挥作用。正是语言、艺术与文学等这些文化因素将分裂的德国和离散的德意志民族始终联系在一起。独特的文化身份和历史记忆在德国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比之战争，它们对形塑德国的作用更为深入持久。

日耳曼传统，是始终维系德国身份和民族记忆的强大精神力量。

德法两国是历史宿敌，它们之间的分歧不仅在于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更在于文化分歧：德国是日耳曼民族和新教国家，而法国人则认为自己更多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主要信奉天主教。

所谓日耳曼人，是指生活在特定区域内讲德语的人。罗马历史学家坨西耶在其公元1世纪末的历史著作中，将这片特定区域第一次明确划分为北临大海、南至多瑙河、西接莱茵河、东临维斯图拉河的一片土地。“日耳曼人”在拉丁语中是germanus，在英语中是german，意为“拥有同一祖先和根系”。由此可见，古代日耳曼人十分重视种族和血统的纯正性。这种强化意识是德意志民族认同最不可动摇的根基。

1945年5月29日，欧洲战场结束战斗后的第三个星期，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这位于希特勒当政期间离开德国的作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说，开场白如是：“尽管我是美国公民，我却依然是德国作家，忠于德语写作。德语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

托马斯·曼去国多年，德语是他与德国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结纽带。而早在托马斯·曼发表演说的一个半世纪前，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对德语怀有同样的神圣情感，其于神圣罗马帝国在拿破仑手中终结后的第二年（1807年）建起一座名为“瓦尔哈拉殿堂”的纪念碑，用以纪念“那些说德语的人”的历史。

托马斯·曼和路德维希一世，他们都在德意志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不约而同选择了德语定义自己的民族身份。这说明近代民族国家不仅是地理上有明确边界线的政治集合，还是以共同的文化根源联结在一起的“想象的共同体”。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揭开了历史新篇章。宗教改革质疑并反对罗马教皇和教会的权势，认为基督徒不必通过教皇便可与上帝直接交流，基督教由此分化为天主教和新教，从而打破了罗马教皇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垄断和特权，极大影响和深刻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文明进程。

16世纪的德国邦国林立，它们在神圣罗马帝国统一管辖下又各自独立。宗教改革不久后，这些邦国的统治者面临着信奉天主教还是改信新教的选择。政治危机随之浮现，由此造成的宗教和文化分裂影响至今。但是，宗教改革在政治上撕裂了德国，却在语言文化上将德意志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时美因茨的大主教认为德语过于粗鄙和浅薄，无法作为“上帝的语言”广泛传播，马丁·路德于是下定决心改变这种对德语的偏见。他在随后11个星期内完成了《新约》的德语翻译。1522年9月底，由马丁·路德翻译的《新约》一经出版便出售一空，并在一年内多次再版。随后，马丁·路德又于1534年完成了《旧约》的翻译工作。

如今，德语里的许多词汇和短语都可以追根溯源至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可以说，整个德国的近现代文学史都建立于此。500多年来，那些伟大的德国作家——歌德、尼采、布莱希特、托马斯·曼，无一例外都将自己的语言王国建立在赞成或反对马丁·路德的基础之上。马丁·路德并不是把《圣经》译为德语的第一人，但是他翻译的《圣经》却通过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语言，改良、推动和普及了德语的发展。

阿尔布雷特·丢勒定义了德国的艺术家，其绘画和自画像在德国人所皆知。丢勒是一位“新式”艺术家，善于“推销”自己。他对自己的绘画天赋认知明确并乐于展现，是欧洲第一位创作了很多自画像作品的伟大画家。丢勒的艺术行止体现了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真正的明星和英雄是艺术家，而不是帝王、君主和军事将领。丢勒也是最富文艺复兴精神的德国艺术家，他不知疲倦地钻研政治和自然历史、宗教和哲学、性和自然景观……这些领域都是其艺术探索的一部分。丢勒的艺术活动和宫廷联系密切，却并不依附于此。他开辟了一条将艺术品市场化的道路，是第一位画作畅销全欧洲的艺术家，从而改变了艺术家完全依靠赞助人的传统。

作为个体的丢勒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家，而作为德国的丢勒，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两幅互为对比的画作，它们深刻刻画出德意志矛盾复杂的民族性格。这两幅画作就是著名的《骑士、死神和魔鬼》和《忧郁》。前者中的骑士面对战马侧翼的死神和魔鬼，目光坚定、情绪昂扬，追随左右的猎犬也显现出类似的精神状态。而在《忧郁》中，主人公意志消沉地裹在沉重的长袍内，近旁的狗昏昏欲睡；他被一些线条冷峻的器物所包围，背景启示性地出现了“melencolia”忧郁一词，揭示出整幅作品的主题。这幅画可以看成艺术家在艰难的创作过程中自我认知的一种写照：他处于失控的边缘，被思想与创造力的匮乏与激情所折磨和消耗。这两幅画无意识中揭示出德意志民族性格中互相矛盾的两个层面：强悍坚定的外在行动力和忧郁多思的内心世界。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在他们的艺术品中能够如此敏锐地观照出自身性格中微妙的复杂性。

《浮士德》令歌德成为德意志民族万神殿中最伟大的一位，他在马丁·路德之后，再一次让德语在世界范围内传颂。今天，德国政府正是通过建立歌德学院向全世界推广德语和德国文化的。

歌德时代德国文学的榜样是精美而克制的法国传统。这对于年轻的歌德来说，显得矫揉造作和令人窒息。歌德希望找到更直接更强烈的表达方式，此时，莎士比亚为歌德的文学创作指明了方向。莎士比亚让歌德意识到，语言应该也可以用来表达深邃的思想和真实的情感。

在莎士比亚的影响下，歌德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这奠定了歌德成为德国最伟大作家的地位。《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德国文学的分水岭，它摆脱了法国模式，开始发出属于德国自己的声音。一个感情强烈丰沛的年轻人，因爱而不得心碎自杀，这样的故事情节引起了整个欧洲青年人的情感共鸣：他们阅读《少年维特之烦恼》，像维特一样穿黄色马甲与蓝色外套，甚至自杀。《少年维特之烦恼》成为一代人的精神标记，令德国文学第一次在欧洲占有一席之地。

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继承和深化了莎士比亚的传统，这是强调强烈情愿和自由的欧洲北部文学传统。年轻的歌德却并不自满于此。“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家的伟大成就和发明对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民族产生了深刻影响，乐于复兴学术的人都已习惯于面向意大利。”歌德也不例外。在37岁那一年，他认为自己必须亲自前往罗马朝圣。游历罗马是歌德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在此之后，他将北方传统和地中海文化连接在一起，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学气质。

《浮士德》是兼具德国性和世界性的伟大作品。如果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代表的是年轻个体的激情与幻灭，那么《浮士德》则意味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寓言。浮士德格外强烈的奋斗精神、永不满足的进取心、自省精神和忏悔意识，及其最终悲剧性的命运，正是悲情德国的历史映照。

金属制造、精密仪器、汽车、钟表、书籍和世界上最好的版画……德国人擅长复杂精细的器物制造。手工艺和科技在德国的重要地位超过在其他欧洲国家。从古登堡的印刷术到包豪斯的工业设计，再到大众汽车，他们不仅是德国的符号象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现代世界。“德国制造”是品质优良的代名词。

在欧洲，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之前的书籍主要是用羊皮纸制作而成，工艺成本高，传播范围极其有限，基本上是为上层社会的宗教活动服务。德国人约翰尼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berg）改变了这一切。他发明的机械化印刷术，标志着现代书籍的诞生，同时也意味着现代历史的开始。如果没有古登堡印刷术，60年后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可能在欧洲掀起浩大声势，进而改变了欧洲文明的进程。如果马丁·路德是在一个世纪之前发动宗教改革，也许很快便会被世人遗忘。“正是印刷业的普及，令这些充满激情的理论很快散播到了千家万户。”

德意志第二帝国战败，霍亨索伦王朝崩溃，局势动荡的柏林已无力承载德国和平与重建的希望，文化之城魏玛成为一战后德国的新选择。权力中心由帝国旧都柏林转移到魏玛，意味着此时的德国决心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决裂，从而建立一个和平文明的新政权。而包豪斯建筑、艺术与设计学院就是魏玛共和国文化繁荣的有力注脚。它是现代设计诞生的摇篮，对世界现代设计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没有包豪斯，就无法想象我们今天所见所知的城市和房屋、家具和工业设计等，它们优雅实用的现代风格是如何呈现的。

德国的机械和金属制造，也许最能代表现代德国精神。和美国福特车一样，德国大众在促进汽车大众化方面，走在世界和时代前列。大众汽车是战后德国制造的卓越标志。它在全世界的销量超过了最早的“大众汽车”——美国福特。

二战后，德国的机械自动化水平大幅提高，德国汽车工业因此发展迅速，特别是奢侈汽车品牌的发展。斐迪南·保时捷在希特勒政府的资助下，设计出结实耐用、操控简易、可以大批量生产的汽车，即“Volkswagen”——为大众而制造的汽车。甲壳虫汽车因此应运而生：拥有先进的空气冷却系统且结实耐用，可以随意泊在户外，不必为之配备车库、保修成本低，这对那些并不富裕的人来说至关重要。大众汽车成功的秘诀在于：并非奢侈品，但是在质量上却可与之媲美。

二战的爆发中断了德国大众的汽车理念和产业发展。但是战后的西德秉承了大众汽车的传统与精神，最终成为战后德国创造经济奇迹的强大引擎。大众汽车因品质而“征服”全世界，展现了德国和平强盛的新面貌。

德国600年是战争与和平的历史。德国的分裂长于统一，她饱经战乱和离散，却总能在绝境与废墟中重建和崛起。德国600年也是文明与暴虐交织在一起的历史。它是“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灵性之美与理性之光演奏出德意志独特灿烂的文明乐章，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尽显军国主义的邪恶特质，并犯下大屠杀的残暴罪行。集如此矛盾的特质于一身，这便是德国独一无二的民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