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云川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提起美国的经济，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大名鼎鼎的华尔街（Wall street）。17世纪时，华尔街是荷兰殖民者为抵御英军修筑的一堵土墙。百余年后，华尔街两旁布满了金融机构。纽约证券交易所、纽约期货交易所、纳斯达克、高盛、摩根……与资本博弈的过程中，华尔街不仅与美国经济紧密联结，也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风向标。
有意思的是，晚清时期的中国也有一条类似华尔街的金融街，这条街的金融机构也曾与清王朝财政紧密联结。这条街不在上海，也不在北京，而是位于今天的山西省平遥县。
晚清开埠后，国内金融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外国资本银行，另一部分是本土票号和钱庄。据学者统计，全国共出现过的五十余家票号中，有43家分布于山西，其中平遥占22家。为何晚清的金融中心会在平遥？其金融中心的地位又经历过怎样的沉浮？
山西平遥，一直以来以明清古城保存完好而闻名全国。漫步在平遥古城，不能错过的是古城西大街与南大街，西大街被誉为“大清第一金融街”，这里曾诞生了我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票号。
平遥古城日昇昌票号 摄影/李森 来源/图虫创意
所谓票号，是指集汇兑、存款、放贷于一体的金融机构。学界一般认为，票号的出现意味着现代银行业的发端。文人余秋雨还曾给日昇昌票号起了个有趣的别名——“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印象中，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中也有许多高光时刻，更早之前难道没有出现银行？我们熟知的柜坊、飞钱、交子对于金融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银行业的发展轨迹大致经历四个阶段，即货币—货币兑换与保管业—货币经营业—银行业。严格来说，古代只是出现了部分金融业务的雏形，并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银行业。
比如唐宪宗时期，由于铜钱较少且携带不便，产生了早期的铜钱汇兑业务“飞钱”。商人们将钱交给官办的进奏院，领取文券，随后前往目的地，通过文券领取钱购物。“飞钱”业务的核心是汇兑。为了维持机构运转，进奏院每次交易时都会收取一定的“汇费”。又如宋代，朝廷曾下令停止四川部分地区的铸钱业务，为了便于货币与商品流通，人们发明了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铺”与当代银行存在很大不同。交子铺拥有百分百的兑付能力，并不会将现金用于进一步投资。
因此，某种意义上讲，晚清的票号集汇兑、存款、放贷于一体，对金融业发展具有突破意义，票号初步具备了现代银行的特质。
那为什么票号这类金融机构会率先诞生在山西的县城呢？
清代平遥位置示意图 底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标注/国历君
我们还得了解平遥的地理位置与商业文化。平遥位于山西省中部。清代的山西省域狭长，境内地貌主要以山地、丘陵为主。山西人很早便开始从事商业贸易。明清之际，山西的晋商闻名全国。《乔家大院》《走西口》等诸多电视剧都曾刻画过晋商辉煌的创业历史。到了清代，晋商贸易网络已遍布全国，山西商人不仅在北京等地设置商铺，还“走西口”，发展西北边境贸易。平遥作为山西中部的主要城市，一直以来就是南北货物交流的必经之地，也是晋商主要的聚集区。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货币安全问题令人烦恼。每年年终结算时，各地往往需要输送大宗银两。票号出现以前，银两主要靠镖局押解。押解路程时间长，还常常会遭遇抢劫。晚清，天理教起义爆发，灾荒事件频发，银两运送安全问题也受到商人的关注。这次，一家名为“西裕成”的颜料庄开始酝酿一个创新想法。“西裕成”颜料庄总部设置在山西平遥，庄内财力雄厚，分号开至京师、天津、汉口、成都等大城市。汉口分号经理雷履泰在仔细观察分析后，敏锐地觉察到异地汇兑机构的巨大市场潜力。经过一段时间筹备，日昇昌票号于道光年间诞生。
“日升昌记” 纸币票样 来源/傅为群《山西票号鼻祖——“日升昌记”纸币》
不久之后，平遥城内出现多家票号，并逐步影响到附近的介休、太谷、祁县等县。在日昇昌票号所在的西大街旁，还有南大街，晚清许多票号聚集于此，如百川通票号、合盛元票号等等。平遥县城的票号控制着中国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金融机构，因此，平遥南大街一直有“中国华尔街”的美誉。
票号初办时，主要以异地汇兑业务与放贷为主。谁也没能想到，几间小小的票号，会在日后的几十年一度掌握着清朝经济命脉。
今天的美国华尔街之所以备受瞩目，不仅在于街旁众多的大型金融机构，还在于其巨大的经济影响力。1929年经济大萧条前夕，华尔街股市暴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雷曼兄弟破产……华尔街总是最先感知美国经济变化的地点。而日昇昌票号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开始与清廷合作，对国内乃至国际的金融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早期山西票号的业务受众主要是工商铺户，形式是异地汇兑，尤其是商埠之间汇兑。商人们在A地的票号存入银两，换取汇票，到B地凭借票据，取出银两。为了防止假冒事件发生，票号还设计了一系列防伪记号，比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用晋、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州名转化；银两数目编入“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等五言诗，形成了成熟的密押制度。
信用度增加后，山西票号业务逐步拓展，逐渐与清政府财政产生联结。比如捐纳的款项，清政府将官衔出售，换取银两。道光年间以后，票号与北京银号合作，汇兑捐纳款项。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公款汇兑业务开始通过票号进行。据学者研究，晚清时，许多军饷、赔款、丁粮、厘金、赋税等款项都由票号过局。最典型的是《辛丑条约》赔款汇兑。《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承诺各国赔款本息共 10亿两白银。这么多的赔款从何而来？当时的方案主要是各省摊派，各省巡抚需要按时将银两送达口岸。这对于离口岸较近的巡抚来说运输不难，但是对内陆省份巡抚来说而言，运输银两则是大麻烦。如果不能按时送到，官员们还存在被免职或杀头的风险。票商们预判到其中的商机，开始积极联系承办的藩库，表示希望能够承担公款的汇兑业务。后来，慈禧西狩途中，下令各省把赔款交给票号，再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不仅如此，山西票号的汇兑业务影响力还超过本土。山西票号成立之初，有着“汇通天下”的愿望。从日后的发展来看，这一愿望也算是得以成真。19世纪末，朝鲜成立了山西票号代办所，主营国际汇兑业务。20世纪以后，山西票商上书朝廷，希望在日本开设分号，在海外也承办汇兑业务，保护华商的利益。1907年，山西票号在日本神户开设“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这大概可以被视为中国第一家开办的海外银行。至此，山西票号的影响力扩大到海外。不仅如此，山西票号也与美国花旗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正金银行、英国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产生业务往来，稳固其金融中心的地位。除了商业汇兑外，山西票号也承担其他金融业务，比如给工商业铺户贷款。以日昇昌票号为例，其收入来源之一便是贷款利息，日昇昌的存款一般无息或低息，贷款则可以收取五厘到一分的利息。战争爆发时，票号积极向清廷提供贷款需求。甲午战争时，山西票号曾与北京银号一同提供了一百万两贷款。一些金融衍生品也出现在票号中。1898年，朝廷曾以盐税为担保，发行了“昭信股票”。这项股票业务主要交由京城的票庄和钱店执行，百川通、新泰厚、存义公等山西商人的票庄都参与其中。昭信股票 来源/肜新春《管窥晚清“昭信股票”发行》金融一词本身意味着风险。与当代众多金融机构一样，金融风险也出现在票号行业之中。最初，清政府与票号的接触十分精神。一般而言，清廷的办公经费和专用经费主要是派军队送达京城或用款地点。不过，晚清一系列突发战争，使清廷不得不变通，开始通过票号办理汇兑业务。太平天国起义后，南北交通阻隔，前线战事吃紧，朝廷采用票号汇兑饷银。不过，票号毕竟是金融机构，倒闭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一些外省商人开办的票号，信用度相对不高。朝廷为此多次展开讨论，呼吁谨慎对待票号。太平天国战争平息后，商汇京饷的业务一度被朝廷禁止。不过，由于京饷汇兑已是大势所趋，这项业务很快又由山西票商接受。到了清末，许多官款存放于山西票号之中。在官员的支持下，山西票号的收益呈现了指数级增长。清政府尝试规范金融行业，20世纪初出台《银行法》，规定票号等金融机构的设置，必须先向户部领取部帖，然后方能开业。
然而，与华尔街不同，平遥金融中心的地位没有持续至今。
这一方面是源于外资银行的竞争。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后，许多西方国家在通商口岸设立外资银行吸收存款。现在前往上海外滩，还能看到汇丰银行等多家外资银行的旧址。
另一方面是因为票号自身发展的滞后。票号本质上是私人金融机构。晚清，邮政、船运等银行业发展后，票号的业务大大萎缩。拿邮政发展来说，邮政信局开通后，也开始承担汇兑业务，这客观上分走了票商们的蛋糕。
雪上加霜的是，现代银行开始加入业务竞争。山西票号有五成以上的汇兑业务是公款汇兑。20世纪初，清政府开始着力组建户部银行。资料显示，1902-1908年间，票商的公款汇兑业务在六年间下降了八倍之多。其实，户部银行也曾想过与山西票号合作。1904年，户部银行组建之初，户部尚书曾向山西票号抛出橄榄枝，但遭到票号的坚决拒绝，不允许票庄经理入股。最后，户部银行转而与浙江绸缎商人入股筹办。后来，户部银行因人力财力不足，仍几次想与山西票号合作，但都无疾而终。户部银行作为官办银行，信用度更高，成立之后原本的公款汇兑业务自然也无需山西票号承担。
面对日薄西山的票号，部分开明票商也曾萌生改组的念头。光绪三十四年（1908），山西票号的大掌柜李宏龄曾邀请祁县、太谷、平遥的票号共同组建晋省汇业银行，但由于内部不团结，壁垒重重，这一计划也未能实施。
在山西票号承揽的业务中，公款汇兑业务是大头。清末随着流通货币的标准化，汇兑业务生意逐渐消亡。随着越来越多商业银行、钱庄、外资银行参与竞争，山西票号优势不再，新的金融机构以更高的存款利息，更灵活的信贷业务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优势，山西票号逐渐失去了长江沿线与沿海城市的业务。
这么看，平遥作为“中国的华尔街”主要是在19世纪。那么19世纪，真正的华尔街经济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美国自诞生起就与资本市场产生密不可分的联系。1782年，独立战争结束，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受荷兰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英国跨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影响，美国自出生起就有强大的资本文化。18世纪末，美国曾尝试建立中央银行，但没有成功，华尔街主要还是由大型金融机构自主管理。跨入19世纪后，华尔街上充斥着渴望金钱的股票经纪人与经济公司。
19世纪的华尔街股票交易已经相当活跃，1817年，纽约证券和交易管理处成立。股票与资本推动了美国的开发，如修建运河。纽约州的克林顿市长致力于修建西北伊利运河，希望以此打通航运，给纽约带来更大繁荣。然而，当时修建运河并不是小数目，足足需要七百万美元。后来，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参与其中，使这一计划的实现成为可能。这是华尔街股票市场的一次初步尝试。1825年，伊利运河顺利完工。此后证券交易所又推动了美国国内铁路建设、石油勘探等多个项目。再如1861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北方银行家利用民众的爱国热情，大量发放战争债券，资本的力量对南北战争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战争使得华尔街成为资本市场融资的主要地点。
1884年道琼斯指数出现，1889年《华尔街日报》开始创办，1890年后投资银行业务出现……到了19世纪末，华尔街在一系列金融创新中走向繁荣，它已不再是一条普通的街道。
再将目光放回中国。民国以后，平遥票号纷纷歇业，最早的日昇昌票号也于1932年歇业，改营钱庄。此时，随着大量外国资本大量流入，上海一跃而起，新的“中国华尔街”在上海滩悄然出现。
王治胜：《票号、官员与政府：华北社会的商业逻辑——以山西票商为例》，《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8年。
侯亚宁：《山西日升昌票号兴起原因探析》，《小品文选刊》，2017年。
王玉爱：《从日升昌票号兴衰看清代金融业发展》，《文史月刊》，2017年。
崔宇琛、王玉爱《日升昌票号的兴衰》，《人民周刊》，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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