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情报信息的重要性

前两天官方披露了涉及Capvision等咨询企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出现的信息泄露问题，其中甚至包括涉安全问题。

此前也有投资机构通过类似平台找到我，讨论部分产业问题，之前在相关文章中都有所提及。应当讲，相关咨询服务在很多国家都是存在的，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不在于存在这些咨询服务，而在于咨询服务的合规性，以及最重要的，是提供信息者的自我约束意识。除涉及官密级别之外，相当多的企业其实是有重要产业信息的，这些信息应当在何种层面分享，应当有何种保密要求，大多数企业其实是没有意识的，内部的规范性也十分不足。

这其中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日本学者勾口雄三曾以《中国的公与私》为题撰写文章，叙述中国普遍存在的“公私”空间不分的现象。我们看到这种文化现象在商业领域的具体事例包括：

1、产业数据信息的收集和整理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经济情报并未发展成一个重要产业。要么一概禁止，官方和产业对该得到的信息无法低成本获得；要么流于形式，该自我约束的信息在市面以极低的成本流传。这其实意味着整个国家在商业上现代化上的不成熟。

2、在众多场合，无论是官员、企业家、科学家还是各层级人员，都对自己掌握的经济信息对外分享需要注意哪些约束性条件缺乏认知，或者仅有粗线条的理解。

3、除法定事项外，对于重要的产业、企业经济情报信息，相关企业缺乏对下的分级约束机制，从上至下的商业情报“泄密”极其容易，而“泄密”场合包括但不限于酒桌、会议、咨询平台。

4、对先发国家的经济情报系统运作机制不甚了解，对这种系统后面的政策研究应对和变动机制缺乏基本认知，从而导致一系列“主动暴露”，将本该隐形的企业通过各种宣传机制展现于互联网上。

这也就是我们此前讨论过的，在“隐形冠军企业”这个问题上，持长远者侧重“隐形”，而短期利益者侧重“冠军”的差异。（《中小冠军企业为什么需要“隐形”？》）

这背后反映的文化现象是，各行各业、各层级的国人都热衷于“面子”，都存在“好大喜功”的习惯。在酒桌上要显示自己是“知情者”，在会议上要显示自己是“参与者”，在咨询平台上要显示自己是“专家”。更为重要的是，在相关产业中，来自官方主导的投入和支持，高度依赖企业的前期宣传和口碑（因为一些主官没有能力从专业视角进行判断，或者主官依赖的专家代表特定行业利益），而资本市场又非常理解这种基于宣传和口碑将要带来的短期利益效应（补贴、政策优惠、资本市场反应等），这种投资领域的短期效应又会强化在资本市场形成短期共识，这种短期共识又会使很多企业愿意尝试剑走偏锋，各方强化利益同盟后又愿意再次通过宣传去呈现各种政策的“业绩”。在不受外部约束（尤其是外部制裁约束）的行业，上述情况最终会因为产业的壮大而被掩盖。但正是由于半导体、AI等产业当前受到的高度外部约束，使得过往最终可以“成功”的游戏方式难以进行下去。上述短期利益机制与本土公私不分的文化高度结合，形成了当前我们看到的种种现象。

今天，官方非常愿意了解如何在美国的制裁中实现“突围”。我的看法一直是，商业上的成熟与现代化，必然同步要求从官方至产业的法治化与现代化。如果哪天我们的宣传更少，好大喜功更少，从官方至产业变得高度专业化，各产业不再成为街头巷尾每天议论的话题，各方能够真正理解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对峙和应对之道是不需要普罗大众参与的，那自然就会有实质性的转变了。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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