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郭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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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南京）的攻破，曾经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被清政府残酷镇压了下去。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清政府的主力是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这支从团练发展起来的武装力量，一度成为清廷最为强大的战争机器，当然也引起了清廷的高度猜忌。为了防止这一支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雄狮“尾大不掉”，清廷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后不久就开始计划肢解湘军，那么，曾经战斗力强悍的湘军，最后去了哪里，他们的归宿到底在何方？
同治三年（1864），正当清廷满朝文武都在恭喜曾国藩立下不世之功时，曾国藩的一道折子令朝野震惊。在这道折子里，曾国藩将自己一手带出的湘军痛骂一番，并称湘军“暮气已深”，应当速速裁撤。曾国藩的动作之迅速，行事之果断，连一度猜忌他的清廷都大吃一惊，甚至还认为“裁军操之过急”，要求曾国藩不要那么急。但曾国藩主意已定，很快，曾经强大的湘军遭到大量裁撤，仅仅一个月之内，就有数万湘军官兵回家。一年后，除了刘锦棠部外，其余湘军各部大都已被裁撤完毕，此时的湘军系统仅剩下两万余人，而数以万计的被遣散的湘军士兵就此踏上了漫漫回乡之路。
曾国藩
为什么曾国藩如此急切地裁撤湘军，一般认为，曾国藩已经意识到朝廷对他的不信任正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湘军本身也面临着巨大危机。由于多年征战对经济的破坏，靠着自筹粮饷的湘军已经快要山穷水尽。尽管湘军纸面上的军饷很高，无奈此时已经严重欠饷。攻破天京前后，湘军“自去年以来，从无一月支至二两者，间或一月未支得一两者，累积竟欠至十八、九个月不等”，甚至因为欠饷已发生多次湘军部队哗变。就连曾国藩自己也深知：“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筹饷更难于督兵。”所以，在镇压完太平天国起义后，除了少部分湘军继续向其他太平军残部发起进攻外，其余的湘军部队都是赶紧回家为妙，毕竟他们每在湘军中多待一天，曾国藩就要继续四处求人筹集军饷。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湘军的裁撤已成定局。但在对人员的安置分流上，湘军系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金华侍王府西院二进东西侧壁的《四季捕鱼图》。来源/刘畅《简论太平天国壁画中生活题材的应用》首先是对湘军系统中的高官大员、武将功臣来说，这些人是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的，不会被轻易打发了之。跟大头兵不同，湘军军官尤其是高级将领，大多数都被安置在东南五省，即江浙闽赣皖一带，可是著名的“肥缺”，著名的两江总督区和闽浙总督区就泛指这一带。由于当时人称“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因其战功声名显赫，也都身居要职。在东南五省的官场中，湖南话一度成了“通用语”。而在全国各地中，从湘军走出来的地方督抚大员多达36位，其中位至总督者19人，位至巡抚者21人，还有30个提督，其他大批官佐也跟着平步青云。同治五年（1866），地方八大总督中，有7人是湘军出身，他们分别是直隶总督刘长佑、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四川总督骆秉章、云贵总督劳崇光，可见湘军系统已经成了当时清廷中十分显赫的一股势力。除了将这些湘军中的“有功之臣”们安排进各地要职外，还有很多湘军系统出身的人出任其他重要职务。比如对日后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郭嵩焘，曾任广东巡抚，后出任驻英公使，光绪四年（1878）兼任驻法使臣，是中国第一位驻欧使节。郭嵩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在他出使欧洲期间，欧洲社会的发达给了他深刻印象，郭嵩焘的思想在西学东渐，即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国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河。尤其是郭嵩焘呼吁国人要摒弃传统的“夷夏之辨”，理智分析西方事物，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向西方学习的行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些人不但身居高位，还靠着战争中发的财富甲一方。比如镇压完太平军后，湘军高层纷纷回家兴建自家园林府邸，光是长沙城内就兴建了十三座“宫保第”，兴建的人有曾国荃、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杨昌濬、刘长佑、刘坤一等。而曾国藩本人的富厚堂占地面积就达4万余平方米，修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湘潭城外，湘军将领楼台亭阁绵延湘江沿岸，号称“十里楼台皆傍水，四时管弦不知秋”。甚至左宗棠还曾得意道：“天下皆贫，湖南独富；天下皆贱，湖南独贵。”可见当时湘军系统的高官是多么富贵。除了高官显贵飞黄腾达外，湘军中的中下层官员的日子过得也很滋润，许多人拿着赏银和劫掠来的财务回到家乡后，带回了不少资金，获得了发展机会。但总体上看，这些对湖南整体的好处有限，由于大量持有金银财宝的湘军回乡后大肆兼并土地，这些人多数成为衣食不愁的中小地主，这是晚清湖南土地高度集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有人描述这种情况：“湘省自江南恢复后，文武将领之冒饷致富者，行盐起家者，田宅之外，如票号，如当店，以及各项之豪买豪卖，无不设法垄断，平民生计，占搁殆尽，实已不堪其苦…..”这说明湘军各级官兵通过各种途径聚集的财富数量颇巨，而且大多数用来购买田产。然而，在当时的湖南，一方面是人口大量快速增长，一方面是土地的日趋集中在少数地主尤其是回乡的湘军手中，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自耕农沦为佃农或半自耕农半佃农，甚至沦为破产流民，成为晚清湖南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不利因素之一。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大量不满情绪，最终在后来两湖地区的新军身上爆发出来。图1:竹亭公祠檐廊挑檐坊板上的战争题材木雕图；图2:竹亭公祠战争题材木雕手绘线描版图。木雕所描绘的即是武昌战役的场景。来源/龙晓露,刘立志《晚清湘军时代湘乡县域祠堂及特色》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回家当地主外，还有很多湘军官员纷纷置地办厂、安家兴业。这是因为湘军中读书人众多，据历史学家罗尔纲在《湘军兵志》中统计，在179位可考的湘军人物中，书生出身的人多达104位。这些人在见识过外面的世界后，与当时风气保守的湖南本地人士不同，很多人开始兴建实业。虽然最初湖南地区商业和工业的兴起是曾国藩为了供应湘军军资所用而发展，但随着湘军实力的不断壮大，湖南商业也随之发展。等后来湘军回乡时，许多湘军官员都跟当地工商业人士有着密切关系。很多回乡的湘军顺势转行当起了商人，有些人还转投教育事业，比如和湘军关系密切的湖南茶商和盐商，就兴办了对中国近代史影响巨大的自强学堂以及湖南校经学堂等著名学校，不少湘军出身的人还亲自任教，这些行业也是回乡湘军后来的归宿之一。但是跟这些大小军官比起来，普通的湘军士兵的日子可就难说滋润了。虽然理论上讲，遣返回乡的湘军士兵会有几十两到几百两银子的钱，但实际上很难达到这个数。蒋方震在《中国近五十年来之军事变迁史》中交代了这些湘军底层士兵最后的结局：“故湘军之未流，其上者变而为官僚，各督、抚是也其下者变而为土匪，哥老会是也。”哥老会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间组织，发源于乾隆初年四川的咽噜会。他们的组织最先传入的是四川人较多的湘军鲍超部的霆字营，后来又传到湘军其他部队。由于战事的扩大，湘军需要的兵勇激增，而哥老会正好趁机进入湘军，并在湘军中大量发展人员。在湘军士兵返乡后，由于这些人久经沙场，早已忘记务农本领，再加上常年战争早已让这些刀口舔血的老兵油子桀骜不驯，很多士兵沦为匪盗。而哥老会趁此机会得到高速发展，湖南巡抚刘崐即言：”兵勇之情，多未安贴，哥匪名目因之乘之以兴。”本是民间组织的哥老会，在大量吸取了精锐的湘军士卒后，反而变得羽翼渐丰，其势力在整个长江流域蔓延开来，并迅速扩张到全国大多数省份，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秘密社团，最后直接揭竿而起。同治六年（1867），哥老会起义爆发于湘乡，此后年年起义。等到光绪朝时期，湖南的哥老会起事已近50次。到清末，革命党人更是和哥老会联合起来，成为对抗清王朝的重要力量。而近代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后，还设有专门跟哥老会联络的组织“同仇会”。在他们的领导下，无数被抛弃的湘军底层士兵和他们的后代，就这样被革命党的旗帜重新聚集起来，最后成为推翻清王朝的重要力量之一。纵观湘军后来的命运，与整个近代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虽然湘军系统一度权倾天下，但最终逃不过兔死狗烹的命运。跟贫富差距巨大的清廷一样，湘军中的高官大员依然过着优渥的生活。广大底层官兵依然没有摆脱受人欺压剥削的地位。湘军中那些曾经保卫过清廷的湘军士兵，最后还是在革命党的指挥下，把枪口对准了腐朽不堪的清王朝。蒋方震，《中国近五十年来之军事变迁史》，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事出版部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王继平，《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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