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桅杆677
本文转载自：走进历史的深处
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形成了鲜血凝成的友谊，这无疑是事实。但实际上，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尊严，中朝两国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战争过程中和停战之后，也多次发生矛盾，甚至激烈的冲突。
这期间，两国比较重大的分歧和冲突共有五次，包括朝鲜统一战争开战时机、中朝联军指挥权、打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停战协定签订时机和志愿军撤离等。这些重大分歧和冲突，有的是双方对形势的不同判断，有的是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尊严，但都不可避免地对战争进程和双方关系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现逐一阐述如下：
由于苏联的大力支持，北朝鲜自建国伊始，在军事上对南朝鲜即拥有压倒性优势。因此，北朝鲜一直积极追求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KingRC为此曾多次向斯大林请求，但斯大林基于雅尔塔协定和冷战大背景，不愿意挑起与美国的冲突，因而一直阻止北朝鲜发动战争。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定，苏联将在1952年底之前将把中长铁路、旅顺口海军基地和大连港归还中国。这样，苏联将失去其在远东地区的一项重要战略资源：唯一的不冻港（旅顺口）及与之相连的铁路线。为了继续维持其在远东的战略优势，同时也为了减轻在欧洲与西方阵营对抗的压力，苏联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态度突然发生180度的大转变，从一直反对转向支持北朝鲜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斯大林通过苏联驻朝大使转告KingRC：他已经同意KingRC的武力统一方案，让KingRC去莫斯科具体商谈，并要求绝对保密，尤其“不要告诉中国同志”。1950年4月10-25日，KingRC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详细讨论武力统一问题，并达成了一致意见。斯大林特别强调：对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美国不干预，其次是获得中国领导人的支持。这实际上是斯大林利用KingRC急欲统一朝鲜半岛的迫切心情，设下的一个大“局”。
关于美国干预问题。1949年底至1950年初，在主席访问苏联期间，美国政府为了拉拢新中国，多次发表谈话和声明，称美国在远东防御圈“不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实际上，在东西方冷战对抗的大背景下，南朝鲜在美国的全球布局中虽然不十分重要，但也是受美国保护的西方世界的前沿阵地。美国为了维持其在西方世界的威信、不失掉“自由世界领袖”的面子以及防止“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一定会全力保护南朝鲜，保卫西方世界免遭“共产主义侵略”，进而“遏制共产党在亚洲的扩张”。对此，作为超级战略家的斯大林，肯定心知肚明。苏联就是要纵容北朝鲜进行军事冒险，实现自己的全球战略目标。而KingRC明显缺乏全球视野和格局，在“解放南方、统一朝鲜”和急于建功立业的心情驱使下，被美国政府远东防御圈“不包括朝鲜半岛”的假象所迷惑，想当然地认为“即使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也不会干预”，轻易就入了斯大林所设的“局”。北朝鲜发动战争之前，根本没有做美国干预的任何准备，就轻率地对南朝鲜发动了军事进攻。
关于获得中国领导人支持问题。斯大林要求KingRC回国后马上去一趟北京，向“中国同志通报他们讨论的结果”，并表示“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就不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KingRC在4月下旬回国后，一直在进行战争准备，却迟迟不去北京，还对中国封锁消息。因为他知道主席当时不会同意。1950年5月12日，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北朝鲜大使催促，KingRC才不得不去北京，面见毛、周等中国领导人，通告他与斯大林讨论的意见。对于北朝鲜武力统一朝鲜半岛问题，中国一向持支持态度，也多次表示等到台湾解放以后，可以为朝鲜统一战争提供更多的帮助。也就是说，支持的前提是在中国解放台湾以后。因此，主席等人在听了KingRC的通报后，很是诧异。因为他们也刚从莫斯科回来，却对此事一无所知。所以，中方明确表示需要求证斯大林的意见。中方随即电报向莫斯科求证，斯大林很快回电说：“因形势发生了变化，苏联同意朝鲜同志的意见，但此事一定要经过中国同志的同意；如果中国不同意，那就要推迟。”这时，中国被逼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内心肯定是不同意的，因为中国的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尤其是台湾尚未解放；此时北朝鲜发动战争，必将对中国的解放战争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但兄弟党和国家准备发动民族统一战争，苏联老大哥已经明确支持，又不需要中国提供任何帮助。对此，中国既没有反对的理由，更没有制约的手段。在中国领导人询问“美国干预怎么办”以及“需要什么帮助”时，KingRC信心满满地说：“美国不会干预”，并且“所需要的一切斯大林都给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好认可北朝鲜的决定。这次KingRC到北京，双方的会谈是不欢而散。
也就是说，对于通过武力统一朝鲜半岛这个问题，中朝两国高层没有不同意见；但在发动战争的时机上，中国和朝鲜是有巨大分歧的。一个多月后，1950年6月25日凌晨4时，北朝鲜在三八线上向南发动大规模进攻，朝鲜战争爆发。第3天（6月27日），美国政府命令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台湾港口，并开始在台湾海峡巡逻，“阻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中国最担心的事很快就发生了。由于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台湾问题被搁置至今。在苏联的操控下，中国无奈地接受了北朝鲜军事冒险行动的苦果。
志愿军入朝的初期，KingRC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兵朝鲜，帮助北朝鲜顶一阵。基于这个想法，中国入朝部队的军事指挥权自然由北朝鲜领导人掌握。但主席和彭总对此坚决不同意。彭总到达北朝鲜实地了解情况后，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朝鲜党一切无长期打算，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从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军事指挥异常幼稚”等等。在彭总看来，为了“对几十万士兵负责”，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北朝鲜人指挥的问题。这样，中朝在军事指挥权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严重分歧和争执。在第一、第二次战役期间，中朝军队基本上是各打各的，没有形成统一指挥，也就谈不上战役协同，双方甚至还发生误击事件。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必须尽早解决。
为了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主席决定：一方面请中朝两军最高指挥官直接面谈，协调双方立场；一方面电告莫斯科，向斯大林反映意见，以求得到支持。斯大林很快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中朝军队”。鉴于斯大林的态度，加之当时北朝鲜人民军主力大部已经溃散，KingRC不得不做出妥协。1950年12月3日，也即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期间，KingRC专程赶往北京，与主席商谈并决定：组建中朝联合司令部；凡属作战问题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以彭总为联合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朝鲜方面的金雄、朴一禹分别为副司令员、副政委；明确此后凡涉及两国军队的联合命令，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至此，中朝军队的指挥权问题得到解决，朝鲜军队的指挥权交与中方，KingRC保证今后不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也就是说，直到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发起前，中朝军队才实现统一指挥。
由于中国的坚持和苏联的干预，中朝联军的统一指挥问题，至此从组织上得到了解决。由于北朝鲜人民军的高级将领大多是从中国回去的，如金雄、朴一禹等都是延安抗大毕业，担任过八路军干部。联合司令部组建后，中朝联军的军事指挥基本上是顺畅的。对于北朝鲜而言，由于涉及国家主权和尊严，加上长期以来朝鲜对中国依附和朝贡的历史因素，让他们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在民族感情上确是难以接受。中国在军事实力和作战经验上都具有绝对优势，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为保证战争胜利，也为了“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必须把军事指挥权集中在自己手里。
1950年12月31日，中朝联军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最远进抵三七线。由于战线拉长，补给困难，志愿军此时已成强弩之末。并且，在战役过程中，中朝联军并没有消灭多少敌人。彭总认为联合国军是有计划地撤退，遂于1951年1月8日命令停止进攻，全军转入休整。此举得到了主席的支持，但却引起KingRC和北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1月10日晚，KingRC专程赶到彭总的指挥部，强烈要求乘胜追击，认为即便“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彭总拿出主席的电报给KingRC看，KingRC则宣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的集体意见”，还通过苏联驻朝鲜大使给彭总施加压力。
1月11日，彭总收到主席急电，提出“如KingRC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对此，彭总和KingRC进行了一次长时间和更加激烈的争论。针对朝鲜方面 “只要乘胜追击，美军就一定会退出朝鲜”的种种说辞和反复纠缠，彭总甚至有些不耐烦了，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都是从愿望出发；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而又不作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还要三个月，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彭总还根据主席的电报，进一步提出：“在前线的人民军4个军团（约12 万人）归你们自己指挥，可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在休整结束后南进作战。”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据说双方都拍了桌子。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战役指挥上的争论后，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总同志手里”。并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驻朝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总的指挥。此时，主席也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月14日致电KingRC指出：“在最近2-3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军队要克服严重困难，并完成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具体包括:用经过训练的新兵补充部队，使经过训练的新兵学会老兵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武器装备；恢复铁路；准备好给养和弹药；改善运输和后勤工作。只有做好这些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并认为，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主席所说的那些工作，没有2-3个月根本无法完成，实际上是设定前提。
对此，KingRC被迫再次妥协。1月16-18日，在与彭总会晤时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为了今后更好地实施进攻，而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从军事角度讲，彭总的主张当然是实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据的，而朝鲜领导人一厢情愿、一味蛮干的情绪，显然是受到其政治考虑和其他因素影响的。然而，彭总的话和主席的电报说的很重，也戳了北朝鲜的老底。KingRC心中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苏联驻朝大使后来报告说：“中国军队打了胜仗而不乘胜追击，明显地追求在三八线地区停止战争，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事实证明主席和彭总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1月25日，即中朝联军转入休整的第17天，联合国军开始发动大规模进攻；如果当时中朝联军继续南进。后果不堪设想。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后，中美两军经过7个多月的较量，基本上摸清对方的底牌，意识到“谁也不能吃掉谁”。为此，中国决定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但朝鲜方面对于停战谈判存有戒心，KingRC甚至认为这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最明显的表示”。在后来的谈判中，朝鲜方面又觉得中国让步过多。1951年下半年，特别是7月27日主席通知KingRC：如果美国坚持以现有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中国认为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这样，发动战争的北朝鲜将失去三八线以北的一些土地。KingRC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并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严重的政治打击。”当时的苏联驻朝大使注意到：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也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此时，中方希望尽早结束战争，而朝鲜方面不愿意接受“过多让步”的停战。由于中朝争执不下及其他因素，停战谈判迟迟没有进展。
然而，中朝双方对谈判的态度，不久便走到了各自的反面。1952年下半年，当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陷入僵局时，中方坚持战俘全部遣返的主张，否则就把战争继续下去。主席在给KingRC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而北朝鲜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KingRC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抱怨说：“敌方轰炸给朝鲜的城市和平民带来了极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拒绝接受敌方的条件。”KingRC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以前都是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双方又陷入巨大的矛盾之中。对中朝双方的分歧，斯大林出于继续把美国拖在朝鲜战场的战略考虑，复电支持中国的主张，表示：“中国同志在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此时，中国不愿意接受有失尊严的停战条件，北朝鲜则因为每天都在承受巨大损失而希望尽早结束战争。
在停战问题上，中朝双方的分歧和矛盾是巨大的：KingRC考虑的是北朝鲜的实际利益，主席着眼于东北亚安全和国家尊严，斯大林则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屡次支持了中国的主张。斯大林1953年3月去世以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战争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对朝鲜停战谈判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加之美国在战俘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让步，交战各方（不含南朝鲜）最终在1953年7月27日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及其附件。由于志愿军的装备已经得到极大改善，在三八线上的防御工事也日臻完备，战争形势已经明显对中朝联军有利。如果不是斯大林去世，抗美援朝战争肯定还会打下去，直到战俘问题按中国的主张得到解决。当然，历史无从假设。
朝鲜战争停战后，为对抗留驻朝鲜半岛的美军，数十万志愿军继续驻扎在朝鲜。这让KingRC和北朝鲜感觉很不自在。战后，北朝鲜的重建政策出现偏差，经济上出现了严重问题。这在北朝鲜劳动党内部引发了强烈不满，一些干部引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批评北朝鲜党所犯的错误。这使KingRC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挑战。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批判。北朝鲜党内借此加大对KingRC的批评。为了稳固地位，KingRC开始拉拢新苏派，打压持有异议的党内高级干部，特别是从中国回去的所谓“延安派”。一些“延安派”高级干部（如贸易相、平壤市书记、驻苏大使等）为躲避“无情打击”，纷纷逃往中国。KingRC就向中国要人。这引起了主席的严重不满，直接指责KingRC“搞斯大林的肃反那一套，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党内充满恐怖情绪”。主席还让米高扬陪同彭总专程去平壤，要求朝鲜劳动党撤销针对“延安派”的八月全会决议。对此，KingRC提出的条件是“中国把志愿军撤了”。但主席不同意，而是迫使KingRC承认了错误。这也加深了KingRC对主席和志愿军的不满，中朝关系迅速转冷。顺便说一句：朝鲜的“延安派”干部大多是军人，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不善权术又性情耿直，最终在政治斗争中一败涂地。留在朝鲜的“延安派”，如金斗奉、崔昌益、金雄、朴一禹、方虎山等，后来都被整得很惨。
KingRC不满中国干涉北朝鲜内部事务以及志愿军长期驻扎，想尽办法摆脱中国的控制，特别是摆脱志愿军。KingRC甚至想借助联合国的名义赶走志愿军。1956年11月，北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备忘录，提出让联合国出面协助解决朝鲜问题。中国回电北朝鲜指出：”联合国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参战的一方，而且联合国只承认南朝鲜政府，故没有资格出面协调。”主席在11月30日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中，对北朝鲜提出严厉指责：KingRC要赶走志愿军，他可能要走铁托的道路，更可能走纳吉的道路。当时中苏关系仍处于蜜月期，因此苏联政府也支持中国，认为“志愿军继续驻扎在朝鲜，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
对此，KingRC对志愿军驻扎在北朝鲜是耿耿于怀却又无可奈何，中朝关系逐步恶化。为了制衡中国，朝鲜领导人开始向莫斯科大献殷勤。KingRC当时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到1957年以后，中苏关系开始出现一些微妙变化。中国为了寻求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对北朝鲜的态度开始转变，主动采取一些措施改善与北朝鲜的关系。
1957年11月，主席对KingRC说：“鉴于朝鲜的局势已经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可以全部撤出朝鲜了”。KingRC听后是大喜过望，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谢。之后KingRC两次致电主席，表示朝鲜劳动党中央赞成志愿军回国，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双方最后商定：朝鲜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要求中美双方撤兵；中国政府再表示响应和支持，然后开始单方面撤军。从1958年3月15日开始至10月26日，志愿军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国。此外，中国撤回志愿军，还有一个考虑因素是减少军费开支。毕竟30万志愿军长期驻扎在朝鲜，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可以佐证的是：1958年4月，中央以第一批回国的志愿军第19兵团部、工程兵指挥部和后勤2分部等部队为基础，组建了特种工程指挥部，直接开往大西北，建设核试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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