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有两个国家想合并

多种因素作用下的联合

叙利亚之所以在那三年里把首都设在开罗，是因为那时候叙利亚和埃及联手成立了一个短命的国家，以埃及为主导，所以把政治中心也转移到了埃及的首都开罗。

故事还要从当时整个中东地区盛行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潮讲起。

泛阿拉伯主义思潮的直接内涵是强调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和团结。13世纪之后,曾在世界历史上显赫无比的阿拉伯帝国亡于异族统治之手，但阿拉伯民族不甘沉沦和屈辱，持续反抗外部势力压迫。反映在民族心理和意识形态上，便是期待能够联合起来驱逐异族统治，重新回到历史上的辉煌时代。

这一心理状态逐渐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首先是认为阿拉伯民族的集体利益要高于单个的国家利益；其次根据古代阿拉伯帝国的辉煌历史所产生的民族优越感，强调要努力再现这种辉煌；最后其长远目标是要实现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再统一。

理论家们认为，阿拉伯民族拥有共同的语言、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和相对一致的独立愿望，整个阿拉伯大一统是极有可能再次实现的。而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合便是这一理论体系的一次具体实践。

再来看埃及和叙利亚各自的国内情况。1953年纳赛尔在埃及建立共和国并取得苏伊士战争的政治胜利之后，其个人威望也达到顶峰，被视为阿拉伯世界反抗西方压迫的民族英雄。而新的埃及共和国在阿拉伯世界威望极高，俨然是一个民族自决的带头大哥，期望能构建起一个以自己为主导的阿拉伯联盟。

在外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埃及的敌视，也推动着埃及开展具体行动。领土临近、国家相对弱小的叙利亚便成为了埃及统战的最好目标。

一个巴掌拍不响，其实叙利亚也有联合的需求和愿望。

二战后独立的叙利亚并没有走上稳定繁荣的道路，连续五次的军事政变导致叙利亚政坛极端不稳定。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又使其民族自尊心遭到巨大打击，再加上外国势力的不断影响和干预，叙利亚国家一片衰败之势。

更严重的是，受苏联支持的叙共意图推翻现政权，叙利亚政府急需得到可靠伙伴的支持和帮助。

当时可选的联合目标有伊拉克和埃及两个。其中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领土可以说无缝衔接，历史遭遇也非常相似。但叙利亚政坛中的亲伊拉克力量发动政变失败，导致政府对该派进行了大清洗，亲埃及势力力促政府将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的埃及定为合作对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叙利亚部分上层人物和中下级军官就首先行动起来，急切地推动埃叙合并。

埃及总统纳赛尔虽然认为叙利亚国内局势动荡，需要四五年的准备期才能实现联合，并且贸然合并可能遭到美苏超级大国的反对，但1958年叙共势力的迅猛发展让纳赛尔坐不住了。纳赛尔要求，必须解散叙利亚复兴党在内的所有党派并由埃及领导才能实现合并。

结果这么苛刻的条款竟然被慌不择路的叙利亚复兴党政府接受了，2月1日，两国正式在埃及的主导下合并。

全方位的控制根本受不了

意图坐上埃及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发展快车的叙利亚，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

实现合并后，叙利亚政坛倒是稳定了，叙共的力量也削弱了。但埃及却意图完全控制叙利亚政治，压制力主合并的友军叙利亚复兴党，意图由埃及指挥叙利亚领导层，把原来的执政者变成了傀儡。

人多力量大

埃及大哥对叙利亚小弟有压倒性优势▼

叙利亚人意识到自己成了小妈的孩子，要自我牺牲为埃及主体的利益服务，沦落到了埃及行省的地步。

叙利亚高层官员也抱怨埃及方面的专横、高压政策，纷纷向纳赛尔表达不满。而在纳赛尔看来，复兴党本来就是因为害怕叙共接管政权而被迫与埃及合作的，现在已经没有生存危机，只配安心当自己的小弟，没有资格申请特权。

为了便于控制叙利亚政局，纳赛尔甚至让叙利亚副总统跑到开罗去任职。原本想在新国家内大展身手的复兴党人，现在却要面对两万左右的埃及官员涌进叙利亚，接管了本属于他们的日常行政事务。

在经济领域，纳赛尔更是将叙利亚经济与埃及完全对接，以服务于其经济发展。

1961年，纳赛尔宣布将叙利亚所有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以及成千上万的商业和工业企业都国有化。而此前叙利亚实行的是自由经济，私营商人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不容小觑，国有化自然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这场冲突其实足以让人们看出泛阿拉伯主义理论的脆弱性。尽管阿拉伯世界共享一套语言和宗教体系，但不同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已经让各地的阿拉伯人拥有了自己特殊的地方性格和行事逻辑。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所有所谓的大一统都只存在于幻想中。

就拿这两个国家来说。埃及文明是尼罗河的产物，所有农作物都依靠尼罗河作为灌溉水源，这就需要一个集中的灌概系统，而国家机器是唯一的管理者，埃及民众（即使上古时代并非阿拉伯人）更容易接受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和经济上的国有化。

但叙利亚境内的资源分布比较分散，自古以来都需要私营商业机构完成资源调度，当地人普遍喜欢自由的商业贸易活动，私营资本主义十分发达。

在产品结构上，两国极为类似，以农产品和棉花为大宗出口货物，非但没有互补性，甚至还有内部竞争关系。一旦叙利亚的政治地位低落，埃及难免以政治手段打压叙利亚的出口。两国联合前，叙利亚人均收入高出埃及两倍，而到1961年，埃及人均收入反而高出叙利亚五分之一，因此控制绝非长久之计。

两国国情差异也很大

埃及对叙利亚全方面的政治和经济控制这一错误统治方针，的确直接导致叙利亚最终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中脱离出来，但这与两国差异巨大的具体国情也有关。

首先，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经历。埃及在几千年前就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繁荣、统一的局面持续很长时间，埃及民众普遍强调其独立的埃及人身份，而不是包袱众多的阿拉伯人。

叙利亚就不一样了，在古代世界就是被各大帝国争夺、分裂之地，到20世纪才被西方列强人为制造出来，其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远远大于叙利亚人的概念。而且叙利亚人厌倦了被列强分割、殖民的统治，自然不能容忍埃及的控制政策。

其次，两国对国家的认可程度是不一样的。埃及社会包含了绝大部分的逊尼派穆斯林和少数的科普特人，成分比较单一。但叙利亚就更像是一个“拼盘社会”，除了逊尼派穆斯林，还有什叶派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希腊正教等不同宗教和教派，内部分裂严重。法国殖民者当政时实行的分而治之统治政策更是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能力和权威。

当前持续多年的叙利亚内战，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民众缺少对统一国家的认知。当年埃及更没有能力去治理这样一个复杂的前殖民国家。

最后，两国的民众性格也大为不同。埃及民众早已适应了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人们普遍崇尚服从，且对政治事务不上心。而叙利亚很少出现统一国家或者施行集权政治，各地方都有很大自治权，人们普遍多疑、开放、多变，对纳赛尔式的高压统管并不买账。

大手一挥，顶礼膜拜

这一套在叙利亚有点吃不开

（图：壹图网）▼

种种矛盾之下，解体成为必然。1961年9月28日，一批对埃及统治不满的叙利亚军人发动军事政变，控制了大马士革，并在短期内恢复了对叙利亚的完全控制，埃叙联合就此终结。叙利亚的领导人们也终于不用跑到开罗去上班了。

总的来看，这一联合可以成功的一大原因是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个人魅力，即取得了国内经济发展和抵御侵略的双重胜利。

但纳赛尔没有将叙利亚作为平等地伙伴去看待，而是强行套用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压制对方，联合殊难长久。其实两国互有所需，埃及需要新的领地彰显大国地位，而叙利亚作为小国和弱国需要大国庇护，如果操作得当，缓慢消化，还是可以多坚持一段时间的。

但该联合最终走向解体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充其量只是中东世界历史里一朵有趣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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