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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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法国总理博尔内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宣布，政府决定援引宪法第49.3条款，即，不经国民议会表决，直接通过退休制度改革法案。此举立马引起国民议会嘘声一片，并在法国国内造成轩然大波。3月28日，法国开启了第十轮罢工。
曾有人说：“法国人如果没有罢工，那就肯定在准备罢工”。那么，法国人如此热衷罢工的习惯是怎样养成的？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正是以攻占巴士底狱为标志的“法国大革命”，为今天的法兰西播下自由民主、勇于抗争的种子。
真实的情况却大相径庭：1789年法国制宪议会虽然通过《人权宣言》，但仅仅两年之后又颁布了《霞不列法》，公然宣布：一切罢工、结社、集会均属非法，凡罢工的组织者和参加者都要受到罚款和监禁，并“对自由和《人权宣言》侵犯”的罪名论处。马克思痛斥这条法律说：“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风暴一开始，就胆敢再把工人刚刚争得的结社权剥夺掉。……这个法律用国家警察手段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它经历了几次革命和几次改朝换代。”
《自由引导人民》。作者/德拉克洛瓦，来源/卢浮宫
为什么自诩人权至上的法兰西革命者们会颁发如此反人权的法案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此时占据制宪议会的相对保守的大资产阶级反对的不过是肆意向自己征税的国王贵族和手握巨额资产却无需承担任何社会责任的教会，并不是真心实意为那些“无套裤汉”谋求福利。
虽然在大革命爆发之初，资产阶级需要大众的力量助其对抗封建王权，可一旦这个共同敌人被打倒，资产阶级便立马转变态度，将手中权力用于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工人的处境非但没有改善，还要为社会动荡和内外战争引发的失业、饥饿与死亡买单。
由于贵族逃亡、修道院全面关闭，巴黎等主要城市释放出数量庞大的奴仆和从事奢侈品行业的工匠，导致法国劳动力市场迅速饱和，失业成了家常便饭。与此同时，制宪会议大量超发纸币、驱逐铸币，通货膨胀吃掉了普通人不多的储蓄，微薄的工资很快捉襟见肘。
更讽刺的是，1791年3月2日，国民议会以旧社会残余的名义废除了行会和相关团体，此举彻底摧毁各行各业内部的自治组织和互助机制。巴黎工人随即开始自发组织起来，不断以罢工的形式向雇主和政府施压以期确保最低工资。
此时的法国资产阶级已经接手了经过波旁王朝重金打造的法国军队和路易十六发明的断头台，连欧洲列强的干预都不放在眼里，又岂会被区区罢工所威胁。当然，法国工人抗争的热情也不可能被区区一道法令所压制。可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以奥地利和普鲁士为首的外国干涉武装大举杀到。在空前的危机面前，怀着朴素爱国情怀的法国工人选择了让渡权力，全力支持资产阶级政府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
战争一打便是二十年，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人享受了物资和荣誉的双重激励，自然也不会轻易罢工。甚至在拿破仑帝国成为历史之后，很多法国人还能靠对往昔荣光的追忆继续熬过一个又一个萧条的寒冬。直至1831年法国里昂的纺织工人才在极度的压迫之下，选择揭竿而起。
拿破仑画像
关于这场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究竟应该被定性为“罢工”还是“起义”，东西方史学界似乎存在争议。在西方史学界看来，尽管里昂的纺织工人夺取了武器、占领了里昂城，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宣布废除捐税，实行工资标准协议，直至在数万反动军队的围攻之下不得不放下武器，但这依旧只是一场“罢工”而已。但在我们的视野中，里昂的纺织工人却是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国际工人运动史的新篇章，表明无产阶级已经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分离出来，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恰如革命导师马克思所说：“里昂的工人们以为自己追求的只是政治的目的，以为自己只是共和国的战士，可是事实上他们却是社会主义的战士。”
正是里昂纺织工人起义的巨大力量，让法国资本家开始意识到一味高压，只能令工人阶级的愤怒不断累积，与其引发如火山喷发般的剧烈反弹，不如沿用“堵不如疏”的思路，放开对罢工的限制，让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得到释放。
此时的欧洲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袭来，资本已然更趋集中，大量的劳动力、生产资料和资本源源不断流向城市，令产业工人的数量激增。一旦爆发如里昂纺织工人起义般的大规模工人运动，谁能预料那些高唱着《马赛曲》的群众会不会重演一场“法国大革命”呢？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1864年，法国效仿英国，颁布撤销工人聚会违法的《霞不列法》。同时，通过循循善诱，法国资产阶级逐渐开发出一套“罢工-选举动员-政治集会”的“泄压”套路。简单来说，是在工人阶级对现状的不满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便默许甚至主动引发一场罢工。
在工人阶级自发产生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领袖之前，派出一些“底子”较为干净的年轻政客，以忧国忧民的姿态出现在罢工队伍之中，在充分表达对底层百姓生活艰辛的同情之余，贩卖一些毫无可操作性的施政纲领，为罢工群众画出一个“若我当选，必将改天换地”的大饼之后，便能从容地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变成自己的选举动员。
在这样的操作下，罢工不再是资产阶级眼中的洪水猛兽，反而是缓解社会矛盾的“政治嘉年华”。自此以后，罢工便成为法国常态，据统计，仅1890年，法国便爆发了300余次罢工；1904年，全年法国各地爆发的罢工总数更超过1000次之多。
然而，资产阶级政客的轮番演出再怎么精妙，其信用最终还是会因无法兑现承诺而破产。1904年至1905年的欧洲各主要工业国发生的一系列大罢工，更让新兴的垄断财阀们感觉到危机的降临。
20世纪初的法国，地方冲突大量增加。来源/纪录片《工人时代》截图
这些罢工表面的成因是1905年沙俄因“日俄战争”的败北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武装起义，其背后却是随着无产阶级日益成熟而稳步踏上政治舞台的必然。在此期间，法国工人运动也急趋高涨，其中1905年罢工者达438460人；1906年的全国大罢工，八小时工作制已经成了民众的诉求。而在此之前的1840年，工人每日工作时间甚至达到15小时。该年的五一节，仅巴黎一地就有十多万工人罢工。在工人运动影响下，法国农民也展开了英勇斗争。在蒙贝里，50万农民举行大示威时高呼：“我们不能纳税了！”“谷子要打场，政府要打倒！”被派去镇压农民的士兵也调转枪口冲向克里孟梭政府，发出“杀掉他们！保护自己人”的正义号召。
眼见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列宁曾欣喜预言——在拉丁语系的国家，如意大利，特别是在法国，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表现为特别猛烈的、急剧的、往往简直是革命的爆发，当无产阶级埋藏在心底的对压迫者的仇恨突然爆发时，“和平的”议会斗争局面就要被真正的内战场面所代替。
列宁
在欧洲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左、“中”、右三派进一步分化。他们围绕着俄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意义，尤其是围绕着无产阶级新的斗争手段和党的领导作用问题在各国党内展开广泛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辩。
为了避免革命浪潮的冲击，伯恩施坦写了名为《政治性的群众罢工》的新书阐述自己的观点，反对无产阶级采取总政治罢工的手段对付反动派，说：总罢工“只会破坏，而不是建设”“发动一次总罢工，很可能也就是引起一次流血的革命”……
最终，由于法国总工会（CGT）根据《亚眠宪章》决定不与前一年刚刚实现团结的社会主义者联手，这个错失的机会导致了劳工运动的持久分裂和削弱。在右翼的领导与诉求的分化下，这次大罢工在雷声大雨点小中结束了。1919年，全法共有130万工人参加2047次罢工；1936年，更有240万工人参加了累计16907次罢工。然而，法国工人空前高涨的罢工热情很快消退殆尽，因为，德国人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推翻维希傀儡政府、建立第四共和国的法国，罢工传统似乎再度得到延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
整个二战期间，法国国民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经济损失达14000多亿法郎，这个数字是战前法国3年的全部生产总值，1945年初的工业生产总值不及1938年的一半。经济的衰竭造成法郎贬值、物价飞涨、商品奇缺，人民生活极度困苦。
1952至1953年的经济危机使法国工业生产下降5.8%，危机高潮的失业人数达21.7万人，1958年3月开始的一次经济危机又使工业生产下降5%，除了无法摆脱的经济危机外，第四共和国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与财政危机，政府因满足工人和政府雇员增加工资的要求以及重建军队和进行耗资巨大的殖民战争，造成国家财政支出空前增长。
国民经济总收入远远赶不上预算支出的增长速度，国家财政赤字飙升，到了1947年，预算支出为90亿法郎，财政赤字为22亿法郎；1957年，预算支出为554亿法郎，财政赤字增加到102亿法郎。为了弥补预算收支的不平衡，政府不得不通过马歇尔计划的贷款向美国大量借款，动用国家的黄金储备大量发行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同时大力增加税收。这些措施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后果，法郎不断贬值，物价飞涨，国家濒临财政破产和经济崩溃的边缘。
法郎的贬值引起了物价飞涨，50年代法国消费物价年平均增长率达5.9%。由于工资增长速度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加上名目繁多的税收，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于是抗议政府经济政策并要求改善生活水平的工人罢工和农民反抗运动此起彼伏。
1947年4月5日，雷诺汽车公司工人举行抗议政府经济政策的大罢工；1948年秋，煤矿工人进行大罢工；1950年，70多万五金工人坚持罢工一个多月；1953年8月，因抗议政府的退休政策，400万工人举行大罢工，使全国陷入瘫痪状态。与罢工运动同时进行的农民反政府运动也迅速开展起来，中小农户变成富足社会的抗议者。
1953年10月，法国40多个省的农民拒绝向政府提供农副产品，以抗议工农业产品之间日益扩大的价格剪刀差。除工人和农民的反抗，城市小资产阶级因不堪政府沉重的税收和垄断资本的压榨，对第四共和国也感到不满，始于1953年的以反映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为主的“普扎特运动”震动整个法国社会。经济与财政危机不但激化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的动荡，更令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明朗化，进而引起政治危机。
1958年9月，戴高乐在“五一三”危机之际重新上台执政，以全民公投的方式通过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此举给法国带来经济变革，工业生产蒸蒸日上，工业产值较战前水平翻了一番。新兴产业飞速发展，如家用电器、石油化工和电子制造业等。材料设备更新换代的速度可以与其他工业大国媲美。而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也让此时的欧洲普遍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福利提升并举的道路。这一段长达30年的经济增长期，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1975年才结束。在此期间，除了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罢工呈现激进的一面，其余时候都表现得较为温和。一些艺术家甚至也将成为“日常”的罢工作为展示自我的舞台。这既是经济发展调和矛盾的结果，也是政客精心分化与引导的产物。
戴高乐
但随着经济高增长期的结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再度爆发。除了世界性的增长乏力，法国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也在新兴经济体的冲击下逐渐萎缩。在这种双重的压力之下，原本依靠在国际体系中不合理的优势地位与分配模式镬取超额利润，以调解劳资矛盾的方法逐渐难以维系，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造成的物价上涨与消费乏力，更使问题雪上加霜。法国此次罢工已经进行到第十轮，无论是规模还是激烈程度都在逐步升级，它究竟会如过去的几十年那般在发挥“解压阀”作用后不了了之，还是升级产生更大的社会后果，结果尚未可知。
法国炼油厂罢工持续 多家加油站供应出现困难。来源/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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