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黑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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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以忠臣的形象修成正果，在史书中获得了堪称完美的结局。他在多次立下卓越功勋后平安引退，并和皇家子女联姻，成为中国历史上功高而不震主的名将典范。
“安史之乱”中为唐朝完成平叛的主要将领普遍结局不好，比如仆固怀恩被逼反、李光弼被猜忌后郁郁而终、来瑱被迫自杀等等。也正因如此，郭子仪功高而不震主、善始善终的案例才显得独特。那么，郭子仪究竟是凭借什么得到善终的呢？
郭子仪半身版画像。来源/（清）顾沅辑，道光十年刻本《古圣贤像传略》
作为古代功高而不盖主、结局圆满的名将典范，郭子仪是中晚唐朝廷按照“忠臣良将”模板树立起来的标准形象。既然如此，他以及他所执掌的朔方军与唐代皇帝之间的矛盾，很少会有具体的记载流传下来。不过，当我们有心寻找这方面的线索时，仍可从史书的角落里找到唐廷与郭子仪暗战的记录。
郭子仪最初靠“武举”考试进入军队。在皇族和关陇集团把持大部分权力、剩下权力被其他士族瓜分的唐代，靠参加武举考试从军的郭子仪自然不会出身大富大贵的人家。郭子仪从基层干起，在军队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终于成为九原郡都督、九原郡太守，也就是朔方军一个分军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还是朔方节度右厢兵马使。安禄山起兵时，郭子仪已经58岁，按照他的年龄和级别，如果没有这突如其来的战乱，大概率很快就要去享受退休生活了。
安史之乱改变了一切。高仙芝、哥舒翰等军界最前排的大将在激烈的战争和政治斗争中纷纷被淘汰，与安禄山颇有渊源的郭子仪上司、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也被唐玄宗先废后杀。郭子仪以朔方节度副使的新任命，成为朔方军事实上的临时主帅。他先击败了盘踞大同响应安禄山的高秀岩，得以转正为朔方节度使；随后与李光弼、河北义军通力合作，在嘉山之战中击败史思明部叛军主力。就在河北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因为内部激烈政治斗争和漕运被截断半年导致的关中物资缺乏，正面战场的唐军主力不得不出潼关决战，在灵宝之战中惨败，长安随后沦陷。郭子仪不得不带着朔方军主力从河北撤回，在灵宝参与了对唐肃宗的拥立。天宝年间的唐军几大主力藩镇中，东北方向的范阳、平卢二镇军队构成了叛军主力，西北方向的河西、陇右二镇在灵宝之战惨败后损失惨重，朔方军自然成为唐肃宗平叛能倚赖的头号主力。
就在这时，由于平叛的方略问题，郭子仪与唐廷发生了一次相当激烈的冲突。《邺侯家传》是《新唐书》与《资治通鉴》中关于李泌记述的主要来源。作为李泌后人写的家传，后世学者普遍认为其中所记细节有失实之处。李泌的后人很可能为其贴金，而对郭子仪与朝廷的关系却不必粉饰。这本书原原本本记录下了这次冲突，让我们得到了许多这期间朝廷和朔方军重大战略争端和分歧的细节。
当时，唐肃宗召开会议，和郭子仪、李光弼讨论尽快收复两京的事宜，但是郭子仪和李光弼却始终借故拖延。皇帝气得当场拍桌子怒骂两人。这两人虽然磕头谢罪，却一声不吭绝不松口。唐肃宗事后和心腹李泌密谈，说：“郭子仪、李光弼这两人不久之前还只是偏裨将领，现在趁着国难几年之内直接爬上三公之位，竟然骄傲起来，对我收复两京的任务借故拖延推搪，我该拿他们怎么办？先生要帮我整治敲打一下他们。”随后李泌便给肃宗出谋划策了一番。
唐肃宗的战略是以最快速度收复两京——在武功、长安、潼关、陕郡和洛阳之间，把叛军的重要据点依次拔除，尽快收复两京，恢复大唐漕运线。这个战略意味着朔方的数万将士们将和强大的燕军主力一次次正面硬拼，必然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伤亡。这大约是郭子仪、李光弼为代表的朔方系与皇帝此时矛盾尖锐的原因。经过了激烈的博弈和斗争，双方达成妥协：朔方军同意以长安为第一目标进行作战，郭子仪则出任“天下兵马副元帅”一职，成为唐军平叛的实际最高统帅，节制各路唐军。
郭子仪与名义上的上司、成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皇长子、广平王李俶（后来的唐代宗李豫）密切配合。史载李俶“选求勇干，频挫其锋，圣虑遑宁，士心大振”，为军队选拔人才，鼓舞士气，在政治上发挥了极大作用，而郭子仪则安心负责前线战事。在双方合作下，唐军经历了一些挫折后，最终在香积寺之战中击破叛军主力，随后收复了两京（详情见：为何说香积寺之战为大唐续命百年？）。
但李俶、郭子仪组合的胜利引起了唐肃宗的忌惮。唐肃宗在收复两京后，将李俶封为太子，把他留在身边而令其不再去前线督军。在军事上，郭子仪在李俶政治权威背书下节制各路唐军的结构也终止了。唐肃宗搞出了一个九节度使的结构，各路军头互不统属，一向和郭子仪互不服气的李光弼因此公开和郭子仪争夺最高权威。取代李俶负责唐军政治工作的宦官鱼朝恩，权威却根本比不上前者，于是唐军的指挥系统出现了重大问题，最终在邺城之战中败北。
九节度使及其所属地区示意图。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在这轮博弈中，唐肃宗主要针对的是收复两京后威望急剧增长的李俶，李俶的铁杆搭档郭子仪也成了打压对象。邺城之败后，郭子仪便因此被问责而闲置起来，李俶-郭子仪的组合被唐肃宗次子李系与李光弼的新组合取代。唐肃宗临终前，唐军发生了一次大规模兵变，唐肃宗不得不请郭子仪出山，带着钱粮恩威并施平定了这次兵变。
郭子仪的老搭档李俶此时已经改名李豫，在激烈斗争后继承皇位，便是唐代宗。郭子仪刚平定了各支精锐唐军的哗变，在军中地位和威望急剧升高。唐代宗并不准备重用这位老搭档，而是打算拿他立威。新皇帝让自己的亲信程元振稍微露出点猜忌的意思，郭子仪立即主动请辞。
总的来说，除了唐肃宗即位初期那次载于《邺侯家传》的争吵外，郭子仪与朝廷的关系非常和睦。郭子仪是一个稳重又看得清形势的人，一旦感觉到皇帝对自己有猜忌，会毫不犹豫地接受皇帝打压，主动交权退居二线。而朝廷需要他出山处理问题时，他又能接受号召，出来干净利落地完成朝廷的任务，然后再度潇洒离开。
当忠臣还是反贼？这个问题千百年来不知困扰了多少英雄豪杰。很多时候，在两者之间做出抉择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更不是单纯的实力或者道德问题。皇帝每次猜忌郭子仪，他就毫不犹豫地激流勇退，避开一切嫌疑，到长安城皇帝眼皮底下安安分分待着，结果每次总能等到机会东山再起。然而，纵观中国几千年王朝史，郭子仪这样功高盖世却进退游刃有余，和几代皇帝、属下都能善始善终的名将，又能有几个？郭子仪真的是一般将帅想学就能学的？
郭子仪几次主动抛弃大权以避嫌，可谓大起大落。但无论他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军界几乎没有不卖他面子的，无论是唐代当朝重将，还是割据一方的凶悍军阀，甚至是丝毫不把唐朝皇帝放在眼里、在安史之乱后十年公开为安史父子建立祠堂遵奉其为“四圣”的河北藩镇田承嗣，都对郭子仪及其使节毕恭毕敬。可以说，皇帝没有的面子，郭子仪有，皇帝办不到的事，郭子仪办得到。到这个程度，郭子仪退不退，对他和他家族的事业来说，又能有多大区别？也正是因为郭子仪有这份本事，他才能每次都干脆地说退就退。
然而郭子仪的这份本事，不是轻轻松松能学到的。史书记载了郭子仪见到唐德宗宠臣卢杞时，因为生怕左右女眷嘲笑他样貌丑陋，特意每次都将女眷屏退的故事，而平时他在家会客时都不在意这些细节。这个故事未必是真的，但我们可以管中窥豹，看出郭子仪待人处事的一点细节。郭子仪的超高情商和八面玲珑的性格，我们很难得知更多，但是对比其他的失败案例，我们会知道做到他这样绝非易事。
“安史之乱”前后，郭子仪这样功高盖世而得以善终的名将凤毛麟角。与郭子仪齐名的李光弼、最终带领唐军平定史朝义的仆固怀恩都没有善终，反而晚节不保、晚景凄凉。至于稍微差一点的如来瑱这样的高级将领，更是在皇帝的逼迫下自杀。还有一些与朝廷走得太近的平叛名将，朝廷那边倒是满意了，他们却因为得罪了士兵而在兵变中死于非命。
李光弼在安史之乱后期的邙山之战中战败，丢了天下兵马副元帅之职，从朔方节度使被平调去当了河南节度使。后来唐代宗召唤李光弼入京师，他既不敢入京，也不敢公开抗命，最后只能拖延。由于和朝廷的尴尬关系，空降的李光弼后来对河南地区的平卢系军队基本指挥不动，麾下的骄兵悍将们根本不把他当回事。最终，一代名将李光弼活活忧郁而死。
明人绘李光弼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平定了史朝义的仆固怀恩面对唐代宗的猜忌和打压，最终选择公开抗命，既不奉诏入京也不送子入质。当初朔方军因为缺饷哗变，时任朔方节度使李国贞被乱兵所杀。郭子仪临危受命，干净利落地平定了这次兵变。这次兵变期间，仆固怀恩正是身在朔方军中。如果他也有郭子仪的手段和积累，在李国贞被乱兵所杀之时，完全可以像郭子仪那样把事情漂亮地摆平。从这件事不难看出，仆固怀恩比郭子仪差远了。最终，仆固怀恩不得不勾结吐蕃、回纥，发起武装叛乱。
当时的唐军名将来瑱同样非常想学郭子仪，交出兵权到长安去养老了。然而，来瑱的老没能养成，反而很快丢了性命。来瑱之所以被赐死，主要是他虽然人到了长安，但对自己的旧部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湖北地区军方的实力派仍然唯其马首是瞻，唐代宗不愿意接受这种情况，最终借心腹宦官程元振之手打倒并赐死了他。
另一个有意思的样本是名将荔非元礼。李嗣业死后，他接任了西域入卫的镇西、北庭两支精锐的统帅。作为一路拼杀出来的军人，他率部在河阳之战中为李光弼的胜利立下辉煌功勋。由于积极响应朝廷指令，他在唐肃宗末年试图降低朔方军的粮饷开支，很快在兵变中被将士所杀。大家自行推举一位叫白孝德的军官为新节度使。在将士们看来，不管你是战功赫赫的名将还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敢对将士们的钱粮下手，就是大家的敌人。
这些反面案例无不告诉我们，郭子仪不是想当就能当的。要在朝廷和士兵之间走好钢丝、维护好各方平衡，难度非常高。
与郭子仪的完美结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执掌了大半辈子的朔方军的惨淡下场。在安史之乱和仆固怀恩之乱结束多年后，郭子仪就日益紧张的唐西部边境形势给唐代宗上书一封，信中提到，在开元、天宝年间，朔方军有着十万大军和三万战马，但在平定安史之乱时，朔方军损耗极为严重。随后的仆固怀恩之乱里，朔方军的一部分构成了仆固怀恩本部叛军核心，另一部分则在郭子仪统帅下对抗强大的吐蕃回纥联军，双方同室操戈。无论是跟随叛乱的灵州朔方军，还是郭子仪统帅下的河中朔方军，主力都在此战中伤亡惨重，一共损失了整整三分之二的兵力。到仆骨怀恩之乱结束，朔方军的骨干只剩下万余人马，比起天宝年间的强盛军容只有十分之一的规模。
但此时西部边境的吐蕃人势力强大，多次入侵关中，甚至一度攻破长安。为了对付吐蕃人，原本郭子仪统帅下在河中（山西运城盆地）地区屯驻的朔方军主力移镇关内，以邠州为基地得到了极大补充，并且仍然控制着拥有丰富盐池的河中地区和原先的驻地灵武一带。对于唐代宗时代唐关中地区的防务，李碧妍博士曾描绘道：“大历末期的朔方军已形成了以邠宁为主干，以河中、灵州、振武为侧翼，又以鄜坊为近脉、银夏为故知的庞大政治体。京东的一部分以及京北的广大地区都直接受其影响。而担任这一政治体首脑的就是‘再造王室，勋高一代’的朔方统帅郭子仪。而与郭子仪统帅的朔方军势力共同参与京西北地区政治构建的，分别是时任泾原节度使、也是安史之乱以来一直在四镇北庭行营中出任要职的该军元老重臣段秀实统领的四镇北庭军，以及由凤翔陇右节度使朱泚统领的幽州军。”
朔方军的势力范围。来源/谭其骧版《中国历史地图集》
但对大唐而言，这种军事格局仍然让长安的朝廷无法放心。“安史之乱”之所以爆发，很大程度与唐玄宗时代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密切相关。“安史之乱”的平定，本质上还是唐倚靠朔方军为代表的亲唐藩镇战胜了范阳（幽州）为代表的反唐藩镇。从唐肃宗末年唐军的大规模兵变来看，无论朔方军还是镇西、北庭军队，只要在粮饷等切身利益上稍受损失，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掉朝廷派来的节度使，哪怕是荔非元礼这样的宿将，从而逼迫朝廷妥协。所以从唐肃宗中期开始，唐朝廷一直在努力建立起一支朝廷直属的军队。
唐代藩镇图。来源/程光裕、徐圣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
唐代宗即位后不久，就试图加强以神策军为代表的朝廷直属军队，来取代藩镇军队在关中防务中的作用。但吐蕃人的入侵破坏了唐代宗的布局，他不得不继续在军事上放权。李碧妍对这一阶段唐廷如此考量：“代宗亦早有分而治之的想法，只是碍于郭子仪的为人与权势，难于下决心采取措施而已。朔方军是如此，同样作为功臣系的四镇北庭军亦可等同视之。”
随着建中二年郭子仪病逝，新即位不久的唐德宗开始进一步分化打压朔方军。在一系列的战争中，唐朝廷对外系藩镇显示出赤裸裸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甚至让没有文化的大头兵都有切肤之痛：唐廷给他们的犒赏和后勤，远低于被朝廷视为“亲生儿子”的神策军。而当时朝廷对河北藩镇的战争，又使得关中地区的财政本身也相当困窘。李碧妍对此概括：“但在这种局面下，唐廷首先想到的是保证它的嫡系神策军的军饷供应，而不太在意外镇的生存状况。而这些外镇，又恰恰曾是安史之乱时代唐廷的股肱。这种际遇落差难免会使外镇将士的心理产生波动，并最终诱发其做出不利于唐廷的过激行为。”
朔方军的很一大部分将士在待遇不公的激愤之下，由李怀光统帅叛乱并失败。朔方军随后由站在朝廷一方的朔方军旧将浑瑊统帅。此后的朔方军虽然仍是一支强大的边军，但在政治上再也没有了肃宗、代宗两朝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李鸿宾老师形象地指出，郭子仪死后的朔方军很快“从一个控幅一方的节度大镇，蜕变成一个管辖若干州县的普通节镇；由一个地区性的军事集团缩小为防区集团当中的一个分子”。
郭子仪得到了善终，但在他身后，与其相伴一生的朔方军却没有。
参考文献：
《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7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8
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12
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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