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龙杰
本文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
从二元对立出发只能制造敌人
从交流互鉴着手则会获得朋友
五月榴花照眼明，丝绸之路风韵点亮了夏日的古都西安。5月18日至19日，中国—中亚峰会在这里举行。
如果了解中国对外交流史，当中亚五国总统专机陆续掠过西安上空，或能感觉到，机翼摩擦空气的爽利呼啸，与古丝绸之路上的驼铃悠扬，形成了今古呼应，现实与历史彼此镶嵌在了一起。
中亚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是东来西往、南上北下的通衢，总面积约400万平方千米，人口近7800万。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当代外交关系始于中亚五国独立。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正式解体。尽管曾为挽救苏联奔走呼号，但中亚国家最终也选择顺应历史大势，宣布独立。12月27日，中国迅即宣布承认中亚五国独立，成为世界上最早承认中亚五国独立地位的国家之一，并于次年1月先后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自此拉开与当代中亚国家关系的序幕。
中亚国家甫获独立，面临着建国与建制的双重任务。对于草创时期的中亚国家而言，获得世界大国的承认与支持十分重要。在此背景下，又加之与中国地理毗邻，中亚国家十分重视发展对华关系。1992年3月，应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卡里莫夫在建交两个月后，成功对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表明了塔什干和北京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并签署了15份关于中乌伙伴关系的重要文件。
卡里莫夫成为首位受邀访华的中亚国家元首并非偶然。一方面，乌兹别克斯坦是内陆国，与中国不接壤，不存在未解决的边界问题等“历史包袱”；另一方面，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传统大国，人口为中亚五国之最，约占中亚人口的一半，其外交政策可在相当程度上代表和影响中亚地区的“风向”。
此后，1992年5月，时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对华进行正式访问。1993年3月，塔吉克斯坦国家元首、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拉赫莫诺夫（后更名拉赫蒙）正式访华。1993年10月，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对中国进行首次正式友好访问。
但总体而言，当时中国与中亚国家这些“年轻的邻居”彼此尚缺乏了解。此前作为苏联的地方一级，这些中亚国家甚少独立外交实践，又受中苏对抗影响对华存在认知偏差。纳扎尔巴耶夫在《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一书中忆及其首次访华时就感慨，这次访问使他“从中苏对抗时期的定式思维中走出来，发现整个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大潮”。
从中国角度而言，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是外交上的重要考量。具体到西北方向，中国需谨慎应对苏联解体给欧亚地区带来的地缘政治巨变，防止阿富汗内战、塔吉克斯坦内战、“三股势力”、毒品和武器走私等安全威胁对我国西北稳定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尤其要稳妥解决好与邻国的边境问题。原中苏西部边界，已分别成为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
1994年4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对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四国进行了访问。其间，中方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中哈国界协定，确定了除双方未协商一致的两块争议地区以外的中哈边界线走向，同意继续谈判解决尚未达成一致地区的边界线走向问题。
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在打开局面后发展迅速。1994年10月，卡里莫夫第二次访华，两国缔结了领事协定，为两国公民互访奠定基础。1995年9月，纳扎尔巴耶夫访华，双方就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两国友好关系签署了联合声明。1996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其间，中吉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及中吉国界协定等5个文件，确定了除一块争议地区以外的中吉边界线走向。
值得一提的是，中、哈、 吉、 俄、 塔五国元首1996年4 月在莫斯科签署了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又于1997年4月在上海共同签署了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这两个多边协议彻底结束了中苏对抗时期重兵压境的状态，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北部、西北部邻国间的安全信任，曾经的军事对峙前沿转变为一个广阔的安全带和信任带。上述多边谈判机制，也成为后来“上海合作组织”的雏形。边界问题的解决对中国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发展具有突破性意义。
至此，中国与中亚国家确立了睦邻友好关系。但与政治、安全领域的“大破大立”相比，经贸合作更多呈现出“萌芽”特点和“民间性”。这主要缘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尚未搭建起自己的经济体系，塔吉克斯坦甚至还深陷内战泥淖，双边经贸合作潜力尚处于待挖掘状态。1992年时，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年贸易额为4.59亿美元，1996年时为7.76亿美元。其间，中亚五国在中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在0.24％~0.31％间徘徊。
尽管规模不大，但中国向中亚国家主要出口日用品、食品和家用电器等，贴近民众衣食住行，“中国制造”在中亚名气很响，同时也时常被污名化。一些敏锐的中国商人也抓住了打破隔阂后的“历史窗口”，前往中亚淘金。当时最让中国商人“中意”的是在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那时也是首都）北郊的大“巴扎”巴拉霍尔卡。这个市场规模很大，既有汽车等“硬货”，也有服装、烟酒、糖果等“轻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继续加强同中亚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同时，开始深耕能源和安全合作等方面。
中亚地区油气资源丰富。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是世界主要产油国之一；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则是主要的天然气生产国，前者因拥有名列世界前茅的天然气储备而被称为“站在大气包上的国家”。此外，里海地区更是因20世纪90年代的能源“新发现”，一度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均是里海沿岸国家。美国前任副总统迪克·切尼在谈到里海时曾说：“我想不出什么时候还会有一个地区像里海这样突然具有了战略重要性。”美国1997年《国家安全报告》甚至明确将里海地区石油资源列为继中东和美洲之后的第三大潜在进口来源。
作为“21世纪的能源基地”，中亚与作为能源消费大国的中国具有良好的互补性。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自1993年以来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亟须破解如何扩大进口来源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明确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而中亚国家也希望通过能源出口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提高社会生活水平，更通过能源出口的多元化获得能源和经济上的独立。
在这股“走出去”的大潮中，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简称“中石油”）来到了哈萨克斯坦。以1997年中石油获得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项目的资产经营管理权为标志，中国与中亚的油气合作正式启幕。
接收中哈原油管道输入哈萨克斯坦原油的“中国石油管道乌鲁木齐输油气分公司——阿拉山口输油站”，距离新疆中哈国境线中方阿拉山口口岸2.5公里处。图/中新
当时，国际石油巨头如雪佛龙、阿莫科、壳牌等公司也都在争相投资哈萨克斯坦油气领域。中石油在对哈投资环境进行综合权衡后，1997年6月购买了当时亏损严重的阿克纠宾石油天然气公司约60％的股份，成立了中方控股的合资公司。8月，中石油又赢得哈萨克斯坦乌津油田私有化项目的国际招标。
能源运输具有独特性，其中，管道运输最能综合兼顾成本、运量、安全等考量。毫无疑问，地理上的毗邻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提供了天然的便利。中哈双方1997年9月份签署协议，双方将联合铺设从阿克纠宾油田和乌津油田到中国新疆的全长3000多公里的输油管道。2003年6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哈时签署了尽快完成此项目的意向协议。2004年9月，中哈原油管道动工建设，这是中国第一条战略级跨国原油陆路进口管道。中哈原油管道全长2798公里，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分别于2006年和2009年实现全线通油，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跨国输油管道之一。
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中亚国家继续进行协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随后也加入进来。2009年12月14日，这段西起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穿越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和哈萨克斯坦南部的中亚天然气管道，在土库曼斯坦阿姆河右岸巴哥德雷合同区第一天然气处理厂举行了全线通气仪式，中、土、哈、乌四国元首共同出席通气仪式，即中亚天然气管道A线。2010年10月，与A线并行的B线投产运行；2014年5月，同样并行的C线投产运行，三线均在新疆霍尔果斯入境，与西气东输衔接。
ABC三线将中亚天然气管道全线输送能力提升至每年550亿立方米，成为连接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能源大动脉。这既解决了中国的能源需求，同时有效助力了中亚国家经济增长和能源出口多元化。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不断扩大外延，已覆盖油气勘探开发、管道建设运营、工程技术服务、炼油销售等诸多领域。例如，2017年由中哈联合建成的哈南线天然气管道既解决了哈萨克斯坦由西向东南部供气的问题，又可向北部地区供气。2018年9月，由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炼厂在完成现代化改造后，进而成为哈国首家具备生产欧Ⅳ、欧Ⅴ标准成品油的企业工程。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成为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压舱石”。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是中、俄、哈、吉、塔关于加强边境地区信任和裁军谈判进程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2001年1月，乌兹别克斯坦提出作为正式成员加入上海五国。同年6月15日，六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海合作组织自此成立。
2001年6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后改名为拉赫蒙）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在上海西郊宾馆逸兴亭举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非正式会晤。
这表明经历了近10年的磨合和探索，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已形成较明确的合作轮廓，即在双边和多边框架下加强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与繁荣。
2003年5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在莫斯科举行会晤时达成协议，设立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两个常设机构。2004年1月，在北京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时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德广被任命为该组织首任秘书长；6月，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第四次会晤在塔什干举行，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正式挂牌。这标志着成立3年的上合组织正式完成创设，进入全面发展时期。
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位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市东北部，是一栋3层楼，占地约1公顷，主体建筑呈U型。主楼正门前矗立着4根高大的圆柱，门上方是反恐机构的牌子。
自上合组织成立之初，安全合作就是各成员国关注的核心议题。设立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旨在同成员国和国际组织负责打击“三股势力”的有关机构保持工作联系。当然，随着地区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与时应势，合作领域不断拓展至经济、能源、交通、人文等领域，并不断吸收新成员，所秉持的“上海精神”也超出了过去的地理范围。
上海合作组织是迄今唯一在中国境内成立、以中国城市命名、总部设在中国境内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在中国已参加的众多多边外交活动中，上合组织是迄今最成功的活动之一。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标志着在最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首次在“三北”（东北、华北、西北）方向上处于十分有利的态势，并在中亚地区开始成为主导性力量之一。另一方面，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还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过去被动地加人现存的国际体系，开始转为主动地参与构建新的地区合作框架，由被动地应对国际和地区局势，开始转为有意识地谋划主导周边局势的发展。
2018年8月，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和平使命-2018”在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州举行。图/中新
不过，2001年的“9·11事件”曾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平添了一段小插曲。“9·11事件”后，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开始在战略上重视中亚地区。美国最直接的目的是打通中亚这条通道，成为其在阿富汗反恐的大后方，提供后勤和物资保障。俄罗斯当时出于缓和俄美关系的需要，默许美国的军事力量进入中亚。“大国平衡战略”是中亚国家的看家本领，美国的热情得到了中亚国家的欢迎，何况还得到了莫斯科的加持。在这种情况下，中亚国家获得了更大的平衡空间，与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下进行安全合作之外也拥有了其他选项。
但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除保障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外，还试图借机打破中亚地区过去的安全格局，形成对俄罗斯与中国的窥伺与挤压。这当然触及俄罗斯的“红线”。与此同时，美国挟“民主标杆的傲慢”对中亚国家进行民主“改造”，使中亚频生“颜色革命”之乱，例如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的“郁金香革命”、乌兹别克斯坦2005年的“安集延事件”，这对俄罗斯南部、中国西部的安全和稳定形成了威胁。
美国的“小动作”引起中俄两国警惕，更引发中亚国家的不满，2005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要求西方从乌兹别克斯坦及吉尔吉斯斯坦撤军。受“安集延事件”影响，乌兹别克斯坦也明确表态不再欢迎任何外国军事存在，在峰会后直接约见美驻乌大使，要求美军限期撤出。美国在中亚的这一轮“操作”无果而终，开始改变以往一味追求“民主化”的单边主义思路，推出以阿富汗为战略枢纽，推动南亚和中亚区域整合的“大中亚计划”。此后，又由较“硬”的政治、安全领域转到较“软”的经济、社会领域，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于2011年提出了所谓为中亚国家带来繁荣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搁浅。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发展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大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2009年，美国提出“重返亚洲”“加大在亚洲的战略存在”，2011年表示“将把美军的战略重心转向亚洲”，2012 年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的用意十分明显，通过所谓“重返”，为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筑起“亚洲堤坝”。
2013年9月、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伙伴关系。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斯塔纳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共同出席中哈企业家委员会成立大会。
中亚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响应和支持，还纷纷提出本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开展对接合作。如哈萨克斯坦提出“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签署产能合作的协议；土库曼斯坦提出“复兴丝绸之路”战略，塔、吉、乌分别提出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2040年发展战略和“新乌兹别克斯坦”2022-2026年发展战略，都与中国签署了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而在此之前，中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王缉思曾于2012年10月提出“西进”战略，当时引发了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战略界注意，将此解读为中国为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而在战略方向上的调整。
积极参与到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一带一路”倡议，给中亚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些古丝路上的国家由此“频抽新枝”。目前，中国是中亚五国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202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达到70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已是建交之初的100倍还多。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吉乌公路、中塔公路等大项目成功建成，途经中亚的中欧货运班列快速发展。中国与中亚初步形成了覆盖公路、铁路、航空、油气管道的全方位、立体化联通网络，既助力中亚各国产业升级、互联互通和民生改善，也为维护亚欧产业链供应链通道畅通奠定坚实基础。
例如，在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框架下，中哈产能合作不断结出硕果。得益于此，哈萨克斯坦在许多重要领域或迈出了第一步或创下了新纪录：铸出第一块电解铝，石油煅烧焦实现自给，全国最大铜矿在建等。
在哈北方城市巴甫洛达尔郊区坐落着该国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电解铝厂。该厂的一面纪念墙上，用中俄文列着承建方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色股份）员工的名字。有色冶金工业是中国的优质产能，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该项目已达欧盟环保标准，获得了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中方优惠性质贷款融资支持，总投资10亿美元，可年产25万吨电解铝。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第一块电解铝锭即在此浇铸而成。这解决了哈国工业发展此前因无法制铝而严重受限的难题。
受到哈方重视的还有巴甫洛达尔煅烧焦厂，哈总统和总理曾多次视察。该项目为中色股份的EPC（工程总承包）项目，合同总额约8100万美元，核心元素全部来自中国。2016年3月，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接见中方代表的镜头出现在了哈国家电视台的画面中，他用中文说了句“谢谢”，指出该项目“使哈萨克斯坦不仅无须再从国外进口此类产品，还将获得出口机会”。
在哈萨克大草原南部，在建的阿克斗卡铜矿是中哈“利益共同体式合作”的典范。“阿克斗卡铜矿是哈萨克斯坦最大铜矿，也是世界级大型露天开采铜矿，大概排在世界第三、第四之间。”该项目负责人陈正海透露，该项目完成后将极大提高哈在国际上的行业地位。
哈国家治理科学院国民经济学院院长维利乌尔·阿乌肯分析称，经济合作已成为当前哈中合作中最迫切的领域，“对于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而言，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机会，应当把握住。”
2016年6月22日，中乌两国元首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共同出席“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通车视频连线活动。该工程是中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成果，不但改善了乌方的基础设施建设，造福当地人民，也是中乌两国人民友谊与合作的新纽带。
当天下午5时35分许，在两国元首的见证下，一列火车穿过“安格连-帕普”铁路甘姆奇克隧道驶出。甘姆奇克隧道全长19.2公里，开挖总长度达47公里，是中亚地区最长的隧道。该隧道是“安格连-帕普”铁路工程的核心和最大难点，其建设关系到整个工程的进度。
2016年2月27日，中铁隧道集团承担的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帕普铁路卡姆奇克隧道全隧贯通。图/新华
“安格连-帕普”电气化铁路连通费尔干纳盆地与塔什干。此前，费尔干纳盆地没有直通塔什干的铁路，公路路况较差且受气候影响，当地居民通常只能绕经邻国乘火车前往塔什干。费尔干纳盆地面积近2万平方公里，物产丰饶，人口1000万左右，约占乌兹别克斯坦全国人口的1/3。考虑到当地民众生活出行与经济发展，乌政府十分重视盆地与外界的连通问题，2013年将该铁路线建设列入日程，被称为“总统一号工程”。
事实上，乌政府早在国家独立之初就将铁路修建列入日程，但由于技术制约、建设资金短缺等问题一直未能落实。在长时间的多方比选后，项目业主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铁路公司2013年7月与中铁隧道集团签订了总造价约4.55亿美元的设计施工采购总承包合同，并于当年9月开工建设。
时任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孙立杰介绍说，甘姆奇克隧道不仅是中乌非资源领域的最大合作项目，也是中国优质产能走进乌兹别克斯坦的成功范例。作为中乌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早期成果，随着隧道建设的不断推进，两国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合作也在不断发展。
当初不乏欧美企业竞争该项目，但均止步于建设该隧道的技术难题面前。中铁隧道集团项目施工经理肖辰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开挖的几十公里隧道中，总共需要经过7个不同的地质断层，进行山体爆破时，经常发生岩石爆裂弹射（岩爆）的现象，建设难度比他以往经手的任何一个项目都要大。“中国技术攻克了世界级难题。”肖辰裕说。
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出城向南约50公里，就到了“塔什干海”。此“海”实为修建于1963年的图雅布古兹水库，早先主要用于满足当地的季节性灌溉。自从“一带一路”的暖风掠过“海”上，这座水库又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新的福祉。
这座水电站是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乌两国领导人达成并签署政府间能源合作协议中的首个落地项目。项目业主为乌水利能源股份公司，由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和特变电工公司联合体负责建设。2019年3月27日，水电站举行了完工典礼。当地反响热烈，乌兹别克斯坦多家主流媒体对其进行了头条报道。
水电站可实现一年11个月不间断发电，年发电量满足1600户家庭的电力需求，约4年即可实现盈利。负责该水电站建设的东方电气项目经理孙剑峰介绍说，所有发电设备都采用中国制造，关键的水轮机技术和发电机技术都是中国自主知识产权，还创造了从开工建设到建成完工14个月的“图雅速度”。
谈起合作初衷，乌水利能源公司运行部主管伊布拉伊莫夫告诉记者，使用清洁能源是全球大趋势，乌兹别克斯坦近年来也提出了清洁能源国家规划，“该水电站不但极大地缓解了当地居民和企业用电压力，同时节省了数以万计的煤炭和天然气”。
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极度缺水的国家。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4年，世界人均水资源为5926立方米，而乌仅为531立方米，同时其水生产率（0.96）严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8.28），世界排名倒数。“此前，这些水流掉也就流掉了”，伊布拉伊莫夫说，现在通过修建水电站则大大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率。
“由于该项目有利于乌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中方在融资方面提供了配套便利条件。”中国驻乌使馆经商参赞金玉龙指出，作为中乌资金融通的一部分，该项目由业主自筹15％资金，另外的85％则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
除图雅布古兹水电站外，这样的项目还有三个。“塔什干海”大坝前的那三面旗子同样还飘扬在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州的大费尔干纳运河畔、苏尔汉河州的图帕兰格河畔和纳曼干州的阿汉加兰河畔。金玉龙表示，中乌在水电领域的合作得到了乌方的认可和极大欢迎，乌方对未来继续加深和拓宽合作表现出浓厚兴趣。
25岁的乌兹别克斯坦小伙子大山，盼望着在乌能有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大山是水电站项目中文翻译，本名叫劳山，大山是中文名字，曾通过中国政府奖学金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没有得到去中国留学的机会，现在可能会像父辈一样以种菜为生，收入十分微薄。“我现在早八点到晚五点工作，一个月能收入800多美元。”大山说。据乌国家统计委员会数据，2018年该国人均月工资约为232美元。“这个项目结束以后，我将继续参加下一个项目，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未来每月可以拿到1000美元。”大山说。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人文交流也结出累累硕果。早在2005年，海外首家签约孔子学院就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成。目前，中亚国家已有13所孔子学院，不仅深受当地民众欢迎，而且“桃李满天下”，培养的一批批优秀学子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交流合作的骨干力量。
对于长期在哈萨克斯坦工作的中国人来说，可以明显感觉到中哈民心的走近。近年来，《杜拉拉升职记》《我愿意》《青春派》等中国电影和《都挺好》《美好生活》等中国电视剧首次被译成哈语在哈电视台播出，受到哈观众热捧，收视率最高时达12％。中国民众也对哈萨克斯坦越来越了解，哈萨克斯斯坦歌手迪玛希在中国走红并走向世界，也得益于这一“东风”。哈总统托卡耶夫日前在接受采访时感谢迪玛希的中国粉丝，是“你们助他享誉全球”。
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介绍，随着去年塔吉克斯坦鲁班工坊启动运营，鲁班工坊这一职业教育国际品牌也落户中亚。先进的设备、丰富的教学资源，为当地青年提升学历层次和技术技能水平搭建了新平台。与此同时，中亚国家学生来华留学规模日益扩大，赴华留学成了越来越多中亚五国年轻人自己的“中国梦”。
此次在西安举行的首届中国—中亚峰会，是建交以来中国同中亚国家元首首次以实体形式举办峰会，也是新时代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完整、集中、系统向国际社会阐述对中亚外交政策。
对中国来说，周边地区是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但邻国多、陆海兼备，尤其边界问题并未全部解决，使中国的周边环境复杂且多变。
中国—中亚峰会会标。
近年来，中国周边形势的一系列变化，对国家安全和内部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中国为此着力加强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
中国陆地边界2万多公里，其中与中亚国家边界达3100公里。无疑，与中亚国家构建稳固的安全共同体，可直接缓解中国在西北方向的传统安全压力；与中亚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联合打击“三股势力”气焰，可为新疆的长治久安提供良好外部环境；与中亚国家构建互利共赢的经济共同体，则可通过区位优势拉动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解决国内东西部发展失衡问题。
总而言之，如果说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两股浪潮推动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推进更多是因应时代大潮，借助地理上的毗邻优势将彼此视为开展对外合作的优先方向之一，那么今天全球格局深度调整，唱衰全球化“悲声”此起彼伏，中国与中亚国家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无疑是对过去成功经验的确证。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古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重心一直在内陆，西北一直是重要的经略方向。尤其是通向欧亚大陆西部的丝绸之路，曾是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和通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翦伯赞将张骞“凿空”西域与哥伦布“发现”美洲相提并论：“张骞在公元前127年发现西域，其对于当时中国人的刺激，就像后来哥伦布发现美洲对欧洲人的刺激一样。”再从东西文明交流史的宏阔视角来看，中华文明正是在这个方向上广泛吸收外来文明的影响，含咀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铸技术等英华，兼容并蓄，成就己之气象。
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各族人民一道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为世界文明交流交融、丰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丝绸之路作为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通道，具有重要的文明交流史意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雅讲习教授荣新江因此指出，丝绸之路是一个交通道路的概念，但不是一般的交通道路，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文明交往的道路。
在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看来，国际关系是社会属性的，并且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国家行为都会受到传统、习惯、身份和理念的制约或改变，从二元对立出发只能制造敌人，从交流互鉴着手则会获得朋友。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当此之时，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可谓正当其时。中国—中亚机制旨在着眼各国当前需要和未来发展，加强互利合作，助力共同繁荣。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行动，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西安宣言》宣布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继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后，中国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也宣布在双边层面构建命运共同体，实现命运共同体在中亚的全覆盖。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就峰会成果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这是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在地区多边和双边层面全落地，为中国—中亚关系提质升级、合作换挡提速提供了战略引领，进一步彰显了六国在更高水平、更高标准、更高质量上开展合作的意志和决心。
在本届中国—中亚峰会的会标上，六瓣花瓣组成的石榴花环绕西安钟楼，恰似中国同中亚五国元首与各界人士齐聚西安，在共同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目标下，共叙传统友谊，共谋发展未来，为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共创人类美好未来提供了积极示范。
发于2023.5.29总第109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中国-中亚的“激荡30年”
记者：文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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