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高层近期为何密集互动?

作者:张腾军

本文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

国际社会对两国关系回暖的期待有所上升中美高层近期为何密集互动?
“我是中国人民的代表,为了捍卫中国利益而来,这是我的神圣职责。我是中国人民的使者,为了增进中美交流合作而来,这是我的重要使命。”5月23日,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锋抵达纽约后发表上述讲话。
近段时间以来,“交流”“接触”“沟通”重新成为中美关系的高频词,国际社会对两国关系回暖的期待有所上升。
中美高层近期为何密集互动?
进入2023年5月,中美高层交往逐步恢复,互动频次明显上升。图/CCTV 刘琦 
高层交往互动频次明显上升
2022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会晤并达成重要共识,为推动中美关系校准航向、重回正轨创造了来之不易的积极势头,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中美关系将因此迎来转圜改善的机会窗口。然而,此后美方的一系列错误言行导致两国高层交往陷于停滞,双边关系再结寒冰。
进入4月后,美国开始降低对华调门,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等官员先后表达希望与中方对话沟通的意愿,并试图通过不寻求对华 “脱钩”、不寻求两国冲突等表态释放缓和信号。随后的4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接受70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其中包括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尽管这并非一对一的会见,但时值中美关系的困难时期,同样引发外界关注。
到了5月,中美高层交往逐步恢复,互动频次明显上升。5月8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会见伯恩斯,指出当务之急是稳定中美关系、避免螺旋式下滑,防止中美之间出现意外。10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同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晤,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进行了坦诚、深入、实质性、建设性的讨论。11日,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应约会见伯恩斯,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各自关注的经贸议题交换意见。2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广岛参加七国集团(G7)峰会期间对媒体放风称,与中国的关系将“很快”得到改善,并称“气球事件”是愚蠢的。23日,新一任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抵美履新,并在25日向美国国务院礼宾司司长吉福德递交国书副本以及会见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双方会谈气氛良好。25日至26日,王文涛在赴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先后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与贸易代表戴琪,中方新闻通稿称与前者的会谈“坦诚、专业、建设性”,与后者的会谈“坦诚、务实、深入”,美方也做出了类似积极的评价。
从上述交往情况看,在经历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事件后,中美双方正通过重启新一轮高层互动,为两国关系逐步“解冻”创造有利条件。
中美战略平衡正向中方加速倾斜
当前,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面临严峻挑战,始作俑者在于美国。解铃还须系铃人,美方需要首先采取措施为两国紧张关系止损降温,这也是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的应有之义。观察中美此轮互动,大约出于几方面原因:
一是美方认识到两国恢复接触、管控风险的重要性。“无人飞艇”事件发生后,拜登政府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进行大肆炒作,不仅单方面推迟布林肯原定访华计划,中断两国高层交往,还采取用导弹击落业已离境的飞艇这种极具政治表演性质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落实元首共识、共同探索相处之道的积极势头,导致中美关系陷入新的低谷。
然而,对美国而言,这不仅没有为其带来任何实在的利益,还因为不专业且完全错误的处理方式饱受国内外批评。在这期间,由于台海局势的紧张升级,美方更加切实感受到两国发生军事对抗乃至冲突的巨大风险。而去年8月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台给两国关系带来的震荡余波还在,两国花费了很大力气才重回对话轨道,拜登政府非常清楚突发事件可能带来的巨大冲击,必须寻找机会稳定对华关系。
换言之,美方尚未做好脱轨翻车的军事和外交准备,而长时期缺乏接触对话只会加剧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如何在努力“竞赢”中国的同时避免两国竞争对抗滑向不可控的深渊,成为拜登政府内部正在激烈辩论的重大课题。这一辩论的前景尚不明朗,但至少从目前看,拜登政府认为双方需要通过恢复接触对话认真讨论实质性问题、澄清相互战略意图、避免摩擦升级失控。
二是今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高潮迭起,中美战略平衡正向中方加速倾斜。2023年以来,随着中国优化调整防疫政策,中外交往有序恢复,中国外交按下“加速键”,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步入“快车道”。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接待亚洲、欧洲、拉美非洲等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访华,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元首外交新高潮。中方还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两份重要文件,成功斡旋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为推动解决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作出重要贡献,展示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和风范,得到各国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
与此同时,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方坚决开展对美斗争,针对美方错误言行进行有力回击,并持续向国际社会揭露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做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作,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对此,美方日益感受到两国战略互动的天平在向中国倾斜,其曾经声称的“通过实力地位与中国打交道”的尝试未能达到预期。
三是美国对华政策正在进行反思和调整。面对中国大国外交的新气象新局面,美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开始反思其对华政策是否需要调整。过去两年来,美国在对华事务上频繁造新词,近来更鼓吹所谓“投资、协同、竞争”的对华策略,誓言要千方百计在关涉未来十年国运的竞争中胜出。为此,美方精心编织“民主对抗威权”的冷战意识形态叙事,试图通过构建全球民主联盟与对华精准遏压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其“竞赢”中国的目的。
但这一策略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一方面,在拜登政府延续对华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等做法的情况下,2022年中美贸易额再创新高,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两国经贸关系不仅没有实现所谓“脱钩”,反而绑得更紧。同时,2023年中国经济的企稳回升态势受到世界瞩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纷纷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寄望于中国带领世界经济走出疫情阴影。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管控好经贸分歧,携手为各国带来更大发展机遇。
面对全球经济环境变化、国内高通胀及银行系统危机等事件的冲击,焦头烂额的拜登政府更需要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和双边经贸关系等问题上与中方加强沟通对话。近来,耶伦、雷蒙多及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等人多次释放希望尽快访华的信息,更表明相关议题在美国对华议程中的重要性有所上升。或许更棘手的一点是,面对来势汹汹的新一届国会尤其是共和党主导下的众议院,拜登政府也担心其对华政策被国会反华势力绑住手脚,进而影响在乌克兰危机、气候变化、朝核及伊核等全球和地区性问题上与中方合作的实际需要。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联盟制华”的策略,正在美国盟友和伙伴中引发越来越大的反弹和抵触情绪。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并不符合本国的最佳利益,追随美国搞对华打压更将破坏对华关系、扰乱全球和地区秩序,贻害深重。美国不断构建各种针对中国的小多边联盟网络,本身就是给其盟友伙伴出难题,是将“美国优先”置于“盟友优先”之上,自然不可能获得广泛拥护。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4月访华后公开表示,欧洲必须坚持战略自主,避免成为美国的“附庸”,并在台湾问题上避免卷入中美之间的对抗。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近日提到,马来西亚愿和中国友好相处,但“美国到处和人讲:请对抗中国,请施压中国,制裁中国”。这些言论不同程度反映了欧洲和亚太国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态度,美国对此心知肚明。美国国安会“印太战略”主管米拉·拉普-胡珀近期就承认,美国寻求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是“管理同盟关系的一个重要工具”,美国希望给盟友和其他亲密伙伴一些“喘息空间”,以便让这些国家能够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 
两国关系能否止跌企稳?
中美高层互动的增加,当然有助于两国关系止跌企稳。但需要先对此轮互动的性质进行界定,确定当前两国关系是否发生了基础性的变化。应该说,近一个多月来两国的密集交往,首先是针对年初以来长时间不正常状态的纠偏,是基于各自国内外环境而作出的合理选择。从目前看,其主要成果在于对话渠道的逐步恢复,尚未就两国关系的相处原则或功能性议题取得突破性共识。因此,针对双方此轮互动的预期应首先停留在为两国关系止损降温的层面上,不宜注入过多积极预期。更需保持清醒的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间存在的重大矛盾分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化解。换句话说,增加高层交往只是起点,而非终局。
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角度看,未来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或许更多。从人事上看,外媒将此轮美国对华姿态变化解读为拜登政府内部对华“接触派”的功劳,认为常务副国务卿、主管对华事务的最高外交官舍曼在“无人飞艇”事件后推动中美关系软着陆上做了不少工作。而分管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兼“中国屋”负责人华自强更在3月就低调访华听取中方社会各界声音,实现两国工作层的面对面交往,这些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相对理性、温和的力量。但近期舍曼和华自强先后宣布将在6月底退休和卸任,似乎预示着这股力量在新一轮对华政策班子调整中遭到削弱,而对华强硬的声音仍然强大,这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并非积极稳定信号。
从结构上说,中美两国仍存在结构性矛盾和迥异的国际秩序观,仍在一系列双边议题上存在显著分歧。从可预期的未来看,这些问题不会容易得到解决,而更可能以竞争性乃至对抗性的形式呈现和被放大。早在2022年底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拜登政府就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未来十年最为强大的竞争对手,这一定位不会因为短期风波而有所动摇。在经贸及供应链问题上,美方近期降低了“脱钩”的调门,转而接受欧洲提出的“去风险化”论调,但这不过是玩文字游戏罢了。正如新加坡副总理黄循财所言,“去风险化”存在操作上的问题,如果执行过度,最终只会是更加碎片化和“脱钩”的全球经济。
从行为上看,美方“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模式没有改变,仍伙同七国集团盟友发布前所未有的涉华声明,大肆指责中国搞“经济胁迫”,还计划出台限制美国企业对华高科技投资的行政令。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也未有放弃操弄炒作的迹象,其在两国元首会晤中做出的涉台承诺,在国会不断蚕食和破坏下面临沦为一纸空谈的风险。
总之,在美国没有端正对华认知、改变对华竞争打压政策的情况下,中美关系或许可以通过沟通接触实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要推动两国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仍然需要美方相向而行,需要中美双方做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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