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巾抗议后，波斯之春来了么？

从伊玛目霍梅尼机场搭乘出租车前往德黑兰市中心的沿途风景，似乎跟两年前离开伊朗时没什么变化——波斯湾高速路旁依然一片荒芜，可以望见150公里外覆满积雪的中东最高峰达摩万达山，自由广场到革命广场沿街高低起伏的破旧商务楼上依旧是那几家公司的招牌，阿扎德甘和查麦隆大道两边一片片两三层高的小楼墙壁上还是那几幅几十年前就绘制好了的两伊战争著名烈士纪念画。

一切都在重复，让人昏昏欲睡。

一觉醒来，已经到达酒店门口。入住登记后来到大堂用餐时，终于等到了变化。喊来西装革履的服务生小哥点餐，他却指了指桌上的二维码，要我自己扫码点。无奈手机里还装着中国的卡，点餐页面还在龟速读条时，肚子已经不耐烦地咕咕叫了。隔空示意服务生小哥赶紧拿个实体菜单来，他却面带微笑向我走来，摆摆手说没有，而后得意地说德黑兰的高档馆子两年前就实现菜单电子化了。给手机换上伊朗卡后，菜单页面终于打开了，却没有看到选菜按钮，自然也就没有便捷支付渠道，还是得喊服务生点餐，吃完饭到柜台刷卡支付。

这一幕似乎浓缩了伊朗过去一世纪的现代化尝试：努力地与过去彻底决裂，却只学到了现代化的皮毛。

吃完饭出门溜达，街头的变化显著了起来——有1/3的女生不戴头巾了，还有些女生穿上了露肉洞洞裤。她们就这样在街上走着，旁边也路过一些穿罩袍的女性，但双方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

走到一个报刊亭旁，从老板那买了瓶矿泉水，然后心安理得地翻了翻架子上的报纸。看到亲革命卫队的《青年报》中有篇有趣的评论，说“强制佩戴头巾的规定不是为了让了不信者变得虔诚，而是为了防止虔诚者的精神生活遭到攻击”。攻守之势异矣。

我沿着瓦里亚斯大街搭乘快速公交一路向北。回国前在伊朗生活的十年，这条贯穿德黑兰南北的绿荫路是我最喜欢的街道，其两旁一度遍布巴列维二世时期栽下的法国梧桐，虽然很多在革命后被以各种或明或暗的理由铲除，但Park Vey到 Tajrish一段基本保存完整，整个街区处于树林的荫蔽下，凉爽舒适。

往车厢外望去，过往瓦利亚斯广场和瓦那克广场上四处横行的宗教警察不见了踪影。在车厢里，我吃惊地发现身旁两个不戴头巾十七八岁的伊朗姑娘倚车窗而立嬉笑打趣。换做以往，在伊朗严格的性别隔离政策下，她们大多只能呆在女性车厢。这又是一个变化。

车厢一如既往地很挤，但男性乘客们还是给两位姑娘腾出了足够大的空间，既不盯着她们看，也不跟她们搭讪，尽量让她们感到自在舒适，直到人民公园站上来了一位胡子拉碴、穿着格子长袖衬衣宽松黑色西裤的老者。看到这副宗教民兵样子的打扮，我心里咯噔一下，开始替那两个姑娘担心。

老者从拥挤的乘客间腾挪过去跟姑娘们搭讪，上来问“你们怎么不戴头巾啊？”。两个姑娘双目望天不搭理他。老者继续念叨：“女生不戴头巾可以理解，因为男人就不戴，让女人戴不公平。所以想让女生戴头巾的男性自己也得戴。”看老人说话在理，车上乘客们开始饶有兴趣地望向他。这时，老人一边把手伸进口袋掏出货品，一边拉高了声调吆喝起来：“那么男人的头巾是什么呢？是袜子！来来来，袜子便宜，30万里亚尔一双！”。

车厢内的小伙姑娘们纷纷尬笑，一位头发稀疏的中年人歪过头来向我投来歉意的眼神，似乎觉得老人在外国人面前丢了伊朗人的脸，我扬起下巴，挤了挤眉毛，暗示他没什么。

无论当权者和体制内人士如何将宗教着装视作政权的支柱，伊朗社会的态度似乎愈加玩世不恭，头巾不再神圣或必要，而成为了一种个人信仰选择。一些伊朗人认为这是民众战胜了对政府的恐惧，但在女子中学教师奥图萨看来，被战胜的是两性之间的恐惧。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惧怕男性，如果我们露出头发就会激起男性的欲望，会遭到男性的侵犯。”奥图萨在Elahie咖啡店里一边品着肉桂茶，一边回忆起童年往事。坐在她身旁的丈夫则从男性角度分享了自己在青少年时接受的异性教育：“学校告诉我们女性缺乏理智，不能给她们太多自由，否则她们就会被别的男性诱惑，如果今天准许自己的妻女不戴头巾，明天她们就会上街裸奔。”于是，男女两性间的猜忌成为了头巾和宗教着装存在的土壤。

不过，在头巾抗议期间和之后摘下头巾的女性，既没有去裸奔，绝大多数也没有被男性骚扰，传统文化中猜忌异性的神话走向破产，两性之间重新建立起了信任，头巾失去了存在的社会文化土壤。奥图萨的评价是“50天的头巾抗议带来了50年的变化”。

旧友哈米德得知我回到伊朗后，立即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餐，说给我准备了一份惊喜大礼。

敲开他家的门，我才明白这份礼物的内容：哈蒂丝，埃比，娜扎宁，帕丽萨依次坐在沙发上，复刻了12年前我们在穿流伊朗南部石油城阿瓦士的卡伦河河畔初次邂逅时的场景。那时，他们还是阿瓦士石油工业学院的大学生，哈米德与哈蒂丝、埃比与帕丽萨是两对情侣，而我是一位旅行者。如今，哈米德与哈蒂丝终成眷属，娜扎宁嫁人，埃比另娶他人，帕丽萨则在享受自由的单身生活。没有什么礼物比伊朗人本身更亲切了。

开门话题自然离不开头巾。我跟哈蒂斯打趣说：“你和你的姐妹们把伊朗变成了黎巴嫩”。哈蒂斯先是一脸严肃回答我：“男人的贡献也不容抹杀”，又敞开了话匣子，谈了自己与哈米德“联手反抗”公婆宗教约束的往事。

哈米德来自设拉子一个保守宗教家庭，而哈蒂斯则出身于西部洛里斯坦省的知识分子家庭，平时在家从来不戴头巾。刚嫁过去时哈蒂斯直接不戴头巾出现在男方亲戚面前，遭到婆婆质问，她机智应对称“自己没有也没钱买头巾”，婆婆给了她相当于50美金的里亚尔要她“去买符合宗教规定的衣着”，她大方地收下钱，第二天又不戴头巾出现在婆婆家人面前，要婆婆再给她50美金买头巾，并承诺“以后每天都会拜访”。男方家人经不住折腾，转而做哈米德的工作，要他“多管束妻子，让妻子按真主的旨意生活”，哈米德既不答应也不反抗，每次都以一句“Ishallah(如真主所愿)”搪塞，男方家人最终绝望作罢。不久，哈米德和哈蒂斯卖掉自己在设拉子的房产，来到德黑兰租房生活。

哈蒂斯婚后在石油工程专业之外又拿到了高级会计师资格证，目前与哈米德在同一家私人企业工作，现在两个人都高分通过了雅思考试，预计今年夏天将拿到offer移民澳大利亚。

娜扎宁比12年前初见时开朗了许多。她是个库尔德姑娘，父亲因革命后参加左翼游击队与宗教政府对抗，90年代初带着妻子和襁褓中的娜扎宁远走瑞典避难，却因为缺少专业技能只能靠当地政府低保接济，加上举目无亲，一家人日子过得十分困苦，不得不在几年后低调返回伊朗，父亲不久郁郁而终。我2012年见到娜扎宁时，她刚丧父不久，沉默寡言，双目中时刻闪烁着机警。如今她顶着石油工程博士生的头衔，并在2022年底拿到了另一个北欧国家挪威的护照。她这次回伊朗是为了看望母亲。

“俄乌战争后欧洲人认识到了传统能源的重要性，却缺乏相关领域人才，”娜扎宁快速爽朗地说，“所以我成了救世主，不用看别人的眼色生活。”话语间似乎在将自己和父亲三十年前的境遇作比较。

其实，几十年过去，如今依然有很多伊朗人过着像娜扎宁父亲那样“泛政治化”的生活。我想起了拥有黎巴嫩和乌克兰双重国籍的朋友伊玛德跟我分享的有趣经历。他在伊朗打车被司机问及国籍时，如果说是黎巴嫩人，多会遭到伊朗人的白眼，被斥为“寄生虫”、“小偷”，甚至会被赶下车，因为伊朗人普遍认为政府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支援让本国人饿了肚子（伊玛德自认理亏，毕竟他凭着爸爸是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的身份才来到伊朗公费读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又被顺利分配到德黑兰一家制药公司，拿美元收入），而当他说自己是乌克兰人（因为他妈妈是乌克兰籍）时，则会受到伊朗人的热烈关怀，不止一次被司机免去车费，因为司机们觉得“伊朗人应为本国政府援助在乌克兰犯下暴行的俄军做出补偿”。这种政治宣誓式的个人观念表达背后，是一个个普通人在萧条的经济下困顿而无力改变现实的挫折感。而娜扎宁显然通过个人努力走出了困境，去拥抱自己向往的世界，而无需再与她厌恶的环境纠缠。

12年来变化最大的就是帕丽萨了。12年前，她一度保守地穿着黑罩袍，在散发以赛亚柏林自由主义气息的男友埃比循循善诱开导下，慢慢改变了观念，随之而来的变化却一发不可收拾，不仅脱掉了罩袍，在街上不戴头巾，而且信仰起不婚主义，先后交了四五个男朋友。这样的进步幅度显然超过了埃比的步调，他选择毕业后跟帕丽萨和平分手改做男闺蜜，娶了另一位同班同学，在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端着铁饭碗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帕丽萨一度靠优异的成绩和亲戚的关系也进入到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体制内，但多次目睹“懂宗教的外行领导懂石油的内行”事件、经历上司死缠烂打的性骚扰后，愤而自砸铁饭碗辞职，转做为外国企业进入伊朗市场提供服务的工作。不过，与其他正在移民或已经移民的同学不同，她选择留在伊朗，与做医生的姐姐合资在德黑兰北部富人区买了一套公寓。在她眼里，伊朗“四季分明的气候，高雅的艺术品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在世界其他地方找不到”，“但前提是你要有外汇收入才能过得舒服”，她补充了一句。

据帕丽萨观察，这两年伊朗经济形势恶化后，伊朗女性晚婚的趋势出现逆转——她自己22岁的妹妹就在天天嚷嚷着找人结婚。不过，她认为这些00后青年男女并非真心向往婚姻和家庭，而只是在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无心应对不稳定的两性关系，“事实上女性的生育年龄在进一步推后”，帕丽萨补充道，并看了看哈米德和哈蒂斯这对结婚五年仍未生育的夫妇。

提到自己的终身大事，帕丽萨开起玩笑，要我给她介绍个富豪，“结婚后折磨老公迫使他提出离婚，这样就能按婚约搜刮他2000个金币。金币你一千我一千。”众人听罢一起哈哈大笑。

话题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去年底的头巾示威。当时，哈米德夫妇和他们的朋友虽然都表达了内心支持，但没有一个人参加，毕竟“30多岁的人每天都要养家糊口，参加抗议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对于示威的成果，众人也不像我这个外国人那么乐观。

娜扎宁十分失望，觉得牺牲了这么多人，只换来了头巾自由，“我们本来期望看到政治层面更深层次的改变。”“恐怕现在的自由也是暂时的，”帕丽萨流露出更加悲观的态度。不过众人不约而同地看好千禧一代（Dahe Hashtad, 即波斯历纪年中的80年代），“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就这样了，只能选择离开，伊朗的未来就交给这帮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了。”已经开始为两个月后移民澳大利亚给行李打包的哈蒂斯耸耸肩。

对伊朗下一代抱有希望的不止是哈米德的朋友们。10年前经常与我在德黑兰大学北部农业街绿茵道上散步畅聊波斯艺术的德大哲学系校友蕾拉三年前进入德黑兰东部一所女子高中教授语文，如今我们又一次在农业街见面。只不过这次的主题是她的学生们。

“简直没法想象现在高中生们的思想有多活跃，”她在表达观点时一如既往地兴奋挥手，“我给她们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自由》，有个孩子说自由就是告诉妈妈她可以戴头巾我可以不戴头巾，还有个孩子说自由就是帮助彼此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惊奇地发现，伊朗女高中生的思想竟然达到了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家的境界。

蕾拉继续她的讲演：“还有一次我要她们写下生命最后一小时想做的事，有孩子说要把平时经常喂养的流浪猫托付给朋友，有孩子说要向暗恋的男孩表白，还有孩子想给下一代孩子留一封信告诉他们自己想做但没能做成的事。但你知道最神奇的是什么？是没有人提到做临终祷告，哈哈哈。”

由于丈夫是商人，蕾拉偶尔也随丈夫走访土耳其、亚美尼亚、叙利亚等伊朗周边地区。她发现，虽然这些国家的法律都是世俗法，街头酒吧夜店林立，对着装也没有特殊宗教要求，但千禧一代多数人仍恪守宗教道德原则——无论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而伊朗恰恰相反，国家执行宗教法律，但伊朗千禧一代心里却没有一丝宗教的痕迹，“连父母是体制内保守人士的女孩都开始抽烟、穿鼻环、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日常去祷告室礼拜的只是那些希望期末能得到额外加分而不至于挂科的差生。”

不过蕾拉在两个月前离开了教育岗位。她之前经常在官方教材之外给孩子们布置一些自己选择的波斯古典文学阅读材料，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本民族辉煌文化。结果，在一次课外阅读材料中涉及到著名诗人萨迪名作《蔷薇园》中关于同性爱情的故事和讨论，遭到一些保守家长举报，重压之下蕾拉被迫离职。如今她虽然跟丈夫共同决定移民加拿大，仍与自己教过的女高中生们保持通信，女孩子们有不开心的事就找蕾拉诉说。很多孩子哭着要蕾拉重返学校，“她们说怕再也遇不到我这样的老师了，我告诉她们火炬已经交接，该自己照亮前进的路了。”

“看来你在小姑娘们的心中播下了种子。”我赞叹。

“哪里哪里，我只是给种子浇了点水而已。”

在登上返航班机的前一晚，我来到在革命大道旁咖啡馆里喝茶。咖啡馆位于一个小巷深处茉莉花香四溢的僻静小院。院子中央是一个浅蓝瓷砖砌出来的小水池，里面几条金鱼游来游去。水池边上就是客座，一只奶牛猫在桌子间穿行，一会蹭蹭客人的腿乞要食物，一会跑到水池边盯着里面的鱼。对面桌子的三个20岁上下的姑娘，个个双目半睁半闭看着远方（波斯语里有个专门描述女生这种睡眼的词，叫Khaabaalud），慢悠悠地聊天，胳膊肘懒洋洋地斜倚着桌面，人手一支烟，却一口也不抽，就这样在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任由几缕烟雾在发间环绕。姑娘们背后的墙上，裱着一句波斯当代诗人阿夫欣-亚杜拉西的名句：“对生活的炽爱锻造出伊朗的不死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