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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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分别于天宝十载（750）、十二载（753）、十三载（754）三次出兵讨伐南诏，却均以失败告终，“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这在唐朝历史上可谓一场空前惨败。由于这三次战争都发生在天宝年间，史称“天宝战争”。
当时的唐朝正处在盛世，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而南诏则是地处西南边陲的新兴少数民族政权，二者国力有着天壤之别。然而，就是在这样悬殊的国力对比下，大唐边军却连翻折戟于云南，被偏居一隅的南诏连翻打败，导致二十万边军战死疆场。这让后人不禁疑惑，兵锋正盛的唐军为何会在与南诏的战争中连连败北？
这一切都要从南诏国的历史说起。
南诏地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如今的苍山洱海是全国闻名的旅游胜地，但在1300年前，这里却是独立于唐朝之外由古代白蛮族群建立的地方政权——南诏国的所在地。
云南地区的地形地貌比较特殊，几条大河和深谷纵横其间，地形被分割成若干高原和盆地，盆地与盆地之间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地形比较零散破碎。在这些盆地中，有两个比较大的盆地，分别是位于东部地区滇池盆地和位于西部地区的洱海盆地。并且，这两个盆地都有大型淡水湖泊，这就是滇池和洱海。古代的人类族群逐水草而居，在这两个大湖的边上，土壤肥沃，地势相对平坦，因此云南地区的古文明也最早诞生在这两个地区。
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滇国由楚国大将庄蹻（qiāo）建立，庄蹻奉命攻取了巴郡、蜀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方，最后到达滇池地区。此时，恰好秦国攻占了楚国的巴郡、黔中郡，阻断了庄蹻回楚国的道路。于是，庄蹻就选择了入乡随俗，扎根在滇池，并建立起国家。
几十年后，秦统一六国，秦始皇派兵攻灭滇国。秦朝灭亡后，云南地区也再次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一直到汉武帝时代开辟西南夷，云南地区才再次为中原王朝所统辖，并且从此进入史家的眼界，但始终比较边缘。
到了隋唐之际，吐蕃政权开始崛起，势力开始向云南洱海地区扩张，威胁到了唐朝的西南地区。起初，唐朝的策略是兴兵征讨，但唐朝每次撤军后，吐蕃势力便再次卷土重来。于是，唐朝开始改变既定策略，开始在洱海地区培养代理人，以代替唐朝抵御吐蕃。在这样的背景下，南诏开始崛起。
当时云南洱海地区部落众多，互不统属，其中以“六诏”势力最为强大。“诏”在夷语中为“王”之意，所谓“六诏”其实就是六个实力强大的部落。
“六诏”分别是蒙寓诏（今云南巍山北境）、越析诏（今云南宾川县）、浪穹诏（今云南洱源）、遼赕诏（今云南洱源县邓川镇）、施浪诏（今云南洱源东）以及南诏。其中，南诏所居之蒙舍川（今云南巍山南部）位诸诏以南，故称“南诏”，又名“蒙舍诏”。
在“六诏”中，除越析诏是磨些蛮外，其余五诏均为乌蛮。浪穹诏、澄赕诏、施浪诏居住地相近，相互之间关系密切，故称“三浪诏”。除六诏外，较小的部落还有白崖、剑川、河蛮等。
唐朝为何选择南诏呢？原因有二：第一，南诏在六诏中实力最强，社会经济最为发达，具备统一洱海地区的实力；第二，南诏与唐朝关系最为亲密，历代南诏首领都曾入朝觐见唐帝或接受过唐廷的封官，南诏深得唐朝的信任。
开元二十五年（737），南诏夺取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市北太和村），修建龙口城（今云南大理市北上关镇）。次年（738），唐玄宗遣使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赐名归义，正式承认南诏对洱海地区的统治。
这里“云南”并非今天意义上的云南。云南王所统辖的范围大体不超出蜀汉云南郡的范围，即统辖以今洱海地区为中心的滇西地区。至此，南诏已经是一个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联系的边疆民族地方政权。皮逻阁被册封为云南王的这一年，即开元二十六年（738），是年也被史学家普遍认为是南诏国的立国之年。
开元二十七年（739），皮逻阁把都城从蒙舍迁至太和城。从此，太和城就成为南诏以及此后大理国的中心地区，一直持续到十三世纪中叶。南诏势力日渐强盛，就连唐朝都要另眼相看。《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记载：“归义（指皮逻阁）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日以骄大。每入觐，朝廷亦加礼异。”
天宝七载（748），皮逻阁去世，子阁罗凤立。阁罗凤通过军事胁迫的方式，将原本西南地区实力强大的爨氏二十余万户迁徙至滇西地区，滇东爨氏被严重削弱，掌控南中地区数百年的爨氏家族从此一蹶不振。
南诏自此掌控了原本由爨氏控制的滇东滇池地区。自此，南诏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鼎盛时期的南诏疆域囊括了包括今日云南全境和贵州、四川、西藏的一部分，以及越南、缅甸的部分地区。
回顾南诏的历史可以发现，南诏的崛起极其迅猛，前后不过两代人二十年时间，就从洱海地区的一个小邦国发展成为统御整个云南地区的强国，甚至令大唐王朝都为之侧目。
然而，南诏所创造的奇迹并不止于此，这个小国接下来还将创造另一个惊天神话——击败正处在盛世巅峰的大唐王朝。
可以说，南诏是在唐朝与吐蕃争霸的夹缝中崛起的。如果没有唐朝的扶持，南诏是绝对不会走到统御整个云南地区这一步的。唐朝原本想通过扶持南诏，来实现抵御吐蕃的战略目的，然而这一切却导致了南诏势力的坐大，这恐怕也是唐朝统治者始料未及的。
南诏征服爨氏，实现了对整个云南地区的统治，这无疑对唐朝的边疆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威胁到了唐朝的边疆安全。唐朝为了打压南诏，也为了争夺滇东原爨氏统治地区，双方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战争（750-754），这就是“天宝战争”。
天宝九载（750），在当朝宰相杨国忠的举荐下，鲜于仲通被任命为剑南节度使，与云南太守张虔陀一起，负责监视和控制南诏。鲜于仲通和张虔陀在当地横行不法，对南诏国主阁罗凤更是刻薄无礼。
按照惯例，南诏国主需要经常带着家人去谒见云南都督，路过张虔陀之处姚州时，张虔陀便奸污了阁罗凤的妻子。之后，张虔陀又向阁罗凤勒索财物，阁罗凤没有答应，张虔陀就派人去辱骂阁罗凤，还向朝廷密报阁罗凤的罪行。最终，阁罗凤忍无可忍，于当年十二月发兵反攻，攻陷姚州，袭杀了张虔陀，同时还一鼓作气夺取了周边的三十二个州。
次年，即天宝十载（751）夏四月，唐玄宗听信了杨国忠等人的蛊惑，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和安南都护王知进率八万唐军讨伐南诏。面对来势汹汹的八万唐军，南诏国主阁罗凤立马遣使谢罪，并且承诺归还战利品和俘虏。
同时，阁罗凤还放出狠话：“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意思是，唐军如果不接受他的求和，那他就归附吐蕃，以后云南就再也不受唐朝控制了。就当时唐朝和吐蕃的关系而言，阁罗凤的话是非常有杀伤力的，一旦云南地区归附吐蕃，吐蕃就如虎添翼，吐蕃和南诏将对唐朝的西南边疆形成钳型攻势。
不过，傲慢的鲜于仲通根本没有考虑这些，他自恃唐军兵力强盛，断然拒绝了阁罗凤的求和，继续率军向南诏推进。阁罗凤并不想与唐军正面交战，又数次遣使求和，鲜于仲通仍不为所动，不仅扣押了南诏的使者，还大骂阁罗凤。
阁罗凤被逼无奈，只好与唐军迎战，双方在洱海西岸展开殊死决战，南诏军在吐蕃的支援下力挫唐军，六万唐军战死，鲜于仲通侥幸逃出生天。
阁罗凤知道唐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事后必然会卷土重来，于是决定与吐蕃结盟。阁罗凤派出了超六十人的使团出使吐蕃，向吐蕃君主进献大量丝帛宝物，从此与吐蕃约为兄弟，建立起同盟关系。
天宝十一载（752），阁罗凤接受了吐蕃封号“赞普钟”及金印。所谓“赞普”就是吐蕃君主之称，“钟”在藏语中意为“弟”，故而“赞普钟”即指吐蕃正式将南诏认为弟弟。由此，南诏与吐蕃正式结为联盟。
同时，阁罗凤向吐蕃表明心迹，不再以“南诏”为国号，改国号为“大蒙”，采用吐蕃纪年，以752年为赞普钟元年。
南诏和吐蕃结盟后，西南地区的战争局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吐蕃和南诏的合力之下，唐朝的战略优势地位逐渐丧失。然而，就是在这样局势不利的情况下，唐朝仍然选择继续对南诏出兵。
天宝十二载（753），唐朝派汉中郡太守司空袭礼、内使贾奇俊等率军再置姚州，并以将军贾瑾为姚州都督。南诏和叶蕃联军迅速反击，先断唐军粮道，再破姚州。唐军大败，贾瑾被俘，唐朝又失姚州。
天宝十三载（754) 六月，杨国忠又命剑南留后李宓率军七万进攻南诏，并命广府节度使何履光从安南北上协同进攻。此次出征南诏，杨国忠从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抽调了大量士兵，可谓孤注一掷。这些北方士兵听闻云南蛮荒之地瘴气袭人，去者无还，因此纷纷逃避兵役。虽然如此，但杨国忠还是下令强制征兵，不服从兵役者也要强行押送，闹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
影视剧中的杨国忠。来源/电视剧《大唐荣耀》截图
诗人杜甫亲眼目睹了唐朝强制征兵征讨云南的惨状，于是便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兵车行》。后来，诗人白居易也写下了著名的《新丰折臂翁》，以批判远征云南的暴行。
经过此前两次与唐军交战，阁罗凤已经有了充足的经验。面对南北两路唐军的合围，阁罗凤故意示弱撤退，引诱李宓的军队深入到南诏腹地。当唐军直逼太和城，以为胜券在握之时，阁罗凤则利用太和城坚固的城防，选择避战坚守，以逸待劳。
李宓的军队迟迟无法攻破城池，粮草逐渐耗尽，再加上水土不服和瘴疫，唐军死伤甚众，十个人里有七八个死于饥饿和瘴疫。然而，当李宓的军队想要撤退时，已经为时已晚，只见阁罗凤率领南诏大军冲出城池，对虚弱的唐军发起猛烈进攻。李宓兵败如山倒，不仅他自己被俘虏，七万唐军也全军覆没，命丧云南。此役唐军仅有个别人侥幸逃回中原，如后来的大唐奸相崔宁即是其中一员。
值得一提的是，李宓虽然战败身陨，但李宓却在大理当地留下了诸多传说逸闻，甚至还被当地人建祠供奉，视作保护神。李宓之所以会在大理当地享受到香火祭祀，主要还是因为他壮烈殉国，赢得了对手的尊敬。
战后，阁罗凤把阵亡的唐军将士尸骨堆积起来，集中收葬，筑成了“万人冢”，让七万阵亡的唐军将士有了归宿。阁罗凤为何这么做？他在后来所立的南诏德化碑上说，是为了“以存旧恩”，也就是说，现在南诏虽然和唐朝交恶，但他仍然顾念和唐朝过往的恩情，感恩于唐朝，所以才会筑“万人冢”，不让唐军将士曝尸荒野。
阁罗凤是否真是因为“以存旧恩”而筑“万人冢”，我们已经无法获知了。但阁罗凤此举是颇显政治头脑的，他在结盟吐蕃的同时，还为日后与唐朝和解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所以，阁罗凤在太和城国门立了一块碑，诉说自己的委屈，是不得已才反叛唐朝，这就是南诏德化碑。他在碑文上表明心迹：“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
南诏德化碑。摄影/阿顾vefy，来源/图虫创意
自此，持续五年的天宝战争遂告一段落，二十万唐军埋骨云南，唐军损失惨重。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次天宝战争中，南诏国带兵的将军姓段，他在此次阻击唐军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被阁罗凤擢升为清平官（宰相）。这位姓段的将军有个六世孙，叫段思平，后来创建了大理国。
翌年，即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身兼河东、范阳、卢龙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于范阳起兵反叛，随后“陷河北诸郡”，攻陷东都洛阳，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自此拉开帷幕。安史之乱爆发后，陷入内乱的唐朝已经没有余力顾及西南，唐朝彻底失去了对云南地区的控制，南诏也发展成了西南地区一个强大的地方民族政权。
不过，吐蕃和南诏的联盟并不稳定。南诏的坐大也让吐蕃颇为忌惮，吐蕃后来频频向南诏索取税赋，又向南诏索兵进攻唐朝，这些都为吐蕃和南诏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直到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唐朝和南诏才在点苍山会盟，重修旧好，唐诏两国恢复了往日的友好。值得注意的是，重归于好的唐诏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过去，天宝战争前的南诏是唐朝统辖下的地方民族势力，而点苍山会盟后的南诏则已然奉唐朝为正朔的藩属政权。这些都是后话了，在此不做赘述。
现代影视作品中南诏归顺唐朝的画面。来源/纪录片《云南》截图
正值国力鼎盛的唐朝为何会在天宝战争中被南诏这样的边陲小国打得一败涂地？
根据两唐书《杨国忠传》以及其他列传篇目记载可知，在天宝十载（751）第一次征讨南诏失败后，杨国忠为了防止政敌李林甫发难，就选择了包庇战败的鲜于仲通，“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把唐军在南诏战场的失利谎称为大捷，举荐鲜于仲通为京兆尹。与此同时，杨国忠又开始积极第二次、第三次征讨南诏。
天宝十一载（752）六月，时任御史大夫的杨国忠上奏称，吐蕃六十万大军救援南诏，在云南被剑南道的唐军击破。杨国忠所言的六十万吐蕃大军显然是不可信的，他这么说只是为了夸耀西南的军功，虚张声势。当年十一月，李林甫去世，杨国忠成为右相。杨国忠为相后，更加一意孤行，加快了征讨南诏的准备工作。
第一次天宝战争丧师六万，这在当时其实是无法隐瞒的事实。实际而言，这也是天下人皆知的事。所以，之后的天宝战争才会无兵可用，杨国忠需要从全国各地抽调士兵，才会维持接下来的战争，引得天下民怨沸腾。这一时期就涌现出了很多关于征讨南诏、强制征兵的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兵车行》和《新丰折臂翁》就是代表作品。
然而，吊诡的是，这原本是天下人皆知的军事失利，可偏偏唐玄宗却仍蒙在鼓里，根本没有对杨国忠的奏报产生怀疑，群臣也是集体噤声。后来高力士向唐玄宗提及到了云南的军事失利，然而唐玄宗还是不为所动，用一句“卿勿言，朕徐思之”搪塞了高力士的进谏。
由此可见，天宝时期的朝堂政治已经昏聩不堪，唐玄宗无视社稷黎民，纵容杨国忠胡作非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这场南诏战争其实就可以看作天宝时代大唐腐朽政治的一种对外延伸和具体呈现。
杨国忠为相后，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他只想着再奋力一搏，把之前陪掉的都赢回来。而杨国忠的这场惊天赌博，其实是在拿十数万大唐将军的性命和大唐的国运作赌注，完全无视天下安危。杨国忠的这种心理有点像隋炀帝征讨辽东，不把最后的本钱全部赔尽，就决不认输，也决不罢休。
传统史籍通常把杨国忠视作天宝政治昏暗的罪魁祸首，其实杨国忠之所以能祸乱朝政，还是唐玄宗本人晚年的昏庸所致。所以，持续五年的天宝战争最终惨败，其实是天宝时期政治腐败的一种延伸。
唐玄宗时代，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也已经走向瓦解，已死和逃亡的士卒无法得到补充，各类军资供应都消耗殆尽，而唐玄宗时代又积极忙于拓边，需要大量的士兵。在这种背景下，唐朝的征兵制度开始出现巨大转变，开始由府兵制向募兵制转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短时期内征调到足够多的兵员。
然而，通过募兵制被征召入伍的士兵，通常都是一些未经军事训练的破产的农民、市井无赖和流氓地痞，正规中央军兵员素质明显下滑，军队声望大不如前。这也导致世人开始轻视武人，士兵乃至武官也开始受到社会歧视。而那些真正有战斗力的精锐部队，其实是掌握在训练有素的胡人蕃将手中，尤其以安西四镇为最，整个唐朝军力部署也是外重内轻，这也是导致后来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
上文已经讲到，杨国忠为了征讨南诏，大量抽调内地兵员，这种大规模的征兵引发了社会的动荡不安。按照旧有的惯例，曾经在军队中服役并在战斗中创立功勋的人，其家庭称为勋户，他们享有免除兵役的特权。杨国忠下令首先征取勋户的壮丁入伍，这就使得这部分兵员毫无斗志。为了征调到足够多的兵员，一些官员还会使用阴谋诡计，把那些穷苦之人被哄骗去参加饷宴，再在宴席上将这些人抓捕，让他们穿上粗劣破烂的衣服，把他们押解到边疆参战。
通过这一系列巧取豪夺的方式抽调来的兵员，其军事素养和战斗力能有多高呢？再加上水土不服和瘴疠疫病，又怎么可能不遭遇惨败呢？
鼎盛时期的唐与四夷的关系与初唐贞观时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唐太宗贞观时期，唐朝的民族政策是恩威并施，更主要的是用恩德来招抚四夷臣服。比如唐太宗就有名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而开元天宝年间的盛唐，其民族政策则寡恩少义，更偏重武力征服，甚至会用很多阴谋诈力。比如开元时期史思明就曾设计诓骗奚族首领，把奚族首领骗到平卢（今辽宁朝阳），然后里应外合把奚族首领及其部下全部擒获，最后还得到了唐玄宗的嘉奖。
故而，开元天宝盛世时的唐朝虽然也是“万国衣冠拜冕旒”，但是这种四夷宾服的场面主要是靠武力获取来的，四夷并非心悦诚服，而是畏惧和震慑于大唐国威。唐朝和南诏由和转战的过程，就体现出了唐朝对外政策的变化。
唐朝前期采用羁縻的方式，在云南设置众多羁縻州以及若干都督府，其治边策略基本还是践行着唐太宗“四海一家”的理念，经营策略总体上看是成功的。事实上，唐朝对云南地区的经营成果是非常显著的，唐朝的势力延伸到了整个云南地区，远远超过前代王朝，云南和中原联系较之前代也大大加强，这无疑是唐朝经略云南的重大历史贡献。
然而，随着南诏势力的扩张，唐朝对南诏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开始处处防范并且打压南诏。
天宝战争前夕，唐朝和南诏的关系就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南诏吞并爨氏所据有的滇东地区后，势力空前高涨，唐朝对南诏的态度已经从原先的积极扶持转变为此后的消极打压。
为了抑制南诏势力的继续扩张，唐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云南太守张虔陀连番挑唆南诏和诸爨的关系，又多次羞辱和勒索阁罗凤，甚至向朝廷密报诬告阁罗凤。阁罗凤为此也多次向唐朝上书申辩，但唐朝都不予理会。
从两唐书的记载来看，张虔陀似乎是逼反南诏的罪魁祸首，唐朝只不过是受杨国忠、鲜于仲通以及张虔陀这些奸佞小人的蒙蔽，才会贸然发动对南诏的征讨，最终才导致天宝战争的爆发，乃至最终惨败。
但是，两唐书的这种说辞明显是在为唐朝统治者做辩护，故而才把张虔陀对南诏的严酷统治视作天宝战争的祸源。但事实上，唐朝对南诏的态度早已发生改变，张虔陀一系列作为其实都是受唐朝统治者默许的。只不过，随着天宝战争的爆发，唐朝统治者为了推卸责任，才把张虔陀当作了替罪羊。
关于天宝战争等最重要的一手资料，是唐代宗大历元年（766）阁罗凤竖立的南诏德化碑碑文。在这份碑文上，并没有记载张虔陀和阁罗凤妻子的奸情，虽然也记载了一些张虔陀的罪状，但主要是针对张虔陀打压抑制南诏的一些行为，说他煽动吐蕃、诸爨和其他势力共同进攻南诏。
从南诏德化碑碑文记载来看，张虔陀忠实地维护了唐朝的利益，他根据云南形势的变化，经过周密计划，用种种办法离间和削弱日渐坐大的南诏，甚至做好了与南诏战争的准备。所以，当南诏向唐朝告状时，唐朝选择了默不作声，默许并支持着张虔陀的一系列行为。
因此，南诏的反叛并非两唐书中所记载的那样，是由于张虔陀个人的欺压勒索造成的，历史的真相是，南诏的扩张与唐朝在云南的利益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的矛盾已不可调和。换句话说，张虔陀只是一个当事人和执行者，他不过是在履行唐朝抑制南诏的策略而已，史书中所谓张虔陀对南诏百般刻薄的态度，不过是唐对南诏政策由扶持转向打压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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